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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受有关方面委托准备创作交响合唱，但一遇到我们合唱团现有的水平，就感到十分的沮丧，于是，这一创作一直拖延到了1999年。过去14年了，合唱的基本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看不到改变的迹象，这使人深感忧虑和悲哀。如今又是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将要开始的时候，全社会几乎都在欢乐中，而国内的合唱事业却仍处在严重落后、惨淡经营、麻木昏睡的状态，几乎不为社会和历史所关注。可以这么说，我国的专业合唱事业与交响乐队的情况相比，是处于更加不幸的局面之中。因此，我将这14年来积累的看法写下来，为了使人们察觉和关注这在表面辉煌掩盖下的现实。
一、专业合唱团现在仅有中国交响乐团（国交）合唱队经常有演出，其他像中央歌剧舞剧院合唱队、中国广播合唱团、总政合唱团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在上海，曾经很有成效的上海乐团（包括合唱队和交响乐队）已被解散，对专业团体的这一打击，迄今仍使许多人士摇首感叹。每次的合唱节，级别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全国合唱节”还没有办几次，马上就办起了“国际合唱节”。其实，大多数都是业余合唱队的水平并没有由于“国际合唱节”的称谓而有所提高，相反，却是由于大量的使用简谱训练的业余合唱队而泥沙俱下。真正够水准的专业合唱队伍很少很少，但报界却都是大加宣传成绩辉煌，从而严重助长了盲目的自我吹捧。就以全国专业合唱团水平最高、活动量最大、也可以称之为代表性的唯一的“国交”合唱队这支队伍来说，也是处境维艰：全团没有排练室，没有音乐总监，没有常任指挥，多少年才偶然请一次来的客席指挥也十分稀少，勉强演出一、二场。去年，曾经请一位美国合唱指挥家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排练和演出巴赫的《b小调庄严弥撒》， 但这场稀有的（多少年一次？十年？八年？六年？三年？）训练成果，究竟保留了多少？还是迅速流失？也没有任何指挥为合唱团提出短期的阶段性的训练计划，更没有长期训练的艺术目标和前进方向，只能是应付各项演出事务或录音，以勉强维持生存糊口。而这还是北京最好的一支专业合唱队伍！
二、曲目严重落后：以“国交”合唱队和音乐厅举行音乐会的其他合唱队的曲目来看，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和少许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创作歌曲，从俄罗斯歌曲《小路》、《共青团员》、《喀秋莎》到中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都是今天六、七十岁一代人少年时代的歌曲。这些曲目，当时在苏联亦属于十分简易的，而当时稍难一些的苏联歌曲和外国歌曲，和声、转调和节奏稍复杂一些的，我们从不曾演出过。如《我们是熔铁匠》、《蓝旗歌》等。今天大唱特唱的这些“伏尔加之声”的多而又多的简易的专场合唱晚会，营造出的怀旧的文化氛围，表现的是已经逝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情结”，究竟对今天建设新文化和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有什么作用？仅仅是为了票房收入吗？那么，来听这些老歌的听众究竟有多少？如果不唱这些老歌，难道就没有曲目演出了吗？我们的合唱团难道就如此不愿开拓新曲目，不愿呼吸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空气吗？难道就这样懒惰而不愿前进或无动于衷吗？难道就这样对于创造新文化没有责任感吗？就这样进入21世纪吗？果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真是愧对今天的大步前进的人类历史了。
