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沙家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家浜论文,社会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篇小说《沙家浜》约3万余字，作者薛荣，《江南》杂志2003年第1期发表。小说中 的人物依旧是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阿庆等，与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中的一 样，但却被改得面目全非。在小说中，阿庆嫂被描写为“风流成性”的女人，“一只不 会下蛋的母鸡”；胡传魁被描写为“有义气在，有豪气在”的炸碉堡、除汉奸的抗日豪 杰；郭建光被描写为“胆小”的“窝囊废”，与阿庆嫂有一腿，与胡传魁争风吃醋…… 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广大读者和文艺评论家感到非常气愤 ，纷纷批评该小说戏说抗日战争、颠倒历史事实、混淆是非黑白、丑化英雄人物、动摇 了人民群众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呼吁决不能允许这样的“创作”肆意泛滥。《文汇报》 、《北京娱乐信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羊城晚报》、《深圳商报》 等报刊，先后报道该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并发表多篇署名文章，对该小说的错误倾 向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在各个网站上，其讨论、批评指责更为热闹激烈。当然，也有少 数文章(包括小说作者及《江南》杂志编者)为小说辩护，但随即便受到更尖锐的驳斥； 至于网上，这种“辩护”与反驳则呈现非常复杂的情形：有真的为其辩护的，也有名为 辩护实为调侃的，还有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更有按照小说的逻辑推演下去、推向极 至，显现其恶劣后果的，甚至还有按小说的“写法”依葫芦画瓢地将《红岩》、《白毛 女》等红色经典戏说改编得惨不忍睹后再自嘲自讽一番了事的……以其不凡的批评智慧 ，看后使人仿佛眼前一亮。
现将部分媒体对小说《沙家浜》的反响、批评摘要如下：
一、民族精神的象征不容随意“戏说”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记者任忆)称：很久以来被人淡忘的文学界，因《江南》杂志刊 发的新编小说《沙家浜》而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者“薛荣”也因此一夜成名， 而“阿庆嫂”的“转变”却引起社会公众的惊呼。
众所周知，“阿庆嫂”、“郭建光”虽是“文革”时期样板戏中的艺术人物，但经这 几十年的传唱，他们已是国人妇孺皆知的抗日英雄，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 新编小说《沙家浜》中，机智的“阿庆嫂”只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还变成伪军 司令胡传魁的“姘头”，同时也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妇”……“汉奸”变 “英雄”、“英雄”变“流氓”。凶杀、滥情等都是当今文坛的“时尚创作题材”，并 拥有一批读者群。但包括原作者家人在内的众多读者，对这种“戏说”性质的改编依然 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与唾弃。而样板戏《沙家浜》中生活原形的所在地江苏常熟市沙家浜 镇也宣布，他们将对这部玷污英雄形象的“探索作品”提起诉讼。
文学本是一种虚构的创作，为何却引起如此大的公愤?这不能不使我们对眼下的文学创 作方式及内容进行反思：新编小说《沙家浜》到底触到了当今社会的哪根敏感神经，使 它成为各界人士、媒体的众矢之的?
我国古时即有“闻歌咏以觇国风”的故事，因为文学作为民族的象征，是一切社会活 动留在纸上的影子。著名美学大师宗白华在他的名作《美学散步》中指出：无论是诗歌 、小说，还是音乐、绘画，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也能转移民族习性。它 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
鲁迅先生是一个人人敬仰的“文学斗士”。当年他满怀报国志，为救“东亚病夫”而 赴日学医。但他在现实中发现，从医救得了国人的躯体，但救不了国人的精神。他在痛 定思痛之后，毅然弃医从文，以手中笔为武器，用文学唤起大众的觉醒。
由此可见，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消遣，它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用旧瓶装新酒”更 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讨巧手法，眼下文学创作中的“改编风”、“戏说风”盛行，就是 此理。这本无可非议，但关键是创作者拿什么样的“旧瓶”装什么样的“新酒”，不是 所有的题财、所有的内容都能拿来“改编”、“戏说”的。
道德有一个底线，文学创作也应该有一个底线。超出了这个底线，就会为社会所不容 ，为公众所不取。你可以拿高高在上的皇帝“戏说”，但不能拿民族英雄岳飞来“戏说 ”。非要把原来智勇双全的“阿庆嫂”变成风流成性的“潘金莲”，把抗日军人“郭建 光”变成“奸夫”，这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的好奇心，更是一种对民族感情乃至 民族精神的亵渎。
……纵观古今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都有需要严肃对待的东西 ，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象征，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现，而这些是不容随意“ 戏说”的。倘若如此，只能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邵道生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若一件文 艺作品或一件事情只有几个人“发难”，也许该文艺作品的作者或是事件的当事人不会 “介意”，甚至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宽慰自己，不过，作品或是事件遭到来自各 个方面或是各个阶层的“集体谴责”，那就得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问题，为什 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时就再也不能使用“阿Q”式的自慰或是唐诘诃德式的“英雄 ”解释了。
小说《沙家浜》的出笼及其引发社会的“巨大反响”的确是作者本人及其刊登此“大 作”刊物的编辑先生们始料未及的，然而这恰恰是“社会的必然”，为什么?因为它过 分出奇的“创意”惹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犯了众怒。
《沙家浜》为什么会长盛不衰?为什么会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喜爱?
