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性思考——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理性论文,中共中央关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国新世纪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则是这一基本精神的核心。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因为不同的发展观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又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
邓小平同志是党在新时期的发展观的奠基者。他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从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佯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出发，将对“世情”与“国情”的分析相结合，明确指出当代世界的两个最重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由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强调必须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给予关注：其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他一直对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表示不满和忧虑，发出了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的警告。其二是共同富裕。他把这一点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要通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把这样做的时间大体规定为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其三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改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状况。在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总结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思想，把判断中国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概括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重要阐述孕育着社会主义标准、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发展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弘扬开拓精神，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这集中凝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
“三个代表”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观，首先更加强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其次是对发展的本质做出了新的揭示，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它应当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再次是明确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发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
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明确提出了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此，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的发展大思路。“五个统筹”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推进为目标，囊括了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形成了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科学发展观。
在这“五个统筹”中，笔者认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核心。中国现实社会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构成的，是由不同发展梯次水平的区域构成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可以而且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高到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才能得到重视、予以解决；而从马克思“人化自然”的思想来看，社会与自然是对立的统一，现实的自然都是被人类主体化、社会化的自然，只有不断扬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异化现象，才能“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
自觉地重视并实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提高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客观必要性、实践根据、理论依据的认识。
首先，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邓小平赋予“小康社会”以全新的理论内涵，使其成为表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概念，并提出了大体上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我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这只是意味着跨进小康社会的门槛，而小康社会的发展还需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为此，十六大报告中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来形容现在所达到的小康。所谓“低水平的”，指的是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特别是综合国力还比较落后。现在我国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只相当“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世界银行1999年度的标准是，人均785-312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所谓“不全面的”，指的是现在还是一个偏重物质消费型的小康，大量考虑的是基本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人口素质考虑较少，它还远未达到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的全面发展，远不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小康。所谓“发展很不平衡”，首先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西部12个省市区，面积占全国的71％，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国的18％；2000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1-400美元，而西部地区却只有600美元。其次这种不平衡还表现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间。1978年以来的20多年中，我国农业人口年均增加392.7万人，而1994-1998年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增加了1％。2002年，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50％从事农业生产，但仅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4％，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达到3.2倍以上。我国还有1.2亿营养不良人口，城镇也有近2000万人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
针对这种现实，党中央将我国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为保证6个“更加”的实现，需要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明显增强。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第三，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第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分明显，不确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思路，那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
其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超越传统发展观的需要。
传统的发展观长期支配了近代社会。其特点就是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甚至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它单纯地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唯一指标，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社会的指标。这种传统的发展观尽管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理性地审视这种发展观，不难发现它存在着许多缺陷，有的甚至是致命的。一、劳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状态下，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二、各种社会现代病的滋长。例如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美好。然而现代城市却被西方学者称为“万恶之源”，充斥了犯罪、吸毒、疾病、贫穷。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创造城市的一切奇迹的同时，不得不牺牲他们的许多优良品质。三、人类家园的失落。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利剑”的正、反效应都与时俱增。人越来越受到“技术理性”的统治，成为“单向度”的“经济动物”。环境恶化使人类面对生态家园的破坏，伦理道德的滞后又使人类面临精神家园的失落。人们越来越“失魂落魄”式地生活在“无根世界”。
经过历史反思，一种有别于传统发展观的新的发展观正在构建之中。这种发展观的主要特点是：一、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不再片面以发展的“客体”（物）为中心，而是以发展的主体（人）为中心。三、不再认为发展就是没有极限的“征服”自然，而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四、不是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分离，而是实现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同步发展，形成如马克思所期望的“关于人的科学”。鉴于此，联合国1986年的《发展权利宣言》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认定，“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从性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从时间上说是后发的、赶超型的。这就要求在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积极成果的同时，又要深刻吸取其经验，尤其是教训，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更好地统一起来。
