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揭示
——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旨趣
薛晋锡
【摘要】 在对历史辩证法的探索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实证，进而发现了两者的意识形态性质；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实证唯心主义”的批判来揭示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具有意识形态批判和揭示社会存在历史规定性的双重旨趣。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中，谱系学方法侧重批判性地实证，现象学方法注重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两种方法都彰显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旨趣。但是只有将两者深入到社会存在历史性的维度，才能具备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性特征。
【关键词】 价值范畴；实证唯心主义；历史科学；谱系学；现象学
在20世纪30年代，卢卡奇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1)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8页。 虽然单个无产者的历史理解可能被“物化”意识所渗透，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实践反而可以在历史运动的辩证总体中获得现实的统一性。可以说，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具有意识形态批判和为实践提供理论基础的双重旨趣。马克思本人对这一旨趣的揭示经历了一个从批判性的实证到对“实证唯心主义”展开批判的过程。在当代语境中，对历史辩证法理论旨趣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特征，而且对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详细论述。
一、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众所周知，黑格尔是第一位真正将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贯穿进历史研究的哲学家，而他完成这一工作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就在于把辩证法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马克思通过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与此同时，马克思将两者都指认为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辨想象的意识形态。概言之，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发现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理论进程，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内在机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间，也必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依据海德格尔的分析，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2)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7页。 。形而上学追问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终极存在，并把它作为存在者得以可能的根据，即实体或本体。除此之外，“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因此在其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有差异者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存在——神——逻辑学”(3)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40页。 。传统形而上学在对终极本体的探讨中，逐渐确立起一种严格遵循逻辑规则的推理方法，同时就将逻辑理性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辩证法在其诞生之初就被视为一种推理方法。黑格尔认为，只有到了康德哲学中，辩证法才真正褪去其随意性的外观,进而“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4)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9页。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诉诸先验分析论来说明真理的逻辑前提。他认为，全部知识得以可能的基础在于纯粹知性范畴对于经验材料的加工整理，而当知性范畴被运用于感性经验之外，也就是被用来思考“物自体”的时候，必然就会产生辩证幻相。理性在此陷入一种无法避免的二律背反之中，例如，在对必然与自由的探讨中，人们就会发现两者都能按照逻辑一致的方式得到论证。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的这种辩证逻辑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5)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这实际上也就承认了理性思维中矛盾存在的客观性。
辩证幻相既意味着知性认识的终结，也预示着理性必须进入社会实践领域来寻求自身的客观有效性。康德认为，通过辩证幻相显现出的真理是理念，即拥有规范性特征的理性概念。理念代表着一切理论与实践活动所应努力实现的最大程度，“人类必须在这里停下来的最高程度是什么，因而理念与其实施之间必然留存的鸿沟有多大，这是没有人能够和应当规定的，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它是能够超越任何给定界限的自由”(6) 同上，第285页。 。理念的真理性就在于它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表达着人类自由的可能性空间。在康德看来，只有在社会实践领域，就像在“一部按照使得每一个人的自由能够与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法律而具有最大的人类自由的宪法”(7) 同上，第284页。 中那样，理念才是真实有效的。
黑格尔承接了康德的思想主题，在他看来，人的自由本质就在于它能够把各种外在的对立消融并充实进自身，这构成了人独立自主的精神性特性。“自由正是精神在其他物中即在其自身中，是精神自己依赖自己，是精神自己规定自己。”(8)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精神实现了理念的具体内涵，它能够克服各种分离性和外在性，以此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在康德的先验分析论中，感性经验在知性范畴中被规范，进而形成对具体事物的各种概念性理解。概念既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也是超越经验具体性的一般思维。黑格尔进一步看到，如果思维本身要摆脱知性范畴所建立起来的抽象秩序的束缚，它就必须在把握概念得以出现的具体环节的基础，推动概念自身的自我否定。这种概念自我否定的辩证方法克服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也将辩证法推崇到本体论的高度。黑格尔相信，他的方法“只是概念本身的运动”(9)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31页。 ，又“是每一事情自己的方法”(10) 同上，第532页。 。
黑格尔进一步提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页。 。从实体即是主体的哲学原则出发，黑格尔将自然世界、社会生活以及人类历史的现实过程，还原为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着的逻辑进程。其内在方法论根据是，他将思维活动中概念自我否定着的辩证过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仿佛就成为上帝(绝对理念)跨越宇宙的一次远征，这也是海德格尔将传统形而上学认定为“存在——神——逻辑学”的原因所在。
