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性别与充权：关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领袖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灾区论文,个案论文,刺绣论文,领袖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1）05-0034-13
一、研究背景
妇女是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实务的中心，也是世界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组织工作的重点。在有关妇女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着一种“性别中立”的传统观点。[1]特有这种观点的社会工作者依赖于一种普遍性的话语，将男性与女性看成没有社会性别差异的个体，表面看是一种“平等”与“价值中立”，实际上以男性作为评判女性经验的标准，忽略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否认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经验，预先假设了女性的被动地位。[2]这种“性别中立”的观点，也被许多女性主义者质疑为“性别盲区”[3]或“性别抹杀”。[4]基于这种观点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真的将男性与女性看成没有各自性别特征的两大类群，而是在一种人类普遍性的伪装之下，无视建构男女性别身份的社会、文化、历史的作用力，不考虑女性所处的社会情境，将女性变成被动的受害者。当女性试图从日常生活的困扰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性别盲区”让社会工作者看不到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只是将困苦的根源归结为个人与其功能问题，同时否认女性有选择自己未来的能力与权力。
本文试图将社会性别视角与参与式社会行动联结起来，以“5·12”汶川大地震某地区灾后重建的妇女小组发展为例，探讨在社会性别视角之下，社会工作者如何运用妇女的个人经验，深入了解她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日常私人领域或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以此达到女性的充权（empowerment）。本文研究的过程从2008年6月灾后40多天社会工作者初步介入妇女的生活开始，直到论文完成的今天，即灾后重建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妇女小组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一个集体疗伤、陪伴同行、生计补贴的项目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培养妇女自主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生计项目。[5][6][7][8]在这个过程中，本文的作者既是研究者，又是行动者，通过共同行动、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口述史、深度访谈等方法，探究妇女小组领袖的个人生命故事，尤其是在特殊社会情境中困扰着她们的性关系与性别角色问题，关注并认可她们的独特性，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推动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社会空间的拓展。
相较于其它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本研究是在一种更为复杂与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启动的。“5·12”汶川大地震带给本研究中的妇女不同程度的重创，包括死里逃生（亲历7.8级大地震的身心震撼）、丧亲之痛（失去子女或家人）、生计困难（房屋田地被毁）、身份模糊（家庭社会关系变动）、居无定所（昔日的家园与社区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研究者秉持社会性别的介入视角，努力摆脱那种将妇女看成“无助者”、“被动的受害者”和“依赖者”的片面思维，把妇女看成有活力的行动者，为她们提供自我表达的空间，倾听她们，让她们从自己的角度讲出生命体验和故事，尊重她们建构和解释故事的过程，理解她们在生活各个方面为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致力于在生活、家庭、社区、政治、经济等各种层面上达到妇女的充权。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参与式社区发展，由妇女性别角色的变化进行社工介入与充权，可以说，本研究是本土社工实务的有益尝试。
二、研究问题
社会工作者应如何理解“社会性别”这一理论视角并将之运用到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怎样的性别敏感度才能突破“性别盲区”，反思自身的性别观念，挖掘妇女独特的需要，分析与介入妇女的日常生活烦忧与小组和社区的发展？当“性爱困扰”与“婚姻关系变化”成为灾区妇女小组领袖讲述“个人生命故事”时一个凸显的主题时，社会工作者如何运用她们的经验，深入了解她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日常私人领域或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以改进妇女的福祉，达到女性的充权？社会工作者如何理解充权？社会性别角色、个人发展与充权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本文在实践与反思的基础上，试图回应这些问题。
三、文献回顾与理论探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将性别角度应用在社会工作里，[9]这一取向的社会工作被称为“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gender－based social work）或简称“性别社会工作”，这不只是泛指以性别角度推行的妇女工作，亦包括其他服务范畴，如社区发展等，所服务的对象涵盖社区内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妇女这样一个单一性别群体。所谓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是指社工专业必须具备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认识以及性别的觉醒的能力。要了解服务对象，特别是女性的处境，也要洞悉现存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如何阻碍了社会迈向平等的目标。[10]