再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需要。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出发，建构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是由多种而不是单一的社会要素所构成；不能将这些社会要素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孤立的存在；社会也不是这些要素的机械组合；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其中基础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基础关系是生产关系，在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由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组成。虽然总的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唯心史观；但是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一方面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另一方面，他们都明确反对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的、绝对的，单向度作用的社会因素，指出这是一种“错误”，它会引起“惊人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以唯物史观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更加自觉地认识到。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产物。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先导，三者相辅相成。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偏离唯物史观“社会有机体”理论，不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那么在“发展”中的一些社会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越演越烈，导致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理论上有一种混乱，就是将构成社会的所有要素都归为生产力，如“制度是生产力”、“文化是生产力”、“先进思想是生产力”等等，甚至主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将政治和文化建设完全定位于为经济服务的工具价值，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也不符合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的发展观。
三
如上所述，我国存在着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完全相协调的现实，笔者认为，应按照《决定》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积极地予以解决。
首先，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现在世界上已经不再流行简单地以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指标，而是更加倡导反映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的HDI指标体系。据统计，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喜人，GDP排位大约在全球第73位，而HDI的排名则是第96位。两者之间的差距，大体上客观反映了我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相协调。由此就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政府职能要更多地倾移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如经济宏观调控。今年上半年我们就面临着国民收入增长继续低于经济增长，消费增长远远低于投资增长，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等问题；再如市场监管，政府如何从经济资源控制转向维护市场竞争的合法秩序、加强市场诚信建设、服务好多元化的市场利益主体，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严峻情况也同样亟待扭转。尤其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如何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服务，政府更应当加以重视。为此，特别需要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推进分配收入体制改革，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对干部的考察不能只看GDP增长率，同时要考核财税增长率、就业率、社会保险率、居民消费增长率、教育投入率，以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综合指标。我们期望以往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指标具体、社会发展指标相对抽象的情况能够有所改变。
其次，需要自觉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早就提出了“人是目的”的思想，但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实现的，处处存在的是“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页。）当然这种联合不是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表达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立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0页。）
“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一切要有益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斯·韦伯指出：“理性必须与具有凝聚力的目标和终极价值相结合，不然的话，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将变得失去意义和令人沮丧”。（转引自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一定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如果偏离了这一目的，任何工作都有可能变味。举例来说，我国今年上半年频频发生煤矿人员伤亡事故，百万吨死亡率已经高达3.815，触目惊心地反映出某些干部“以人为本”理念的失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1、人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这种需要不仅是生存需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它不只是物质方面的需要，而且包括精神需要、文化需要、政治需要。2、人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这种能力主要包括体力与智力、自然力与社会力、个体能力与集体能力、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3、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它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交往关系等，反映于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之中。它将由贫乏变得丰富，由封闭变得开放，由不平等变得趋向平等。4、个性的全面展开。指的是个性不再受到压抑，每个人的素质不断完善，每个人的人权得到充分保护。
再次，需要动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双向互动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主题，两者结合的性质和方式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之初，针对长期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平均主义，强调效率优先有其一定道理。但是平均主义并非公平，前者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后者是市民社会的产物。严格地说中国有平均主义的传统，却缺少现代社会的公平观念。针对目前我国社会“基尼系数”扩大所反映出的贫富悬殊，需要对公平予以格外的重视。
公平是公正与平等的二者结合。其含义是多向度的：作为经济关系范畴，指一种分配原则，决定着一定的主体应当享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益；作为社会关系范畴，指一种人际相处的平等地位和行为准则，防止个人利益的追求对他人社会的侵害；作为一种政治范畴，指一种社会制度和政府主张，体现出公平合理地分配权利与义务，保持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作为伦理范畴，则指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达到“义”与“利”的统一，评价善与恶、是与非。丹尼尔·贝尔把平等分为三个层次：条件平等，指公共权利的平等；手段平等，指机会的平等，意味着某些特权的消除；结果平等，指在条件平等、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最后获得拥有社会资源份额的平等。维护平等需要政策和法律公正。如果某种政策和法律向某些人倾斜，损害了社会上另一些人的利益；或者虽然这些政策和法律本身是维护平等的，但却得不到实施，其结果都会导致违反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双向互激效应，需要动态地加以平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必须完成双重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和保证社会公平，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以忽视公平来获得效率的一时增长，那么，就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腐败的滋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最后，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步发展。
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把“双刃利剑”。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与资本的结合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然而，仅仅依靠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类得到整体的幸福。对此，马克思在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同时，又曾指出过：“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75页。）为此，科学技术需要加以引导。如果我们将科学技术比喻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方向盘”和“制衡器”，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两者缺一不可。社会科学所提供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价值；追求生命的意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应当实现它们的功能和价值互补。如马克思所预见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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