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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贵州文史馆邀请余著《黎庶昌传》，不才曾力求简约精选，挈领提纲，以图叙其坚苦卓绝、百折不回之志趣，窃以为庶昌岩穴之士，山野之民，而具人饥己饥，澄清天下之志，内忧朝廷之愚昧保守，外凛列强刀俎鱼肉之心，虽其生平之志未得伸，然在西潮东渐之最初刹那，即能有此良机深入堂奥，旷观明察，著于竹帛，期发后世之深切反省，此匪特我黔之荣光，抑亦近代文化史上不可多得之先贤也。
近读其所辑《西洋杂志》，其中包罗丰厚，观察入微，刻划细腻，把握要领。其理解力之强，用心之细，令人叹服。书所载虽非全部出于手笔，同寅作品之编入者，皆为同一时代同一旨趣之代表作。第因信手编入，秩序凌乱，对读者困难殊多，因就个人读书心得，可分为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天文地理以及欧陆揽胜七大类，兹略提其每类之概略，藉以窥其大端。
外交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中国第一次派遣驻外使节，以郭嵩焘为驻英特命全权钦差大臣，以及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和其他译员及随从人员。
清廷首派驻使，乃因特殊原因之推动，缘上一年英国翻译官马嘉理、武官柏乐文由缅来华进入滇省边境时，分别受戕及被狙击，郭嵩焘任务实先为谢罪特使，然后长期驻劄。《西洋杂志》惋惜滇案国书于九月十七日在前，而正式呈递到任国书反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以此故。
黎庶昌于一八六二年上同治帝书，其中对内政颇多触犯忌讳、直言敢谏之处，虽见识旷达，而其中有关涉外事务，仍不脱尊王攘夷之窠臼，及在曾国藩幕磨练十四年，得交天下英豪之士，对于天下大势，已逐渐了解其趋向。庶昌驻英到任甫二月，其所致李勉林书，除详纪港埠里程见作者之心思缜密外，更盛赞其街衢广阔、景物繁华之气象，冠于欧洲。至于对其国情之体认，第一为其君臣之间礼貌尊重，分际谨严，但国家大政操于国会，虽有君主之名，实为民主之国。至于（欧洲）国际之间，各以富强相竞，内施压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征诸黎氏所言，即今日所谓《权力的相互制衡》。而其中特别提到英法合作，以防范俄罗斯之窥伺黑海，而德对法亦不忘世仇两点，尤中肯要。凡此所言，对于俄罗斯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亚战役失败之意义，黎氏皆有极清晰的认识与卓见。细读此文，对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原因亦有进一步之了解。
其于外交政策之建议也，中国宜于此时廓开大计，与众合纵，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
其于外交人事者，国家不特公使一职，其慎其难，即参赞亦未易言胜任，出洋当以语言文字为先务。
黎氏认为自准西人通商居住，增出游历名目，以遂其窥探内地之私计。一旦有事，中土形势莫不了若指掌，而叩之我国士大夫，反有茫然不知其方向者。而俄罗斯边地绵长与国邻接二万余里，垂涎蒙古及新疆，君臣同谋之数十年。
黎氏建议，于出洋人员中，酌带翻译，亦用游历名两道开发，迳从俄境陆路回国，以两年为期，令其从容行走，举凡山川城郭，风土人情，路途险易，户口蕃耗，贸易盛衰，军事虚实，交通设施，咨访查看而记载，可图者并图其形势，以备他日通商用兵有所考核。
