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边缘书写——从华裔女作家看华人写作的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华裔论文,特质论文,边缘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3-0133-04
一般而言，迁徙的族裔都必须面对双重文化的难题，因为其母体文化基因的潜在作用
使他们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中，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 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形成文化间的疏离、审 视和认同的过程。海外华人作家身处两个甚至多个世界之间的特殊境遇，以及与异质文 化的冲突也通过他们的笔尖流淌在字里行间。而其中的华裔女性较之男性，又多了一层 传统和观念的枷锁。她们出生在男权世界之中，生活在种族和性别的社会构成之中，她 们所特有的双重边缘身份使她们的写作始终处于文学主流的边缘。华裔女性以文学形式 宣泄自己的情感、讲述生存的经历、搜寻家园的记忆、追寻生命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以 书写反抗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男权观念，而且以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性别属性构成了文 本的丰富性和鲜明特征。
人的身份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它一般是由人的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 死亡地、语言、最长的居住地、职业、阶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作为特征辨识的 身材、年龄等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项，因为特征并不等于身份，只是身份的外在 形式。若是某人随着出生地的改变、居住区的改变、尤其是频繁的流动，如在一国出生 ，而在另一国长大，而后又在第三国定居，其身份的辨认就会复杂起来。若是父母属于 不同民族的人，其混血后裔的身份也往往难以确定。当一个女性出生于男性主宰的世界 中，生活在不同种族的异文化环境中，当这种性别由社会既成的观念和种族偏见不断地 “性别他者化”时，身份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复杂。
这种复杂的身份在华裔女性作家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对华裔文学有极大贡献的欧亚裔 伊顿姐妹，其父亲是英国人而母亲是中国人，尽管她们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但均选择 了亚裔文化身份并以文本形式维护这一族裔的生命尊严。著名女作家韩素音的母亲是比 利时人，但其本人在中国生活了较长时间，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其身上的西方 文化因素也使她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华裔女作家思迈迈(Mai-mai Sze)出生于中国 ，父母均是中国人。但她后来去了英国，由爱尔兰保姆带大。而后在美国上了私立高中 和大学。取得学位后，又在法国学习绘画，最后定居在美国纽约。不断流动着的生活使 她的经历十分丰富，同时也显示出其身份的复杂。其生活经历中的多重文化痕迹使得她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另一位华人女作家张粲芳(Diana Chang) 的父亲是中国人，而母亲是欧亚裔美国人。张粲芳出生在纽约，幼年时随家人到上海， 在上海租界的一所美国学校上学。毕业后回到美国上高中和大学。这种经历为她的小说 做了很好的铺垫。她的小说人物多是欧亚裔，在复杂、艰辛的处境中有着不同的遭遇和 反应。
华裔女性作家的这种双族性，多地域经历使她们成为了双文化或多重文化人。移民者 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认同所决定的。由自己主观愿望驱 使走向异邦的移民，在经历基本生存并初步站稳脚跟之后，一般都力图融入所在国的主 流社会中。从欧美的情况来看，华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磨难之后，开始在异域较为集中地 居住和谋生，逐渐形成以唐人街为文化标识的华人区。实际上，海外华人是将这种特殊 的集居地作为了文化缓冲地段。他们作为少数族裔，一方面在自己相对熟悉的文化环境 中，在同乡、同族的协助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找到某种文化归宿地和心灵的 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可以用自身的文化特点面对异质文化，既以此吸引异族，维系自己 的生存并有所发展，同时也在异域保持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中间地带和文化边界。其 缓冲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大多竭力离开唐人街，成为白领阶 层以此融入到欧美的主流社会中，然而不论他们的语言与举止与主流社会有多么接近， 他们的眼睛和肤色决定了他们在这一社会必然处于的边缘地位。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 认同和实际所处的边缘地位，遂成为海外华人身份的一个特征。
