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党转型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政党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政党稳定到政党变迁：政党转型理论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苏东剧变的影响下，政党的变化和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政党转型理论也应运而生。事实上，对政党转型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①甚至更早，②并产生出一批重要的成果。③经典的政党研究④倾向于从总体上关注政党的特征。大约从80年代开始，关注的焦点有了一个根本的转移：政治学者开始向内关注作为一个实体的政党“黑箱”；一些新的研究开始在细节上考察政党组织的特征以及他们自身的演化和消失；⑤选举竞争作为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第一次作出这些尝试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者，包括基里海姆(Kirchhermer)和艾普斯坦(Epstein)。之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阐释，如潘比克（Panebianco，又可译为潘尼比克或潘尼克）、卡茨和梅尔(Katz & Mair)等。这些作品讨论的重点是大众政党，及其被新的政党组织模型取代的问题。
早期的一些学者主张政党稳定论（又译为政党僵化或者冰点论⑥），倾向于把政党作为一个稳定的主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变迁理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根据变迁的结果不同，后者又形成政党衰败论和政党转型论两种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李普塞特和罗坎(Lipset，S.M.& Rokkan Stein)指出：
几乎没有例外，1960年代的政党制度反映的还是本世纪20年代的分裂结构。在“大规模高消费”的时代，西方竞争政治的关键特征之一是：“供选择的政党，以及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政党的组织，其历史要比大部分选民的年龄来得长。对大部分西方公民来说，当前一些活跃的政党，从他们孩提时代起，或者至少从他们第一次在选举日面临如何在各种‘一揽子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时，就一直是政治景观的构成部分。”⑦
虽然选举权在不断的扩大，并且经历了几十年政党选择的结构性条件变化后，但政党和政党制度仍然“僵化”(freezing)地大体上保持了原样。⑧在他们看来，西方自工业革命和国家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政党，即使在二战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转折之后，仍然生存下来，并且重新恢复原样。这表明了1918年至1920年的情形已经“凝结”成型，在多年之间代表了一种持续的稳定性。在普选权扩大并且参与了第一次普遍竞争的政党，成功地与“它们的”选民建立了联盟（组合），这种组织及其产生的政党制度证明是永久的。根据他们的解释，政党和政党制度之所以稳定，在于旧的政党容纳了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选民结盟。斯坦因·拉尔森⑨进一步把政党的僵化解释为一种动态的稳定：即允许在一定时期内有大的波动，而此后政党和政党制度将回到稳定均衡。简单来说，政党稳定论者坚持政党代表社会结构，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社会结构虽有较大变化，但政党容纳了新的社会结构，所以没有改变的必要；该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分裂，现存的政党都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容纳社会的多元化结构。
政党稳定论虽可解释60年代的政党现状，但却不符合之后的发展，因为政党的变化越来越明显。梅尔指出，李普塞特的观点，在30年后的今天，当然有点过时，虽然它所提到的可供选择的政党仍然存在。⑩
政党转型理论的兴起，原因在于对政党衰落的反思。不少学者认为，政党正在衰落(decline or decay)、解体(decomposition)、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解组(dealignment)。如罗森和麦克尔指出：“主要的政党衰落了，这是美国政党体系的主要标志，在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中也变得越来越明显。”(11)谢利和斯瓦萨德(Selle & Svasand)也“相当悲观地”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映的一个趋势：“政党不再执行他们过去的功能了”。(12)到了80年代早期，芬纳(Stephen E.Fisher)写到：“政党衰落”的主题看起来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引用。(13)持政党衰落论的学者认为：首先，政党已经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功能：如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人才录用等。