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欧美文学中的“个体奋斗者”形象_十九世纪论文

论19世纪欧美文学中的“个体奋斗者”形象_十九世纪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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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奋斗者”诞生于十九世纪。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形象,它有着深刻的哲理意蕴与不朽的艺术魅力,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标准、道德观念乃至社会习俗。他们个性鲜明、心理复杂、血肉丰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在世界文学形象画廊中占有突出地位。

关键词 个人奋斗者/功利主义/人性

十九世纪是欧美文学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卷帙浩繁,不仅展示出一幅幅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俗画,而且描绘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大都相貌堂堂,聪明机智,意志坚定又富于反抗,在灵魂深处,既有天才的灵光,又有市庸的浊雾,集良心、雄心与野心于一体。他们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投入金钱社会功名利禄的角逐,以跻身上流社会。文学史上称之为“个人奋斗者”。

其实,描写“个人奋斗者”这一文学题材,早已有之。历时来看,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塑造的大胆抗争的女强人美狄亚形象;文艺复兴莎士比亚笔下的忍辱负重的复仇王子哈姆莱特形象;启蒙主义时期歌德描绘的积郁至死的少年维特形象;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刻划的斗志昂扬的“拜伦式英雄”形象,都是较典型的描写个人反抗不合理社会的形象。尽管时代、国度相距甚远,他们不同程度体现了“个人奋斗”的某些特征,但尚未成熟,未成体系,只能说是“个人奋斗者”的原型。

所以,“个人奋斗者”的真正形成,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欧美文学中。高尔基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砍掉了于连·索黑尔的脑袋,但这个爱慕虚荣的年青人在欧洲与俄国最伟大作家的作品中……以别的名字复活了。”〔1〕据此, 我们可以为“个人奋斗者”找到一个系列: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巴尔扎克《高老头》、《幻灭》中的拉斯蒂涅与吕西安;莫泊桑《俊友》中的杜洛阿,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莫罗;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匹普;萨克雷《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等等。

笔者认为,“个人奋斗者”值得研究:第一,从高度抽象与概括意义上讲,它是个性化的社会存在,浓缩新旧交替时代的多重特征,体现了中下阶层的崛起与抗争;第二,从具体典型意义上,它演绎着弱小者反抗强暴者的或悲或喜的故事,揭示人物内心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寄托了作家们的情感倾向;第三,从认识价值来看,提出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与前程问题,同时,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能给人有益的哲理启示。

文学典型永远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上述形象,由于国度不同,作家思想观点的差异,各有独特个性,但他们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因而具有某些共同“基因”。破译了这个“基因”,我们就把握了其基本特征。

(一)外在特征:拥有出众的才智和富有魅力的外表。“个人奋斗者”一般来自外省,他们野心勃勃地闯入都市,相信自己高度发展的智力定能获得与之相应的名利、地位,在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下,他们迅速抛弃了外省生活的陈规陋习,变得思维敏捷、目光犀利、能言善辩而气度不凡。他们那种挑战示威的态度,异样的热情与勇气,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毫不妥协的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智力因素或非智力因素,“个人奋斗者”都比上流阶层庸俗之辈高出一筹,显示一股不凡的生命张力。

这群年轻人生就一副漂亮外表,具有贵族的温文尔雅,颇合上流社会的口味。尤其是年轻男子,常受贵妇、少女们青睐,为他们往上爬创造了有利条件。于连不仅记忆力惊人,能将拉丁文的《旧约》倒背如流,而且长得眉清目秀,文弱标致中透出男子汉气概,以致于玛特尔小姐时而称他为“法国的罗兰”,时而把他想象成“又一个丹东”、“乔装的王子”;拉斯蒂涅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英俊潇洒,“白皮肤,蓝眼睛,黑头发。风度、举止、姿势,都显示出他是大家子弟”;吕西安被认为有希腊神般的美貌;那个工于心计的野性男子杜洛阿,长得酷似基督,竟有一种使女人们倾倒的魅力。

(二)内在特征:复杂的性格体系和激荡的内心世界。“个人奋斗者”是多重性格因素的复合体,融铸了善与恶两种相互对立、逆向发展的精神品质,是“既才华横溢,又卑鄙无耻,既聪明又狡猾,既崇高又卑鄙,既诚实又虚伪的复杂性格的复合体。”〔2〕一方面, 他们自身残存着温馨的人情味,积淀着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显示人类真善美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往上爬,将资产阶级金钱法则和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标准,以百倍疯狂投入社会角逐。这样,他们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吃人,要么被吃;要么做一个凌驾一切社会道德之上的强者,要么做一个被践踏于社会底层的弱者或小人物,金钱法则要求他们选择前者,人性法则要求他们选择后者。