社会性别与参与式发展是“两场强大却又彼此独立的运动”。[11]在中国的发展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敏感性”等关键词，被频繁使用着，[12]几乎任何形式的发展都被冠以“妇女”/“社会性别”之名。[13]然而，不管是社会性别理论，还是各种妇女发展项目，在中国的历史都很短暂，人们急于在特定的范畴内，将它们串在一起，找到一些相互关系，对原先那种无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做另外一种较全面的解读，却因为本土化的理论创建不足，实证研究少而质量低，[14]让这些概念的内涵抽空，或部分地被切换了。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助人的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同样十分短暂。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给社会工作一个被政府和民间认知的机会，[15]被看作可以用来填补政府在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缺漏之处。但是即使是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社会工作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境的尴尬：自己很难以“救助”的方式解决社区的关键问题，反而要回避那些关键问题才能够留在社区。[16]对于这些具有强烈的实践感的转型社会工作者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向社工原初的精神及其实践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守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17]而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为被压迫者充权，让他们有能力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18]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概念化了结构性压迫的范畴，让性别分工和性别化的权力阶层清晰可见。[19]对于以弱势群体（妇女）为主要服务对象，致力于社会平等与发展的社会工作者来说，社会性别这一理论视角，不可或缺。
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境中，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为社会性别视角构建一个适宜的理论框架，以细致深刻的解析挑战现有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知识内涵，不断与具体实务进行对话，使社会性别视角不再流于一个“空洞的”、“有隔膜感的”、“外来的”的词汇？[12][20]本节将从“社会性别”、“性别角色”、与“充权”等几个主要概念出发，与所要研究的妇女的具体情景结合起来，对她们的经验进行理论探索。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理论起源于上世纪初和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两次妇女运动浪潮，其核心诉求为“男女平等”。尽管大家的焦点及分析观点有别，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均指出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并非源于两性生理结构上的不同，其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构成两性在自我发展、生活安排、资源运用、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与其所处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策及父权意识息息相关。在现有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下，妇女明显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虽然这种弱势地位还受到阶级、种族、文化、国家等多重等级与权力的影响，而并不仅仅由社会性别这一单一属性所决定。[21]但妇女之间的种种差异，并不能遮盖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表达了对传统社会性别不平等关系的不认同和挑战，不再将社会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只是归结为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归结为女性与生俱来的命运，而是从社会制度来看这种男女差异和不平等，认为这种差异和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社会性别理论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对社会中为什么人要区分为“男人女人”、何为“男人女人”、什么是他们应该遵循的行为、观念、角色和身份，产生一个权力关系的分析。所谓具性别敏感度的社会实务工作（gender sensitive practice）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feminist social work），是指社工专业必须具备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认识以及性别觉醒的能力。要了解服务对象，特别是女性的处境，也要洞悉现存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如何阻碍了社会迈向平等的目标。换句话说，妇女问题并非妇女本身的问题，而是父权制度对性别带来生活上的枷锁。[22]
（二）性别角色
在社会性别理论体系中，性别角色是一个核心概念。社会性别涉及人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社会角色又是性别分工造成的现象。研究显示，虽然男女性别角色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与民族、历史、文化、地区、社会阶层等因素息息相关，[23](P133－149)但工作与职业被性别所结构化，是所有现代社会很基本的现象，较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以及“男强女弱”的性别定型观念，构成了男女两性最基本的社会性别角色。他们的各种性别角色，包括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其根源都来源于性别分工。即使现代社会的性别概念与意识形态已有许多重大改变，性别分工的改变仍是微乎其微。
运用性别角色作为分析权力关系的工具，其主要方法为发现并解构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也就是人们分别划归为两性的那些属性。比如，很多现代社会里，男性与女性常常被看成分属于两种彼此对立的领域：男性为“理性工具取向”，他们理性，具有领导力、行动力、效能感，属于“外面的世界”；女性为“情感表达取向”，她们感性，天生顺从，适合养儿育女和照顾他人，最好留在家里。这些性别刻板化最早源于婴儿出生之际，而且家庭与学校都是重要的早期社会化媒介。
（三）性别醒觉与充权