这是因为《沙家浜》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人坚强不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圆 满地塑造了中国人巧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智慧，非常有力地鞭挞了汉奸卖国贼卖身求荣 的丑恶嘴脸，以及恰到好处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愚蠢，所以中国人就是喜欢阿 庆嫂这样的民族形象，就是热爱像郭建光这样的民族英雄，就是憎恶刁德一、胡传魁这 样的民族败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的确是在发生很大变化。但是， 有一点应该肯定，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那么中国人的那种“最最基本的民族感情”是 永远不会变的，中国人的那种“带有民族品格的喜欢、热爱和憎恶、仇恨”是永远不会 变的，而且，我敢这样地肯定，中国人的这种“最最基本的、带有民族品格的喜欢、热 爱和憎恶、仇恨”与“样板戏”无关，与“高大全”无关，这也是人们喜欢《激情燃烧 的岁月》最重要的原因，读者的骨子里有着这样的是非观念。小说《沙家浜》的作者及 其策划并出笼这部作品的编辑先生正是在这基本点上触动了中国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触犯了中国人的最最基本的民族气节，怎么能不引起众怒呢?(《北京娱乐信报》2003 年2月28日)
《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何建明曾在“沙家浜镇”生活过19年，熟悉生活中真实的“ 阿庆嫂”和“阿庆”，对郭建光、胡司令等的生活原型也很了解，他在给《北京娱乐信 报》的传真中写道：“我感到无比气愤。”“我是沙家浜人，我不干!”(《北京娱乐信 报》2003年2月25日)
杂文家李庚辰说：“文学创作应该有一定的界限，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创作，什么东 西都可以想象。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原本文艺创作中的英雄形 象就不多，现在还被糟蹋成这样，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弘扬英 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 悲哀。”(2003年2月24日《北京娱乐信报》)
张山2003年2月22日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指出：这部完全与原作对着干的戏说之作， 受到读者的严厉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的创作态度显然是不严肃的 ，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认识也是背道而驰的。”
今春梅2003年2月27日在《北京现代商报》撰文认为：“文革”期间的八台样板戏被锤 炼成难得的精品。说起阿庆嫂，谁人不知?其正义、机智的形象深入人心。应该说，对 于英雄，尤其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解放作出贡献的英雄，我们总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将 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仰视的。所以这一次(由发表小说《沙家浜》引起)的哗然其实 并不难理解。所有的人说出的是一种声音——“我们不能接受，即使阿庆嫂只是一个虚 构的文学人物”。
一位自称日本网友蔡凤鸣的在人民网上发表的从知识产权即法律的角度谈谈小说《沙 家浜》一文说：看了人民网上关于浙江《江南》双月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的讨 论，特借贵网发表一点意见。首先本人赞同各位反方(批评方)的观点。
京剧《沙家浜》虽出自“文革”，且主人公是虚构的，但是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无论 从艺术还是从思想的角度，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肯定，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的定理来判断，它应该是一部好作品。如果因为“文革”该否定，就类推到凡是 “文革”的东西(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统统该抛弃，那就不仅是偏激，而且是形而上 学的历史割断。我们否定的是“文革”的指导思想及错误做法，而对于“文革”时期的 具体人、事、物(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等则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对于物质产品来说 ，“两弹一星”中的一弹(氢弹)一星(卫星)出自“文革”时期，能否定吗?!如果否定( 如：销毁)了的话，恐怕小布什现在的目标就不是伊拉克而是中国了。京剧《沙家浜》 、交响乐《黄河》等，经过历史检验、为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也出自“文革”时期， 难道也要统统否定吗?