黎氏与使臣郭嵩焘不洽，而与副使刘锡鸿友善，此并非僚属与首长之龃龉，而系政见相左所致。缘回民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在喀叶噶尔独立为王，英国一面派使驻扎，一面致照会驻英钦差大臣郭嵩焘表示愿谈判调停，提议由中英共同保护等语。郭使即复英照会。庶昌坚决反对，认为照复英国，即等于变相对叛徒承认。时左宗棠正用兵新疆，阿古柏覆灭在即，而郭氏犹同意与英商谈，并据以入秦。是刘黎之反对，充分见其洞察时势，保全国本之卓识远见。此后因郭刘失和迁怒于黎，盛气凌折至不能堪，导致庶昌左目失明。及至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自杀，黎氏喜而为赋：
轻车度幕不惊尘 矫矫将军号绝伦 回准降幡齐入汉 图书旧板复收秦
雪消葱岭鸿难度 草长蒲稍马易驯 索地陈兵君莫让 乌孙西去付行人
（按：最末一联指伊犁事正进行外交谈判。行人，即是外交官。）
黎庶昌最初随郭嵩焘驻英，嗣曾纪泽使法，由于副使刘锡鸿使德，因此黎氏曾同时先后任三国使馆参赞，呈递国书，其中英国尊旧制，仪节最隆重，德国因郭嵩焘钦使负有“惋惜滇案”之特殊任务，故德皇于呈递国书时就便探问办案及交涉经过情形。法国适改制共和，政体初奠，接受国书典礼亦最简单。第二次曾侯所呈递之国书，清廷未用玉玺，尤见草率。
黎庶昌以使馆三等秘书地位，“参赞”清廷驻英、驻法及驻德公使，适陈兰彬派驻美、驻秘鲁及驻西班牙钦差大臣，过欧时“需员甚急”，曾纪泽乃保奏黎氏升任二等参赞，任驻西班牙使馆“代办”，但西班牙已早派伊巴里为驻华公使。
其时外交界尚无大使衔头。庶昌虽只是代办级，西国仍按照公使呈递国书隆重仪节，优遇黎氏，可见其时欧陆对我华之重视。
礼曰：“往而不来，非礼也。”庶昌深知其时朝野对西洋外交礼节以及宴会社交风习之完全隔膜，以故在《西洋杂志》中，对有关方面纪述特详。
慰慈读有关外交仪式、领事证书、社会风习时，感觉特别亲切，认为在一百二十年以前之外交场合，大体一仍旧贯。如慰慈在莫斯科生子，婴儿甫自医院回家，喜接礼宾司长之贺卡，即其一例。所不同者，王室与宗教长老之地位更趋式微。例如西班牙王室对外交团邀请之“预贺生子”，公使之“不宜与民人往来，即庶僚诸绅，亦不得源源接见”，以及“头等公使”订期接见他国公使前来拜会等，皆属闻所未闻。（按：中南美洲拉丁语系国家，通常在外交团中以教廷大使永居首席，或即《西洋杂志》中所谓之头等公使，但首席大使亦须先拜早履任所之使节。至于黎氏所述在柏林见比王，系国王函邀有关使节晋见一节，则属正常现象）。
西班牙属地古巴，于陈兰皋兼任驻西国使节后，因古巴我国侨民最多，其时由于闽粤不肖之徒，诱拐良民数万，贩卖至该岛充苦工，种种苛虐，殆非人理。一八七九年，清廷派刘湘浦（亮沅）任该岛总领事，幸得驻清廷公使马巴里亦亲往古巴查看，中西两国经协商同意：（一）华侨自愿返国者，听其返国；（二）裁撤奴役华工之“官公所”；（三）驻华公使偕同我总领事至全国糖工厂查看。西国驻古巴总督亦同意一切有关事与刘总领事直接洽商。我方以交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乃由刘总领事在马德里张灯结采，大宴宾客，表示谢意，蔚为两国首都盛举。此亦间接说明黎庶昌在西任代办时双方相处之融治。
政治
彼时皇室显宦，朝野士大夫之流，多数妄自尊大，对列强政治之运作，工商业之经营，交通工具之进步，军事武器之船坚炮利，科学发明之一日千里，均蒙昧无知。而在谴责洋务为无益耗财声中，由于迭次战争之失利，自同治初元（一八六二）以来，亦逐渐有明显的改变，诸如使臣的派遣，轮船购买与轮船公司之设立，幼童出洋肄业的开始，派员游历以了解异地情形等，亦皆已蹒跚起步。
