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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7日～18日，大约30名流亡在外的新疆东突厥斯坦分裂分子，由一个为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游说海外的流亡组织——“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主持，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讨论了如何反驳中国政府把他们看作是恐怖分子的指称，同时向全世界宣称自己的祖国——中国在搞“国家恐怖主义”。事情发生之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立即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欧洲议会的这种做法。12月7日，美国反恐怖特使泰勒证实，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也抓获了一些“来自中国西部”的、为塔利班及其基地组织作战的人。此前，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曾多次强调，在阿富汗参与塔利班部队作战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东突恐怖分子，并指出至少有数百名东突恐怖分子曾在阿富汗接受恐怖暴力训练。这些情况统统说明了一个问题：东突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重要问题，它第一次通过官方媒介展现在老百姓的眼前。
东突问题的背景：泛突厥主义
历史上的突厥(Turk)一词，严格地讲是指公元6～8世纪生活在整个亚洲北部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6世纪末，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后来相继并入唐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突厥作为一个民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突厥作为一个古代民族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突厥语作为一种语言却保留了下来。于是当时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把那些操着突厥语的北方游牧人统称为“突厥人”，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突厥斯坦”或者“土兰”。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的“突厥人”和当初的“突厥”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突厥不仅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复存在，而且这些“突厥人”生活的地方也往往是不固定的，因此，所谓的突厥斯坦和“土兰”也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更何况，游牧的“突厥人”在长期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先进文明的同化，很多居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文字。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突厥人”在欧亚大陆腹地逐渐形成了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几十个操突厥语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
“突厥”作为一个古代的民族虽然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但是一部分古代的突厥文却以碑铭的形式遗留了下来。1692年，荷兰人魏津(N,Widzen)在《鞑靼里亚的北部和东部》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西伯利亚的这些古碑铭。此后，不断有东西方学者对这些古碑铭进行考察和研究，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破译了这些碑铭，确认这些是古突厥文，并通过它了解到古代突厥人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门科学：突厥学。突厥学的研究本应该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问题在于，学者们在给突厥学下定义时，将它定义为“关于突厥各民族及其语言和文化共同性的科学”或者“研究使用突厥语的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和文化的人文科学之总称”，这就在无形中把突厥学的定义泛化了，为“泛突厥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学术土壤。
18～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取得了全面胜利，民族自决原则在实践中获得了胜利，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极端的走向，那就是种族优越说。对种族优越说的盲从产生了一系列的泛意大利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等。“泛突厥主义”正是在突厥学的实践与这一系列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
20世纪30年代，“泛突厥主义运动”在土耳其出现，并在二战后期，随着德国法西斯不断进逼苏联，以反苏反共为目标的“泛突厥主义运动”一度达到了高潮。此后，“泛突厥主义运动”几度潮起潮落，还曾经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农民民族党联合，在土耳其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新疆的“突厥人”的命运一直是“泛突厥主义运动”关注的焦点。早在1914年3月，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就已经在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组织“统一进步委员会”的指派下潜入新疆阿图什，以办学为名，在新疆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此外，新疆伊犁人麦斯武德1915年在伊犁开办了“图冉”学校，传播“泛突厥主义”，造成了恶劣影响，1917年该学校遭到了查封。这些事件说明，早在一战时期，“泛突厥主义”就已经开始渗入到新疆地区。
东突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1933年11月12日，麦斯武德的追随者穆罕默德·伊敏以及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新疆喀什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后来被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击败。这个所谓的共和国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但是，“东突厥斯坦”这个本是地理意义上的名词从此同“分裂”一词联系在了一起，变成具有分裂中国领土、带有煽动性政治色彩的特殊名词，后来一直被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所利用，新疆的分裂运动自此开始。
不容忽视的是，新疆的“东突厥斯坦”分裂运动在整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和列强在新疆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正是在列强的支持下，新疆的分裂运动才形成如此巨大的危害和影响。
1933年的分裂运动和原英帝国主义的策划与支持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英帝国主义一直在印度以及我国的西藏、新疆等地区从事分裂活动，企图把“南疆与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国联合起来，建立大伊斯兰教国”。1933年，英国通过印度政府派遣大批间谍潜入新疆喀什，鼓吹“泛突厥主义”，大力煽动民族分裂运动，并且积极参与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活动，揭开了东突问题的序幕。
