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伯伦汉论文,传考论论文,史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2-0097-10
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弥漫着“科学主义”思潮，所有学术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才能为人所接受，故而史学的专业化开始提上日程。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语言考据学方法，经过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兰克(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治史程序。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之下，这套方法被加以系统整理，编写成教材，以供大学历史系训练专业化史学工作者的需要。1889年，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率先撰写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97年法国实证派史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亦合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roriques)一书。如就方法而论，《史学原论》仅承袭伯伦汉之说，并无创新，但行文简要，颇受治史者的欢迎。①这两本著作为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被赞誉为近代史学“双璧”。此后，探讨史学方法的作品日渐增多，如鲍尔(W.Bauer)的《历史研究法导言》(Einfii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文森(J.M.Vincent)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An Outline of Theory and Practice)、约翰森(A.Johnson)的《史家与史料》(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弗领(F.M.Fling)的《历史方法概论》(The Writing of History)等，此类著作在理论上都奉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为圭臬。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不仅对西方史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东亚史学，尤其在日本、中国的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全面考察伯伦汉史学在东亚的流传和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东亚现代史学传统中的西方资源。
1850年2月19日，伯伦汉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先后在柏林、海德尔堡(Heidelberg)、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哥廷根(G
ttingen)大学攻读历史。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洛塔尔三世与沃尔姆斯协定》(Lothar Ⅲ.und das Wormser Konkordat)一篇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74年出版博士论文，成为这一领域相当出色的学者，那时他年仅24岁。1875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谋得一个教席，继续从事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研究。1878年出版《沃尔姆斯协定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Wormser Konkordats)，奠定其在德国史学界的地位。两年后又出版《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1882年，参与编辑《鲁普雷希特王朝时期德意志国会档案》(Deutsche Reichstagsacten unter Ruprecht)。1883年离开哥廷根大学，任教于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历史系，一直到1921年退休。1889年在莱比锡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同年晋升为教授。在威廉·阿尔特曼(Wilhelm Altmann)的协助下，1891年在柏林出版《中世纪德意志宪法史注释选集》(Ausgew
hlte Urkunden zur Erluterung der Ver fass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Mittelalter)。伯伦汉不是一位书斋式的学者，对社会教育事业颇为热心。1898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仅80页的小册子《大学课程与当代要求》(Der Universitts-Unterricht und die Erfordernisse der Gegenwart)，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在教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1899年当选格拉夫瓦尔德大学校长。为了表彰伯伦汉在学术、教育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德国政府曾给他颁发了红鹰(Red Eagle)奖章。
伯伦汉在历史研究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则是由《史学方法论》奠定的。这本书阐述了历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料的分类和搜集、史料的考证、史料的综合与编写。作为兰克的再传弟子，他对兰克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整理，《史学方法论》强调：“探讨解释、结合、综观及叙述等方面之反求作用，兰克氏亦曾致力于其形成，其工作殊不易以数语了之，著者惟有承认本书中有关此之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识及规例，均系得之兰克氏之实例及启发者。”②伯伦汉继承兰克史学遗产，在德国史学界声誉盛隆，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曾这样评论：“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即是伏尔泰、伯伦汉与我自己。”③可想而知他在19世纪末西方史学界地位之高。