第四，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承认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也保持着对于实践经验的开放性。 通过将思维活动中概念自我否定的辩证过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黑格尔把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精神文化的现实历程封闭进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逻辑进程之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感性现实出发，诉诸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理解历史进程。在他看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承认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与此同时，马克思反对将这一“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保持着对于实践经验的开放性，它始终关注实现社会自由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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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方面，黑格尔诉诸国家和法的理性原则来规范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冲突，认为从市民社会到国家以及世界历史这一扬弃着的理性进程就是一个自由程度逐渐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接近绝对理念的过程。马克思看到的现实状况却是，“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13) 同上，第30页。 。资产阶级国家不仅不能保证个人物质利益的有效实现，而且正是因为市民社会中个人利益相互对抗的事实广泛存在，政治国家才获得普遍性的外观。这也说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只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14) 同上，第31页。 。
黑格尔辩证法在历史解释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其深层原因在于它把人设定为自我意识，“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就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15) 同上，第215—216页。 。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地实证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不仅脱离现实进程，而且仅仅立足于思维活动中概念的自我否定，根本无法把握“感性的现实”。这构成了被马克思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即“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6) 同上，第534页。 ，其所提供的历史解释不过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7) 同上，第526页。 。
但是，要真正揭示市民社会中物质生活关系的实质，还必须从对黑格尔法哲学这一现实生活观念“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原本”的批判性解读。在对生产活动的论证进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过渡之后，劳动价值论最终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成型。至此，这门学科终于获得自身独立的研究领域，即围绕商品价值的创造和流通来展开论述，其工资、利润、地租等核心概念，只不过是价值范畴在不同经济环节上的具体展现而已。自《国富论》始，古典政治经济学“被当做‘发现’超越各种伦理判断或者公共判断的合理的社会调整机构(制)的‘科学’，被当做在逻辑上确认市场机构(制)所具有的功能性和能力的‘科学’”(18) [日]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彭曦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4页。 。概言之，它成为一门以价值范畴在思维中的逻辑运动为基础，进而试图对经济生活内在规律进行客观揭示的科学。
马克思在批判性地实证中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换言之，价值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范畴，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历史事实。在现实物质生产过程中，任何形式的劳动只有转化为对资本增殖有用的抽象劳动，才能被社会所承认。与此相应，所有形式的具体劳动都转化为以获取工资收入为主要目标的抽象劳动。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20) 同上，第59页。 。由此来反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论证过程，“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页。 。斯密用劳动条件的自然差异来说明分工，用猎人和渔夫之间的偶然相遇来解释交换，这种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论证方法根本无法把握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命运。
概言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现实中的劳动过程颠倒为价值范畴在思维中的逻辑进程，而黑格尔正是立足概念在思维中的自我否定来说明社会历史的现实过程。就像黑格尔辩证法并不能真正把握社会生活中的感性现实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样不能为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社会解放提供历史可能性。从性质上说，两者都只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辨想象的意识形态。这也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就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 的原因所在(23)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内在关联的进一步分析，参见薛晋锡：《意识形态批判物质基础的历史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
二、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
无论是传统形而上学、黑格尔辩证法，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非批判地实证各自观念论的产物。马克思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中心，对这一点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评价：“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0页。 在观念论者的视野中，思想观念才是现实历史中的决定性力量，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产物或表现而已。这构成了被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提纲挈领地指出“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9页。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以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方式参与外在的物质生产过程，这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就是物质生产关系本身似乎成为主体。“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26) 同上，第59页。 由于社会意识本身并不具有自明性，因此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才能真正说明社会存在中现实的历史规定性(27) 马克思提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关于“社会存在”所用的词组是gesellschaftliche Dasein，恰当的翻译应该是“社会定在”，即一定社会关系中人的具体存在。本文依据惯常用法，使用“社会存在”这一表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张一兵：《构境论：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所揭示的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意味着感性实践的现实性和人在社会进程中的客观限制性。 黑格尔将现实历史进程还原为概念在思维中的逻辑运动。相应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经济内容与逻辑范畴无关，且独立于逻辑范畴……它只是逻辑运动的一个代理”(28)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价值范畴在思维中的逻辑运动，其本质上只是一门黑格尔辩证逻辑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逻辑学。马克思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页。 。社会存在的历史性首先强调的是与意识活动可能具有的抽象性不同的感性实践的现实性。对劳动价值论的经验基础进行批判性地实证就会发现，“异化劳动”这一感性事实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基础。黑格尔把人设定为自我意识，他只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30) 同上，第217页。 ，只是用思维运动的能动过程来替换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受费尔巴哈的启发，马克思强调人类感性中的受动性特征。在此，“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1页。 。物质生产不仅是劳动者自我认知着的理解过程，而且是被自身生存境遇和现实生产方式限制着的感性过程。
