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3)11-0037-007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P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包括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尤其是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历史经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历史经验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完成之时，毛泽东就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根据实际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历史经验，这一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
毛泽东对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程。从1955年11月毛泽东领导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开始至1957年下半年，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阶段。毛泽东从1955年就开始探索我国农业以及其他各条战线的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就在事实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并提出正确处理的原则，尤其是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原则。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论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等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1957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论述，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关于这一问题，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P369-370)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P213)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实践的时间又很短，党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和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加之苏联模式的影响，在探索中遇到一些未曾经历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在探索中曾经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严重曲折。虽然后来毛泽东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观点，但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偏离正确的方向，使得这些探索被迫中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在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和基本思路，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这也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强调，我们党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4](P23-24)从我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原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不断强调，没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第二，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排头兵，苏联模式也被普遍认为应该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二选择。然而，毛泽东没有迷信苏联模式，却提出要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他指出，苏联的经验固然要学习，但苏联走过的弯路，中国不能再走，并强调“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2](P133)就算是学习苏联模式，也要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毛泽东强调：“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2](P176)对于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2](P366)尽管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但他提出的这一思想，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解除了思想枷锁。
第三，批判地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好的发展经验。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2](P117)他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2](P242)尽管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提出向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态度，为后来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邓小平指出：当时“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5](P127)这说明，我们不能把“封闭僵化”的帽子扣在毛泽东头上，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背景和条件。
3.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科学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并没有完全坚持下来。这也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曲折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因为对国内的主要矛盾重新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才使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也才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第二，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早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怎样才能尽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是毛泽东思考的现实问题。对于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党和毛泽东来说，还缺乏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够，使“急于求成”成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这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陷入严重曲折。改革开放以来，在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使我国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第三，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毛泽东之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但没有能够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只有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才能在根本上把握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正确方向。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早日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一“金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片面强调“一大二公”，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严重脱离实际。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反复强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要的问题是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只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进一步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纵观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全过程，他始终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的方向和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由于种种局限，他得出的一些结论和制定的政策又是脱离实际的，也因此没有找到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一时期的道路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6](P234-235)我们不能苛求历史，苛求前人，也不能苛求毛泽东应当为我们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既不能拿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否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探索中的失误，就否定其探索的意义和价值。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起到了奠基性作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外交战略等各个方面内容。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他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P439)同时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P170)在政治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在人民内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上，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在科学和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外交上，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以及“三个世界”划分、永远不称霸等思想。在发展阶段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已经建立而尚未建成，把社会主义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后来在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又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7](P116)在发展战略上，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实现这一目标要分“两步走”的设想。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提出对外开放思想。他主张，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关门是不行的，特别提到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问题。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2](P43)后来他在1958年6月给李富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8](P273)的方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作了理论准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比如，毛泽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把社会主义分为“建立”和“建成”以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思想为改革开放理论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包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理论以及外交战略等，都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观点，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内容不仅被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且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P300)他的这些讲话明确讲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9](P6)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90多年的历史上来考察，提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艰辛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是这一时期的探索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
毛泽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指出的是，我们要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无论是纵向的继承和发展，还是横向的理论逻辑的展开，两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同时，二者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完成的主要任务不同，由此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的主体内容也不同。但是，两大理论成果具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保障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除此之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联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链条。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这主要是指那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且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仍然发挥指导作用的思想内容。不能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既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又要看到其内在联系，既不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不能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者，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1.毛泽东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建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理想，为此，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口号。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各项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新中国社会制度的大体框架，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认为新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他说，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0](P135)关于政体，毛泽东主张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近似于苏维埃制度，但在具体内容上又有所不同。关于政党制度，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在政府中要给民主党派留下一定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11](P337)对于民族问题，毛泽东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毛泽东主张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经济制度。他说：“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0](P139)在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整个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框架和基本思路，已经勾画出未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雏形。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把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制度构想确定下来。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我国普遍建立起来。《共同纲领》虽然没有写入“社会主义前途”的条文，但它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却蕴含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宪法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毛泽东指出，这部宪法为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转变。与此同时，为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实行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科学构想由抽象变为具体，由原则成为制度，由蓝图转为实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
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程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制度设计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支撑，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历史起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与实践。
2.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中的作用
关于从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早在党的二大上就提出来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基本思路。他说，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2](P106)确定了把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的政治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和进步，而不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开始思考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上。1949年初，党在西柏坡召开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新民主主义要长期稳健地向社会主义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摆在党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就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在整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因素要始终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中，资本主义因素要不断减少并最终绝迹。因此，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中，重点是如何发展和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维持现状、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或者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党在1953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民主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它承载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桥梁和中介作用。不可否认，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时机与条件等问题上，确实有急躁的情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向社会主义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当时新民主主义也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尤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实力不足、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政治打击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蕴含着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巨大的危险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统一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一些失误和问题，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功绩不能否定，它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最伟大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3.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以苏为鉴，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2](P215)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生产关系和体制改革不断地得到解决，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强调“以苏为鉴”，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分配方面，提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对于刚刚建立的国家政治制度，毛泽东认为各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提出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些具体思路。比如：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各民主党派的存在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提出赋予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毛泽东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3](P543)并从发扬民主机制、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他说，民主是正确总结经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条件，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国家机构庞大、部门重叠，是官僚主义滋生的条件，提出大力精简党政机构。另外，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提道不做国家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一线”“二线”等问题，为改革开放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创造了思想条件。
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需要通过生产关系和体制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但受当时历史条件和自身理论水平的制约，其探索是初步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探索开了个好头，但是没能继续下去；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存在错误的成分；对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贡献。他领导我们党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启了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时期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就是对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延续和深化，毛泽东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者和体制改革的探索者。毛泽东建构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则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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