《史学方法论》问世不久，即流传到日本，对日本史学的专业化起到了规范性作用。众所周知，明治之前所谓的“日本史学”，只是我国传统史学的旁支或附属品，日本国史名著如《六国史》、《本朝通鉴》、《大日本史》、《日本外史》、《日本政纪》及《国史纪事本末》，都模仿中国“编年”、“纪传”、“本末”等体裁，且完全用汉文编写，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治初年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但后来明治政府推行“脱亚入欧”政策，不仅在政治体制方面取法德国，而且在学术制度建设层面也以德国为模板。1886年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1887年其文科大学设置了史学科，聘请德国史家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担任教授。利斯于1880年考进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在大学期间，曾做过兰克的助手，抄写兰克的手稿。他一生虽然只见过兰克两次，但日后治史深受兰克的影响。1884年他到英国、爱尔兰搜集资料，撰写《中世纪英国议会选举》一文，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887年，他被日本政府邀请，到帝国大学讲授“西洋史”和“史学方法论”。在他的倡议下，日本成立了史学会，并创办历史专业刊物，为日本史学专业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利斯在日本期间，积极宣扬兰克“如实直书”的科学史学，这为随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在日本的广泛流传准备了思想基础。不久，留学欧美的学生陆续返回日本，以帝国大学为据点，教授严谨的史料批评。与利斯同为史学科教授的坪井九马三(1858-1936)，于1887年留学欧洲进修史学，曾在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苏黎世等大学留学。1891年回国直接升任教授。他完全继承了兰克的“科学”史学，著有《史学研究法》，被称誉为日本近代史学之父。他的治史方法与兰克、伯伦汉、利斯是一脉相承的，发扬了兰克的史学方法，而摒弃了其观念论。1902年利斯回国后，箕作元八(1862-1919)接任教授，他亦曾留学德国，深得兰克科学史学的精髓。坪井、箕作是明治、大正时期日本西方史学界的最高权威，坚持了实证史学传统。带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1903年日本史学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兰克学术活动，坪井、箕作等人发表了演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兰克史学已经融入了日本近代史学发展之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掀起留日高潮，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将兰克史学输入中国，而主要媒介则为教科书：一是西洋史教科书④，二是史学概论性质教科书。清末史学界从日本翻译和编译的史学方法性质论著主要有：(1)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9、10期发表的《史学概论》；(2)1903年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在中国出版了多种译本；(3)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部分章节被译成中文，如1903年《汉声》(原《湖北学生界》)第6、7、8期译刊《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篇”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1907年张玉涛在《学报》第1年第6、7号译刊《史学研究法》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4)1903年《游学译编》第10册译刊《史学肄言》；(5)1907年吴渊民在《学报》第1号发表《史学通义》。此外，当时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卷首“绪论”或“通论”部分，多论及史学方法问题。
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对我国新史学思潮产生过积极影响。梁启超不少文字便直接取自这本书，但侧重于史学建设层面的研究法当时并没有引起梁的太多关注。《史学原论》第八章“历史研究法”,以今人眼光视之，太过简单，了无新意，然对清季士人来说，却是闻所未闻的新知，可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汪荣宝语)，故而一时之间出版了多种中译本，各报纸、期刊竟相刊登出版广告，可见受国人欢迎之程度。《史学原论》指出，历史研究的基本程序分三步：发见、批评、解释。史料分三种：遗物、纪念、记录。受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aylor)《人类学》的影响⑤，浮田氏对古代传说史料的价值作了辩证分析，没有全盘否定，“数世纪以前之事实，犹在于口碑，其犹可引证者不少”⑥。所谓“批评”，实指史料批评，分内证和外证。外证即“自外部而观之，则鉴别记录，及其他文书之真伪之学”；内证指“自内部观之，则批评古文书之真不真，正不正，确实不确实者也，是为高等批评学”⑦。对史料采取批评的态度，浮田氏最服膺兰克，古代史家往往把演说词也编入历史，或穿凿事实，或偏于党派主义，而“兰开之所以为独一无二之历史家者，正以其无此弊”⑧。而“解释”一项注意到因果关系、地理环境、社会心理、时势等方面。《史学原论》本是简易教材，当然不能与伯伦汉博大精深的《史学方法论》相提并论，但对研究法各环节的论述，同样秉承了伯伦汉的原则。
《史学原论》在20世纪初我国史学界影响很大，不仅许多学人祖述其说，而且部分历史教科书也深受影响。如1907年吕瑞廷、赵澂璧合编《新体中国历史》“叙论”部分讨论历史之范围、历史之种类、历史与国家之关系、历史与地理之关系、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等问题；再如1909年傅岳棻编《西洋历史教科书》第一卷《西史概要》，“通论”分述界说、定义、通例，“广义”讨论历史与地理之关系、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研究法。这两种历史教科书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浮田之说。《新体中国历史》谓《史学原论》、《新史学》、《历史哲学》诸书取而观之，可定“读史之方针”⑨。《西史概要》则可以说是从《史学原论》节译而来。“五四”时期不少学人仍视浮田此书为史学参考书之一。1923年刘掞藜《史法通论》引征浮田《新史学》(《史学原论》另一种中译本)⑩，1926年柳诒征《史学概论》指出《史学原论》在“译寄初兴之时，颇有诵述”，“其中所言原理，多可运用于吾国史籍”。(11)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卢绍稷《史学概要》、杨鸿烈《史学通论》对浮田之书也有引征。