福柯本人曾对历史谱系学方法作出过如下评价，“它并不会从我们所是的形式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种偶然性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54) [法]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王简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39—540页。 。谱系学方法将事件保持在一种断裂性或差异性主导下的偶然状态，进而在与历史的对照中来揭示实现自由的现实可能性。由于谱系学主动拒绝对社会生活过程性和人现实存在总体性的关注，因此它无法说明自身具体观点的历史有效性。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那样，具体的“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被福柯提炼出的“生命权力”概念，不过是资本这一社会权力对生活进行规训之下的产物。只有在资本运动的现实过程中，才能真正塑造出颠覆“知识-权力”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力量。
第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意在获得人现实存在的总体性。 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缺乏对生产劳动中客观限制性的真正自觉，都只是把现实的劳动创造还原为抽象的意识活动。如此，作为劳动对象的感性自然界就被他们替换为由思维活动建构起来的概念世界。由于真实的劳动对象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在对社会生活进行说明时必然就会陷入“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物质生产实践是人获取生存资料的基本方式，“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6) 同上，第161页。 。人血肉之躯的维系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37) 同上，第534页。 。以现实的物质生产为基础，马克思把自然与历史、物质与精神、实然与应然都统一进人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之中。概言之，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意在获得人现实存在的总体性。
尼采之后，福柯进一步将这种方法自觉贯彻到了历史研究之中。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借助知识考古的方式来澄清权力话语得以出现的历史情境及其运作方式，进而为反抗现实中的权力控制提供认知依据。例如，古典自由主义以抽象的“原初状态”来设想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开端，福柯在对文献和历史事件的考证中看到，在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机制的现代转型中出现了“生命权力”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但其实质是将生命活动还原到生物性存在的层面来展开治理，这种治理方式在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极权主义特征。与此同时，由生命权力所造就的“知识-权力”话语体系，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51) 参见薛晋锡：《生命权力与意识形态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在福柯看来，谱系学的作用就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认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52)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可以说，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挖掘过程也就是对现实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展开批判性实证的过程，历史谱系学在意识形态批判方面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谱系学方法努力去辨识每一历史事件的独特意义，它反对将历史事件编入某种线性进步的序列之中。如此，谱系学所看到的历史进程就成为各种现实力量竞相角逐的场境式存在。而“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引入非连续性时，历史就成为‘效果’史了”(53) [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尼采的幽灵》，汪民安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唯有独特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才是真实有效的历史。
马克思看到，黑格尔与其他思想家相比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其强大的历史感，但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或者说，黑格尔的历史理解最终沦落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辨想象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这一点的揭示是一个不断回到社会现实中，进而对黑格尔辩证法展开批判性实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的意识形态性质。
针对ELV充电站设施选址评价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组合赋权法的充电站选址评价模型。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等4个因素的基础上，从中选取了建设与运维成本、交通便利度等8项指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算例实证发现，科学合理的ELV充电站选址评价研究可以降低企业的建设成本，有效满足客户配送服务需求和城市规划布局要求。算例结果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为物流企业更好地进行ELV充电站选址评价提供了决策支撑。
第五，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凸显了理论对现实的批判性或否定性。 就像黑格尔辩证法把现实历史进程颠倒为抽象的精神运动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这些规律似乎关系到经济生活的成败。与此相应，“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41) 同上，第516页。 。他们提供的规律或“词句”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都不能为现实矛盾的真正解决提供出路。回到现实中来看，现代工业资本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也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将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力转变为自身追求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与资本家财富的积累相伴随的是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与阶级对抗的时常弥漫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摆脱的厄运。马克思从现实历史中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时代命运，其历史辩证法必然“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与此相对，观念论者不是从现实冲突中来寻求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他们只能从头脑中提炼出“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 。