性别醒觉是一种意识提升的过程，包括对现存社会性别制度、社会安排的认知程度，也包括参与改变这些安排的可能行动。[24](P267－276)在参与式社区发展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发现，社工介入所涉及的各项范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活动，往往充满性别矛盾和政治角力，这些性别政治和权力的不平等可以是很平常的，有些却可能对个人成长和社会位置有重大影响。性别政治包括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不单可带来生活中的困难和挣扎，也可以造就性别团结和成为力量的源泉。[25]社会工作者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挑战性别角色刻板化以及男性的霸权？协助妇女们反省自己的性别位置，并以充权工作为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行动策略。
充权这个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运用在社区工作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充权有很多种诠释，其中接纳度最高的，是指一个人感觉有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尊重自己、内心充满自信、以及感觉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现状。[22]对于这样一种诠释，有人理解为一种过程，有人理解为一种结果，或两者皆是。这样看起来，充权这个概念，与传统社会工作沿用已久的自我成长的说法，颇为相近。关键在于，究竟从何理论视角看待“充权”与“权力”。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当我们运用充权的概念时，起点是要对权力（power）的定义作出重新的理解。福柯（Foucault）认为权力是行使出来的而非拥有的。[26]希利和福（Healy & Fook）认为，将福柯的权力概念运用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上，对社工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7]我们不可能帮助服务对象获取权力，更不可能赋予一种权力给她们，而是帮助她们在制度化的压迫下看到权力关系，进行不同权力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个人构成的影响，并牵动个人内在的反省及对既定的权力关系作出挑战。[22]
具体到本研究，当我们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充权的概念对妇女小组发展进行介入，我们首先要对“灾后重建”这一特定社会情境下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帮助当事人以新颖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和需要，化解一些不必要的性别角色期待，提供跨越性别定型的参与空间，理解并推动妇女建立自尊自信与自我，减低个人的问题化和病态化，以提升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感。
（四）以性关系、性别关系为场域的充权
在有关妇女发展与充权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探讨充权的效果和评估，倾向于从政治、经济等宏观层面上进行论述。很多学者注意到，强大的妇女草根组织可以令女性充权。通过鼓励妇女们集体行动起来，妇女组织帮助妇女确认她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努力让她们去获取决定自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包括经济和政治权力。
在我所参与的妇女小组发展的两年中，这种经济与政治层面上的充权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上，妇女们参加刺绣小组，其劳动所得一度成为震后家庭中唯一收入来源，这不仅让她们可以贴补家用，有人甚至用来购买在震前也不曾消费过的时尚衣物，经济上的决定权不言而喻；政治上，由于妇女刺绣小组成了灾后自我救助的典型，成为当地政府对外宣传的一个小政绩，从而让妇女们破天荒在镇长、村长等村干部那里有了话语权，在社区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具体来说，村委会重建，要考虑妇女们的意见，专门留出一间房子做绣坊；村里镇里赠送援建人员礼物，要请妇女们帮忙设计绣品，将之当成最为贵重和具有特别意义的纪念；逢年过节，或者外面有人来采访、参观，村里镇里需要派人与妇女小组商量，能否组织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节目，比如锅庄舞表演之类，作为欢迎礼仪与形象展示。这是因为妇女组织提供了机会，让妇女们获得了领导和组织能力，结成了亲族关系之外最亲密的支持网络。妇女们对政治的介入，最为显著的一个标志是：当社区重修时，建造中的房屋需要监管员随时检查建筑质量，这个职责意义重大，妇女小组的领袖及一些成员却被赋予了这个责任，推上监管员这个位置。向来，建筑工地上是不可能出现“担当责任”的女人的。
然而，单纯从经济或政治等宏观层面看充权的效果，其实存在较多的偏颇之处。一些研究发现，女性经济能力的增长，并不一定构成对既有的社会性别等级的挑战。[28](P224－248)她们可能在忙完“外面的”工作之后，仍要完成家务工作，就好像再打另外一份工，只不过这份工一直是没有报酬、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同样，妇女们在政治场域里看似有所突破，也很可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她们成为某种政治象征，并没有真正得以充权。正像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现有的充权研究很少提到个人层面上那些纠缠和细节，性别关系内部的张力，还有妇女们如何可以得到最好的支持。[28](P224－248)关于充权的分析本来就强调个人的自尊与自信，以及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中可以进行协商的能力，那么性别关系，特别是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与性关系，应该成为充权研究的聚焦点，而不是一个研究空白。
从性别关系、性关系中看女性性别角色的困境与改变，由此反思社工的介入与妇女的充权，这是本文的理论出发点。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也是妇女们最关心最困扰最急迫的需要。
四、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的获取依赖于一个历时两年多仍在持续进行的行动研究。在这个行动研究中，我与我的同事们从2008年6月24日进入四川某地震灾区，创设社工站，建立妇女疗伤与生计小组，与妇女们同行。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与妇女们都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妇女小组的建设与发展，3位小组负责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在与她们的亲密交往中，深入到她们日常生活各个层面，不断加深着对于她们的理解。本文的资料分析部分，就是以3位负责人的个人生命故事作为叙事分析的文本。3位妇女的化名分别为大妹、二妹、三妹，年龄都是30岁。在她们这个年龄段的当地妇女，都有一个根据家中排行所得的乳名，比如“大妹、二妹、三妹、四妹”。在本研究中，她们名字的顺序是由社工介入的顺序得来的。
