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差距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回顾
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1955年库兹涅茨(Kuznets)提出“倒U字型”曲线，认为收入不平等能促进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一个转折点后继而缩小[1]。但事实上，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普遍和持续扩大的特征，就是美国甚至是欧盟的主要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也没有明显收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问题。有关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是存在广泛争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的理论。
库兹涅茨(Kuznets,1955)、卡尔多(Kaldor,1956)、萨鲍特(Sabot,1996)、基米(kim,1997)发表文章，认为收入不平等在理论上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较高的总储蓄和投资率，激励低收入者多工作，有利于总体经济增长。他们所做的数据检验和敏感性分析支持这一假设，而且在大多数时候两者为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福布斯(Forbes,2000)研究结果显示，从中短期来说，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增加对其后续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2]。阿特基森(Atkinson,1998)、福尔密和泽威穆勒(Foellmi & Zweimuller,2003)对比分析了美国与欧盟国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发现，尽管欧盟国家最近几年的收入不平等有显著增加，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显著高于所有的欧盟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快于欧盟国家。由此他们认为，尽管不平等不为大家所喜欢，但是它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3]。他们反对任何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政府“不患寡而患不均”试图人为地将业已分配给每个人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努力，只会窒息市场机制的激励功能，使人们丧失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和压力，并最终阻碍经济增长。要实现发展中国家(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增长，只有使收入分配发生有利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只有牺牲均等分配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与上述结论相反，佩尔森和塔布里尼(Persson & Tabellini,1994)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提出了一国收入越不平等会造成社会中较多低收入者，因而主张政府采取高税收的穷人就越多，税率就会越高，经济增长就会越慢的假设，并使用历史成组数据(panel data)和战后的跨国数据，验证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结论，不过他们认为这一负相关关系仅出现在发达国家[4]。阿尔钦纳和罗德瑞克(Alesina & Rodrik,1994)的研究得出了收入不平等与后续的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检验结论[5]。克拉克(Clarke,1995)进一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结论不会因采用不同的不平等测量方法，或使用不同的经济增长回归模型以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而改变[6]。换言之，他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阿尔钦纳和佩罗托(Alesina & Prottio,1996)对71个国家所作的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一种充满不安定气氛的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从而影响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的计划，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罗德瑞克(Rodrik,1999)、巴罗(Barro,2000)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很清晰地进行地区或国别划分，当一些地区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关系时，而另一些地区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关系。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可能来源于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制度的差别。
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近年来，“不公平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受到批评；相反，“在公平分配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94年1月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们所听到的大部分声音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更不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也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向在公平分配中实现经济增长。美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南希·伯索尔女士和威廉斯大学教授理查德·萨伯特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平经济学”的思想。他们在《再论贫富不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经济增长加快同收入平等这两者并不矛盾。如果政策得当，就能既缩小贫富差距，又提高经济增长率。”政府缩小收入差距的努力有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进激励机制和提高微观经营效率的渐进式改革，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地区、城乡、行业之间及其内部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收入差距，而且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的一个综合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表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或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高)；基尼系数越小，表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小(或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低)。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比较平均，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在逐年扩大(见表1)。
表1 中国整体居民、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与GDP年增长率[7-9]
年份 全国基尼系数 城市基尼系数 农村基尼系数 GDP增长率(％)
1978 0.331 0.16 0.212 11.7
1979 0.330 0.16 0.237 7.6
1980 0.304 0.16 0.238 7.8
1981 0.288 0.15 0.239 5.2
1982 0.285 0.15 0.232 9.1
1983 0.290 0.15 0.246 10.9
1984 0.297 0.16 0.258 15.2
1985 0.310 0.19 0.264 13.5
1986 0.332 0.19 0.288 8.8
1987 0.357 0.20 0.292 11.6
1988 0.382 0.23 0.301 11.3
1989 0.349 0.23 0.300 4.1
1990 0.339 0.23 0.310 3.8
1991 0.331 0.24 0.307 9.2
1992 0.376 0.25 0.314 14.2
1993 0.390 0.27 0.320 13.5
1994 0.434 0.30 0.330 12.6
1995 0.388 0.28 0.340 10.5
1996 0.424 0.28 0.338 9.6
1997 0.426 0.29 0.329 8.8
1998 0.446 0.30 0.346 7.8
1999 0.456 0.31 0.379 7.1
2000 0.457 0.33 0.392 8.0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偏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居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1980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0倍，此后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差距最小的1984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51.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5.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3倍。这是整个20世纪80～9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此后差距又开始扩大。到1994年差距达到最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86倍，其后相对差距虽有所变化，但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另外，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迅速拉大的趋势。2000年与1978年相比，东部与中部绝对差距提高了近18倍，相对差距也提高了3％；而东部与西部绝对差距提高了22倍，相对差距拉大了15％。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东部省份是最低的西部省份的2.3倍，衡量地区收入差距的威尔逊系数，1995年为0.46，2000年上升到0.60。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假设和检验