《史学研究法》系坪井九马三著。晚清学人译刊了此书的部分章节，但与原书400多页内容相比，有限篇幅的中译文很难厘清这本书的结构和理论渊源。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虽以《史学研究法》为底本，然羼杂其他论著，难以复原该书的本来面目。20世纪上半期，国人论著中经常提到坪井此书，但对《史学研究法》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两者间存何关系，认识仍然模糊不清。坪井之书至今没有中译本，但笔者找寻到一种相对完整的“简译本”，系黄人望编译，题名《史学研究法讲义》。黄人望(1880-1948)，原名国华，字伯珣，又字百新。浙江金华大黄村人。早年为清代廪生，考取官费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约1905-1907)。归国后到1920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历史讲师、教授，后弃学从政。坪井曾在早稻田大学任教，《史学研究法》也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正式出版。黄人望编译的《史学研究法讲义》并没有正式出版，只是油印本，没有文字说明这本讲义的编译时间，且没有明示编译自坪井之书。这本讲义应该是他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各大学时期编译。据日文本《史学研究法》与黄编讲义相对照，黄书虽仅52页，但坪井之书的理论框架保留完好。《史学研究法》之所以多达400余页，在于大量的例证占了篇幅。
经仔细比照《史学研究法》日文本、部分中译文、黄人望编译《史学研究法讲义》、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可以断定《史学研究法》所阐发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完全本于《史学方法论》，只是填充了大量日本、中国史书的例证。1903年《汉声》第6、7、8期译刊《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篇”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便是节译自《史学方法论》第五章第四节《一般因素之综观》，读者可自行对照。黄编讲义纲目与坪井之书完全一致。“史料之系统”一节原属外部批评，而坪井将其放置于内部批评，不知何故。《史学研究法》“内部批评”这章第一节“可然程度”，第三节“史料之等级”，伯伦汉没有如坪井那样作出明确的分类，虽可视为坪井的“创新”，然理论价值不大。《史学研究法》有别于《史学方法论》最大之处，在于前者非常重视历史的辅助学科，讨论多达160页，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而后者仅用了19页，较为简略。坪井没有专立“印章学”，将其归属于古文书学，伯伦汉所谓的“古泉学”，即坪井所说的“铸币学及度量衡学”，考古学一项则为《史学方法论》所无。
坪井九马三在《史学研究法·自序》中说：“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倡言讲史者须先自研究法始，其论既已脍炙人口。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之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予虽不敏，讲述史学研究法，已有年所，自信应用科学研究法于史学上聊有所得。因此，为早稻田大学著是书，庶几乎与诸研究者共登研究法之殿堂。”(12)如果以今人的学术著作标准来衡量，坪井大言不惭，将《史学研究法》冠之以“著”，当有剽窃之嫌。不过在那个年代，拾西人旧说，陈以己意，大而皇之，美其名曰“著作”，这种现象十分普遍，20世纪初不少国人亦如此。严格意义上讲，坪井《史学研究法》应属“编译”作品。1920年李泰棻曾指出，史学研究法著作在“日本则唯坪井译有简本，顾仍西洋故言，无所表见”(13)。所谓“简本”应指《史学研究法》。1939年杨鸿烈《历史研究法》也含蓄地说：“坪井九马三博士的《史学研究法》即直接承受柏恒氏的衣钵。”(14)《史学研究法》可视为坪井将西方史学方法“本土化”努力的一种尝试，颇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何炳松的做法，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在理论和方法上完全以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为准绳，假之于中国史事的例证，两者手法如出一辙。因此，对坪井之书的学术价值应予合理的评估，不能过于抬高，其地位只能从传播角度来考量。
坪井这本书通过留日学生的绍述，在我国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黄人望在“五四”前后仍以之为底本，编译成讲义，在北京各大学授课。李泰棻的《西洋大历史·绪论》(1917年)和《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年)都把《史学研究法》列为参考书。甚至40年代，郑师许仍将《史学研究法》列为研究国史必读书(15)，足见其影响深远。值得关注的是，《西洋大历史》上卷初版引用书目中有坪井“《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法讲义》(汉译)”字样，但到目前为止，学界从未提及《史学研究法》有过汉译本，笔者为此曾多方搜寻毫无结果。在清末留日高潮之际，日本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确实出版过部分汉译史籍，如濑川秀雄《西洋通史》，桑原骘藏《东亚史课本》，既有日文版又有汉文版，坪井《史学研究法》或许属于这种情况。李氏所见译本也有可能为国人翻译出版，只是流传不广，鲜为人知。此外，通过文本比对，李所指的“汉译”《史学研究法》也不可能是指黄编译本。李泰棻史学著作如《西洋大历史》、《中国史纲》、《史学研究法大纲》，参考坪井《史学研究法》之处甚多，但笔者对该译本的真实面目所知甚少。不过有一个事实可以确定，在《史学方法论》尚未直接译介到中国之前，我国史学界则通过坪井《史学研究法》的流传，如汪荣宝《史学概论》、《学报》发表的部分译文，黄人望以之为教材编成讲义、出现过汉译本，国人应该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不会太陌生。
伯伦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取道日本为主，尤其坪井《史学研究法》是国人间接了解伯伦汉史学的最早教材。“五四”之前，伯伦汉史学通过欧美渠道传入中国这一传播路线是否存在，尚没有史料证明。在晚清学界诸如地理环境论、英雄史观、人种史观、文明史学等，都曾风行一时，拥有众多信徒，但唯独对略显枯燥的史学方法不太感兴趣。梁启超对发动新史学思潮功不可没，他对史学理论的选择主导了史界新动向。从1901年、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来看，他十分迷恋进化论，对传统史学讨伐不遗余力，但对如何建设现代史学，当时并没有什么创见。有事实表明，梁在日本期间阅读过浮田《史学原论》(16)、坪井《史学研究法》(17)，他早年有的文字就出自浮田之书，但对《史学原论》中的“历史研究法”，却视而不见。坪井《史学研究法》中实证史学的精髓，如史料的分类、史料的考证(包括内证和外证)、史料的综合一套周密的治史程序，梁氏亦提不起热情向国人绍述，而坪井认为《资治通鉴》只是皇帝历史教科书的讲法，却被他反复引征(18)，这与他20年代在南开、清华大学津津乐道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判若两人。
