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与我们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面影响论文,我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针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近年来人们谈了许多看法。其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来说有利有弊，但总的说来利大于弊。我们认为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对于我国在全球经济的大转折时期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对经济全球化可能给我国带来的风险，我们认为目前人们在认识上尚有一些偏差。本文拟对此再作一些探讨，并就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经济全球化的风险
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将面临更加频繁的全球经济波动，尤其是由金融市场引发的波动的冲击。
众所周知，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一大缺陷是市场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在市场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常常导致市场不能出清，引发经济振荡，并以此来强行矫正失衡的市场。这即市场的经济波动规律。这一规律在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已为无数的事实所验证。目前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以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与生产的一体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全球化。作为市场经济固有规律的经济波动规律，并不会因市场范围的扩大而消失，而只会把这种规律由一国延伸到世界范围。因此，从理论上讲，随着我国与其他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日益相互依存，在全球性的经济波动中我们是难以独善其身的。
市场的自发性会引发经济波动，这是必然的，但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以美国为例，事实上，美国自罗斯福实施“新政”以来，经济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已大为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甚至实现了连续近10年的平稳增长。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中另外一些因素对经济波动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首先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自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诞生以来，美国政府就一改昔日“守夜人”的角色，综合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人力资源政策等多种政策手段，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时而奉行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时而奉行货币主义的信条，时而按照新古典主义的建议来调控经济，烫平经济波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市场的缺陷。其次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突破。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宇航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网络革命、生物技术等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周期频率。第三，企业，尤其是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大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化、信息化、决策的科学化等都减少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盲目性，也抑制了市场的自发作用。
在经济活动日益由一国拓展到全球范围以后，市场的这种自发性引发的世界经济的波动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认为目前世界经济中既有使经济波动加剧的不利因素，也有消解波动的抵抗因素。首先，从不利的因素看，世界经济中并没有出现能有力调控世界经济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实际上还有很大的自发性。虽然各国政府都有调控本国经济的职能，但各国政府根据本国情况进行的调控能代替世界范围内的统一调控，进而熨平全球经济波动吗？这令人值得怀疑。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中虽也有一些国际性组织，如WTO、IMF等具有管理、协调国际间的投资、贸易活动的功能，但它们的主要职责并不是调控世界经济活动。相反，它们的宗旨都是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有时，它们也允许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利用关税保护、货币贬值等非常规手段来保护本国经济免受进一步伤害，但这实际上是以牺牲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稳定为代价的。
其次，世界经济中也有一些稳定因素。一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还不高，各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发育程度不平衡，对市场的开放程度尚有较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机制在全球经济的作用。二是各国政府虽把部分经济管理权移交给了相关的国际组织，但对本国经济仍有很大的控制力，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外来经济波动在本国的蔓延。三是不同国家对世界经济影响的重要程度不同，有些大国，如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其自身的稳定性，对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重大支撑。另外一些其它因素，如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相互协调，以及上面提到的技术革命及企业的自身因素等都是抵消经济波动的重要力量。因此，总的来说，全球范围内市场引发的经济大震荡在目前来看可能性还不大，而且随着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的增强，这种震荡的可能性与幅度还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但不管怎样，同封闭条件下相比，一国遭遇因外部波动引发的内部波动的危险性还是增加了，市场可能更不易捉摸与控制了。
目前，引发全球动荡的最大危险源来自金融市场。近年来，西方国家为了适应经济日益全球化的需要，纷纷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不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为一时资本流入本国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或为外部压力所推动，也纷纷不顾国情而放开金融市场，再加上信息、通讯技术在金融市场上的广泛采用，导致金融交易活动日益频繁，投机活动日益猖獗。而同时，国际上又无相应的协调、管理与监督机制，这就为某些投机资本利用不断翻新的金融工具进行各种投机活动提供了天地。他们利用各种可能的机遇，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金融风暴，给地区乃至全球的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震荡。从1992年乔治.所罗斯导演的欧洲汇率体系危机，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都是这一情况的典型代表。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对外完全开放，但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引发我国股市的暴跌也可以使人们对外来风险的破坏性可见一斑。另外国内金融市场的自身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若稍有失误，那么由国内市场自发的或由外部引发的金融动荡都是有可能的。
2、经济全球化使我们面临着成为跨国公司和某些经济大国的“经济附庸”的危险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一再证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市场结构不完善及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情况下，不受外部干预的竞争将是弱肉强食，胜者统吃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将是市场被瓜分，垄断寡头将成为市场的主宰者。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意识到市场垄断对经济效率、弱势群体的利益，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及相应的监督、执法机构。这才形成了如今西方国家市场有序的竞争局面。