马克思坦言，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45) 同上，第526页。 ，这种对实践经验的历史描述将会使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失去意义。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哲学发挥两种作用：时代、社会或阶级通过哲学及其范畴发展它们自身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它们在哲学与哲学范畴中发现了它们自身历史实践的范畴形式。不是哲学被‘现实化’了，相反，是现实被‘哲学化’了”(46)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第126-127页。 。前者只是诉诸思维范畴的运动来解释社会生活的现实历程，最终沦落为一种对现实历史进行抽象说明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要刺穿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层层包裹，进而为时代提供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以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为支撑，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它不仅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话语颠覆为一种为人类解放服务的、革命的“历史科学”，而且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真正拯救了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 的辩证法。
三、“历史科学”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4) 同上，第516页。 。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主要泛指一切形式的“学问”，它涉及任何一门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如果说“历史科学”中的历史是一种总体性的视域和社会存在的根本规定性的话，那么“历史科学”所强调的科学就是一套辩证发展着的知识体系，既要不断回到经验现实来检查并完善自身的具体观点，又要保持对历史进程的批判性或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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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脉栓塞患者胆丛、胆总管周围侧支循环开放率[40.0%(24/60)、56.7%(34/60)]均显著高于门脉高压患者(0、0)(P<0.05)，但两者的胃小弯侧侧支循环开放率[63.3%(38/60)、71.7%(43/60)]差异不显著(P>0.05)。
加达默尔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48) [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就科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来看，其价值不仅在于凭借技术进步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更体现在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意义根据。然而，随着自然科学在近代的强势崛起，数理逻辑的思维方式在认知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显赫成就，逐渐占据西方精神文化的主流。这种“唯科学主义”(49) 根据哈耶克的分析，“唯科学主义”的偏见与追求严格性和确定性的客观探索精神无关，它特指对自然科学方法和术语的单纯模仿。大约在1831年“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时，“科学”开始获得现在的含义。自那时起，“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页)。 的思维方式主要关注实践中的方法和手段问题，很少主动去探问自身行动的意义基础，更不会为存在意义的未来实现提供价值指引。就此而言，技术化生存的时代境遇使人的现实存在分裂开来并且失去了未来向度，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面临着失守的危险。除此之外，唯科学主义者诉诸归纳与实验来非批判地实证其数理逻辑的产物，这与黑格尔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方式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与此同时，“20世纪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50) [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第130页。 ，强调理论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批判性或超越性作用，应该成为所有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自觉追求。可以说，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中，谱系学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分别从批判性地实证和对实证主义批判的角度，契合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旨趣。
除了上述施工机械之外，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当中，还需要使用其他机械设备，包括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等，此类机械设备的选型配套同样对整体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作用。因而在对其进行选型配套时也需要工作人员严格参照工程实际情况以及具体施工需求，切实遵循国家相关标准规定。例如针对部分需要浇洒透层油的路段，需要选择相应的沥青洒布车，在对其进行选型配套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利用如下公式精准计算出每日洒透层油的总量：
尼采曾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明确拒绝以往伦理思想史关于道德起源的全部说明，并运用谱系学的方式深刻揭示了现代道德的血腥出身。尼采对谱系学的用法借鉴的是传统生物学中关于物种连续性与分类的谱系树研究，他把传统道德谱系链条斩断，重新生成新的谱系真相，以此对传统道德展开全面的透视和重估。
基层水利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面广量大，直接服务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农业生产及农村发展；二是业务综合性强，涉及多领域多方面；三是工程类型多，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四是区域差异性大，问题各不相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举办的人文素质讲座、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学术专题讲座、文化沙龙等，有时会请到学术界、文化界的大师级人物主讲，但是由于场地和时间的限制，能够现场聆听的师生有限；如果高校档案馆能拓展服务领域，利用国家颁布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及《声像档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保存好这些影像资料，由档案馆选派专业人员对这些资料进行集中制作、上传和保管，这样将会让更多的师生听到看到讲座的内容，不仅提高了大师们的传授知识的影响力，同时，也彰显档案馆的价值。
第二，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强调社会生活的过程性与个体的自我生成性。 物质生产建构了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人们只能在历史继承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生产创造，这在观念上的表现就是“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1页。 。观念论者无视历史进程中客观限制性的方面，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的积极影响中抽象出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进而把这些原则确立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把关于理想社会的幻想设定为历史运动的现实目标。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所谓社会历史，不过是人凭借自身的生产劳动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诞生的过程，是朝着“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不断生成的过程。观念论者从人们的意识状况出发来考察社会生活过程，然而，“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34) 同上，第525页。 。生产实践中的个人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是离群索居的鲁滨逊式的抽象个体，而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之中并且基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来组织生产。由于“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35) 同上，第165页。 ，所以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内在地包含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生成性。