《西洋杂志》对欧西政俗，有极深入的观察及研究。其《总论英国政治》中，认为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事之是非利害，推求务尽委析；论辩务求明晰，不肯稍有含糊，辞受取与之间，亦径情直行，不伪为殷勤，不故作谦让，男女尽人皆然，成为风俗”。庶昌因此作一警惕性之结论：“出门拜会，街市往来，从未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图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匈奴回纥”，正是彼时朝野显要对西洋的看法，因此，忧国愤时之黎氏，不得不效贾生之痛哭流涕长太息，在此作大声之疾呼。
《西洋杂志》论议会立法，为国家三大权之一。以英国言，上议院为王族、世爵议政之所，下议院为绅民议政之所，议院与新闻报纸有电视相通，议院辩论未终，而新闻报纸已排列成版矣。议长立于上，议员按登记号数传呼发言，不许搀越抗争，不如法则议长扶出之。得失不能决，以人多者为胜。最后言及俄国土耳其事，辩论逾半小时，众皆肃听，而无急于骋辩者，可谓从容有制矣。
黎庶昌之言曰：土俄之事，其所以宣示上下议院者，皆事之变，亦虑其用兵，兵费出自民间，当预筹之。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律无所障蔽，而尤勤勤以爱国谨事为心，所以能致富强，雄长西洋十余国，其原皆出于此。
黎氏对议会立法对国家之重要性，有如上述。在德法及西班牙驻节时，对其议院，俱有详尽之记述，盖可窥知其用心所在矣。
《西洋杂志》所载德（普）皇、俄皇遇刺情形，其着笔处，亦足以发人深省。
（一）一八七八年，德（普）皇被刺，黎氏记，泰西之君，大抵勤于政事，亦不废游观，而仪文简略，无扈从警跸之烦。两马一车，徜徉驰骋，道旁行人，仅免冠行礼，其君亦举手及额以答之。若不及礼，亦不介意。每出入，人人得而望见之。
据上所述，由于“无扈从警跸”。因此四月十日第一次被刺幸免，第二次五月二日在王宫门前卒丧命。然普鲁士“虽遭此大变，而肆市无惊，安堵如故”。慰慈犹忆及第二次大战后，外交部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最早派黄朝琴至东京视察。黄氏报告之言曰，天皇宣布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货币未贬值，学校未停课，交通工具畅通如恒。黄氏报告，对照莼斋所记，盖可以见其所谓“文明国家”者之优点之所在欤！
（二）一八八一年，俄皇亚历山大在位二十六年被刺，其时间系阅兵返宫途中，随从侍从武官数名，兵二十余人，被所掷炸弹伤从官及士兵数人，未及俄皇。御者鞭马疾驰，俄皇止令驻车。下车视武官之被击伤者。俄皇甫下，第二次炸弹正击中俄皇。慨思俄皇遇刺前，巡捕统领已发出警告“行止宜慎”，俄皇谓此已习为故常，不足忧虑。其心思与上述德皇无异，故及于祸。而俄皇之体恤下属，终以身殉，离古之明君，未为过也。上述两国君主之被刺，黎氏记述谓均社会党人之所为。
对英国之政治制度，《西洋杂志》所记，诸如地方官之制，听审衙门，办案规模，以及监狱中衣食之整洁，生活之秩序，人道之待遇，种种描述，皆足见作者“入境问俗、入国问政”之宏观达识。此外写西班牙首相因反对国王违背往例、分封公主采邑而辞职，亦在描写一个大政治家所禀的嶙峋风骨。
黎庶昌驻欧陆，在当时为国际政治权势中心之所在，所见所闻，耳濡目染，方之昏庸蒙昧之清廷诸多政要，心中自然感慨万端。其上沈葆祯相国之书，谓“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因此须择交一二大邦，结为亲与之国，内修战备，以御外侮，扩充商贾，以利财源，此非不足大有为于时也。否则谨慎守约，不使官民再启衅端，亦可十年无事。若犹偃然自是，不思变通，窍恐蚕食之忧，殆未知所终极。