从《史学研究法》选译内容来分析，同样能说明晚清新史学界的理论取向。《序论》、《历史之种类》、《史学之根本条件》这些较具义理色彩的部分被译刊，而《史学研究法》核心内容如“考证篇”、“史料篇”，则无人问津。如果把历史学不恰当地分为“义理之学”和“考证之学”，那么新史学思潮无疑趋向于义理之学，以斯宾塞、巴克尔等人的“文明史”观念为工具(19)，一方面对传统史学口诛笔伐，另一方面树立新史学之形象。新史家最突出的一个口号——“民史”，借此以批判旧史的“君史”传统。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民史”，其背后蕴涵着某种政治追求。新史家开口闭口言必称许民史，而20世纪初年居然没有产生一部像样的民史，岂非一大反讽。发动或参与新史学思潮的知识群体，都不是职业史家，其身份徘徊于学、政之间，在社会激荡的年代，往往牺牲学术，以服从政治的需要。新史学思潮从诞生开始便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后也随着政局变迁而归于沉寂。伯伦汉史学在中国早期的冷遇，与文明史学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使然。当时我国的学术和政治最需要的是文明史学的批判特性，也就是“破坏”的功能，而伯伦汉史学讲求的史学方法意在如何“建设”，在新史家看来，“破”尚未彻底，何以言“立”。伯伦汉史学在晚清新史学界处境尴尬，实与我国史学专业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有关。
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建立，标志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专业化进程。作为衡量现代史学专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史学方法，在“五四”前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不少学人认为：“史学方法就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人研究成绩的标准和尺度，只要他的方法谬误，他的结论，就可不言而喻了。”(20)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大学历史系都开设了与史料搜集、史料考证、史料整理等内容相关的课程，如“史学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史学通论”、“史学方法”等，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课程除了讲授中西史学演变大势之外，往往辅之于史学方法，以示治史之途径。其他一些专史课程也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与甄别。史学界普遍认为，历史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还应该进一步认识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史学方法”最为经典的教材应属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这本书的方法论知识于20世纪初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不过到了2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重视，1937年陈韬翻译该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伯伦汉”逐渐在我国史学界家喻户晓。与《史学方法论》属于“姊妹篇”的是《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因为《史学方法论》体大思精，非为一般读者所作，大多数读者不能领会其中奥义，所以1905年伯伦汉出版了一部小书——《史学导论》，理论和方法根据前者，但阐述简要，在世界各地流传很广。民国时期留德学生如姚从吾、张贵永，回国后任教于各大学历史系，都向学生介绍过《史学导论》。在日本，《史学导论》曾由坂口昂、小野铁二合译成日文本《历史入门》(历史とは何ぞや)，岩波书店1922年出版。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杨鸿烈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也引征过日译本。
伯伦汉的史学方法在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相关课程中得到了推广。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初建之时，即开设“历史学原理”课程。(21)1918年北大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上讨论：史学之附属科学概论、史料收集法、史料审定法、史料整理法、史料编纂法。(22)1929年开始，傅斯年在北大主讲“史学方法导论”课，内容侧重中国、欧洲史学观点之演进、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23)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研究，傅斯年十分喜爱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以致读到书皮也破了，重新换了书皮。《史学方法论》是他在北大教授史学方法导论的一本主要参考书。他在北大讲授这门课程期间编有讲义，凡七讲，现仅存第四讲史料论略。他指出：“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处理每一历史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24)傅斯年注重比较方法在治史中的应用，似乎受伯伦汉的影响。《史学方法论》认为比较法“不仅可使人求得总共之处，且可用以决定个别事物，知其与他事物间之相同及相异者何在”(25)，视比较法为研究法中之最重要者。当然，傅斯年史学思想渊源具有多元性，留欧期间他还受过英国史家巴克尔的影响，30年代曾翻译《英国文明史》前五章跟史学理论和方法密切相关的内容，自己又撰写《地理史观》一文(26)。巴克尔追求的目标是要将历史学建设成如同自然科学的学问，要与之并驾齐驱，这与傅斯年当年孜孜以求“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可谓西方声音在东方的回响。傅斯年在北大的讲义稿第三讲“统计学与史学”，十分欣赏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历史，这与巴克尔《英国文明史》极力倡导统计治史方法也有一定的联系。
1934年曾由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亲自选派赴德留学的姚从吾(1894-1970)回国，他接替傅斯年开设“历史研究法”。姚氏服膺19世纪以来德国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推崇伯伦汉。他认为讨论历史学理论的专书，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自19世纪末叶以来，方法与理论兼顾，方法以外兼说到历史学演进的，当推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班海穆是现代历史学界兼讲方法与理论的开山大师。许多关于历史学的至理名言，和近代历史学演进的大势，都可从他的这部著作中得识概要，他的这部书流行既广，国际的地位也很高。”(27)姚从吾的“历史研究法”(或“现代历史学”)课程以大半时间讲授尼布尔、兰克，以至伯伦汉的史学，主要内容包括：