大妹为一组的负责人，汉族，初中毕业，地震前离异，但据说因为需要照顾一对儿女的上学，离异后一直没有与前夫分居，四口人居住在自建的两层小楼里。地震时一对儿女在学校遇难，家中房屋被毁，遂与前夫分居，分住在各自的帐篷中，后来各自又搬迁到相邻的板房中，处于半分居状态；二妹为二组的负责人，藏族，小学文化，地震前离异，儿子跟前夫，自己独自在娘家居住。因户口仍在婆家，地震后搬回婆家所在地，照顾儿子，并等待政策，期盼分到重建新房；三妹为三组负责人，羌族，初中毕业，已婚有一男一女，地震前与老公一起在镇上开麻将馆。地震后原本打算外出打工。后来听说有社工在附近村镇开办妇女刺绣小组，便认定这可以当成一件事来做。她主动找到社工，提出自己可在本村组建妇女小组。
为了行文的清晰与流畅，更为了分析的深入性，本文在资料分析部分所呈现的个人生命故事，是根据共同行动、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口述史、深度访谈等方法所得到的资料综合而成的。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没有录音，这是灾区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的，也与研究者的信念和经验有关。根据我的观察，录音作为一种外来的技术手段，一旦进入到妇女闲聊的场景，往往成为一种干扰和权力的象征，让她们停止交流或不敢随意交流。虽然我本身作为一名研究者，身上带有“大学教师”、“项目负责人”、“城里人”等标记，也会在我与妇女之间造成一种权力的不平等。但我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消减这种不平等，包括在共同行动中建立紧密互动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她们的语言、交往方式与生活技能等。在共同行动进行到一年多的时候，当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妇女们经过各种外出培训对录音、录像、电视采访等交流方式已经不太陌生，甚至她们之中也有人购买数码照手机、可以拍照的手机等记录我们的行动，我开始尝试使用录音机记录我们的谈话，主要用在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及个人长时间口述的场合。这些录音经整理变成文字记录，在灾区的行动和互动也有田野日记，共同构成了分析的原始文本。
在灾区的背景下与妇女谈论私密话题，包括性关系，这不是我进入灾区的研究预期。虽然我过往的研究让我对妇女的性与社会性别具有敏感性。可以说，性的话题不是研究的预设，也不在大的行动研究的框架之中，但是我进到灾区的第二天，就遇到大妹跟我谈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每一次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都会谈到这个问题。这让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回应这个话题，关注这个话题，并且需要将大妹提到的问题扩充到其他人的生活范围中来，将私人困扰重新界定为公共问题。[1]妇女们都理解我的工作，“教书、写文章、拉项目”，在两年多的交往中，我写过不少媒体和研究型的文章。大妹授权我，只要有利于小组工作，“什么都可以写”，甚至不需要匿名。但是之前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涉及妇女的性选择问题，这毕竟还是一个被重重社会文化制度约束的话题，是比较犯忌的领域。在几次有录音的深度访谈时，我都向她们解释，她们所谈的这些私人信息我将怎样处理。匿名之外，我还详细向她们解释，这些资料将会用一种怎样的处理方法，呈现在学术期刊上。当然不管是进程中或者完工后的稿件，她们根本不可能阅读，因为她们没有阅读的习惯，更遑论这样艰涩的学术文章。我采取口述的方法，在见面时向她们复述，我在文章中谈到她们的哪些故事，她们是否接受。3位妇女都在听取了我的转述后，表示愿意我这样处理她们的故事，包括我将公开发表这篇论文。
五、研究发现
进入灾区第2天，也就是“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45天，我们认识了大妹。她的两个孩子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对此，她愤怒、痛苦，陷入对孩子生前种种的追忆中，食难下咽，夜不成寐。遇到我们没有一分钟，她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孩子的照片给我们看，含着泪花不停讲述孩子的故事。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大妹仍然没有停止诉说的意向，反而主动提出送我回我住的板房，那是离她的帐篷大约一公里之外的临时安置区。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路大妹讲述的主题居然偏离了孩子，而谈起了她的离婚、前夫的外遇、她与前夫及其情人的纠缠。主题偏离的最主要诱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撞到了她前夫，这个一直游移在大妹与情人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然而，在这一天之后我与大妹的频繁交往中，她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前夫，不时夹杂着对于男人女人、婚姻爱情精彩的言论，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不结婚也不住一套房，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各过各的。”联系到震后灾区一片忙乱的状况，还有大妹痛失两个孩子的心境，她在这样的时候仍然陷于与前夫的关系纠缠中，不能不让我们醒悟，其实，对于像大妹这个年龄这个生活阶段的女人来说，性关系与性别关系，与她的日常生活密切绞合，是她难以挣脱的现实困扰，也是我们社工不能回避的实践议题，不管我们当初进入灾区的目的是什么，以后的目标又如何设定，我们都必须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
因为大妹的这种境况，我也特别去留意其他妇女是否也对婚姻爱情与性这一类的话题存有强烈的兴趣。限于文章的篇幅，也与我所掌握的资料的深度有关，这里只讨论3位妇女小组领袖的性关系与性别关系状况，以及她们在性别角力过程中对自我社会角色的认同与跨越，包括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与她们的充权。
（一）纠结的性关系
地震前后，大妹、二妹、三妹的感情与婚姻生活，分别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波澜，好像是三幕不同情节的悲喜剧。