小说《沙家浜》无论从题目到主人公到内容情节都和京剧《沙家浜》及其相关作品雷 同，只是塞进了作者自己制造的一些烂货和毒汁而已。这和那些剽窃他人论文，假造科 研数据编造“论文”以骗取名利地位的“学者”，以及用劣质白酒加敌敌畏勾况“茅台 酒”害人害已的黑心商人的目的和手法如出一辙。小说《沙家浜》的作品和推销者捧场 者们打着“百花齐放”和“民主自由”的旗号，抡着批判“文革”的大棒，把自己打扮 成天下“最革命”的“新时代人”，干的却是剽窃仿冒的侵权违法勾当!这就是问题的 实质之所在。
网友毕廉虚说：我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在那艰苦困难的岁月里像阿庆嫂 、郭建光、沙奶奶这样的英雄人物何止千万；我也去革命胜地沙家浜参观过，那里的革 命历史展览馆里展览着许许多多历史文物和英雄事迹，有高冲云霄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碑，我们看见来圣地参观瞻仰的群众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人民群众永远记着这段光 荣而又付出巨大牺牲的历史。《沙家浜》一剧是作家在历史的基础上的文艺创作，是历 史的再现，其中有点文艺的加工和描述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人民网》的“网友新闻热评”中，有不少关于科技、文艺腐败的评论。看看发表 在《江南》今年第一期的中篇小说《沙家浜》，是不是文艺腐败的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作者和编者何止是为了几个臭钱，为那个“大型文学双月刊”创收，而是他们内心隐 藏着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不满的发泄!有的评论文字把这比喻为“文化‘管涌’”， 我说得透彻点，这是一股社会主义祖国大堤上不可忽视的“文化‘管涌’”，如果不认 真对待它，不严肃批判它，叫它迅速消失在萌芽状态，它就会形成溃口，冲毁社会主义 的大堤。作者真正的意图是借否定《沙家浜》剧中的这些英雄人物，进而否定我们党在 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人民网)
网友王海波认为：随着阿庆嫂的形象被改编得面目全非，“戏说”再一次成为舆论关 注的焦点。凡是有一点良知的人无不愤怒：原本一个有勇有谋的革命女性，一时间变成 了“潘金莲”，既是胡传魁的姘头，又是郭建光的情妇。由此人们不禁要问：还有什么 不可戏说?
奇怪而又让人气愤的是，人们对戏说风有目共睹，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也心 知肚明，就是没有人出来好好地管一管。这纯粹是有关部门的失职!邓小平同志早就提 醒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党中央反复地强调精神文明的重 要。但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总是习惯于欺上瞒下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抓精神文明 ，不拿出硬的手腕是不行了，否则社会风气的好转只能成为一个奢望。(人民网)
二、小说《沙家浜》的出现，说明我们社会的文化病态已触目惊心
2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童大焕的文章《文学应该保持尊严和体面》，认为小说《 沙家浜》的作者和《江南》杂志的编者“到了为耸人听闻、为了寻找买点而毫不顾及他 人尊严和感受的地步，说明我们社会的文化病态已经触目惊心”。
《中国作家》副主编何建明认为，真正的人性化是以亲情、相互宽容、帮助为主要内 容的，不单是一个“性”构成的，现在以“性”刺激读者感官的文艺作品将人性化的创 作推向了极端，也导致了低靡、消极、颓废的文艺作品的泛滥，而这类文艺必将为广大 人民群众所不容。(2003年2月28日《北京娱乐信报》)
新四军老战士王佐邦在接受《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采访时说，文艺创作的道德底线就 是要用良心去创作，其作品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并对人民也就是广大读者有利， 如果超越了这条底线，作家的责任感何在?工人读者高智学在打给《北京娱乐信报》的 电话中说，出这样的文章，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把我们读者当傻子了?但是我想我们每个 人都有是非观念，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说实在的，我为这些作家感到悲哀。
网友陈鲁民2003年3月5日在人民网上发表《有多少“戏说”可以变为“胡说”?》的文 章。文章说，时下，文艺界戏说、新编过去的经典剧目颇为时髦，也颇吃香。小说《沙 家浜》里，地下党交通员阿庆嫂既是胡传魁的姘头，又是郭建光的情妇，胡、郭还联手 抗日；新编话剧《红岩》里，江姐与许云峰不是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友，而是一对卿卿我 我的情人，甫志高一口天津话，满嘴骂大街，说江姐“越来越骚”，若招供可以奖励别 墅、帅哥；新电视剧本《杨子荣》里侦察英雄杨子荣则有一个与土匪“共用”的情人。