(一)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二)史源学(或史料的研究，为本课主要部分)；(三)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四)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28)
姚在北大开设历史研究法的同时，还在辅仁大学开设“历史学原理”，讲授内容分四部分：历史学的性质；现代德国史学界所称道的几种历史观；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29)姚氏在北大期间为历史研究法课程编写过《历史研究法讲义》。他在《留德学志》第1期(1930年6月)发表《德国史学界所称道的几种历史观》，后来成为讲义的一部分。他将德国史学界归纳为六派历史观：神权政治的历史观、人本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唯物的历史观、实证主义的历史观、观念论派的历史观、表象主义的历史观。这篇文字除最后一部分，其余内容编译自伯伦汉《史学导论》(1926年版)。1936年姚氏在《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发表的《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30)，出自讲义第四讲“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抗战期间，姚在西南联大开设史学研究法(或史学方法)，据现存1943年他在西南联大印发的历史研究法十讲目录来看，与他在北大、辅仁所授内容无太大差别，仍以方法论和史源学为主，包括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何为史料外部的批评与内部的批评、史料的解释、史料的综合与史料的叙述等。(31)
姚氏在北大和辅仁所授历史研究法或历史学原理，主要参考伯伦汉1926年版《史学导论》。他自己曾说：“班氏又有一部小书，名《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尤为有名，“鄙人民国二十三年回国以后，任教北京大学时，曾加以翻译，用于历史方法论的参考讲义。”(32)《史学导论》在三四十年代流传颇广，杨秀林的《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载于《师大月刊》第26期)、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都征引过德文原书。
国立编译馆曾计划翻译出版伯伦汉《史学导论》，由编译馆临时编译员李述礼翻译(33)，书名译为“史学纲要”(34)。李氏精通德语，留学德国，《史学纲要》于1940年译毕，但这部译稿最后没有出版，可能与他1941年突患脑溢血，无法正常工作有关。李述礼译稿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李译本虽然没有正式出版，对我国史学界当然谈不上有什么作用，但叙述这段中西史学交流史上鲜为人知的往事，仍有其特殊意义，从中可透露出两点信息：其一，《史学导论》在民国史坛具有一定的读者群，不过限于懂外语之人，国立编辑馆之所以翻译这本书，估计是出于大学急需这方面教材的考虑；其二，李氏在德期间恐怕就已注意到伯伦汉史学。他作为左派学者，对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此重视，说明“红色史家”也不排斥西方实证史学，尤其对那套严格的史料搜集、审查、整理方法还是认同的。(35)不论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是资产阶级史家，其在史学观念或理论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对史料的技术性训练，则是共同遵循的，它已经成为现代史学的内在纪律。诚如陆懋德所言：“今人欲修史学，自当以史学方法始”；“史学家必须经过一种专门技术之训练。”(36)史家不能违反史学方法中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如史料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直接史料优于间接史料、谨慎使用“默证法”等等，史学方法的训练似乎成为史家资格认证的一项重要指标。
1929年清华正式改制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方法”一课，请孔繁
和雷海宗担任讲授。(37)孔繁在清华开设西洋史学史和史学方法等课，他的史学方法课主要介绍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38)，凡重要的历史辅助科学、目录学及“治史必具之常识”，均择要讲授，“示学生以治史之正确方向及途径”。西洋史学史则讲述西洋史学之起源及历代各派史学发展之概况，注意各时代文化思想之背景，而以“近代史学视点评论重要著作之价值”(39)。孔氏长期留学欧美，专治史学，继承西方实证史学传统，1922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指出：“史无目的，治史专为治史，不必有为而为。有为必失真，失真则非史。”(40)他的治学影响到新一代史家，如黎东方、张贵永都是孔在清华的学生，“同受孔先生的影响而服膺史学方法权威拜儿音哈埃姆与瑟诺博”(41)。嗣后，黎东方留学法国，师从法国史家瑟诺博司，习西洋史和史学研究法，就是受了孔的指示，希望他“探取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于回国以后用来治中国史”(42)。1929年张贵永大学毕业后(43)，即赴德留学，师从兰克的学生及其传统的继承人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其史学方法以伯伦汉为依据，1952年他在台湾出版的《史学讲话》前三章：史学的涵义及其问题、史学的研究范围、史学方法纲要，即伯伦汉《史学导论》的节译本。
30年代辅仁大学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方法课程，有陆懋德的“史学研究法”，姚从吾的“历史学原理”以及陈垣的“史源学实习”。陆懋德十分推崇德国兰克史学(44)，“余昔好读德人白恩海氏之书”(45)。《史学方法论》出版后，示人以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及运用史料之方法，“史学可称为专门之学”(46)，可见史学方法在史学专业化方面的特殊作用。陆懋德在辅仁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开始讲演史学理论，次及搜集史料、审查史料、运用史料之方法，并讨论历史的考证，及历史的批评，“务使初学对于历史具有深刻认识”(47)。陆氏在清华、辅仁讲授史学研究法的同时，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及东北大学亦讲授过同一性质的科目。他根据多年授课讲义出版了《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他在此书“自序”中说，“德人柏尔亥谟氏及法人塞音奴朴氏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国前人所及”，主讲史学方法，每于援引吾国旧说之外，“多采取西人名著，以为补助”。《史学方法大纲》参考西人史学理论和方法著作多达20种，有关这方面稍具声名的作品，尽在其中，网罗甚全。陆氏还时常向青年学者推荐美国弗领(F.M.Fling)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这本书宗之于伯伦汉史学，著者在“序言”里说：“我将本书献给白恩海教授，只为表示感谢的意思。我正在德国的大学中暗中摸索门径的时候，他的教本出了版，把我领向光明。在这二十五年中，它拯救了许多其他迷途的人。史家认识白恩海应当与数学家认识尤克利(Euclid)有同样的熟悉。”(48)此书系一本简明的史学方法论，于1920年在美国出版。