大妹的故事听起来最纠结。简单来说，地震前两年，她发现丈夫有外遇，外遇对象是他们共同的朋友，一位新近离婚的女人。丈夫说，他爱大妹超过这个女人，可是因为同情，他也没办法离开这个女人。大妹给丈夫一个选择，要么回家，要么离婚。丈夫却两样都要：离婚了，但还住在家里。对外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孩子需要照顾。就这样，他们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丈夫，房子判给了大妹，一家四口人却仍然像原来那样，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方式几乎不变。唯一的变化是，家中的那个男人，时不时会消失几天，而后又重新出现在这个家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样的生活自然无法获得平静。大妹讲过几个谈判的故事，比较激烈的场面有——她喝了好几瓶啤酒，豪气地说出：“你们是真心相爱吗？那就说出来咯，证明给我看咯，我成全你们。”就这样不断谈判，直到地震发生，纠结仍在继续——大妹痛失两个孩子，在亲友的劝慰下她到外地住了十几天，回来却发现，前夫居然让那个女人住进了他的板房。大妹怒不可遏，将前夫扣留在她的板房内质问：“你还是人吗？孩子走了几天？你就跟那个女的睡！你不怕报应吗？”前夫赌咒发誓他跟那个女人没在一起，只是那个女人刚从娘家回来，没地方睡，暂时借住在他的板房内。半夜一点，那女人频频发短信喊大妹前夫过去，大妹不让，前夫说他给那女人送点药，去去就来。凌晨四点，前夫还没有回来，打电话关机。大妹走到前夫的板房前（两个人的板房只相距十来米远），听了半天不见动静，她就拍着房门喊前夫出来。许久，前夫出来了，乖乖跟着大妹回到她的板房。
大妹与我们相识之际，这件“板房事件”发生了没几天，她的心情十分跌宕。十几天后妇女小组成立，大妹积极参加小组的各项工作，成了负责人之一。她前夫仍然住在河边板房区，大妹则搬到半山上自己家搭的帐篷里居住。每次我去帐篷找大妹商量事情，总能遇到她前夫——刘老大，一个看起来精悍而又沉默的男人。他不是来给大妹送电饭锅、水果、蔬菜，就是通知她去办各种各样的手续，一般都是关于孩子的善后事宜的。这让人感觉，虽然婚姻不在了，孩子不在了，但曾经共同拥有的各种关系，依然可以成为他俩之间某种纽带。大妹也通常是在这种时候，聊起那些纠结往事。
随着小组的进展，还有灾区不断变动的生活状况，大妹与刘老大的关系也在变化，依然是她内心焦虑的根源。灾后3个月，因为板房重新分配，大妹和刘老大成了紧挨的邻居，那个女人则分到他们前面一排，窗口正对着刘老大的门。看起来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因为刘老大是村干部之一，分配板房他说得上话。我们到大妹家串门，刘老大常在那里，时不时还有几个朋友，明显是把大妹的板房当成自己的家。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我问大妹他们是不是住在一起的，大妹说：“高兴就住在一起，不高兴就各住各的。”那个女人呢？大妹说：“她不要他了，见了面也不说话。其实说说又怎么啦？都是朋友。”听起来很大度。
我们都认为“大妹赢了”，一场“家庭暴力”事件却又发生了。那天，妇女小组内有人说，刘老大与大妹半夜里吵架了，刘老大还打大妹耳光，她们全都听见了。因为板房根本不隔音，大妹的哭声又很大。她们听到大妹说：“刘老大，你敢打我！”刘老大说：“我就打你！我就打你！（啪！）”这件事非同小可。听说此事第二天，我即到大妹板房探望，拐弯抹角问起此事。大妹没有避讳，讲起这件事的起源：大妹的婆婆，也即刘老大的妈妈，将大妹的一块抹布给了那个女人，大妹知道后立即让婆婆把抹布要回来，因为“那是我大妹的东西，不能给她。”婆婆觉得没面子，不去要，跟大妹吵起来。晚上，大妹跟刘老大就此事理论，刘老大认为大妹不讲理，大妹认为刘老大心里有鬼，就打起来。大妹不承认挨了耳光，替刘老大开脱说：“他就推了我一下。”但她随即又强调说：“我大妹的东西，就是一块抹布，也不能给她。”
妇女小组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大妹也成了妇女小组的代言人。香港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省市县各级电视台，都来妇女小组采访，大妹作为一个自立自强的典型，总是被邀在镜头前讲话，有时还会被跟踪拍摄日常生活场景。刘老大这个时候一般也在现场，好像对大妹上镜很感兴趣的样子，虽然他几乎从来不出镜，只偶尔客串一个背景。大妹也获邀去省里省外一些纪念场合，还经常参加一些NGO组织的培训项目，回来后兴奋地跟我们说着见闻，嘴里不时冒出一些新名词，比如“NGO”、“项目计划书”之类。她还买了一只可拍照的新手机，一件真丝透明的睡衣，是在高档百货公司买的，价值198元。妇女们都咂嘴说大妹太舍得花钱了，什么钱都敢花，大妹有自己的理论：“要钱做什么，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人在什么事情上花时间最多吗？在床上，睡觉，占人生的1/3时间。你人生的1/3时间都要睡觉，为什么不买个舒服的睡衣？”但大妹的睡衣可能不止有“睡觉舒服”这个功能，她开始计划着再生一个孩子，与刘老大。她这样解释为什么还要跟刘老大：“我们的两个孩子（原来的），一个像我，一个像他。将来我们再有一个孩子的话，不管像我还是像他，都能像我们的孩子，像一个也行。”
随着大妹的频频外出，她在刘老大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我们都看得出。那个女人回了娘家，从形式上彻底退出这场三角纠缠。同时，大妹的家务分工也有了变化。以前刘老大带朋友在板房里吃饭喝酒，大妹要做饭、服侍吃喝、陪说笑，等朋友走了再收拾残局，不然，刘老大就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妇女小组让大妹有很多机会和借口外出，即便朋友来了吃喝，大妹也可以用“有活动”或者“老师找”为理由逃掉一些家务劳动，刘老大只好自己动手收拾一下。慢慢，刘老大积累了一些不满，有时候是对大妹社会活动价值的否定：“你那么积极做什么？他们又不发你工资。”有时候是对大妹活动企图的怀疑：“你老往外面跑，是不是想在外面找野男人？”大妹对于刘老大的不满和吃醋，有时候采取对抗的态度，有时候则妥协，比如买有照相功能的相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向刘老大报告行踪。但倘若刘老大惹得她生气，她也有可能把手机一关，什么都不理了。一度，他们的关系陷入新的紧张状态，让大妹颇为烦忧。可庆幸的是，那个更紧张的人换成了刘老大，而不再是她。
像大妹一样，二妹也一直纠结于男女关系，只是，她的纠结不在于一个男人，而在于“找不到好男人”。二妹地震前因为丈夫有外遇而主动提出离婚，离婚后她一直住在娘家，开了一家火锅店。地震震跨了火锅店，本来不懂刺绣的二妹加入了我们的妇女小组，因为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了“技术创新”的能手。二妹也是妇女中第一个自告奋勇帮助我们在汶川更多的乡村发展妇女小组的人，而她从来不因为这些组织工作而提出额外的报酬，甚至有时候，她还自行垫付路费与通信费。妇女小组成立一年多后，我们在成都组建了一个社工站，目的是推动城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看看能否将灾区妇女的手工艺品、绿色食品推广到城市社区，也希望组织城市消费者走进乡村互惠互利。本来，大妹是这个工作站的最佳人选，她初中毕业，会说普通话，也有一定的公众认知度，常常担任妇女小组的代言人。她到社工站工作，不但可以提升自我能力，也能够作为主人直接帮助父老乡亲。大妹也本想到社工站工作一段时间，但是考虑到与刘老大的关系，她还是决定留在他的身边。大妹推荐二妹做工作员，二妹爽快地答应了，将上小学的儿子托付给父母照顾，住进城里与社工成为同事。我们本来很担忧二妹的城市适应性问题，因为她只有小学文化，不是很会说普通话，也不懂电脑打字，怕她到了社工站只发挥做菜的专长，将自己变成一个后勤专职人员，那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提升自我”的目的，也起不到“为灾区妇女代言”的作用了。令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二妹在工作站做了不到两个月，就学会了电脑打字、上网、收发电邮、QQ聊天，而这一切，最大的动力来源是：网恋。