战后，政党的部分功能衰落了（如利益表达和综合）；而且政党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相反，政党内部则由于具体的利益、背景、意见的不同而形成对立和分裂。(14)其次，组织结构方面，表现在党员数量的下降，或者几近停滞；党工的数量也在减少，作用在下降。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党竞选主要依靠竞选班子，削弱了政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第三，在大众与政党关系方面，民众对政党认同不断下降，表现出政治冷漠。第四，在选举中，政党作用有限，党的领袖的个人化特征更加重要。(15)但与此同时，在1960年以来，新的政党也在不断诞生，如在德国，到1984年为止，有24个新的政党建立，大部分欧洲国家也都有新的政党浮现；(16)虽然政党的部分功能在衰落，但是政党之于民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组织政府方面，政党无法被取代；(17)而且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日趋密切。这些都与政党衰落的观点不符，这就提醒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来分析政党的变化。
卡茨和梅尔重新解释了上述现象，认为政党没有衰落，而是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他们提出了“政党卡特尔化”(18)的概念，即政党和国家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e)和合谋(collude)，政党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反之亦然，斯特姆(Strom)称之为政党“机会主义的制度性操纵”(opportunistic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19)根据他们的假设，政党逐渐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经纪人（政党在国家和社会连续体中的地位，即功能，是最主要的标准）。政党没有衰落，而是转型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与社会的关系则日渐疏离。
卡茨和梅尔指出，欧洲历史上的政党组织经历了四种类型的变迁：即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 party，又译为全民党、囊括型政党、兼容性政党等，为避免歧义，采用全方位型政党的翻译）和卡特尔政党。政党发展呈现出卡特尔的趋势：精英、选举取向的政党组织倾向让位给群众、目的性（政策取向）政党，而后者往往会被新的、专业的选举取向的全方位型政党取代；最后，全方位型政党又会被卡特尔政党取代。(20)卡特尔政党的出现，引领了西方政党转型研究的潮流，之后的学者，大都集中在对这一政党模式的讨论上。
二 政党转型：概念与标准
政党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目睹了西欧民主国家政党模式的进化，迪韦尔热提出的精英型政党和基里海姆提出的全方位型政党都已是昨日黄花，卡特尔政党将是政党未来的模式。在卡茨和梅尔的概念中，卡特尔政党的特征是成员较少（与大众型政党和精英型政党相比），在选举的原则、技巧和原则上更加技术密集型；党工将逐步为专家、顾问所取代，先进的通信和电子技术也将为政党所用，所以政党变得更加专业化。
以欧洲政党组织的变迁趋势看，卡特尔政党的特征有：
第一，从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与国家合谋，与社会疏离（这一类政党的危险在于，由于缺乏社会的反馈机制，所以是极其脆弱的；解决之道是，借助于国家的干预，把新成立的政党或社会力量整合到政党内部）。国家权力成为了免费的财富，可以用来确保政党的利益。政党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最明显的改变，是其在国家场域中呈增长趋势。在卡茨和梅尔(1995，pp.1-28)的定义中，卡特尔政党是根据国家政党卡特尔界定的：政党正成为国家的代理，政党采用国家（党国）的资源来保证他们自己的集体生存。为了保证集体的生存，政党给自己分配物质性的国家支持，并通过国家来规范政党的行动。这种党国的合谋(collusion)是一个互惠的过程，一方面，政党不断地汲取国家资源并“殖民化”国家的制度，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法律来规范政党的组织和行为。国家殖民化的证据在于下面的事实：政党正不断依赖国家，把国家的资源分配给组织，而逐渐地脱离从社会中获取资源。在这个垄断性的卡特尔内部，国家资源的很大部分和制度的优势自然地不断累积到主要政党的手中。政治家可以不断地使用行政制度如行政官僚（指定发言人、媒体和政策咨询者）以及其他的国家机关、公共部门或者准政府组织、国有媒体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的和选举竞争。国家变得“具有党派性”，因为政治精英把政党组织和国家制度结合到市民无法区别它们的程度。为了保证特权，政党精英用法律来保护他们。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竞争，卡特尔政党试图运用法律的手段把那些外在的竞争者排除出去。国家依附的过程和自我规范增加和强化了政党和国家制度之间的联系，合谋成为一个“党派化国家”。卡茨和梅尔还讨论了卡特尔政党对于政党之间竞争的影响。卡特尔政党试图通过非正式的协议和分享官职来减少和限制竞争，所以外在的挑战者并不是通过资源的非比例分配给执政的政党而被正式排除出选举竞争的，他们仅仅被简单排除在行政职位外，或者通过吸纳和转变而进入卡特尔政党。