The Writing of History有两种中译本：(1)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出版；(2)薛澄清译，《历史方法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这两种中译本的出版关联到不少史家。李树峻(别号子刚，山东昌邑人)在北平师大史地研究科读书的时候，陈翰笙向他介绍了这本书，他读了很感兴趣，复有翻译之念。又经常听陈垣的“史源学实习”，讲论史法与弗领往往不谋而合，且陈垣又鼓励他翻译此书。译成之后又请陈垣、陆懋德审阅，最后又经胡适校订。李树峻译刊弗领之书，大半缘于诸位师长的指示和鼓励，这也说明了这批史学大家都非常重视史学方法的训练。陈翰笙(1897-2004)，1920年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被聘为北大史学系和法学系教授。陈氏在北大史学系接替李大钊开设“欧美史学史”课程，在课堂上以介绍肖特韦尔(J.T.Shotwell)、古奇(G.P.Gooch)、富特(E.Fueter)、里特(M.Ritter)等人著作为主，阐释欧美史学发达之经过与史学思想之变迁，且对当代西方史学社团之概况、各种流行的史学杂志亦多所介绍。(49)陈垣(1880-1971)作为一代史学宗师，一直十分注意对学生的方法训练(50)，30年代开设“史源学实习”，则从“近代史学名著”如《鲒埼亭记》、《日记录》、《廿二史劄记》，“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之不敢轻心相掉”。(51)40年代陈垣又在辅仁开设“清代史学考证法”，对传统史学方法作系统整理。
薛澄清(1907-1960)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30年到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研习历史。他可能受到洪业在燕大开设“历史方法”课程的影响，从中得知The Writing of History，并翻译之。1932年他在燕大修完学程回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任教，主讲“史学方法”课，所用教材就是弗领之书。后来译稿得到女史家陈衡哲的推荐，商务印书馆方允出版。弗领本人亦为薛译本写了篇序文，认为合格的历史教育者和史家“定要受历史方法的训练”(52)。通过弗领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在我国史学界的流传，间接传播了伯伦汉史学。在伯伦汉史学的影响下，史学方法意识已然成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基本修养，“运用科学方法的历史学家才会写成良好的历史”(53)，史学方法不仅是一门培养史学工作者的技术课程，同时也是衡量史家素质的一个客观标准。
《史学方法论》之所以受到我国史学界的青睐，在于它为史学的专业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被教育部定为专业必修课(54)，这不仅反映了一般学人自觉方法意识的形成，也说明了历史学科自身认同感得到强化，史学乃“专门家之技术，而非普通人所能为力”，治史者需要“特别的技术及特别的训练”，“凡作史者必如此而后为专业化，凡历史必须专业化，犹如一切科学皆须专业化”。(55)所谓“技术训练”，不外乎《史学方法论》所提出的那套搜集史料、审定史料、综合史料等方法。各地大学开设这类性质的科目，所讲授的内容基本也是如此。中国公学大学部历史系开设的历史研究法，讲授搜罗、鉴别、整理史料的方法。(56)30年代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开设的史学方法，主要讲授史料“搜集、批评、鉴别、综合、叙述各种能力”(57)。北平大学文史系的历史研究法，“以示治史之途径”，治史最忌空谈，故每论一义，必广举例证，以资参考。(58)河南大学史学系所设的史学研究法，讲授“史料之认识、史料搜集及整理、史料编纂”(59)。郭斌佳在武汉大学讲授史学方法，指示学生如何用科学方法，阐明史事之真相。凡研究一问题必经之步骤，如史料之搜集、真伪之甄别、事实之编比，以至最后著成史文，皆依次讨论，辅以例证。(60)30年代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的历史研究法，“为有志作高深之研究或充当历史教员者而设”，内容包括历史之意义及目的，过去史学界，“史料之种类，史料之搜集，史料之鉴别，史事之比较”。(61)中央大学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方法论课程讲授史源学与辅助科学、史学之考证与运用、历史事实之解释与组织、著述，并要求学生以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等为主要参考书。(62)各大学历史系的史学方法论课程所授内容不仅大致相同，而且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著作论方法部分多根据德人《史学方法论》或法人《史学原论》，大同小异，如卢绍稷《史学概要》、李则纲《史学通论》、罗元鲲《史学研究》、杨鸿烈《历史研究法》、齐思和《史学概论》、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以及刊物上发表的数量繁多的关于史学方法论文，如李承廉《史学方法论》、蒙思明《史学方法的任务》，都祖述西说。(63)史学方法“技术”层面内容日趋固定化、标准化，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史学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伯伦汉史学所提出的一套治史方法逐渐与传统的“土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史学方法论体系，其中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最为典型，虽以本土面目出现，实具西学背景，若细细考究，仍可追溯到伯伦汉。