“个人奋斗者”之所以展示出一部心灵搏斗的历史,就在于他们必须在灵与肉、善与恶、个人幸福与他人利益之间作出不可逆转之选择。在尔虞我诈的时代里,“个人奋斗者”要出人头地,青云直上,就不能讲道德和良心,只能抉择野心、私欲与虚伪。美国当代评论家A·K·羌达认为,“年轻人”的“命运车轮或他们螺旋形上升的物质生活相对应的,是他们道德生涯的反向循环或反向螺旋形运动”〔3 〕这实质上是一个人格沦丧、人性异化的过程。可以说,年轻人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也就是其良心道德不断沦丧的过程。

但精神分析学家指出,长期违背本性、违背良心的生活,外在与内在相矛盾,会造成沉重的心理负荷,甚至心理扭曲或人格分裂。“个人奋斗者”有成功者与失败者之分,失败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承受良心的责备,宁可以死解脱(如于连),或皈依上帝接受惩罚(如拉斯柯尔尼科夫)。

根据人物内心冲突激烈程度,联系所处年代,我们发现,“个人奋斗者”可有三个时期之分:早期奋斗者善恶兼具而善占上风,主人公始终不能抹煞自己的阶级本性与道德良心,尽管属于失败者,但让人同情,以于连为代表;中期奋斗者善恶并呈而恶占上风,主人公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战胜了道德本性,最终堕落下去,以拉斯蒂涅为代表;后期奋斗者主要体现恶,主人公毫不犹豫拿起资本主义法则,不择手段往上爬,以杜洛阿为代表。比较而言,早期奋斗者内心冲突最为激烈,中期奋斗者较激烈,后期则最弱,从精神动态总趋势上“热”到“冷”的变化历程可知,“个人奋斗者”最终会逾越道德界限,蜕变成资本主义“时代英雄”,变成冷冰冰的毫无人情味的野心家。

(三)斗争方式:以恶抗恶且不择手段。无论哪个时代,年轻人总是这个社会最敏感最积极的成分。因此,每次社会大激变,总要出现一批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探索的青年。十九世纪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同样出现了许多“探索型”青年,根据他们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和反抗形式,可分三类:一是以善抗恶型,大多理想宏伟,勇于行动,心中容纳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追求精神上的“大我”,如“拜伦式英雄”、“新人”;二是消极回避型,不敢正视现实,缺乏毅力、意志和行动精神,无所作为,没有社会存在意义,如“多余人”、“世纪儿”;三是以恶抗恶型,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报复社会,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追求“小我”的利益得失,如“个人奋斗者”。

于连一心想爬进社会上层,决定以虚伪作为个人奋斗的武器,“同整个社会作战”,他坚信:“在狼的社会里,必须把自己变成狼,然后与他们相咬。”当发现穿红军装走拿破仑创建军功的道路行不通时,他马上穿上“黑”道袍扮成虔诚无比的教徒,最终成为木尔侯爵的忠实鹰犬,为获得一枚十字勋章沾沾自喜。拉斯蒂涅在接受“人生三课”系统教育后,集前人之大成,决定抛弃一无用处的“清白老实”,为达到欲望的最高峰,“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因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在《轻佻的女人》和《不自知的演员》中,他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在《阿尔西的议员》中,他把纽沁根太太当作驿马,达到目的便抛弃她,还娶了她的女儿为妻,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挤进“强者”阶层,竟然拿起斧头劈向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妹妹,堕落成为一个杀人凶手。

对“个人奋斗者”以恶抗恶的斗争方式,我们应该辩证看待:一方面,作为受歧视的社会青年,他们的命运值得同情;他们想实现自我价值,摆脱卑微地位,动机也是无可厚非的;对“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人”的社会报复和反抗,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作为极端自私,把幸福置于他人痛苦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其不择手段和盲目报复,又应该受到谴责,即所谓“怜其不幸,怒其作恶”。

(四)爱情观: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从某种意义上,“个人奋斗者”的人生观决定了爱情观的全部内涵;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思想给其爱情生活抹上了一层浓厚的功利色彩,资本社会里,对金钱与功名的过份崇拜扭曲了爱情的实质。爱情是什么?至少应该是纯洁、高尚的,是两颗心自然的碰撞,含有人类最美好的期待和最真挚的情感。爱情确要以现实条件(财产、地位)为基础,但如果让爱情脱离主体地位,沦为金钱与地位的奴仆,那就极端化了。