第二，公职部门政党的权力高于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权力。(21)国会内政党和行政部门的政党在积聚着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与中央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逐渐疏远。另一方面，国会内政党成员的不断专业化、资金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最终导致他们对中央党组织的控制。而地方党的掌权者和中央党部正变得越来越自主。相较于地方党部，中央党组织的作用变得重要。
第三，政党意识形态的淡化。基里海姆在1966年指出，西欧政党制度正在进行转型，之前阶级和派系的大众整合型政党正转型为意识形态较为松散的全民政党，他们对选举中胜出更感兴趣，而非坚守原则或者追求更直接的意识形态目标。因为一个富裕的、大众消费取向的社会的到来，已经使得政党和选民之间的纽带松弛；意识形态不再是投票行为的唯一动力，选民在大众消费社会中对意识形态的驱动不如从前。因为意识到了这一变化以及害怕选民支持的减少，政党将会极力甩掉“意识形态的包袱”，而强调领导人的能力，并寻求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些相继导致政党角色和功能的转型。政党不再强调他们的“表达性功能”——需求和抱怨的表达，抛弃了“满足大众理性的和道德的需求”，而是以选举机构运作，许诺给他们所争取的选民以获得支持。结果，政治竞争的方式和模式发生了转移，全方位型政党出现了。全方位型政党与国家日益密切，便形成了卡特尔政党，意识形态更加淡化。
第四，从政党财政来源看，国家补助比党费、党产、捐赠更加重要。卡特尔政党更加需要国家的财政补助，而不是依赖于党员的党费，或者政党经营的事业。而政党的财政补助直接跟政党的获胜席位以及政党的选举挂钩，从而，这也是政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经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或者说卡特尔政党之所以把国家政党化的表现。(22)
第五，从党员组成看，绝对数字上，政党的人数停滞不前，大部分都在缓慢下降；从党工数量看，总体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公职部门的党工人数增加。从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看，卡特尔政党重视基层党员的作用，他们在民主选举和重大事件上的参与有了提高。结合上述第二点：作为个人的党员权利增加了，而作为组织的基层组织作用下降了。
第六，与那些更具企业家倾向的全方位型政党相比，卡特尔政党诉诸更广泛的和更分散的选民，从事资本密集型的竞选，强调他们的管理技术和效率。他们组织松散，并与成员关系疏远。更重要的是，不是通过竞选来赢得或者争取到他所能得到的支持，卡特尔政党试图通过与其他的竞选者分享权力来保证他们接近国家。
简单来说，卡特尔政党就是政党垄断了国家，使得国家成为政党和社会的中介。在卡茨和梅尔看来，政党转型就是政党组织模式的变迁，随着不同政党模式的交替出现和更新，政党正在转型，或者已经转型。迪维尔热、萨托利、基里海姆、沃林茨(Wolintez，Steven B)、亚历山大·谭(Tan Alexander)、阿兰·威尔(Alan Ware)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还有学者从微观角度来界定政党转型，认为政党转型是那些由政党直接控制的政党变迁，包括所有它在政党规则、结构、政策、战略或策略上自动去做的改变，(23)或者意识形态、党内权力关系和行为方式的变化，(24)甚至到产生新的类型和组织。(25)也有学者从强调政党转型的主动性和成效出发，提出了政党适应性转型的概念，(26)指体制变革中（如权威到民主），政党主动地改变自身并适应环境的转型；或者政党为了维持选举席位而在策略和结构上的变化。政党适应性转型更加强调政党转型的主动性，以及转型结果的成功。如果说政党转型的模式分析是宏观的，转型具体内容的分析则是具体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互补的，采用的标准也类似。
上述对卡特尔政党分析的指标也适用于类型政党，这些标准至少包括：(1)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化；(2)政党专业化程度；(3)从政府中的政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党部三个组成部分分析政党权力关系的变化；(4)政党财政的来源，是取决于国家财政补助还是党费，或者党产等（见表1）。于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指标分析欧洲政党不同类型的差异。
三 政党转型原因分析
大多数学者都从政党自身的变化和政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解释政党的变迁和转型。任何变化都是内外相互影响的结果，政党转型的发生依赖于内外的相互作用：一是外部环境的友善程度（即政党所处环境的恶劣程度），(27)包括政党所处的宪政体制、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以及现代技术的变化；二是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包括：组织规模、组织存续时间、组织目标、主流派系(dominant faction within the party)的改变、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与自主程度等。基本上，这些看法都沿袭了唐斯把政党看成理性行动者的假设。
（一）政党目标