在中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中，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间接或直接影响到我国史学专业化的方向。伯伦汉史学渊源于兰克，但他并没有如实呈现兰克的多面性，突显的是兰克在史料考辨方面的贡献。伯伦汉对兰克史学的取舍，或多或少会干扰到傅斯年对兰克的认知。傅斯年当年振臂一呼，高举“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旗帜，对民国史坛产生了深远影响。通常认为我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而事实上民国史家包括傅斯年本人很少研读过兰克著作，对兰克史学的理解大半是借西方史学史或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而获知，《史学方法论》则是民国史家理解兰克史学最为常见的一种读物。在民国史家观念中，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模板恐怕应该是以兰克史学为基准的，而大多数民国史家眼中的兰克却是不折不扣的史料派，这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取向。经过伯伦汉过滤的兰克史学，只剩下史料学，所以傅斯年才有那个惊世骇俗的口号。因此，准确地说，影响中国现代史学进程的是伯伦汉史学，或者说是“伯伦汉心中的兰克史学”，对我国现代史学产生直接作用的是伯伦汉而不是兰克。
注释：
①详参拙文：《〈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②[德]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2页。
③转引自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附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有关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的叙述，可参见拙文：《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东南学术》2006年第3期)，在此不赘述。
⑤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aylor)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上海广学会1903年翻译出版，题名《进化论》。此书第十五章“论史事及传说”，对古传、上古诗文、古史、传说与史事之间复杂的关系有详细讨论。泰勒说：“古史家纪载上古往事，有援引古说以为证者，于是事实与传说，杂陈于一篇之中，使读书者难以辨别其何者可信，何者当删，致有今信书不如无书之叹。”(第228页)泰勒这本书的现代文译本至2004年才出现，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⑥[日]浮田和民著，李浩生译：《史学通论》，杭州合众书局1903年版，第88页。
⑦[日]浮田和民著，李浩生译：《史学通论》，第93页。
⑧[日]浮田和民著，李浩生译：《史学通论》，第95页。
⑨吕瑞廷、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叙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
⑩刘掞藜：《史法通论》，《史地学报》第2卷第5号，1923年7月。
(11)《柳诒征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页。
(12)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3)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初版自序》，武学书馆1920年版。
(14)杨鸿烈：《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2页。
(15)郑师许：《国史之教学目的及研究法》，《读书通讯》第63期，1943年4月1日。
(16)参考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17)如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撰写《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梁在文中承认参考了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
(18)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谓：“支那后世之史鉴，其最宏博而精详者，以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为第一。是书编纂之意，将以备人主治世之参考书，亦即为帝王应奉之教科书善本也。”(张玉涛译：《史学研究法》，《学报》第1年第6号)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则说：“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9)参见拙文：《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福建论坛》2005年第3期。
(20)蒙思明：《史学方法的任务》，《华文月刊》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
(21)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22)《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1918年11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
(23)《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3年度)，第223页。
(24)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5)[德]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133页。
(26)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27)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1936年12月6日《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
(28)《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34-1935年度)，第110页。
(29)《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1935年度)，第68页。
(30)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出版的《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史学方法论》的“后记”指出，姚氏临终前曾将他的讲义《近代欧洲历史方法论的起源》改写发表于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这是他将历史方法论讲义改写后发表出来的“唯一的一篇”。事实上，这篇文字是他根据早年发表的《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一文改写而成，只是旧作重刊。《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原分为两部分：一、历史认识派的大概情形；二、历史解释派的大概情形。然见诸于报的只有前者。这篇文字以及《德国史学界所称道的几种历史观》，都未收入《姚从吾先生全集》。