二妹离婚前后，桃花运一直不断，这固然跟她那姣好的面容和身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她面对男女情事时那种直爽脾气，即便在藏族里也是罕见的。比如，她在当地人运营的小客车里也敢跟我们大聊特聊她跟远方表哥、也就是她前夫之间的恩怨，包括他怀疑她不忠、频频带女人到她跟前示威、却不愿利利落落离婚、娶那些他曾经带回家显摆的女人们。小客车司机忍不住插话说，他早就认识二妹这个藏妹子，这条道上的男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二妹这个藏妹子，又美又泼辣。就这样也没能止住二妹继续“交代”自己离婚的细节。后来，跟二妹熟了，她对着录音机讲述过更让我意想不到的过往：离婚后她有过一段特别消沉的日子。拿着分家的钱，她没有回娘家，而是独自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一个旅游城市租了一套房子，每天喝酒、泡KTV，甚至还吃过摇头丸。二妹说那时候心里太痛了，只有酒精和药丸才能让她什么都不想。一个月后钱花完了，她又到家乡附近的小县城里做小买卖，卖梳子、卖小吃、开火锅店，直到地震发生时。她还是很善饮，但再也没有碰过那些药丸。家人、朋友都给她介绍相亲对象，警察也有，村官也有，小老百姓也有，只要有，她就去见面。只是从来都是人家看中她，她却没有办法真正喜欢上一个男人。她总觉得很多男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可是一交往，不是小气，就是不敢担当，她从内心里看不上他们。她说：“不想再谈恋爱了，也不想再结婚了，反正从来不缺男人，想要的时候总是有，但千万别把他们当人。”
当成都工作站传来二妹网恋的消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又在意料之中。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二妹，硬是依靠坚强的毅力学会了拼音打字。尽管普通话不好，打字速度奇慢无比，但这并不妨碍她发现并掌握电脑与网络的好处：她先是在QQ群上结交了几个跟她一样有过婚史的女人，她们一旦联系上之后就用语音聊天，有时候聊着聊着就痛哭起来。后来，有男人也来加她，她选择那些同样有过婚史、又愿意聊四川地震这个话题的男人，聊得好的就语音，后来，发展到网下约会。“二妹很容易相信人的，见了人家觉得喜欢就帮人家买衣服。”成都工作站的工作员这么说，总感觉网络这么虚幻的东西，离二妹的生活还是远点好，别再让人给骗了。没想到，二妹才见了3个男人就遇到了“老公”——一个离异后在成都建筑公司打工的技术员。他们相见一个月后同居，半年后决定结婚，2010年底领了结婚证。这技术员比二妹大两岁，大学毕业，两人同居之后二妹将他的形象来了一个大改造，觉得可以见人了才领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型的技术员。二妹说：“我说我是小学文化，他说你不是，小学文化你怎么可以做社工呢？我看你是大学毕业，学心理学的。”这虽然是玩笑话，足见技术员对于二妹的欣赏与尊重。二妹与技术员同居后离开了社工站，因为住处离工作站确实很远，每天上班不方便。但二妹隔段时间就回来社工站看一下，有什么重要事情都前来帮忙，还是原来那个一向热心、直爽、不计较的二妹。
三妹的婚姻状况看起来是3个女人里面最好的，结婚至今没有离异，夫妻关系却起起伏伏，经常发生冲突。她跟三妹夫自由恋爱，因为他，她放弃在成都令人羡慕的“宾馆领班”，奉子成亲。三妹家在当地算是小富，而三妹夫家很穷，为了不让人看低，他们两人结婚后最大的目标就是“发财致富”。地震前她跟三妹夫一起“拉黑木头”（就是从大山里运输倒卖那些没有砍伐许可证的木料）。三妹夫两次出过车祸，有一次将三妹连同儿子一起翻到河沟里去，一家三口险些亡命。三妹夫的腰椎因为车祸受伤，差点终身残疾，发誓再也不做这要命的生意，可是伤一好又是全家齐上阵，只为赚钱。地震将山路全部震塌，断了三妹家这条生财之道，三妹听说有社工在组织妇女刺绣，主动找到我们，希望承接“这门生意”。后来了解到社工不是做生意的，而是通过妇女小组这种形式，带动社区生计建设，三妹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双赢：她致富，其他人也跟着富裕起来。三妹自己虽然不会刺绣，但她组织联络的能力很强，在那个道路不通、信号不通的小山村，她积极组建管理小组，小组妇女也集体同意她抽取一定的管理费，小组一度十分兴旺红火，妇女们收入最高的一个月可达一千多元，以前她们一年手头上也没有这么多现钱。然而，即便是妇女小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三妹与丈夫仍然是冲突不断，起因在于三妹夫一向喜欢跟活泼漂亮的女人搭讪。以前山里人少，三妹夫喜欢到镇上麻将馆去“耍”，眼不见心不烦。现在有了妇女小组，无形中给三妹夫创造了更多机会，比如其他妇女小组的负责人来访，搞活动时邀请能歌善舞的当地司仪，城里时尚大方的女客人参观绣坊等等，都令三妹夫兴奋活跃，也让三妹懊恼郁闷。曾经，三妹夫背着三妹给其他妇女小组的一位妇女发短信，约她到县城去唱KTV，短信却错发到三妹的手机上，令她暴怒了好几天，指桑骂槐，连社工都要看她脸色说话。这样的冲突该如何处置？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三妹跟我说她常用“性制裁”的方法对付三妹夫，因为她没有办法明明不高兴还要装配合，他要是想野就到外面野去，不要来烦她。可是三妹夫总是不承认自己有事，总怪三妹“爱管闲事”、“性冷淡”，两人因此常在半夜发生厮打，还不敢惊动孩子。夜里睡不好，第二天情绪更糟糕。而住在三妹家的社工，则投诉说三妹过于情绪化，经常摆臭脸给人看，让社工们觉得自己明明是来帮助这些妇女的，却变得好像在求人家收留一般。
3位妇女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明显可见，亲密关系中的纠缠，尤其是性的关系与性别角色的关系，是妇女们难以摆脱的日常生活困扰。妇女们期待一个“忠贞”的丈夫/男人、一对一的亲密性关系，男人们却感觉自己很有理由“花心”或者“表现花心”，这影响着妇女们的情感、心理、生活安排，也是小组发展一个不能忽视的干扰因素。如果妇女们在性的关系里感到自己被贬抑，这会影响到她们的性自尊，继而影响到她们的个人自我定位。也就是说，即使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得以充权，她们最为关切的，同时也切实影响到她们个人福祉的，仍然是更为微观层面上的性关系平衡问题，是影响到她们作为女人的核心价值问题。这是以往的妇女研究中几乎未曾涉及的主题，却也是生活中妇女最切肤的烦忧。
（二）职业身份与妇女充权
在灾区，除了女人们纠结于男人的不忠这样一个性文化现象，我还有一个印象强烈的文化观察，那就是比在城市地区更明显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里是羌、藏、汉混居区，地震前旅游、水电业发达，成年精壮男人普遍在家庭之外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不管是做村官还是经商（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是个体经营、打工，他们都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唯一支柱。因为女人，不管是山区还是乡镇，她们婚前有可能在镇上、外面的城市打过工，一旦结婚，立刻回归家庭，做家务、带孩子，山里的妇女往往还要到田里劳作、喂养家畜。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妇女的这些劳动都被看成是低价值、甚至无价值的工作，因为并没有可见的收入来衡量这些劳动。妇女们也称自己在家是“耍”，并不像城市里的女人那样辩争“家务也是有价值的劳动”。