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以“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著称于世。它的方法论特色在于，通过“悬搁”判断来避免一切先入之见的干扰，进而借助“本质直观”“先验还原”来让事物在意识中自行显现。现象学还原通过揭示我们用以认识事物的概念或范畴如何在意识活动中被构造起来，最终使意识活动获得明见性。由于意识总是对特定对象的意识，“意向性”成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他看来，“虽然我们现在朝向‘我思’样式中的那个纯粹对象，但各种对象都在‘显现’，它们是直观地‘被意识的’，都被汇入一个被意识的对象场的直观统一体中”(56)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3页。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指向一个特定对象，那么与这个对象相互关联的整个背景也总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呈现出来。例如，当我们欣赏墙上悬挂的一幅绘画作品时，整个房间的布置陈设也都会在我们的视域中得到呈现。但这种被一起意指到的意向性视域，自身并不是意识活动的自觉对象。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离赵锡田不到五米的堑壕壁上，一枚一米多长的航空弹，三分之二扎进了泥土，弹体上写着日文：“九七式六番陆用爆弹”。弹翼哗啦啦、哗啦啦地转动着。
本文以H-O-V模型为基础，计算2007年我国生产、消费和进出口的要素含量，分析我国的对外贸易是否反映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计算2015年我国生产、消费和进出口的要素含量，通过对比2007年和2015年我国生产、消费和进出口的要素含量，分析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在方法上，通过投入产出法计算出口产品的全部要素含量。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以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入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人们对事物的具体理解总是奠基于特定的生存情境。例如对于锤子，人们首先是从自身生存意义实现的角度来体会对它的使用，而不是把它看作“纯粹的”客观事实。胡塞尔对“视域意向性”的说明以及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都揭示了意识活动并不具有自主性。换言之，仅仅立足意识的抽象反思运动根本就无法把握“事情本身”的真实状况。正是在此，现象学方法从本体论层面批判对待经验事实的意识形态方式。
具体到对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方面，胡塞尔指出，“研究自然或研究整个世界的科学家看不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作为客观真理的真理和作为他们的公式的基础的客观世界本身(日常的经验的世界和高层次的知识的概念世界)是在他们本身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构造”(57)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16页。 。在被“实证科学”把握的客观世界与客观真理背后，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对存在意义的自觉建构。
正是在对生存意义实现这一主题的探讨方面，现象学方法既存在着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进行沟通的可能，又暴露了其历史理解中可能具有的抽象性特征。精神文化作为人们意识活动的共同成果，总是在历史中向前发展的，然而意识活动只能发生在当下时刻。胡塞尔在现象学还原中看到，任何当下的时刻都非反思性地持存着过去的“滞留”，同时预示着对未来的“前摄”。海德格尔更是澄清“此在”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特征，生存论意义上的“此在”能够面向“将在”来现实化自身的“曾在”，进而实现自身存在的本真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8页。 ，历史就是人在具体社会境遇中不断朝向未来而自觉生成着的现实进程。现象学方法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历史性这一理论主题上保持着潜在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由胡塞尔开创的经典现象学，其旨趣在于澄清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这种思想方法对于事物本质的揭示却缺乏感性实践的现实性特征。马尔库塞就曾以对“工厂现象”的还原为例，来具体说明过现象学方法在历史理解中存在的欠缺。经过先验还原，人们可以认识到工厂现象在人类生存意义实现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然而这种还原却事先将工厂所带来的现实影响“悬置”起来，诸如资本家利润的积累以及工人在资本权力强制下的被迫劳动等感性特征，恰恰有可能被现象学还原所忽视。现象学还原“看不到事物在时间演进中呈现出的具体差异性而仅仅诉诸‘时间流逝中’无矛盾的同一性(identity)，这种将事物从它的历史背景中分离开来，进而作为一个不变的孤立实体来看待的方式，一开始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总体变迁”(59) Herbert Marcuse, Heideggerian Marxism , ed.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p.63. 。正如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唯心主义观念论只是“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如果缺乏对感性现实的真实把握，现象学的历史理解就隐含着向意识形态话语滑落的可能性。
四、结 语
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诉诸抽象概念的辩证否定或者思维范畴的逻辑演绎来解释生活过程。马克思回到现实中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实证，发现它们不过是对历史进程展开思辨想象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的“实证唯心主义”性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真正揭示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概言之，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揭示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双重旨趣。
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中，福柯的历史谱系学和由胡塞尔开创的意识现象学分别侧重批判性地实证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但都缺乏对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全面把握，因而未能获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把握历史进程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用感性实践的现实性凸显了革命批判的必要性，早期海德格尔也曾主动探讨过所谓“实际性的解释学”，他希望“根据最切近的东西开始每一项探讨，并且在每一特定的当下以一种解构的具体方式从事这些确定的而又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61) [德]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但是，这条思想道路最终却被他主动放弃。除此之外，马克思从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中看到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却将结构对现实的规范作用绝对化，在其影响下的福柯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转而努力去把握历史中的某种偶然性。这些都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当代命运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60(2019)05-0025-09
作者简介： 薛晋锡，山西运城人，哲学博士，(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巳 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