政党的转型必须与政党的目标联系起来。只有当政党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的时候，政党才会去考虑转型。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者依政党行为分成：选票竞逐型政党(vote-seeking party)、官职竞逐型政党(office-seeking party)、政策竞逐型政党(policy-seeking party)。哈默尔和詹达将政党目标定位为：选票最大化、官职最大化、政策最大化，以及党内民主最大化。
他们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假设：第一，尽管所有的政党都有各种目标，每一个政党都有一个主要的目标，主要的目标因政党不同而有差异。也许不同时间党内的目标也不同（这些目标包括：选票最大化，官职最大化，代议制／成员的参与，以及政策／意识形态主张）。第二，尽管政党在其他环境中可能改变（如内部的争端，或者领导人的改变），最根本的大的改变只有在政党经历了外部冲击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源于政党作为一个保守组织，只有在有很好的理由以及不仅仅是变革的风险时才有可能变化。第三，外部的冲击是外部对政党主要目标的刺激；其他外部的刺激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党的改变。如，比起那些政策主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党来说，选举的刺激将会对那些选票最大化的政党有更大的影响（在冲击的程度上）。政策相关的刺激（如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联的解体）将会对政策主张的政党产生“冲击”般的影响，而对选举驱动的政党则影响较小（也取决于政策主张重要性的程度）。
然而，并非所有的刺激都会造成政党转型，只有当政党受到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尤其是政党在选举中遭逢挫败，政党领导人才会寻求改变。但是光有外在环境的刺激并不必然会发生改变，因为纵使政党受到外在刺激，但倘若政党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该刺激对其政党造成了危机，政党也不会自行进行改革。所以，哈默尔和詹达特别强调主导联盟对外在环境刺激的“认知”(perceive)过程。当一个政党遭受刺激后，且领导人认知到此“刺激”对其政党造成重大的“冲击”和“震撼”(shock)，使其不得不回应时，政党转型就开始了。
（二）政党的制度化程度
政党改变或适应环境依赖于下面两个因素：
(1)环境的特征。某些环境需要适应，有些环境可以改变。
(2)政党的制度化程度。程度越高，政党主动适应环境的可能性越低；程度越弱，主动适应的可能性就越高。(28)
所有的政党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否则就难以生存。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29)一个组织的适应性越强，越是复杂，越是不单纯代表一些特定集团的利益，越是具有统一性和内聚性，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我们可以从组织形成日期、名称变迁、组织的不可持续性、领导人竞争、立法不稳定性和选举不稳定性六个指标来衡量政党的制度化程度。潘比克以(1)组织对环境的自主性程度；(2)组织的体系化(systemness)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了政党的制度化。自主／依赖维度指的是组织对外部环境的关系。一个组织必须与外部环境存在着交换，自主性程度的强弱取决于组织控制交换资源的过程。一个拥有很大自主性的政党，可以直接控制财政资源（通过其成员），控制其依附团体——并通过他们来扩张对阶级的垄断——拥有发达的中央行政机关（如强官僚），从组织内选择领导人；公众代议机关由政党领袖控制——政党组织的自主性不依赖于议会委员会的制度化程度。(30)
体系化的程度，指的是组织内部的凝聚型(coherence)，即政党与它的次级团体之间的关系：一个体系化程度很高的政党，内部次级团体同质性很高；反之，就是异质性很高。组织自主性的另一个维度，取决于组织本身的内在结构。次级组织的自主性越高，或异质性越高，组织的制度性越低，反之亦然。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对于环境的变化有更多的主导权。
（三）环境的不确定性
解释政党的行为不可以不考虑它们运行的环境。那些未对环境变化做出回应的政党有可能遭受到党员的损失，并减少资源的获取，以及选票的下滑，进而导致政党的下台或者衰败。
环境的不确定性包含了复杂性、不稳定性和敌意三个方面。环境复杂是组织复杂性的原因。这个假设认为，环境越复杂，越难以预测。环境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稳定性／不稳定性。环境越不稳定（如来回摆动或改变），越难以预测，政党的经历越具有不确定性。当环境极度动荡的时候，政党的主导联盟将倾向于分裂和不稳定。环境的敌意越大，组织内聚力越强。即外部的威胁有利于加强内部的团结。
复杂性、不稳定性和敌意是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环境通常是不稳定的。一个不稳定和复杂的环境将变得（或者组织成员认为）充满敌意；它威胁的不仅是组织的秩序，而且还有生存。环境的敌意，当然，可以因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所引起。而且，他们之间密切的联系是存在的。
（四）领导人的变动和自主性