司汤达曾把人的爱情观分成两种:“一种是心坎里的爱情,一种是脑袋里的爱情”,〔4〕前者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值得称道; 后者则纯粹把爱情当作一种手段,一种工具,甜言蜜语中隐藏着不纯动机,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个人奋斗者”主要奉行后者。他们不同程度地利用“色相”作为进身阶梯,尤其是杜洛阿、拉斯蒂涅、蓓基·夏泼等人,对异性毫无情感,只是窥测着对方的财产地位,或谋求高官厚爵,或者满足情欲发泄,逢场作戏而已。一旦目的达到,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将对方一脚踹开,毫不留情。正如法国评论家皮埃尔指出的:“在他们看来,他人不过是他们的猎物和工具。”〔5〕道出了其爱情的虚伪与庸俗本质。

在这方面,“个人奋斗者”与“世纪儿”、“多余人”截然不同,如果说,“个人奋斗者”常常生活得意,情场得意;那么,“世纪儿”、“多余人”则往往生活失意,情场也失意。当苦闷感、忧郁感袭来时,他们总希望从爱情生活中寻求慰藉与解脱,但他们总得不到幸福的爱情生活;或因为知音难觅,或性格不谐,或徘徊游移,结果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苦闷与忧郁。

“个人奋斗者”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决非偶然。它蕴藏了丰富的内涵,凝聚了时代与社会的多重特征,体现了社会生活与艺术典型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说,“个人奋斗者”是一面多棱镜,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标准、道德观念乃至作家心态,那么,在探究其根源时,我们就可逆其光而求索,力求获得多层次、多角度的整体视觉。

(一)思想哲学根源:大都信奉超人哲学,渗透了马基雅维里术求思想。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人分成两种:凡人与超人,认为前者低级庸俗,因循守旧;后者则伟大高尚,支撑社会。后者之所以成为主宰,除天赋外,主要有克服良心制约的勇气,敢于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跨越任何道德、人性和法规的障碍。“个人奋斗得”正是从这个理论出发去验证自己属于何类:成功了,就极度兴奋,有一种野心满足后的快慰;失败了,就十分失意,自愧自责。《罪与罚》的主人公就是为证明自己属于超人而去杀人的,结果失败了,精神上几近崩溃;《红与黑》中于连决定要握住市长夫人的手,但他十九岁来从未握过姑娘的手,十分紧张,最终在夜半十二点的时候,于连勇敢地抓住了那只手,但他所获得的并非情爱交流的幸福,而是报复心态的满足,“拿破仑式”的强者征服的满足,描绘杜洛阿等人时也不乏此类精彩之笔。

马基雅维里权术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法则和竞争法则。简言之,就是要面厚心黑,冷酷无情地投入到尔虞我诈的社会竞争中去,它把自然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搬到社会生活中,使人际关系成为纯粹金钱交易或利益关系。

超人哲学是世界观,马基雅维里权术思想则是方法论。“个人奋斗者”兼容二者,因而变得目光锐利、思想敏捷、方法得当。他们一步步往上爬的足迹启示人们: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就会塑造什么样的人;“个人奋斗者”以资本法则为指导,最终成为“时代英雄”、“青年野心家”,其阴谋诡计之高明,既让人惊叹,又让人所不齿。

(二)文化背景根源:卑劣低下的道德水平和贪图享乐的社会习气所造成的侵蚀作用。应该看到,“个人奋斗者”当初还有着某种纯朴的感情,甚至不乏同情心,但这种人性的闪光十分淡泊虚幻。在欲火炎炎的社会里,道德水平卑劣低下,清白老实一无用处,社会风气败坏,上流阶层纵情声色,花天酒地,“哪怕死后洪水滔天”。既然恪守美德毫不实惠,而天才在这个世界上只配淹没,那么“个人奋斗者”又何必费尽心血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伟人呢?既然整个社会都在欺骗,他们何不用伪善手法作恶来欺骗社会呢?

值得一提的是“个人奋斗者”的“代理父母”,他们本身是资本社会种种罪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谙识这个社会的本质。他们在“个人奋斗者”人生道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人奋斗者”思想的成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谆谆教诲。这种后天性的血缘关系,使之成为“个人奋斗者”的精神向导。几乎每个奋斗者都有自己的“代理父母”。于连的“代理父母”可以说是西朗神父,他推荐于连到市长家里当教师,后来又送他到神学院学习,拉斯蒂涅则有三个:鲍赛昂夫人、伏脱冷和高老头。他们分别代表三种社会势力,各以特有方式向他灌输资本生活方式与处世原则。吕西安、杜洛阿等人亦如此。