所以，身份认同的确定不仅是生理和地域因素，而且还有外在的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新移民一般在新的国家都会产生某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但是对华人的后裔而言，他们的 家庭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代。他们的感觉与新移民显然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在白人世 界中依然有一种“总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感觉”[1]。而这些华人的后裔回到中 国也有陌生感和不适应感，因为中国人对他们的反映也是不同的。正如著名华人女作家 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中，女主人公之一的龚琳达告诉女 儿的那样，“到了中国，你根本不用张嘴，他们就知道你是外面来的。”[2](253页)这 样一种在两个世界中的距离感和双重的认同危机，往往使他们产生极大的困惑，这种游 离不定的无根意识导致了一种身份不确定的复杂心理。这一点实际上成为了许多华人女 作家写作的中心。
这样一种身份特征和外部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诉求。他们既需要保持自 身文化传统的一面，更需要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本土文化中的智慧，利用 异质文化的有利因素，在主流社会中面对冲突，化解矛盾，平衡利弊，以形成生存经验 和能力。这种经验和能力的生长以及与异质文化的持续碰撞，往往能够使他们不断地在 文本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外射力和文化向心力。我们在华裔作家文本中可以看出，家园和 异域的双重本土化和文化意识是海外华人身份中最具鲜明特征的内含。对于这种独特的 领悟和宣泄，文学无疑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知识分子移民的增加，这种双重文化 意识所形成的历史感在他们的文本中也更为突出。正如美国华人女作家李黎所指出的： “20世纪中期以后的海外华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海外移民。这在 中国近代史上算是没有大规模战乱的一个时期，却也是国家断然分裂的时期。中国人到 了海外势必深刻感受到作为分裂国家的国民是怎样的不便、困扰与痛苦，‘认同’的危 机不仅在母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对峙中，甚至产生在面对自己祖国的彷徨中!个人的失 根、祖国的纷争，使得海外的中国人背负着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作客异邦的‘外国人’ 更深重的历史负荷。因此，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便有其先天上的历史感——是这样特 殊的历史与时代成长了这些写作，而这些写作便将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可残缺的历史感与 时代感放进他们的作品中去。”(注：《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转引自饶芃子 等《本土以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美国华裔作家真正的领域并不完全是华人区，实际上，他们所书写的是整个美国社会 。从最本质的意义来讲，华裔作家是想通过自己的体验，让整个社会，尤其是白人社会 的良知有所发现，让这种深层的意识面对社会现实而得到深化。华人女作家探索并展示 丰富复杂的华人及华人女性生活，不仅能使读者进一步地理解自己，看到自己内心深处 的世界，而且也能使人们从审视国家和民族原有观念的角度，重新发现自己。
如前所述，海外华人身份的复杂性源自其流动性。而其文本特性的形成在这一流动的 过程中，就自然涉及到一系列关键词，如：放逐、乡恋或乡愁、寻根、冲突等等。我们 可以看到华裔女作家的写作包含了多重关系，本土的历史记忆、个体的经历、海外华人 的移民史、中国文学的特征、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书写策略、华人写作的历程以及女性作 家反抗的传统与性别书写的形成等等。显然，在文学文本中，这种文化身份的烙印是清 晰可见的。虽然每一位作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其身份的隐性作用和文化诉求却是 难以避免的。而海外华人作家拥有共同的血统和文化基因，其文化背景相似，在异域的 境遇相似，其身处双重或多重世界的边缘地位相似，这样就为他(她)们的书写奠定了相 类似的文化身份认同基础。
然而这种写作又注定是边缘性的。华人作家位于边缘的文化身份使他们在本土文化和 异质文化两个方面均形成了距离。流动在本土和异域之间的空间感导致了一种不即不离 的特有形态，前者使他们不断地产生并强化乡愁和寻根意识，后者使他们始终处于一种 对比和反审的思考之中。距离感可以使他们更为深切地体会本土文化的内在精神，在文 学中形成“乡土中国”的文本模式，与此同时又可以使他们对所在国加以跨文化透视， 在文学中形成“现实世界”的文本模式。这种独特的角度和体验形成本土作家难以拥有 的书写，它与历史、民族、文化在异域的延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记忆、展示、反抗 、自我确定和维护以及性别意识中，作家主体的文化特征和诗化的“中国意识”凸显得 更为明显。