但在目前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尚未看到国际上具有类似的机构和机制来保障国际市场上真正公平而非外表公平的竞争。相反，在像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等有关国际协定中，我们看到的是成员国之间被要求相互给与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某些跨国公司更是以更换投资地来要挟东道国政府给与更优惠的政策。这种作法在竞争实力相当的国家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竞争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与企业之间，这种作法谈何公平。试想本来在市场竞争中已处强势地位的跨国公司，在受到如此“照顾”后竞争力会如何变化，东道国的企业又会面临怎样的境地？
然而，事情远未到此结束，目前国家的力量也日益涉足到全球的市场竞争中。跨国公司的母国政府不仅对其提供大量科研补贴，还鼓励企业强强联合，压迫东道国政府接受种种不合理条件来为本国企业谋求更大的竞争力。这就更增加了世界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和无序性。
跨国公司入住东道国确实会给该国带来经济利益，但从长远看也确实带来相当大的危险，最突出的是对东道国产业基础的破坏。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企业，与当地的企业展开竞争，在夺取市场并打跨当地独立的企业后，就成为该市场的主宰。这样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全球经济布局的需要，把设在当地的企业变为全球企业群中的一个“车间”，把在该国经营的产业变为其整体产业链中的一个链条。这样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只能“永远”来自母公司，东道国的国民经济也只能“永远”跟在母公司所在国的后头。在此问题上，有种观点认为目前跨国公司为实现全球最佳配置资源计，不再考虑产业基地设置的国界问题，不具有破坏东道国产业基础的动机。情况或许如此，但我们看到微软并没有把核心技术输出到国外，其设在各地区的子公司，也只不过向其提供零部件而已。
关于跨国公司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如跨国公司目前正向无国籍化方向发展，跨国公司与母国民族利益、政府利益相关性正在减少等等。实际上，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和本国跨国企业利益的相关性若减少，它就不会给企业提供巨额的科研补贴，它就不会改变反垄断政策，也就不会一方面在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极力敦促各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对自己已无优势的领域不时拾起反倾销、进口配额、卫生检验检疫标准、劳工标准等武器抗拒外国产品。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早在1993年时就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
德国经济学家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写到：“全球化将使组建更加强大的企业集团的发展态势愈演愈烈，较大的经济区域的建立虽然意味着企业间的竞争加剧，但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却是少数几家大康采恩，它们收购被打败的企业，然后相互之间瓜分世界市场。”果真如此，那么20世纪上半叶上演的列强瓜分世界市场的一幕在新的世纪又将重演，不过主角换成了跨国公司，而最终目的却没换。
3、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恶化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并引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
人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抱着美好愿望的，希望通过在更大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过上更加富裕与平等的生活。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实与人们的愿望相距甚远。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平均收入已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9年的74:1。占全球1/5的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拥有全球GDP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全球电话总数的74%；而占全球人口总数1/5的贫困人口在上述几项上的占有率仅约1%。其它资料还进一步显示，世界上贫富者之间差距惊人，目前200名最富有者的资产超过占世界总人口的41%的人们的收入总和。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拉大，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最穷的2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10倍之多。
目前，有关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各阶层收入状况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显示，全球化使拥有资本和高级管理技能、知识技能的人更能从中受益。因为全球化使他们拥有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而那些没有这些资本和技能的流动性较弱的群体和领取养老金一类的社会群体则受益甚少。全球化使企业对技能低的劳动者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了”。（丹尼·罗德瑞克，1997）在产业内部贸易中“贸易双方都不会遭受收入损失”。在产业间贸易中“没有技能的美国工人相对收入甚至绝对收入都可能下降，与此对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和（或）绝对收入也会下降”。
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并不全是全球化的结果，比如克鲁格曼和罗伯特.劳伦斯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为科技进步。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但不管怎样全球化的作用不应“抹杀”。正是由于现行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竞争群体间实力差距的悬殊及“效率与公正的天平正向效率倾斜”导致了目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环境质量状况的恶化等因素引起了世界各地许多社会群体的反对。西雅图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流产，世界各地反对全球化的一系列活动都是这种呼声的代表。一些政界人士对此也忧心忡忡。国际货币基金会前总裁康德苏曾指出：“贫困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速度是不能容缓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已成为爆炸性的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全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的和平生活”。美国学者丹尼·罗德瑞克在谈及全球化对社会不同群体及他们的收入影响的问题之后指出：“如果处理不好，那么，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很可能导致糟糕的经济和治理”，“全球化可能导致社会分裂”。
就我国而言，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但近年来，经济生活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连续多年放缓，失业下岗人员增加，离退休职工生活困难，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8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8、1990年为0.337、1995年为0.415、1998年为0.403、2000年达0.458，已处世界最高区域〕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应该说也有来自外部冲击的因素。如近年来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出口受到一些国家的限制，一些企业在国外强劲对手的竞争下败北等等。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进一步开放市场，我国的一些劣势行业必将面临进一步的威胁，其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与这些行业有关的社会群体。
二、对应对全球化风险的几点思考
国家间的合作往往是利益使然，经济全球化也是这样，它实际上是有关各方相互选择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全球化，但全球的一体化何时出现及进展如何，又取决于各方为了各自利益相互博奕的结果而定。20世纪70、80年代，当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要求贸易进一步扩大，生产和金融活动突破国界限制时，发达国家的政府顺应了这种要求，积极推动各国相互开放市场，实现经济的一体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资本、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输入能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时，也逐步敞开市场，积极响应，这就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崛起和发展。如前所述，全球化这一制度安排在给各国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有的是共同的，如经济波动、贫富分化、环境状况恶化等等；有些是某类国家所特有或对他们来说特别严峻的，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综合竞争力相差悬殊，导致利益分配极不均衡，而且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面对这些问题，各个国家应根据问题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手段来认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新课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与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斗争来迅速改变目前不利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具体到我国，我们认为当前应着力解决好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