虽然把在家的劳动称之为“耍”，妇女们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性别分工。我们接触到的妇女们，几乎每个人都曾试图打破这种性别分工，将自己从“家庭照顾者”，变成“家庭经济贡献者”，或者变成一个彻底的“职业女性”。参加妇女小组是尝试为家庭经济作贡献的一个例证。而之前，很多女人，尤其是那些好强的女人，几乎都在外面打过工，那些打工经验往往成为她们“不靠男人”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在城市里也访问过少数民族的女性打工者，她们总抱怨城里的工作“累”、“苦”或者“没意思”，但在灾区，那些妇女们提起自己的打工经验，总有一种美化那些经验的倾向，并特别愿意突显自己的“成功”。比如，大妹总爱提自己在外地城市卖保险的经历，她说那时候好高兴，每天回来跟4个女孩子在一起，无话不聊，做得最好的时候她一个月能赚两千多块呢。每次刘老大让她烦乱，她总爱这么跟我说：“有什么啦？惹急了我就回去卖保险。”二妹婚前在餐馆打工，婚后经营婆家的餐馆，离婚后自己开火锅店，火锅店震塌了她还想着怎么攒钱再开一家。跟技术员商量婚事的时候，其中也有一项，将来他们一起回迁二妹分的永久性住房，技术员拿钱出来给二妹做生意，再开一家“二妹火锅店”。三妹16岁就从服务员做到领班，得到女上司的赏识，“要不是因为他（三妹夫），我可能就是大堂经理了，我们老板可喜欢我了。”跟她们聊起这些往事，我常有一种感觉，她们在“职业生涯”中曾经得到的肯定，鼓舞着她们的自信心，让她们充分感受到自主权与选择权，某种程度上是对“不忠男人”所带来的自我贬损力量最强的抗衡。
参加妇女小组，对妇女们来说，最直观的收益是经济收入，不仅可补贴家用，还可增加自己的经济决定权，将自己作为消费的主体来进行考虑，而不是永远第一考虑家庭的需求。比如，大妹就敢于购买高级百货公司里198元一件的透明睡衣，这与震后灾区人们普遍认为“钱用了才是钱”的消费心理有关，但大妹自己也说：“这是我的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经济收入增加了，这是充权的一个着力点。更重要的是，妇女小组还为妇女们带来她们最为看重的一种身份：家庭之外的工作。妇女们在震前也有刺绣的传统，一向被视为婆婆妈妈的工作，年轻小姑娘甚至以“不会刺绣”为荣，这是她们极力想与刺绣所象征的那种“家里的”、“女人的”、“没有价值的”身份划清界线的表现；地震后，刺绣小组成立，妇女们乐在其中，连在外面读大学的女孩子回家来也向老人们学习古老的羌藏绣法，妇女小组的7位负责人更是自信满满，她们不管在哪里，不管是面对媒体还是官员，都会非常清楚地自我介绍：“我是妇女小组负责人。”社工一直在向她们传递这样一个理念：她们不仅仅在为自己增加收入，她们还在为灾区妇女“自立自强”的信念与对外形象而劳动，而她们劳动的成果，有一部分是要拿出来为整个社区的公益事业服务的。她们十分理解并认同这样的理念。大妹就曾经提出，扩大妇女小组的覆盖村落，让更多的妇女加入到这个自立自强的组织中来。其他妇女小组负责人也都表现出类似的想法。就连一心想致富的三妹，也曾经这样描述过一个美好心愿：“我看的一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女的带领全村人致富，后来她死了，全村人给她抬棺材、送花……”三妹向往成为这样的人。妇女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可能比我们预期的，对她们影响更大。
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尊重女性多样化的、流动性的身份，承认女性为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赞美差异，赞美女性的力量和能力，挑战单一化的家庭定义，拓展家庭的观念。[1]这些原则渐渐被我们运用到三位小组负责人的充权中。关于充权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与妇女建立一个合作的、信任的、可以彼此分享权力的关系，不要让她们感觉到自己是被帮助的对象。通过“个人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了解到三位妇女不同的生活经历、自我定位、个人期待、性别关系与性关系，理解并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同时，又把她们的个人问题与所处的社会情境结合起来，寻求改善她们福祉的解决之道。
这里仅以大妹为例。因为大妹，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亲密关系对于妇女充权的重要性，只是具体的介入过程漫长而艰巨，还需要更多的摸索与经验积累。跟大妹相熟后，她曾多次提出，“你们也跟刘老大谈谈嘛。”她想让刘老大明白她在外面做什么，那些事情很有意义，这样刘老大在她外出时就不会特别多疑，也能支持她抛开家务投入到社会公益活动之中去。地震后一年多，我们在成都举行妇女小组主要成员的培训，特别邀请她们带上自己的老公。刘老大参加了这次培训。我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当刘老大听到工作人员反思灾后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某些官员成了地震最大的受益者时，他突然跳起来，拉着大妹就往外走。我们忽略了，刘老大也是村官之一，他在很多问题上与大妹、与我们，是站在完全不同的阶级、性别、政治立场的。刘老大把大妹拉出了培训班，拉回了家，还放言说我们是“搞传销的，洗脑”，让大妹以后不能再跟我们交往了。小组发展出现这样的倒退，我们忧心忡忡。大妹打电话给我说：“不管他，我该做什么做什么，他管不了。”但我们也不能这样干坐着等。一个月以后，我们去找大妹，也特意跟刘老大海阔天空地聊，不谈工作，只谈生活。刘老大也不再表现出介意，跟我们打牌、唱KTV，甚至帮我们接人。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明白彼此之间的差异之处，但我们也能合作共存，这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表现出诚意，建立信任关系，多多沟通交流，就能产生影响的力量。
对于二妹和三妹，我们也学会了将她们的亲密爱人尽量纳入到我们工作的范围中来。二妹在成都，感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拿出来与比她小很多的社工们分享。每一次网恋，都有社工在身后出谋划策，生怕她被人骗了。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后，她多次将他带到社工站，好让大家彼此熟悉了解；三妹夫从一开始就跟着三妹一起建立妇女小组，是联络员、管理者与后勤保障。当社工与三妹的关系出现僵局，有时候还要靠他从中斡旋。同时，因为大家都很熟了，我们经常用开玩笑的方式，提醒他约束自己、看重家庭、注意三妹的情绪，大家齐心协议把小组办好，功劳也有他的一份。
以妇女的性关系与性别关系作为社工充权的场域，对社工而言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在关注、在尝试。大妹的一组，因为永久性住房的建设，妇女们先后搬家7次，分散在相隔很远的地区，最近一年多实际上处于半解散状态。有很多地方的社工站，都力邀大妹去他们那里做负责人、代言人，大妹都没有答应。她要亲眼看着永久性住房回迁，再将妇女小组聚起来，向村委会争取一个妇女绣坊，从头再来。个人生活方面，大妹也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地震后两周年，她跟刘老大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他们3个人住在一起，尽管大妹仍然不想结婚；二妹去成都之后，她所负责的二组换了一个负责人，继续发展；三妹的三组，在朝精品化发展，她跟三妹夫继续冲突不断，但我们的社工已经不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了，也学会分析三妹的情绪究竟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三妹夫的“花心”而起的。
六、总结与反思