但是更多的华人女作家主要是通过大量细节的描写和文体的特征来反映游离不定的身 份特征和持续的困惑，即以文学性来表现海外华人的特殊身份和内心冲突。前面提到的 具有多重经历的思迈迈以及另一华人女作家华庄(Chuang Hua)均在其成名自传体作品中 表述了这种感觉，两人的作品有一定的代表性。思迈迈的自传是《哭喊的回响》(Echo
of a Cry.1945)。华庄的自传是《跨越》(Crossing.1968)。两人写作的时间虽然相隔 了二十多年，但她们的经历相类似，两人均在英国受的教育，又在美国生活，在她们身 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海外华人的身份特征。她们的创作不仅在主题上相类似，而且这两 个文本有着互文意义。前者主要涉及作者的早年生活经历，后者则主要叙述成年之后的 生活和情感世界。两个文本结合起来读，可以看到华裔女性当年的生活全貌。多重世界 的距离所产生的文化身份的困惑感在她们的文本中也比较接近。
在《哭喊的回响》中，作者穿插了一段女主人公和母亲一起回到上海的记忆。正如大 多数海外华人后裔一样，多年在海外的生活已使女主人公对家乡的一切感到陌生，她见 到亲人的那一刻甚至感到有几分紧张。尽管老家墙上挂着许多自己幼年各个时期的照片 ，尽管透过这些照片，她努力搜寻孩提时的记忆，但这一切竟是这样陌生，这样模糊， 自己似乎已经远离了老家的温情。地域的遥远、年代的久远在内心中竟然产生了如此明 显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这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唯一使她宽慰的是，家中的老姨妈犹如 祖母般的慈祥，她的话语和尽心的照料似涓涓的温泉流淌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书中的 隐喻是十分明显的。全书文笔自然流畅，她将自己的英国经历、美国经历、法国经历和 中国经历都紧紧围绕着华人的内心世界和实际的身份地位展开。在她的眼中，海外华人 由于远离本土，其文化身份特征正如幼儿脱离了母体所产生的恸人哭喊一样，而这令人 震憾的哭喊声竟一直持续着，回响在生命的各个时期。正如自传中女主人公所说的那样 ：“我们身上总是有一部分东西丢失了，我们总是在寻找着。它是一个哭喊的回响，它 是对温暖和安全的渴求。不论我们的成年理性是如何在掩盖着它，这种寻求都一直在持 续着。”[3]这种点题式的述说，正是作者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而华庄的《跨越》同样是一部自传体的实验小说，主要叙述了一个中国女子在西方世 界寻找真实情感生活的经历。女主人公是一个富裕家庭中七个孩子中的一个，从小被带 到英国和美国，又在法国呆过一段时间，最后在美国纽约定居。她一生中总共跨越了七 个大洋，每一次跨越都必须作出文化调整，以适应不同文化区域的生存条件。虽然在多 次的地域跨越中能够领略各个不同区域的文化魅力，但是自己却需要不断地作出语言和 文化的调整和再调整。其代价是在这种变动的生活中，往往会突然中断友情，与熟悉的 环境分离，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和认识陌生的人。在这种持续的流动中，生活的方向似乎 很难确定，因为在每一处自己都如同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分离感和身份意识也由此不断 地产生。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自我感和身份，似乎成为生命中的精神支柱。作者在外部 流动的描写中也穿插了一些内在的、家庭结构式的稳定因素，如父母的稳定和男友的出 现。然而在一个多重异质文化的环境中，内部的稳定必然受到异文化的冲击。于是，当 父母竭力反对弟弟与外族人通婚时，她感到了身份的危机和这种稳定背后的脆弱。这实 际上是预示着两种文化的潜在冲突和文化认同的艰难。而女主人公的男友也没有给她带 来心灵的慰藉，他的逐渐冷淡迫使她只能依靠对家庭的记忆来取得精神的支持。跨越始 终伴随着分离，它包括与故土的脱离，故乡的持续内乱，与父母沟通的危机，远离父母 的内疚感，与异文化融合的代价。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内心深处的力量、安全感是自我 独立最为需要的。
与《哭喊的回响》相比，这部自传在写作技巧上更加具有实验性。其中既有自传和传 记色彩，也有小说叙事方式，尤其作者采纳了梦幻和内心独白来表述女主人公的境遇和 心理感受。作者在叙述上采用了断续和穿插等手法，使不断的跨越和分离在文体上得以 再现。文体色彩使作品在结构上烘托出了主题。各种记忆的残片，连接在行为、人物以 及场景之中，文化的对比感十分强烈。事件和时间顺序不断被打破，孩提的记忆和成年 的回想拼贴在一起，言谈与独白，复调和场景的重叠和重现以及作者本人的评论和说明 ，构成了线性叙述与视觉意象并置的立体效果。作者有时在稳定的叙述和对话中有意识 地插上中国京剧唱腔和中国菜谱，使这种稳定的叙事平衡关系被打破，变幻色彩十分明 显。全书紧紧围绕着华裔女性与法国记者的爱情展开，以此开头并以此结尾，在短短的 时段中大量地穿插幻象，记忆、家庭、迁移、梦幻以及文化间的种种意象。作者利用这 种结构暗示，即便在生命经历偶然的一个时段中，其过程也会是丰富的，虽然它包含着 流动的频繁，生活的中断以及获得真实情感的珍贵和艰难。
《哭喊的回响》和《跨越》与早期的华人女性作家的写作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两部 作品在文化身份的不确定中，均以明确的文体色彩表达了华裔在变化的异质文化环境以 及潜在文化冲突的语境中，对情感的珍惜、对自我的确定，对一种稳定的自我感以及文 化归宿的深层诉求。实际上，在许多探讨文化身份的书写中，族裔的形象在文本中越来 越清晰了。
华裔女性作家通过文本所反映出来的观念压力和种族歧视正是人类群体在文化身份上 的特殊困境。这一边缘书写对于中国文学的延伸和整体的文学研究有着特殊的学理意义 。
收稿日期：200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