1944年，新疆分裂运动出现了又一次高潮。40年代初，伊犁、塔城等地的分裂分子成立了“解放组织”。1944年11月12日，“解放组织”在伊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并在次年1月5日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要在“东突厥斯坦”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当时“临时政府”的主席是乌兹别克人艾力汗吐烈。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条约后，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新生革命力量的努力下，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被取消。
1945年10月，麦斯武德及其追随者艾沙、伊敏等人返回新疆，并在国民党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这些人返回新疆后，利用其合法身份，通过建立出版社、创办刊物等手段变本加厉地传播“泛突厥主义”思想，尤其是伊敏1940年在克什米尔出版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在新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沙等人再次逃亡。然而，东突分裂运动并没有因为中国革命在新疆的胜利而绝迹。老一代东突分裂分子在新疆的影响还在，分裂主义思潮并未根除。只要遇到适当的气候和条件，又会迅速复燃和蔓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突问题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社会出现民族分离的浪潮，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再次兴风作浪，分裂活动极为猖獗，分裂分子们采用各种恐怖主义手段，给新疆地区的安定团结带来了巨大威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东突分裂活动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东突分裂分子成立了大量的组织并且出现联合化的趋势。据统计，目前，在境内外的东突分裂运动组织共有50余个。主要有：“东突厥斯坦星火党”、“东突厥斯坦青年党”、“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等等。以前的东突分裂运动组织主要是各自为政，单独行动。苏联解体和中亚独立以后，这些组织提出“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的联合目标。1992年12月，来自国外的分裂主义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1993年4月5日，境外的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艾沙集团的继承人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压，声称将着手联合“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1996年10月在和田成立的“伊斯兰真主党”，标志着我国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在成立大会上，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先后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7个文件。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突分裂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并且参与到国际恐怖活动中。他们打着“杀回灭汉”的口号，以恐怖活动作为手段，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恐怖分子在新疆制造的恐怖事件就达到350余起，手段极其凶残，武装对抗事件也逐年增多。1992年2月，“伊斯兰改革者党”策划了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1993年6～9月，“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南疆地区制造系列爆炸案，炸死4人，炸伤30多人。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了沙雅县暴狱案，杀害15人。1997年2月，“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制造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74人受伤。1998年3月，“东突民族中心”暴力分子对我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进行炸弹袭击。2000年5月，“维吾尔解放组织”纵火焚烧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杀害了我前往吉尔吉斯处理此案的工作人员1名。同年9月28日，“维吾尔解放组织”操纵的恐怖分子在阿拉木图杀害了2名哈萨克警察。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说明，东突民族分裂组织已经演化为恐怖组织，他们的活动已经完全可以称为恐怖活动。
在制造恐怖活动的同时，东突分裂分子们还同国外的恐怖组织相互勾结，不仅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恐怖分子骨干，而且还直接加入到国外恐怖组织的队伍中去。例如，大批东突民族分裂分子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战场接受实战锻炼，然后秘密潜回新疆地区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去年，两名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2001年12月6日，美国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在美国所抓获的塔利班的外籍士兵中发现了一批新疆人，此前，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曾经强调在阿富汗的塔利班中有一部分中国的东突分裂分子。这些事情说明了东突分裂分子的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新疆境内的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其活动空间已经扩展到了国际领域。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东突问题有越来越严重和突出的趋向，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的形势下，应该说东突分裂分子就是恐怖分子，打击东突分裂势力是国际反恐怖斗争的一部分。去年10月31日，朱镕基总理在同来访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会谈时指出，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的斗争也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因此，加大反恐怖斗争的力度对于我们来说刻不容缓。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公约明确规定打击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有关的犯罪行为。公约对“三股势力”包括对恐怖主义都做了明确的界定。此外，我们还要警惕东突问题国际化。东突分裂分子们在国内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正在试图通过恐怖手段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获得国际社会一部分势力的支持。东突问题国际化不仅会给我们打击恐怖主义造成更大的困难，而且将为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提供机会和借口。
综上所述，东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威胁我国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配合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同时，加大国内反恐怖的力度，尽早地铲除民族分裂分子，维护祖国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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