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关怀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内涵论文,人文论文,价值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战略指导思想，不仅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表达了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念，而且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目标追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博大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从而使这一科学理论在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意义上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遍性价值。从人文关怀的层面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极为必要的。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科学理论，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突出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公开表明，共产主义者所致力追求的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目标时，明确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2]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人民利益的至高无上，“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3]，战胜一切困难。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国内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党在进一步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严肃而重大的历史课题时，始终以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终极关切，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的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其鲜明的人文关怀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时代条件的变化着眼，科学地界定了最广大人民的范畴，使人文关怀更具普遍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空前发展和进步，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主体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从多样化的现实出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阶层的变化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明确地提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的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此前提下，提出了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论断，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它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利益的标准，而将党的先进性建立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从而确立了人文关怀的普遍性价值。
第二，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着眼，密切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状况，提出了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指导方针。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碰撞、摩擦。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党的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为了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理顺分配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如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水平，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的发展思路。从最广大人民的切身的物质利益的关切出发，表明我们党在发展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日益深化，也使人文关怀更具现实意义。
第三，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远大目标着眼，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且表现为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多方面权利和需求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已充分表明，人的创造性的劳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而生产力的发展史不过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4]。另一方面，人的价值和利益的实现又依托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因此，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一个真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发展中的必然追求。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的实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协调统一，已经成为党的明确的奋斗目标，主要表现为：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努力推进人民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努力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形成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气质和民族凝聚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造就适宜人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人文关怀的缺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重要原因
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是近代以来社会进步的主题，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以“主权在民”为中心思想，确立了人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念：即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构建合理的社会制度，通过保障民主、自由、人权，实现社会公正，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对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把人看作历史活动的主体，认为历史本身“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6]，人应当“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求来安排世界。”[7]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1880年，恩格斯非常精辟地阐述了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理想图式，认为“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8]。由此可见，从哲学理念到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都凸显出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强烈关注，这一命题无疑蕴涵着丰富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
但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人文关怀的落实却遭遇了诸多曲折。十月革命后，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底层、从劳动群众中得到合法权利的政权”，“布尔什维克由于强调重新分配住房，食物和衣物，以及使人民得到普遍平等的教育机会而得到人民的拥护”[9]。为了巩固政权，确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文化政策的各个层面上，都展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崭新的治国思想。如普选制的推行，使俄罗斯全体公民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新经济政策肯定了农民作为个体所有者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劳动成果的占有权，私有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一个新政权的人文关怀正初显生机。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课题，怎样将人文关怀的主题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实现社会公正与效率的同步增长，对苏联这样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来说，更是执政的苏共所面对的严峻考验。
遗憾的是，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在斯大林的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人文关怀的缺失就突出表现出来，并使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大打折扣。虽然凭借着当时新型的国家全面干预的计划经济形式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昂热情，苏联曾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德国法西斯入侵前的1940年的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苏联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过程，并使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变成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但是，在苏联发展经济过程中，“一个荒谬的论点被奉为规律：如果不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是不可能的。”[10]从192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就已严重失衡，在重工业获得优先发展的同时，消费品工业被削减到最低限度，市场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必需品奇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初。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斯大林又以极其粗暴、野蛮的方式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占苏联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也失去了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甚至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随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确立，个人崇拜的盛行又为个人独裁、家长制、一言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以“大清洗”的极端手段清除异己力量、持不同政见者，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人权受到空前践踏，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正如赫鲁晓夫后来在反思中所指出的：“这场流血的清洗在1937年达到了一个狂热的高潮。1937年是我们没有完成工业计划的第一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谁为这个罪行付出了代价呢？是军队、是人民、是整个国家为它付出了代价。”[11]政治极权主义的泛滥也制约了精神文化生活的正常发展，教条主义和文化禁锢使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关切功能大大降低，人们在忍受物质匮乏、政治压抑的同时，还要饱尝文化贫乏的心灵苦闷。
虽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都曾有过改革的尝试，也在一个较短时期营造了有助于活跃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氛围，力图实现所谓的经济赶超目标，重新凝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但是由于苏共领导人对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认识不清，加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积重难返，所以各种改革很难触及人的自由发展的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层主题。值得指出的是，在苏联长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个人崇拜的反复重演，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不断地冲击着自由、平等、社会正义等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所有这一切使广大人民对苏共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受到了动摇。
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主义是不健全的社会主义，苏联对强国理想的追求却付出了漠视人的发展的巨大代价。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推出了他的改革“新思维”，明确标榜改革的总目标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人道面貌和提高人的福利”，“革新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列宁的构想”，但是戈氏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目标却因其改革理念的错误和混乱，同样未能也不可能产生实践效果。仅从人民生活的改善状况看，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的1985-1988年间，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消费品市场供应出现全面紧张、全面短缺，物价上涨，抢购风盛行，人民群众对改革日益失去信心。到1989年，苏联的人均消费水平则从1917年的世界第七位，降为1990年的世界第七十七位[12]，而特权等顽症依然如故，这使苏共逐渐丧失了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各国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和批判，一些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理论诉求，试图重新解释社会主义，如波兰的亚当·沙夫就认为，人的问题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史中有很重要的最初表述，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被忽视了”，被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和敌对的哲学。他还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具有理论的性质，也不是哲学的时兴产物，而是“由生活本身具体地提出来的”，就是说不仅仅是由各个时代产生震撼人心的经验的人的生活提出来的，而主要是由社会生活、由战争、革命、揭露和滥用提出来的。沙夫认为，克服异化，并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人的本质，这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的本质意义，是共产主义从个人幸福出发的本质意义[13]。但是，沙夫理论的主旋律却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否定，这使其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思考因失去现实意义而流于虚无缥缈。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公开宣称“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试图对自斯大林以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修正，他指责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理想中抽掉了主要的东西——人本身，人的需要、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14]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对民主和人道主义的阐释中，却抽掉了它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以所谓“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取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它“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5]。从21世纪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趋势上，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大胆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人的发展问题做出了深刻而完整的回答，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进步的内核上，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达到了高度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指导思想，它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意蕴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得全面落实。
中国共产党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提出了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满足和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一系列崭新理念，如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党和国家在发展中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根本尺度；把创建学习型社会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模式；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新思路等。而党实践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的过程，就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过程，就是人文关怀的实现过程。
随着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更加强调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的实现。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实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人的权利、价值的实现，人的尊严的确立，不仅需要社会进步思潮的引导，更重要的是相应的社会机制和制度的保障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实现这个中心，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制度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设计，根本目标就是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和人权。
高度重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当下中国共产党人人文关怀的突出特点。由于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分化，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出现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参与和发展机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和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无疑是人文关怀在现阶段的具体化。
在一个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交互激荡的时代，社会主义要赢得相比较的竞争优势，不仅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物质实力，更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提升人的主体地位，保障人的权利，实现人的价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其丰富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正在实践中昭示着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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