三、在专业合唱团的大型曲目中，近10年或20年以来，以《黄河大合唱》为主，演出场次之多、阵营之大、声势之旺，可以远远超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除此之外，我们的合唱团所演唱的古典大型作品，也只有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莫札特的《安魂曲》、威尔第的《安魂曲》等寥寥几部作品而已。《黄河》是应该唱的，但绝不能只会唱这一部作品而在艺术水平上“封了顶”。我国的合唱事业，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文革”之前的17年，又直到“文革”结束后迄今的20年，对古典曲目的开拓是太不够了！太稀少了！艺术视野是太狭窄了！如果说我们的交响乐团的古典曲目仍然不够宽泛的话，那么，我国合唱演唱的古典曲目则要更少十倍以上，这个大概的数字绝不会夸大。直到近年，我们的合唱团才在海外指挥家的排练后上演过《布兰之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波洛维茨的合唱和舞蹈》等极有限的几部作品，这与“文革”后20年之久的改变相比，是多么巨大的历史差距啊！我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也因之，我们的合唱团从不曾演唱过任何一首印象主义的合唱作品，也没有演唱过新古典主义风格如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也没有演唱过任何一首巴托克和匈牙利其他作曲家在合唱观念上已经根本变化了的任何作品，更没有演唱过梅西安、利盖蒂的任何合唱作品。大约在1975年，曾经在郑小瑛的指挥下偶然一次演唱过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这部作品的最后大约18小节是用男声合唱的十二音乐句。之外，我们的合唱团不会演唱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其他合唱作品，甚至可以说，连这些作曲家和作品的名字也闻所未闻，更不用说现代合唱的各种现代音乐技术，如十二音序列音乐、无调性音乐和“音块”的演唱水准了。而利盖蒂的十六重唱这部作品，当今却是美国大学生们在音乐学院学习时就能演唱的作品。1988年，我到列宁格勒听到过的合唱音乐会，演出了《合唱交响曲》、八部赋格曲及贝里奥《交响曲》中的八重唱。我们的合唱团还从未听过潘德列斯基的《路加受难曲》和《波兰安魂曲》，也没有听过施尼特凯的《安魂曲》和《合唱协奏曲》。如果我们的合唱团听到了这样的作品，就一定会惊呼我们已落后大约有百年之遥！而我们每天还沉缅于“伏尔加之声”的摇篮中麻木昏睡，该大吃一惊了！
四、我国合唱水平的落后和低下，根源还在于我国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教育水准和教育体制的严重落后。我们的声乐学生和生源大都没有受过严格固定音高和复杂节奏的训练，而固定音高和多重节奏及多声部训练是现代合唱最重要的根本。
关于固定音高的训练乃是我国声乐教育的重大课题。1991年3月，我的个人作品音乐会有一部《女高音和交响乐队》（25分钟）的作品，我在半年前就请了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以前曾经以上演《托斯卡》而闻名）担任独唱，这部作品是女高音独立于乐队之外的，又没有任何乐器同步演奏歌唱声部，也没有乐器引导歌唱的进入。乐曲是自由十二音的音乐，歌唱是有调性的。但半年之后，这位女高音歌唱家在进入排练场与乐队合唱时，才发现她自己根本找不到音，临时要求我为她加入器乐提示的“过门儿”。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中国音乐院校声乐系训练的重大空白，是连固定音高也没有。我也才知道某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是用简谱把《茶花女》翻下来后才能排演的。我只好延迟一个月，另请她人。这部作品1997年8月在上海再度演出时， 我请了周小燕歌剧中心的李秀英演唱，在周小燕先生始终的关心训练下，这次总算较好地完成了声乐部分。固定音高的训练尤其要从5—6岁即开始进行，我们的学生不具备这种先天条件，大多是由简谱学习音乐和歌唱的，因此，对于固定音高的现代无调性作品根本难于表现。我曾经将此事电话告知北京那位不能唱固定音高的著名歌唱家的指导教授。我认为这是全国声乐教学的重大问题。
合唱必须进行柯达依－奥尔夫式的节奏训练。1993年12月，我为一部影片作曲，其中有无伴奏合唱的一段无调性音乐《祭鹰之舞》，我用了四声部卡农，每隔八分音符进入一个声部，但“国交”合唱队（即当时的中央乐团合唱队）提前经过数日的排练也唱不下来，进录音棚后，又排练了一个小时仍无进展，我为了节省时间，灵机一动，把每一个声部先用齐唱，之后再一一用多声部录音轨道一一衔接合成，这种办法只能用录音掩盖，如果现场演出，是无法演唱的，八分音符卡农是我国所有合唱团没有见过的“新世面”。
由此可见演唱水平对作曲前进的阻力。如果不进行固定音高和柯达依－奥尔夫式的节奏训练，则中国合唱事业的提高，只是一句空话。