相较于其他领域，性这个话题更能体现社会性别制度对男女两性双重的评判标准。在性这件事上，中国人的看法总是认为，男赚女赔。[29]那么女人为什么谈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们会谈性？谈论自己的性关系、性故事能够给她们带来什么？笔者对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上海的女性性故事的研究发现，那些可以自如谈论性的女性，对自己的形象有一个更高的自我评价，她们的性知识与探讨自我的勇气成了她们自信的源泉，女性的自我诉说其实是一个自我形象的创造。[30]
作为一名对性议题、性别议题具有特别敏感度的学者，我在全程参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的发展进程中，一开始并没有预期我将遭遇这样一群陷于性关系困扰的女人们。或者说，在“灾害”、“伤痛”、“生计”等重大主题之下，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性”太琐碎、私人、不是普遍问题，即便像我这样具有足够的“性知识储备”和“社会性别意识”的社会工作者。而在实践过程中，“性问题”凸现出来，成为我们难以回避的实务需求。3年的小组同行，我们有很多机会验证自己的观察，小心尝试介入，也积累了一点粗浅的经验。
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被压迫者充权，让他们有能力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18]社工实践让我们注意到，当服务对象缺乏能力的时候生活如何被影响，但社工们往往不知道怎么充权，特别是在个人的实践中。对于女性在性方面的决定权如何成为充权的介入点，更是缺少文献。本文从性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立足于灾区妇女的现实生活，尝试填补这一研究的断层。
妇女们受惠于草根妇女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令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自信心增强，“通过解决问题，获取经验，协同工作，妇女们认识到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服从性的位置，也有更多能力去挑战这种地位”。[28](P224－248)小组带给妇女的变化是显著的，3位妇女小组领袖的成长更是有目共睹。然而，限于篇幅，本文仍然没有办法系统展示“社会性别”与“充权”之间的可行路径，而是将讨论的重点放置在妇女小组领袖的“个人生命故事”之上，深入而细致地了解她们的性别角色定位、性关系选择与个人在小组、家庭和社区中身份与位置的选择。可以说，本文所展示的“个人生命故事”，或者说“性关系纠缠”，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灾情故事”或是“小组发展故事”等主流论述，让妇女们隐藏的声音得以发声。这些妇女，因为边缘的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山里人”、“没文化”、“妇女”、“羌/藏族”、“不会说普通话”等等，这是在社工初期介入时她们常用的自我表述），在地震之前很少有机会成为完整的故事的讲述者，或者说，她们在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之外，几乎从未成为公共空间的发言人。地震之后，她们有机会讲述“灾情故事”或是“小组发展故事”，通常是在媒体采访、领导或专家探访、小组与外界经验交流之时。这样的讲述领域，往往存在着性别、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不平等，很难做到性别敏感，即在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达成一种平等互动，承认妇女讲述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迄今为止被遗忘被压抑的声音呈现出来。[31]本文选择这些声音作为分析的文本，一方面在于这些故事的呈现是基于研究者与讲述者之间相对平等而密切的互动，另一方面在于这些故事的建构与解释更多依赖于妇女自身的经验。3位妇女小组领袖的性关系纠缠故事中，个人在小组中的成长以及由此影响的个人在家庭和社区中身份与位置的变化，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性选择与性关系选择，包括性爱困扰与婚姻关系变化凸显出来，成为研究者必须予以回应的独特需要。在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研究者必须认识到“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一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实务层面分析与介入。[1]
权力是从互动关系中摸索出来的。[22]妇女们在小组发展过程中，对自己的亲密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关系提出质疑与挑战。这是她们重新反思自己的过程，我们的小组是一个平台，我们扮演的是一个同行者、支持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性别意识也需要反思。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去看待女性的性，不仅让我们对她们的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情欲有更为深入的关注，通过她们的思想、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习惯、角色和关系等方面的表达予以更为细致复杂的解析，而且也让我们清晰，在女性的性方面，社会制度也一样予以建构和重塑，将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深烙其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性别关系是多层次多向度的，充满角力，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经历了什么？性别平等是否达到？社工如何去充权？本研究运用生命故事的聆听，借助社区发展工作，包括其中的个案、小组、社区活动等，对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生活层面予以关注，使性别角色、性别分工、性别期待、性别关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这些改变动摇了原有的社会性别分工，增长了女性的自我决定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成是社区变革、社会变革的一个小小尝试。
本文资料收集得益于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坚守汶川灾区3周年。感谢同事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沈文伟、阎红红、卢芝、康进、聂正江、余长芳、黄艺等的共同行动，感谢文中被访的3位妇女小组领袖的无私分享。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得到香港择善基金会3年运作经费的支持，得到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总结评估课题资助，还得到中山大学“211”、“985”专项基金资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