类似的戏说抑或新编，还有不少，且有“中兴”之势，也真有人为之叫好。不过，看 了几例，便知道了这些戏说或新编的基本诀窍：一是内容泛性化，二是性爱多角化，三 是人物粗鄙化。把握了这几点，特别是“泛性”加“多角”，只要这么一“化”，无论 什么经典都可以胡来，可以戏说、新编。依此类推，咱也不妨试着戏说新编几例：
先说《杜鹃山》，那党代表柯湘原就是白匪团总“毒蛇胆”的情妇，后来反目成仇， 上山投奔赤卫队。遇到雷队长后，孤男寡女譬如干柴烈火，日久生情也是自然的事。山 上没有别的娱乐节目，女人又少，队副温其久也不甘寂寞，与风流成性的柯湘有一腿， 因为争风吃醋，老温才愤而投奔“毒蛇胆”，合伙打击情敌。
再说《智取威虎山》，小分队好几十号爷们，只有一个“小白鸽”，参谋长捷足先登 ，别人倒也无话说。可您也不能独占啊，于是，杨子荣暗恋“小白鸽”，悄悄发动爱情 攻势，参谋长公报私仇，想借座山雕之手杀掉情敌。想不到，老杨运气不错，居然没死 ，反成了英雄，“小白鸽”左右为难，不知该嫁谁为好。
再说《奇袭白虎团》，严伟才英雄本该配美女，可炮火连天，人烟稀少，就算再添个 女卫生员，也得先爱上王团长李政委。运炮弹的崔大嫂，年龄大点，但模样还不错，何 妨与严排长来个异国之恋，更是浪漫之极。
还有《红色娘子军》，洪常青也是艳福不浅，先与吴清华明铺暗盖，此外，又与ABCD 四个女战士有暧昧关系。吴清华由爱生恨，勾结旧主子南霸天，设埋伏活捉了洪常青， 吴清华与南霸天又重温旧情。
还有《红灯记》，原有人物太简单，不容易凑起三角、四角性关系，至少可以让铁梅 与王连举建立恋爱关系，李玉和与鸠山夫人有旧情。
怎么样，这情节够刺激也够恶心吧?我自己也觉得恶心。可这正是戏说、新编的“魅力 ”所在。不这么编，就难得小说《沙家浜》之神韵，就无法轰动，难吸引观众眼球，就 不能让评论家叫好。如若不信，您就等着瞧吧。如果有人想步小说《沙家浜》之后尘， 再来戏说、新编上述经典剧目，肯定不会超出我的情节设计，只能比我的戏说更刺激更 恶心，无非是性爱大泛滥，三角、四角、N个角罢了。
将肉麻当有趣，把“恶心”当“创新”，戏说即为胡说。
网友邵道生认为，小说《沙家浜》的出笼不仅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不仅引起 了有识者的强烈愤慨，而且久违了的批评、谴责声又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的确应该那 样，人们对小说《沙家浜》的激愤至少说明我们社会还没有达到那样“道德麻痹”的程 度，至少说明我们社会还没有陷入“良知缺乏”的危机之中。想一想也是，如果我们社 会的文艺“繁荣”到了到处都是类似小说《沙家浜》那样的“高作”，那么，我们的社 会简直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境地了。(人民网2003年3月5日)
三、沙家浜镇及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反应
2003年2月27日，沙家浜镇及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召开“小说《沙家浜》评议会”。 与会者当中有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有新四军历史研究的专家、常熟市 委宣传部、市文联的领导和该市著名作家、新闻媒体等，评议会现场还挂出了两条醒目 的横幅：“沙家浜军民抗日历史不容歪曲，阿庆嫂、郭建光英雄形象不容玷污”。与会 者就小说作者声称的所谓“艺术探索”、“人性化”等辩解，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常熟市文联副主席陶玉霖发言指出：沙家浜镇作为中宣部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是不容假借所谓“艺术探索”来进行诋毁的。阿庆嫂、郭建光这样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而是革命历史、革命前辈的象征。拿这样的历史人物进行胡编 乱造，完全是作者和杂志社借此进行商业炒作。
新四军老战士黄绳之愤怒地说，当年的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首先是根 据常熟人民抗日历史创作而成的，绝非“文革”产物。阿庆嫂、郭建光等人物也并非“ 高大全”，当年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物，阿庆嫂、郭建光只是综合而成的典 型代表。常熟市新四军革命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周文晓更是列举了一连串人员名单，来证 实类似阿庆嫂的历史真人的存在。
与会者一再表示，沙家浜已经不是沙家浜镇的，也不仅是常熟市的，而是全国人民的 。因此，小说不仅严重伤害了沙家浜人民群众的感情，也严重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 (2003年3月2日《北京娱乐信报》)
四、沙家浜镇长要告小说作者；原著作权拥有者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鉴于“小说《沙家浜》评议会”与会者认为该小说的作者不仅严重侵犯了原著作者的 知识产权，还侵犯了沙家浜全体民众的名誉权，沙家浜镇镇长朱亚辉在会上宣布：将把 刊登该小说的杂志及该小说的作者告上法庭，提起诉讼。(2003年3月2日《北京娱乐信 报》)