(31)姚从吾：《史学方法论》，《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78页。
(32)姚从吾：《史学方法论》，《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第14页，注一。
(33)李述礼(1904-1984年)，广东人，早年参加革命，“红色教授”。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做了大量的德文著作翻译工作，如译有德·波林著的《战斗的唯物论》、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德著的《伟大的旅程》、《长征记》、《埃佛勒斯峰》、《亚洲腹地旅行记》等。因德文译著成绩斐然，他取得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的奖学金，1936年取道莫斯科抵柏林大学。1938年离开柏林回到重庆，在《中苏文化》杂志任编辑。
(34)《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0年11月)，第11页。
(35)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史学也不是盲目地一概否定，如李述礼翻译伯伦汉的《史学导论》，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新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李思纯译的《史学原论》，进步史家对这些著作也相当重视。
(36)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31年6月。
(37)孔繁(1894-1959)，字云卿，山东滕县人。1917年留学美国，1920年毕业于格林奈尔(Grinnell College)大学。192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专攻欧洲中古史。1927年回国后，由陈寅恪推荐被清华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
(38)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新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39)《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0年度)，第67页。
(40)孔繁：《讨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改造》第4卷第8号，1922年4月。
(41)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新版)。
(42)黎东方：《平凡的我》，台北文星书店1963年版，第259页。
(43)张贵永(1908-1965)，字致远，浙江鄞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旋即赴德留学。1933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再赴英国研究。1934年返国，任教国立中央大学，授西洋史、西洋史学史和西洋外交史，兼任系主任与史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65年受聘往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为客座教授，主讲中国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史。同年冬天，病逝于德国。
(44)陆懋德，字泳沂，山东历城人。美国俄亥俄(Ohio)大学研究院硕士。
(45)[美]F.M Fling著，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序》，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
(46)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31年6月。
(47)《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1935年度)，第65页。
(48)[美]F.M.Fling著，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原序》，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
(49)陈翰笙的“欧美史学史”一课，以如下著作为教本：肖特维尔的《西洋史学史》英文本，古奇的《十九世纪史学和史家》英文本，富特的《近代史学史》法文本，里特的《历史科学的进化》德文本。(《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4-1925年度，第4～5页)
(50)陈垣与其子陈乐素的信中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第一搜集资料、第二考证及整理资料、第三则连缀成文。第一步功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0页)陈氏治史的三步程序，即本之西说。他非常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工作，一直以发掘传统的“土法”为己任，然其治学亦受西方的影响。
(51)《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1935年度)，第66页。
(52)《中译本<历史方法概论>序》，1935年12月27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66期。
(53)李颂平：《历史的科学处理》，《中华日报》(上海)副刊《历史与哲学》第1期。
(54)教育部编：《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49页。
(55)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9页。
(56)《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1930年度)，第43页。
(57)《大学本科暨研究院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1年度)。
(58)《国立北平大学一览》(1934年度)，第71页。
(59)《河南大学一览》(1930年度)，第90页。
(60)《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4年度)，第26页。
(61)《私立大夏大学一览》(1933年度)，第46页。
(62)《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选课指导书》(1933年度上学期)，第91页。
(63)《史学方法论》发表于《江汉学报》第1期，1933年4月；《史学方法的任务》发表于《华文月刊》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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