“殆未知所终极”，极具黎庶昌忧国忧时之心，溢于言表。不幸昏庸愚昧的清廷，终不思变通，二十三年以后，终于召庚子（一九○○）八国联军之大祸。
经济
今日之言经济，当不外工业农艺、国际贸易与国家度支。黎氏之言曰：“十余年来，虽遣使驻扎各国，而商贾不能流通，行旅不能至于锡兰，岂谓之长程远驭？前闻中国有开设宏远公司之议，是举亦属要图，第数十万金，未足以济事，此间（指欧洲）建一行栈，修一码头，动以兆计，若能仿西国火轮车船公司，及电报信局之例，岁领国家之经费，而官为主持，庶几权利可收，富强可以渐致。”
二十世纪以来，亚非及拉丁美洲国家纷纷独立。凡此新兴民族，举凡在经济上有所成就者，莫不先求交通之畅达，继以国家经营大型公司，一面带动民间工业，一面吸收外国技术、外国资金。及至此种独占事业，在树立国际信用、民间资本及经营管理稳固建立之时，即次第将国家企业开放民营。读上文可以察知一个世纪以前，黎氏对于国家之兴起已具企业公营之先进观念。
有关国家预算者，庶昌论英国会议及俄土战争时，言及“初言土耳其之乱，愿其和辑，不愿其构兵，其所以宣示上下议院者，虑事变用兵，兵费出自民间，当预筹之”。
《西洋杂志》言及西班牙国会情形，对于讨论国家预算，最为详细。其言曰：“经费一节，整理实非易事，民债虽已销除，国债亦暂停利息。各起军费，应设法清理，或用民产抵销，或分限偿还，国家诸求撙节，谅可年轻一年，不必在地产上添赋。照定例将国票加增，经费渐有赢余，即可抚恤救贫，而归偿他款，异日再将总数颁示核议。”
就西班牙言，黎氏驻使时代非最富强之君主国，一百二十年以后亦非最富强之国，而政府于财政一端，兢兢业业，钜细征求民意。庶晶见微知著，大书特书，即所以唤醒国人，所谓“欧化”精神，所以谋致富强之道，国家收入支出，公诸舆论，实为最重要之一端也。
国家之富与贫，可由进出口贸易之数字观知，出口大于入口则强，入口高于出口则贫。进出口之和，即对外贸易总额。而提高出口，其中一端，即开国际展览，展览不仅可以通有无，抑亦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之相互比较，以及求原料与推销本国产品之途径。
《西洋杂志》所记巴黎大会纪略，亦即一八七八年法政府所举办之国际博览会，展览时间长达六个月，未开会之前一年，法以书遍邀各国。至是，殊方异物，珍奇瑰玮之观，无不毕至。巨厦铁铸，函盖玻璃，下铺地板，东西相望，外缀园亭池馆，市肆酒楼，规模壮阔，自西洋赛会以来，诧为未有。庶昌所纪，地分三大区，第一区为各国住宅及零星售贷处，第二区为工业制品及日用饭食之所。至于赛会本身，堂长二千一十四公尺，宽一千零五公尺，四周刻石为四大洲人物（注：想像未包涵非洲）。主要会堂分三区，左区设本国之贷物，中区油画石刻，右区为各国贷品。
黎氏《巴黎大会纪略》，洋洋洒洒三千余言，为各类记载中最详细文章之一。黎氏多次往观，默志概略，黎氏自言，所记“盖千百中之一”，其陈设品之繁多，布置之富丽，规模之宏伟，概可以想见。一个世纪以后，慰慈曾两次先后参观举办于美国纽奥良州以及其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省所举办之世界博览会。抚今追昔，其盛况亦不过黎翁笔下所描画之“巴黎大会纪略”也。
《西洋杂志》所纪，其关于交通资讯者，有伦敦电报局邮局、泰晤士报馆、印度橡皮电缆、船只出海，以及轻气球。工业有伦敦铸钱局、柏林官钱局、巴黎印书局、布生织呢厂、赛勿尔磁器局、德国磁器厂、蝉生玻璃厂、巴黎电灯局、德国花纸厂、水泥厂。其关于金融者有吕宋赌票局（即彩券）。又曾分别详记有关英、法、德、俄、意、奥、何兰及西班牙之贷币。有关农业者，有马德里农务学堂等。