(三)阶级关系根源:由没落贵族或平民阶级向资产阶级蜕变。“个人奋斗者”是新旧阶级又排斥又互补的产物,他们多出身于中下阶层,却希翼跻身上流社会,走资产阶级化道路。这便是所谓的“阶级蜕变”现象——由一阶级向另一阶级的质变,这就得跨越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无疑非常艰难。因为对立阶级存在排斥性,而“个人奋斗者”也有一定的阶级自尊,一些人失败了,被抛了出来;一些人成功了,获得了“新生”,泯灭了自己的阶级本性,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

转变之所以可能,在于两阶级之间的一定的互补性:一方面,“个人奋斗者”贪慕荣华富贵,企图爬进社会上层;另一方面,上流社会也内在需要“个人奋斗者”,第一,上流人物多是碌碌之辈,要维持其统治,迫需一批行动果决、意志坚定而颇负才气的年轻人助其臂力;第二,上流阶层各势力间争权夺利,如教会、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勾斗,也需要利用“个人奋斗者”的才干学识,施以小惠,作为自己的走卒。第三,资本社会趣味低下,贵妇情夫,伯爵情妇现象很多,“个人奋斗者”颇有魅力,能投合他们的口味。

(四)作家心态根源:忧愤深广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金钱社会的抨击。他们洞察了社会的种种罪恶:左右形势,对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伦理关系让位于自私的市侩原则;理智的人性让位于疯狂的兽性。他们不能象浪漫主义者那样,沉缅于虚无缥缈的诗情画意中,而要清醒地面对现实,面对资本社会的害人者与受害者,“个人奋斗者”正是他们反叛精神的产物,寄托了他们或愤慨或同情或叹息的种种情绪,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特色。

“个人奋斗者”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蕴和不朽的艺术价值。

它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作出重要贡献。人性是文学、艺术、哲学诸多领域共同研究的主题。它涉及到人的本质和存在价值的根本看法,因而有着重要地位,而人性的迷失与回归,历来是作家们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二十世纪以前,文学史上出现过三次热潮;一次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权反对神权,歌颂人的价值、尊严与力量,认为人生目的是追求个人自由与个人幸福;二是在启蒙时期,他们提出“自然法则”与“天赋人权”理论,推崇人的理性,宣扬自由、平等、博爱。这两次热潮都是适应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势力的时代需要的,矛头指向宗教迷信与专制政治。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逐渐战胜封建阶级成为新统治者,其内在矛盾和外在缺憾也日益暴露。金钱不断侮辱、毁灭人的价值和尊严,野心和私欲扭曲了人性,因而本时期作家们探讨人性的目的,在于呼唤人性的回归,宏扬真、善、美,其矛头指向资本社会。他们痛心疾首地拿起笔,去描绘那一个个灵魂如何被金钱所扭曲,那崇高纯洁的人性如何被邪恶世界所异化。希望通过鞭挞假丑恶,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巴尔扎克说过:“把一个上流人物,一个野心家如何抹煞良心,如何走邪路,如何装扮成伪君子而达到目的,曲曲折折地描写下来,说不定会一样的美,一样的惊心动魄”。〔6〕

“个人奋斗者”为何会走向堕落?作家们从人性角度进行探究,“性本善”论认为,“个人奋斗者”本性善良,心地纯净,只是后天环境造成堕落;“性本恶”论认为,奋斗者一开始就自私自利,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后来环境影响,只是外因作用;还有一种“非善非恶”论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类行为的动机来自人的“趋乐避苦”的本能追求,由于时代局限性,他们都未能揭示其阶级实质,但却为人性本质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随着时空的推移,“个人奋斗者”日益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学要实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的任务,唯一的艺术途径,是塑造可以透视那个历史年代的代表人物,通过“个人奋斗者”的命运探索时代内蕴,是作家们塑造人物的出发点,也是形象的社会意义所在,艺术特色之一是通过外在对立和冲突关系刻划人物。活动在新旧交替、矛盾重要的过渡时期的“个人奋斗者”,处于无所不在的对立与冲突中,他们无例外地相互竞逐、搏击、争辩,使纷繁复杂的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看到具体形象的社会全景。特色之二是注重从人物内在本质上剖析,即通过人物复杂的性格、矛盾的思想和多变的心理来开掘人物的内在本质。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近代艺术的冲突主要是性格本身分裂冲突,即内心方面的冲突。它所表现的不是古典艺术的那种静穆和悦而是动作和情感的激动”。本期作家多为心理描写大师,他们以大段内心独白和细致心理刻划,去揭示“个人奋斗者”精神生活的内在奥秘;同时补上跳跃性的心理片断,折射出动荡不安的社会风貌和风雨将临的时代特征。

总之,众多作品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都是个性鲜明、心理复杂、血肉丰满的成功艺术典型,他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在世界文学形象的画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收稿日期 199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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