1、要牢牢把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选择好市场开放的时机、顺序和开放程度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要参与，必须参与。但参与的程度与参与的步伐，我们应牢牢把握着主动权，要根据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和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定。只有二者都可行或与我有利时，我们才能作出融入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行动，否则就应缓行。在考虑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时，既要兼顾长远利益也要兼顾眼前利益，同时也要作国民经济整体受益与受损情况的对比。目前参与全球化要防止“向前赶”的思想，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发达国家在农产品、服务贸易与技术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他们极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些市场，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纺织服装领域他们则答应在十年的时间里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泰国等国家自身经济结构存在不少弊端，国际竞争能力并不很强，但在国民经济最敏感的领域资本市场上却过早开放，结果在金融危机中跌了一大跤。
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市场开放问题。它事关我国企业、产业基础乃至国民经济的安全及全体国民的福址，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众所周知，我国产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有些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已有较强的竞争力，而有些产业则处于较弱的地位。在决定产业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根据竞争力的强弱，合理确定开放的时机、顺序和程度。对那些已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可逐步降低关税及其它保护措施，而对于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可综合利用关税及反倾销、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标准，安全和质量标准等非关税手段，加以必要的保护，以利于其成长。在这方面美日等非关税保护手段“专家”的有些作法，我们可以借鉴。
在市场开放的问题上，还必须高度关注银行业及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现在银行业内部坏帐问题严重，经营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手段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过早开放这一领域，有可能危及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目前我们虽已与美方就银行业开放问题的时间表达成协议，但在实施协议上应作必要的两手准备。至于资本市场，鉴于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尚不合理，市场监管的法规体系、监管体系及监管经验尚不具备，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短期资本市场的开放上应缓行，但可以扩大试点，在长期资本市场上，则应继续大力发展。
2、尽快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国家竞争实力的提高，是保证我们在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最好手段。国家竞争实力如何，一方面要看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二要看企业竞争力如何，在这两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很多差距。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完全依靠市场的自身作用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实现企业实力的壮大是不现实的，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力量。
国家应通过制定产业发展指导政策与产业扶持政策，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布局。通过协助企业组建集团，提供资金信贷支持，提供教育培训，科研补贴等多种形式，帮助企业尽快成长，以应对外来挑战。在这方面有人根据亚洲金融危机中日、韩等国由政府扶持的企业集团的表现，来反思这种作法，认为政府扶持的路子是不对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欠妥。事实上日韩等国在危机发生前正是依靠这些政府扶持的企业集团才获得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的。只是事后看来，在采取何种手段进行扶持的具体作法上有些是失误的，而不是这种作法本身。另外在我国，组建企业集团尤应注意按市场的法则来办事，不能再沿袭政府命令式的作法。
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除上述政策措施外，更根本的措施还在于要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当然国内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建立也是提高竞争力的制度保障。
第二，从解决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共同课题看
1、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驾驭经济的能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全球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和突发性在增强。在目前世界经济诸候割据的情势下，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无疑是维护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一种现实而又必然的选择。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应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并进一步完善调控手段与调控技能，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中各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程度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如调控经济紧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进口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就可能缩小政策效果，而达不到预期目的。
全球一体化条件下，政府作用的加强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强并不是矛盾的。全球化引发的许多新问题，没有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圆满解决的。当然政府在传统的发挥作用的领域也是有一定变化的，某些作用已被市场，或将被市场所替代。
2、采取措施，遏制贫富分化的趋势
针对目前我国贫富分化现象愈演愈烈的趋势，政府应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可考虑的一些作法有：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政府的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在面临效率与公平相冲突的抉择时，要二者兼顾，不能为了效率而长期地牺牲公平。在国际上，应与有关国家积极合作与斗争，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积极探索共同对付贫富分化的一些新路子。
3、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
目前，在经济一体化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单靠一国之力已无法有效地解决，各国政府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应付这些问题与挑战。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地区经济合作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随着我国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我们也应积极融入到这一趋势中去，并在其中进一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