上述各节，令人注意者，黎氏一八七七年至巴黎尚以煤气灯照明，及再度前往（一八七八），巴黎歌剧院前街全装电灯。是否法国为普设电灯之始，尚须考证。又黎氏在英参观玻璃厂时，特别记载“吹玻璃极伤气，厂中工匠久役者，多病肺”云云，此即今日在工业界引起广泛讨论之职业病问题。此外，中国磁器，中世纪以来，扬名世界，甚至以瓷器名中国。独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于巴黎参观磁器厂全系列工作程序后写“西洋磁器，若论作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磁质松脆，不能如徽窑等处所产之佳耳”。我个人曾赏玩观察过欧美若干国家之磁器，其细腻、其光泽、其透明度、其手工拉捏之精美，均不乏令人叹服者。黎氏此言，可见其观察入微、虚心学习之一斑。
军事 天文地理
黎氏驻欧陆四年，继续两次使日本，对东西两洋情形，感慨良多。见国力日弱，外侮日亟，而朝廷因循保守，不思变革，经深思熟虑后，乃上《敬陈管见书》（一八八四）。愚以为《敬陈管见书》，乃其游历中外、博通古今、累积经验、目睹身经、思想醇化之结晶也。故谓“洋务之急，未有过于水师。而事体之宏大，条理之精微，亦未有如水师之难”。彼时正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及英法先后向海外拓展之时，而其所恃者，飘洋过海，厥为船坚炮利。黎氏所陈之书，实针对其当前列强得以扩展拓殖之利器，对症下药。观夫《西洋杂志》对有关各国海军方面之纪载，可以窥知其用心所在。其中有如英君主阅视兵船，日本兵船访英，（英国）七瑞士水雷，德国王石岭炮台与葛美尔钢铁厂。诸凡所述，皆有关海军之事。例如言葛美尔钢铁厂，其所产者为兵舰上所用之铁甲。其言曰：“总办说明，铁质既净，始铸以模，凝结成块。船身既成，将铁甲紧贴于外，内实以厚尺许之厚木方，再加以寸许之厚钢板一层，用螺丝巨柱转入铁甲，只穿三分之二，不使柱纽外露，自外观之，犹如无缝天衣。船内皆露纽，惟炮门处不露，因恐于施放有碍，故令与板相平。另有铁甲数块，用以试炮力者，一穿巨穴，另一则穿一半，一则微有击损痕。总办解释谓，始用铁，铁质脆，故洞穿。继用钢，钢性过坚，亦易裂，故穿其半。后以钢铁融合，铁居三分之二，钢居三分之一，刚柔得中，故微损。其精如此。”
庶昌所参观之海军有关设施以及武器兵船制造，率皆细心观察询问，质其特点所在，而详予笔记。上述日舰“清辉号”访英，曾请黎氏上舰参观，其船之花卉饰设、兵器之光泽、海军之服装，与英无殊。前任驻广东领事罗伯偕行，罗伯下船时，语黎氏谓“愿贵国将来亦造一大船访敝国”。庶昌答：“甚愿如此”。
黎氏感言“日本国小，而能争胜若此，未可量也”。遥想其时黎氏远怀故国落后保守之皇朝，其胸臆中当不禁五味杂陈，感慨万端也。
当西风东渐，欧美向中国扣关之时，清廷对世界大势，科学日趋昌明之时，尚笃守祖宗成法，不知变通，而曾国藩之平复太平天国，左宗棠之底定新疆，均为黎氏所身经目睹。而尤以喀什噶尔乱事之殄灭，适值黎氏持节在外，故诗以美，有如上文之所述。曾、左功绩，对垂暮之帝国言，无异一强心剂。只有富国强兵，面对列强，始足以自存。而朝廷中全躯保妻子之臣，仍多主和议者，庶昌在答曾侯书中，曾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图阐明退守苟安政策之不足恃。黎氏之言曰：“当咸丰年间议割黑龙江时（注：一八六○年，北京条约尽割黑龙江迤北之地与俄），以为弃此数千里不甚爱惜之地，以惠俄人，重订新约，当可保百年无事。乃曾未十年，而伊犁已入俄人之手矣。新疆道远费重，人人谓难，假令中国此时笃守先王不勤远略之义，即举新疆而尽让之，划嘉峪关以为守，而关以内仍不能不用重兵屯扎。俄人得寸进尺，又不数年而驻兵哈等处，复假通商为名，以马中国议口岸，求索他。倘若不与，则兵戎从事，其将何以自处？一国如是，他国又从而效之，更何以自处？故今日之力争新疆，与日之力争新疆，与异日之力守新疆，其用兵皆非得已”！