不少学者已经确认了领导人的变动是政党适应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官僚化的政党等级制，可能会确立旧的保守型领袖，禁止改革力量的进入和上升，限制了快速和广泛的改变；而一个开放和结构松散的政党，方便吸收新鲜血液，清除旧有的保护型领导人（如同清理房间），这有可能会导致更加开放的策略性变迁。
第二个影响政党适应性能力的组织因素是占据公职的政党领导人的策略性自主，尤其是行政长官。为了对于外部挑战的快速回应和决定，政党领袖需要一些动员的空间。政党领袖和选举的官员不要经过大量的讨论——或者地方较低级的党支部、积极分子和依附团体的否决权的威胁——就可以做出决策的政党，比那些政党领袖需要对这些团体做出回应的政党，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这些便利性依赖于政党的公职领导人对政党机关、工会领袖等的制度性机制的自主程度，以及这些党内行动者之间相较于公职部门政党是否有独立的资源。
综上可见，政党的主要目标不同，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包含政党的存在年龄、领导人的改变、领导人的自主性程度和主导派系的变化）、外部的刺激（包括相关的宪法改革、公共财政的提供、相关新型政党的诞生、政党获得的选票和席位比例的改变）都影响政党转型以及何时进行转型。
政党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由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造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一个或者几个改变，都可能决定政党转型。威尔森(1980)在一篇以法国为例，研究政党转型起因的文章中指出，政党转型的起因有：(1)社会经济的改变；(2)政治文化的改变；(3)宪政上或制度上的改变；(4)政党竞争形态的改变；(5)政党领袖或改革者的影响。他藉助这五个成因(causal factors)来建构研究法国政党转型的分析模型。这个模型也指出政党不仅被动地接受来自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制度上与竞争环境的压力，同时，政党显然也经由他们所实行的政策与他们竞争的特质来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这个模型亦将政党领袖或改革者当作决定政党是否要对这些起因做出反应的一个关键性中介变项，而法国政党转型的经验也证明了政党领袖的重要性。
总之，政党转型的原因和时机可能是相当复杂的，潘比克总结了导致政党转型的原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见图1）。
图1 政党转型图示
出处：Panebianco Angel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44。
四 讨论：建构政党转型理论
政党和政治都在转型，他们的变化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政党转型看成是政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演进性回应(evolutional response)。政党的变化，导致了政党衰败和政党转型的不同看法：政党的部分功能消失了，而部分功能增强了；有些功能可以被代替，而有些必须由政党来执行——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
政党转型的理论也受到了质疑。政党模式变迁不是绝对的，梅尔就写到，所有这些政党类型学中存在的额外难题在于它们不够严格：“很难构想出严格的标准来描述全方位型政党或大众型政党的组成成分”。科乐(31)针对这一论点提出了自己明确的观点：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政党类型，它们在最大程度上适应政党所处的“环境”的相应变化。同沃·林茨一样，他主张建立研究政党不同类型的政党类型学，然后研究为什么一些政党以某种方式发展——比如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型政党，而其他政党却以其他的方式发展。
其次，到目前为止这些政党类型学还没有产生出有关政党分类、发展和转型的基本理论，因为缺乏有效的方式来区分政党的不同类型，而且对政党类型的指标未能达成共识。现有的政党模式有严重的偏颇：(1)大多数政党模式的提出都是以西欧或者美国的政党为例，提出的概念传送能力(traveling capacity)有限；(2)大多数政党模型在方法论上是单一面向的，大多数偏向于或仅仅关注组织方面……而很明显，不仅政党的组织结构影响其成员的行为，而且一些原则、共同的目标、前景或者意识形态也对其成员产生影响(32)。
第三，需要说明，什么程度的变化才是转型，还需要说明变化和延续性之间的关系。严格来说，任何改变(alternation)都是变迁(change)，每一个组织都在持续发生改变，不过不是所有的变化我们都感兴趣。我们关注的是根本性的变迁（即转型，transformation），这些变迁意味着改变足够重要到调整组织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关系。这里最大的经验性问题在于，如何将组织秩序真正的改变与那些持续的，并不影响组织秩序的变迁区分开来（尽管这些变化可能是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与政党的变化一样，政党的持续性(continuity)同样值得关注，这就需要对变化做出解释，并对变化的标准做出详细的判断。
此外，由于缺乏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党转型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政党转型的分析，建立在西方基础上的政党转型理论，并不适合这些国家。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作为一种形成中的理论，政党转型理论远未成熟，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注释：