关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分歧，主要来自于理论假设分歧和采用的检验模型的差别。一些经济学家从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储蓄和投资，试图证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消费和政治稳定，试图证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过程中，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利于提高社会积累率和促进生产要素持续地向高效率地区和部门集中。通过牺牲一定的收入分配公平性换取更高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率，有利于传递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效应，可以加速经济起飞过程。收入分配高度平均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经济特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付诸实施使传统的“大锅饭”分配制度消失，带来了中国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增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会降低，甚至转化为负面作用。因为收入分配过于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就会使整个社会的积累过多、消费萎缩，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妨碍经济增长。一国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工业品的市场规模决定，收入分配过度不均会导致有能力购买工业品的人数过少，此时采用报酬递增的工业化技术就会因无法弥补固定成本而无利可图，缺少报酬递增技术，工业化自然无路可走。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人们的寻租活动和低收入阶层的暴力掠夺行为就会越多，该社会的产权制度极容易受到威胁，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大挫，人们的工作热情就会大打折扣，经济增长自然要受到破坏。
我们利用表1的数据建立一个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u
式中，Y为GDP年增长率的对数，β[，0]为截距，X[，1]为中国整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β[，1]为与X[，1]相联系的参数，X[，2]为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β[，2]为与X[，2]相联系的参数，X[，3]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β[，3]为与X[，3]相联系的参数，u为干扰项或误差项。从多次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具有时期差别。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2和0.087，显著性分别达到0.076和0.103，也就是说，我们可分别在92.4％和89.7％置信区间得到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短期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的结论。收入不平等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73和-0.053，显著性分别达到0.302和0.562，也就是说，我们可分别在69.8％和43.8％置信区间得到收入不平等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结论。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通过消费、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不完善的市场竞争等渠道和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冲突已经构成影响中国目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无疑构成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主要障碍。
随着中国经济告别短缺并迅速走向较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正期待收入分配能为之提供更大的市场需求而不是资本积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国民收入绝大部分流入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迅速增加一般不会带来社会消费量的迅速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他们的消费意愿虽强却没有能力消费，也不能带来社会消费量的增加。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最终拉动作用越来越弱。加之中国目前还未建立起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富裕阶层的储蓄不可能顺利转化为投资，投资需求不能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正在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由于制度、法规的不完善，一些人凭借垄断优势，利用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偷税逃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等途径致富。这种违背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收入差距扩大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民众中滋生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影响社会的发展稳定；收入差距不正常扩大，会伤害人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积极性，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中国目前许多人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种种不利有些认识不足，主要是因为他们抱着库兹涅茨“倒U字型”理论假说不放，总是把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看成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寄希望于在“把面包做大”后再来解决分配问题，对收入差距不正常扩大放松了警惕。这是极其危险的。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理事詹姆斯·斯佩恩1996年指出：那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振兴要通过加剧不平等现象才能实现”的说法，是一种“危险的神话”，现在“应当结束这种危险的神话”了。
完善收入分配的若干政策建议
收入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会降低，甚至转化为较弱的负面作用。因此应当建立起防止形成长期持续的收入不平等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为做到这一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逐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税收征管和转移支付政策，要在全体居民的绝对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抑制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最终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第一，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市场机制通过影响人们的经济利益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一方面，市场机制通过高效配置生产要素，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量；另一方面，使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建立开放统一的要素市场，促进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特别是建立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者的公平竞争，使国民收入分配向拥有知识能力人群和勤奋劳动者倾斜。这是缩小全体居民、城乡居民、农村居民、不同地区居民、地区内部居民以及不同行业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或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必须完善市场规则，构造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努力塑造遵纪守法的市场主体，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的不法分子，制止利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
第二，建立健全财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需要有储蓄积累增加和投资增长，而储蓄积累增加和投资增长来自于社会富裕阶层的形成和扩大。一个缺乏严格保护财产权法律制度的社会，富裕阶层的储蓄不可能顺利转化为投资，这些储蓄或是积淀在私人保险柜和国内银行系统，或是流往境外。这正是我国目前在高储蓄率条件下发生投资需求不足和资本短缺并存的原因。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轻视富有阶层，社会储蓄不能转化为更大的消费和投资，经济难以达到“起飞”的临界点，进入不了持续稳定地增长的轨道。所以，我们应当在理论上、文化上合理解释靠合法收入致富的富裕阶层的社会功能，并在制度上切实有效地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
第三，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提高公众的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劳动效率、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提高的前提。政府应当大力推行义务教育，确保普及优质的初等教育，致力于建设多样化、多渠道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抑制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源投资的负面影响，对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四，建立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征管和转移支付政策体系，缩小或抑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应对现行的针对居民个人的税费进行调整。当前所实行的针对居民个人的税费政策主要只是起筹集财政收入的作用，基本上不具有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一些税收政策，如个人所得税，其累进性质本可起到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由于税收征稽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个人所得税大量漏逃，根本起不到收入调节作用。2000年全国征缴的个人所得税约660亿元，但主要不是由占全国人口的5％、却占有社会财富的60％的高收入阶层所缴纳的，工薪阶层缴纳了660亿元税收中的约280亿元，约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43％。因此，必须对现行的针对居民个人的税费政策进行调整，调整的方向是使其具有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或抑制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应实行能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收入转移政策。应加快建立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
标签：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经济学论文; 居民收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