吾人读上文，更可观黎氏之先见，而以慰慈亲自经历之事为《西洋杂志》作证：
（一）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俄军驻守哈密，名“红八团”。
（二）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我国胜利时接受雅尔达协定——凡此，皆与黎氏一世纪前所料者同。
因此，地理项目中之《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与《亚细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两文，均是确切的地理知识。庶昌向曾侯请缨，图以两年时间亲自探勘中俄交界处之民情风俗，山川要塞，以及俄国在此一地区军事部署之实情。至于《西洋杂志》中其他文字，有关欧陆地理探索，以及对格林尼治天文台之详细纪载，在在皆表示黎氏作为一个使节，用心之深与治事之勤也。
教育文化 欧陆揽胜
庶昌初抵英伦，论其政治，谓英国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突厥待之矣。庶昌谓“教育多不离工商之事，虽然其教术则工商，其教规则礼乐也。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超尺寸，歌声乐节，孩而习之，无任差贰。每入其塾，规矩森严，匪匪翼翼，雍雍如也。抑不惟此，群萃之地，有筑宫殿储册籍遍揭图书者；有罗致动植物诸状、珍异诸名色陈于庭者；有聚百兽而畜之，汇众芳而莳之，以为园囿者；有辇大材、药料，别其名目，工用而胪列于室者；有购馆舍主讲光化电气名学者，莫不远近棋布，纵百姓观览模效，以为学识之助。其各种机器，亦时设一区，以为学识之助。其各种机器，亦时设一区，运用演试，使人得审视之。夫好逸而恶劳者人之情，难善而易恶者人之习也。设学以训子弟，人不志是，则姑听之，未有皆驯然束身以就吾范者。英人虑此，特为官法督治之。不循其教令，虽三尺童子，犹拘诸改过房，俾习苦于布麻金属诸匠作，以制为有用之器。故监牢亦学习焉。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各繁生其物，供懋迁之需，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造而成之金币，究于人为何如哉？”
上文“英人讲求教养”、盖只全篇四分之三，因首段讲小学中学课程，我国已行之多年，似不必重复。但所余文字，包涵甚多，骤观其文，恐未难明。盖文中所言，就序释之，即所录首段言学校一般性礼貌，言行轨范；次言音乐为必修科；次言图书馆、动物园、植物园；次言工业习艺所馆；次言学术演讲；次言机器展览；再镒言惩治少年犯之监狱；最后论及举国勤谨，故能制作多种产品，以供外销。纵观上述诸端，在一个世纪以前，文化教育已大为昌明矣。
黎氏轺车所往，遍历欧陆，对于今日所谓“市容”问题，极表关切。《敬陈管斩》谓，京师宜修治街道，西洋教法务尽地力，家无不治之事，国无不治之途，而都会地方尤为精神所萃聚。凡外国客之往游者，但观其街衢之敞洁，屋宇之整齐，车马之骈阗，气象亦足耸然矣！大国伦敦、巴黎，姑不必论，即小国如荷兰、比利时都会，亦皆壮阔无比。我华乃自古最尊之国，京师又四海仰望之区，其外观可谓不饬矣。
黎氏建议“照外国章程抽收地税房租，以佐不足，将街道一律平缮，治使清洁，广种树木，添设自来水火，以便民用。继置巨宅，以实空间。置巡役以养旗丁，藉工作以消盗贼”。上述诸义，包涵地价税、房屋税，藉富室力量修建房屋，拓宽道路，种植行道树，设自来水与瓦斯管道，设警察局。上述诸端就今日言，为题中应有之义，而就当时之北京言，盖无一而非新政。