①Duverger Maurice,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 Press.1954; Michels,Robert,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15.
②Ostrogorski,M.Y.,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London:Macmillan,1902.
③Janda Kenneth,Political Parties:A Cross-National Survey,New York:Free Press,1980; Panebianco Angel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Mair Pete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Clarendon Press:London,1997; Katz.Richard.S.and Mair Peter,"the Evolu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Europe:The Three Faces of Party Organization,"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s,Vol.14.Winter,1993; Harmel Robert and Janda Kenneth,"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6(3),1994,pp.259-287.
④Duverger Maurice,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 Press,1954; Sartori Giovann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⑤Kirchheimer Otto,"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r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Epstein,Leon D,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s,1967.以及注释2中：Kenneth Janda,(1980); Katz & Mair,(1993); Panebianco,(1988); Harmel & Janda,(1994).
⑥在拉尔森主编（任晓等译）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翻译为“冰点”论，并认为这是政治学的规律之一。见斯坦因·拉尔森：《冰点论：民主国家政党体制的稳定性》，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8页。
⑦Lipset S.M.and Rokkan Stein(1967),"Cleavage Structures,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An Introduction," in S.M.Lipset and Stein Rokkan(ed),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New York,pp.1-64(p.50).中译本：S.M.李普塞特和斯坦因·罗坎《分裂结构、政党制度与选民结盟》，见S.M.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⑧Krouwel Andre,"Party Models," in Richard S.Katz and William J.Crotty,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2006; Mair Pete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Clarendon Press:London,1997,p.4.
⑨斯坦因·拉尔森：《冰点论：民主国家政党体制的稳定性》，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⑩Mair Pete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Clarendon Press:London,1997,p.3.
(11)Lawson and Merkel,"when Linkage fail," in Kay Lawson and Peter H.Merke,eds.,When Party Fail,Princeton,NJ,1988,p.3.
(12)Selle Per and Svasand Lars,"Membership in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blems of Decline of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3:1991,pp.459-460.
(13)Finer S.E.,"the Decline of Party?" In Vernon Bogdanor(eds.),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and America,New York:Praeger,1984.