拥有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由其改编而来)著作权的文牧先生家人对此事 非常气愤，文牧夫人筱惠琴认为，“……如果你要搞文学创作，尽可以自己去深入生活 ，搜集素材，何必利用《芦荡火种》的真名实姓来搞?文牧先生搞的《芦荡火种》是歌 颂英雄人物、歌颂社会中的真善美，是出于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而搞的创 作，该小说的作者又是什么目的?我对此表示非常非常气愤，我保留法律追诉权。”(20 03年2月28日《工人日报》)
五、小说《沙家浜》的责任编辑、刊发该小说的《江南》的主编及小说作者 为小说辩白
小说《沙家浜》的责任编辑谢鲁渤对读者的强烈反应表示难以接受。他说：“当初看 完这篇小说时，我感觉很好。小说完全是从生活中人的真实情感出发，从一个合理的心 理角度剖析了阿庆这个主要人物，小说里的阿庆嫂是一个次要人物。我们之所以要登这 篇小说，也只是想作一个试验性的理性创作，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那样的评论。这篇小 说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都没什么问题，突然就被人说成戏说作品，甚至跳出文学创 作的范畴，我觉得很可笑，如果说小说在细节描写上存在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探讨 。”(2003年2月27日《深圳商报》)
《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这篇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的否定“高大全”的文艺形式 的文艺创作。他说，“样板戏《沙家浜》是一个‘高大全’的精神产品，是不符合历史 环境的产品，靠吃吃喝喝、靠斗智斗勇，能打败日本鬼子吗?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 验性的否定这种‘高大全’的文艺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刘胡兰是不能戏说的，因为 她是革命烈士。但是阿庆嫂不是，她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虚构出来的人物。”(200 3年2月27日《深圳商报》)
作者感到压力很大，但认为以政治的眼光看待现在的文学作品该是过去某个特殊时期 的事。作者薛荣在小说《沙家浜》引起争议后，感到压力很大。在谈到创作缘起时，他 说：“京剧《沙家浜》给我的总体感受就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在以前的创作 中，这种关系表现为严肃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还应该有 夫妻关系以及另外的人性化的关系。因此，能不能将他们可能存在的这些人性化的关系 虚构出来，进行新的创作。我想在小说创作上我是有这个自由的，因此就写了。”但他 又否认创作是为了用两性关系、三角关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将 人物之间的人性化的关系虚构出来。他还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与京剧《沙家浜》的联系 ：“小说《沙家浜》中的几个人物只是和原创作中的人物名字一样，发生的大背景一样 ，其他的跟原创作没有任何关系。”(2003年2月27日《深圳商报》)“因此，这次小说 创作和他们的关系不是爷爷、儿子、孙子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次的小说创 作只是对当时那个环境下的人性化创作的试验文本，同样跟所谓‘戏说’没有任何关系 。”(《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4日)
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争论，作者认为，他没有想到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现在已经 是二十一世纪了，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自己的判断标准 。有人说小说《沙家浜》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我认为有点可笑。如果说小说创作 中的人物性格不够丰满或者有着别的细节问题，我都能够接受，以政治的眼光看待现在 的文学作品是过去某个特殊时期的事。”作者承认，在作品中“对抗日的大背景、人物 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的不是很深，叙述有些生硬……”。(《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 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