以此，《西洋杂志》中举凡英国之王宫，法国之市衢、公园、动植物园、水族馆、画廓、纪念会、歌剧院、灯会、赛船、赛马、溜冰、马戏、斗牛等等，其描绘皆无不生趣盎然，淋漓尽致。
其旨在“潜蒐西洋各国”，改进中国，藉符其所宗“穷则变，变则通”之苦心孤诣。
结论
庶昌文如行云流水，晓畅明晰，然具科学精神与人道主义。
黎氏生平最大幸事之一，厥为参加一八七九年代表中国参加巴拿马运河筹备会，为沟通太平洋、大西洋之运河。原拟计划有七处，六处在哥伦比亚（巴拿马原为哥伦比亚之一省），一处在尼加拉瓜。其中选定巴拿马，在节省人力。但因“两洋”水平线相差，须蓄水于闸，此首次新工程，与一八六○年之苏夷士运可大异。因此有关货物之运输过程，各国赖此河道通商情况，投资利息，自然生态，都须通盘考量。庶昌文不只对上述问题之讨论一一阐释，抑且对所制货轮，每日通过吨数，海口石壁之开凿，河身之截弯取直，所用土方、河沙、石材来源，灯光以及各种项目之分别工程费用等等，皆有翔实之数目纪载。黎氏之富于科学精神，喜于此篇见之。
斗牛之戏，惟西班牙所独有，西国四十七行政区，均设有斗牛场。斗牛士之古典式采衣，音乐之助兴，人与牛之往复搏斗，以至死牛之如何出场，黎氏俱有详尽之记录。相信此为我中国人写斗牛之第一篇文字，精细描述，使读者宛若身经目睹。
此项“国粹”，亦流行于西语系之拉丁美洲各国，当笔者抱好奇心前往观看时，见人潮之汹涌，观众之兴奋，印象至深。及至四场斗牛完毕，见满地之鲜血，概为无法抗拒的善良畜类之生命。斗者全副武装，乘马、带助手，而与毫无作战意志之兽挑衅，诚为十分残酷之举。目前，世界各国谴责者固不乏人，即西班牙国人，亦兴反对之声。黎庶昌在斗牛之游戏文章结尾时，谓“此事西洋各邦无不讥其残忍，然成为国俗，终不能革”。黎氏此篇描述，颇富人道精神，合乎今日保护动物之旨，洵可贵也。
黎氏爱国忧民，心怀大志，其《敬陈管见折》，包涵急练大支水师，火车宜早兴办，京师宜治街道，公使宜优赐接见，商务宜加重保护，度支宜豫筹，亲贵大臣赴欧、美、日游历等七大项目，具见其宏图伟略。凡此诸端，其实地见闻皆包涵在《西洋杂志》之中。
黎氏虽心仪西洋文化，然小端仍有不适不应之处，但在黎氏笔下皆予以淡化处理。（一）英人在黎氏出街时，常围观其着带辫之官服；（二）“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殆未之讲”。前者殆指子女成年后，与父母分居。后者则以盛大宴集、朝会大典中，妇女皆袒露其胸背之上半部（西俗女性大礼服）。另于“义卖”慈善会一文中，“选女子之美者当肆货”。在目前，全球已视为当然，但彼时在黎氏笔下，认为“有位之人，以女色诱人，于义终属可耻”。此在当时，实系中西文化大难调和之处也。
曾国藩以《经史百家杂抄》变更姚王两氏《古文辞类纂》义法之原则。黎庶昌为曾氏四大弟子之一，周游列国，见广识多，日新又新，更开启后辈梁启超式之现代文体之先河，较曾氏更进一筹。拙著《黎庶昌传》言之已详。其次，据《拙尊园丛稿》，庶昌并非郑珍、莫友芝弟子，此点当点破若干有关黎氏中英文传记之妄，值得在此一提。
读《西洋杂志》若干固有名词译音，若德皇之“开色”，总统之“伯理玺天德”，市长之“美亚”，水泥之“塞门得”等等，读书时皆非从洋文中摸索不能辨其意。此外，黎氏篇章之信手拈来，不成渠范，杂乱无章，难以产生通盘性之系统观念。读竟，因己意分为新的类别，图后之来者读时更增加其一贯性。区区此心，尚请大方家不吝予以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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