五、一个合唱团的水准标志之一，还要有迅速演唱各种新作品的能力。这方面，目前国内水平最好的还只能是“国交”合唱队，但在以上艺术作品的表现和训练方面，仍然有十分遥远的差距。排练巴赫《b 小调弥撒》且需要一个多月，迄今过去了一年，不知还能恢复和保持吗？去年年终，汤沐海指挥歌剧院合唱队和乐队演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波洛维茨的合唱和舞蹈》，可以听出是经过努力排练之后才勉强达到把作品初步介绍出来的水平，费了这么大的气力音准和音色仍然严重欠佳（我已经为这样的进步非常高兴了）！而今天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和恢复呢？是否早已流逝丢光了？
六、合唱指挥专业的严重萎缩，合唱指挥后继无人，使合唱团无人去训练提高。而且，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无人报考，断绝了生源。这也许是合唱艺术在我国处境萧条和恶性循环的根源之一。音乐学院有些（可能还不少）声乐教授，只用自己青年时代学会的“看家本领”的几首咏叹调（只有几首！）当作传家宝一样地教给自己的学生，并以去获得国际奖项而使师生出名为最终目的。而对于培养合唱队员的兴趣，可就小多了！这样的教授和教出来的获奖学生，对演唱新作品，尤其是中国本土的新作品几无兴趣，同样也不可能具备演唱现代作品，如《沃切克》、《鲁鲁》这类现代歌剧的技能。而且，在目前我国音乐学院的教育中，不重视对合唱队员的培养，有兴趣报考合唱和从事专业合唱的青年越来越少而后继无人，这就使得我国的合唱团面临更加严重的无人继承、无法充实和替换队员而断了“香火”的危机！这大约又是更加严峻的恶性循环吧！
七、创作的合唱作品极少，而且没有可能演出。我在1985年就想写作交响合唱，但中国的合唱水准让我望而却步。我在1997年终于完成了交响合唱《国殇》，但我使用的“音块”技术迄今没有合唱队伍可以达到。我在1998年4月又写作了一部合唱作品（为福州市建城2200 周年纪念），其中我使用了现代音乐的“合唱音块”。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自己去排练了三次，由于从有意简化入手，结果录音后还算能达到某种效果，这种进步使我大为兴奋。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合唱队伍如果有指挥去训练去提高，是可以逐渐改变现状，逐渐进步的。但是如果没有专业指挥训练，这些成绩还是不能巩固。比如，“国交”合唱队在今年4月担任我的作品音乐会的两部交响合唱作品，第一场比第二场稍好，但两场音准都不好。由于录音是逐段录下来的，可以逐段地给固定音高的提示，因此，录音比现场演出的效果稍好。但这种局面还远没有达到作品的艺术要求，只能是马马虎虎接近要求而已。但这已使我感到有希望了，同时，对真正的专业合唱团的期望也更加迫切。因为现今唯一较好的“国交”合唱队，还没有真正专业的体制和艺术建设，所以我的《国殇》仍然无法演出或进入排练。而我的其他合唱作品（去年台湾曾邀请我写作并演出4首合唱）也没法得到演出， 只好听任一场又一场的昨日黄花“伏尔加之声”继续回想在我国的合唱音乐舞台。
我认为，我们的合唱队员如果有人在艺术上加以要求，仍然是有希望的、可爱的，但是现状却迫使他们的艺术生命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在不断浪费，我为之十分惋惜！
当然，这些问题可能在短期内是得不到解决的，但有人说出来总比没人说好。为我国的合唱事业忧虑、呼吁！向谁呼吁？向社会，向历史，向一切关心中国合唱事业的人们！我衷心向中国合唱界、中国音乐界的有识之士们强烈呼吁！贝多芬说：“人啊！你当自救！”此外，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面对这么严重的现状，是否能感受到自身的责任而引发思考？因为这些专业合唱团体无一不是隶属政府，无一家私营！我们的媒体再不要盲目吹捧一场庆典晚会中业余水平的“响亮”合唱了，该意识到我国真正的合唱艺术水准严重落后，危机已十分紧迫了！
本文提出的总问题是：我国所有艺术院校的表演艺术教育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落后于当代乐坛的问题，其核心是对现代音乐——当代音乐在美学上能不能接受和愿不愿接受，在演唱技术上能不能表现和能不能胜任。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提出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将极大地阻碍我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发展，我国专业创作的音乐事业的进步。克服的途径是努力地上演国际当代音乐作品，而且不能再等了！我们生活在电子时代，不能只会穿蒸汽机时代的衣服，不能只会表现蒸汽机时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