(14)郭定平：《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见黄颂杰主编；《光华文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政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437页。
(15)Tan Alexander C.,Membership,Org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arty membership size,Athenaeum Press,Ltd.,2000.
(16)Finer S.E.,"the Decline of Party?" In Vernon Bogdanor(eds.),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and America,New York:Praeger,p.10.
(17)Dellon Russell J.and Martin P.Watterbery,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P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8)卡特尔，Cartel，来自拉丁文Charta（意指契约），是指独立自主企业家间所订立的协定，目的是在限制生产和透过市场分配价格方面的联合，以制衡彼此之间的竞争，并达到市场分赃的目的。所以，卡特尔是一个经济学的用语，它包含了通过私人联合来勒索大众的含义。
(19)Strom Kaare,"Parties at the Core of Government," in Russell Dalton and Martin Wattenberg(eds.),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02.
(20)默什·茅尔(Moshe Maor)：《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台北：韦伯文化2005年版，第123页。
(21)从不同面向分析政党，从而将政党分解的做法，最早可见金(V O Key Jr.)，他可能是第一个正式将政党区分为不同部分的。金指出，政党，在另一个意义上，政党可以被看成多少具有专业化工人的集团……有时候政党也意指政府内的集团……经常被看成是一个实体，由选区内的政党、专业化的政治集团、立法机关内的政党，以及政府内的政党等组成。之后卡茨和梅尔将政党组织界定为三个面向：即中央党组织的政党(the central office party)、地方党组织的政党(party on the ground)和公职部门的政党(the party in pubic office)。德龙和沃特柏林(Russell J.Dellon & Martin P.Watterbery)也提出了思考政党的三个向度：选举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将政党分解为不同部分，面临的困难在于：第一，政党并不是一个分割的部分，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重叠，我们很难区分出政党纯粹的不同部分。第二，这三种模式把政党作为一个统一的和无约束的行动者，事实上，政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而且对于政党领导人的行为有各种约束。比如，政党领袖经常受到强制性的约束，这些约束来自他们和其他领导人或者其他组织。一个动态的政党竞争模式也有助于理解政党自由行动的局限性。约束可能是外在的，如宪法或者国外力量对于特定的联盟或者选举的干涉。第三，这一分析忽视了决定政党行为的制度环境。政党的行为被严格地从需求层面来认定，好像是由政党领导人根据个人偏好单独做出的。见Dellon Russell J.and Martin P.Watterbery,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绝大部分实施国家补助政党制度的国家都存在资格门槛：对以议席多少作为分配标准的国家来说，一般资格条件都限定至少在国会获得一个席位，或者在次于国家的州、省议会获得一定席位。席位对政党财政补助的重要性，可参见马东亮：《政党国家财政补助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Harmel Robert and Janda Kenneth,"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6(3),1994,p.275.
(24)林浊水、梁文杰：《台湾政党转型与民众统独意向的变迁》，见《中国大陆研究》42，6:59-77，1999。
(25)Wilson,Frank L.,"Sources of Party Transformation:The Case of France," in Peter H.Merkl ed.,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Trends and Prospects,New York:Free Press.pp.526-551,1980.
(26)Dickson Bruce J.,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Katrina Burgess & Steven Levitsky,Explaining Populist Party Adaptation in Latin America: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Party Change in Argentina,Mexico,Peru and Venezuel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6,No.8,October 2003,pp.881-911；周建勇：《中国国民党的适应性转型研究(1980-2008)》复旦大学政治学系2008年。
(27)特别见Panebianco Angel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Harmel Robert and Janda Kenneth,"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6(3),1994,pp.259-287。
(28)Panebianco Angel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04.
(29)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0)Panebianco Angel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8-59.
(31)Koole Ruud,"Cadre,Catch-all or Cartel? A Comment on the Notion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Vol.2,No.4,1996.
(32)Krouwel Andre,"Party Models",in Richard S.Katz and William J.Crotty,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2006,pp.249-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