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伊川与马王堆之间——天理、象数与汉宋易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川论文,马王堆论文,天理论文,易学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6;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5)03-0044-09
宋学注重对于经典的解释，阐发其中的义理，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宋学的这种特征，实际上即是伊川易学的基本特点。程颐的易学，一般认为源于王弼，所谓：“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四库总目易类提要）[1]。这是从易学史上义理学派的发展角度而言的。黄宗炎更是认为：“程颐正叔苗裔于辅嗣而广大之”，于王弼“接其正传，加详密而纯粹”（卷上，第49页，第6页）[2]，直以伊川易学出于王弼。更有学者以伊川《易传》不注《系辞》等篇乃是出于对王弼注《易》的模仿。（四库总目伊川易传提要）[1]程颐本人也推举王弼：“《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第248页）[3]
然而，这种在学术界带有普遍倾向性的认识，严重忽略了伊川易学与占筮这种原始宗教行为之间的关联，忽略了伊川易学与象数易学的关系，因而影响了对于宋代易学乃至整个宋学的真实把握。从宗教、象数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通过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伊川易学的比较，本文将提出并讨论如下认识：（一）伊川易学的传统，上溯到王弼是不够的；伊川易学重义理的学术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下葬于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帛书《周易》；伊川易学的“即事尽天理”之说，已经在宗教的层次上把握了《周易》的深义；（二）与王弼易学不同的是，伊川易学在注重义理的同时，并没有尽黜象数，而是与帛书易学一样，同时兼顾《周易》卦画爻象的基本性质，亦即兼顾其占筮之学的基本性质，使《周易》占筮的原始宗教思想，经由帛书易学与伊川易学得以发展与提升；（三）比较伊川易学与帛书《周易》，使我们对于宋易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仅宋易义理之学与帛书易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宋易象数之学与帛书易学也有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四）从象数易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宋易的传统，使我们对伊川易学与象数易、道教易的关系能有新的认识；从宗教、象数的视角出发，使我们不难超越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学派偏见，进而认识到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易学，其来源也许与马王堆帛书《周易》之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认识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整个宋代易学源流问题的把握，从而影响我们对于宋代经学的整体认识，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先秦至两宋的易学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
一
伊川易学的传统，上溯到王弼是不够的；伊川易学重义理的学术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下葬于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
伊川易学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宋学的基本倾向。程颐：
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如《易》，《系辞》所以解《易》，今人须看了《易》，方始看得《系辞》。（《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第164-165页）[3]
程颐又有：
学者当识其义而已。苟信于辞，则或有害于义，曾不若无书之为愈也。（《粹言》卷一，第1204页）[3]
把对于义理的注重，提升到“有无”之境：不得义理，不如无经。这与王弼舍象取意的传统是一致的。黄宗炎认为象数之学有乖圣教，王弼将之“一切扫除，畅以义理，天下之耳目焕然一新，圣道为之复睹”（卷十引，第18页上）[4]。一方面把王弼易学的地位推至极致，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把王弼易学的传统追溯到孔门之学。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考察伊川易学以至宋代易学部分特征的重要线索。
易学的传统，向有“两派六宗”之说：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卷一，第2页下一第3页上）[1]
这里把宋易的传统归为以陈抟、邵雍为代表的象数易学与以胡瑗、程颐等为代表的义理易学。两家六宗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邵雍易学与伊川易学。
伊川易学“阐明儒理”的特征，与王弼易学所谓“畅以义理”、“圣道为之复睹”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在近几十年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对于这种易学传统的考察，至少应上溯到1973年年底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注：关于帛书《周易》的材料，请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第1-8页；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7-35页，1993年；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24-435页；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67-377页，1995年。）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易学，实际上兼及了宋代易学义理与象数两种学派的特征。点学术界似尚未及注意，所以尤其值得易学史与经学史研究的关注。
帛书《周易》传文的《要》篇，阐明了孔门易学的特点：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囗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第435页）[5]（注：按“后其祝卜”原释文作“复其祝卜”，“复”当为“後”字之误。）
孔门易学这种重德义、轻卜筮的特点，是义理派易学在汉初的来源。换言之，伊川易学的义理传统追溯到王弼易学显然是不够的；在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中，已清楚可见求德义、后卜筮的易学传统。程颐《答张闳中书》：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文集》卷九，第615页）[3]
帛书易学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囗者而义行之耳”，就是伊川易学的“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所以，孔子说“后其祝卜”、“观其德义”，否则，就是“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也即伊川所谓“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的“术家”。这里，重点须落实在义理之上，所谓“因象以明理”、“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程颐本人不仅认为王弼易学“未尽”易理，而且对其以《老》、《庄》解《易》颇为不满：
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见于书者，皆未尽。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外书》卷五，第374页）[3]
直以己学继孔子之后，自负甚高。（第116页）[6]程氏曰：
《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第31页）[3]
这无疑较之孔子于《易》“观其德义”更进了一步。不仅如此，程颐以《易》为“即事尽天理”之学，从人事与天理的互动中把握两者的关系，可见其已在宗教意义的层次上理解《周易》的深义。（注：西方学者对于“理”与易学的宗教性，有更为自觉的认识，可见莱布尼兹的有关讨论：“Remarks on Chinese Rites and Religion(1708)”、“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1716)”，收入Daniel J.Cook与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译注：Writings on China，第67-68，79-96页。Chicago and La Salle:Open Court，1994年。）
程颐易学以理或天理为其易学的最高范畴，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意义超出了易学本身，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葛瑞汉先生论伊川哲学的理，引用了伊川论《周易》之《睽》：
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时用，乃圣人合睽之道也。见同之为同者，世俗之知也。圣人则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万类也。以天地男女万物明之：天高地下，其体睽也，然阳降阴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则同也；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生物万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禀阴阳之气，则相类也。物虽异而理本同。（卷三，第55页）[7]
强调的是程颐所谓“物理之本同”或“物虽异而理本同”（第45页）[8]。葛氏以程颐所谓“万理归于一理”为其哲学的“伟大创新”（第45-46页）[8]，所论已非易学义理之学的范畴所能限囿。
帛书《周易》的《要》篇藉孔子之口提出于《易》求其德义之说，伊川易学的义理之论可以说把这一易学传统推向极致——如果说宗教是人类与超人事物之间的某种文化互动系统（第96页）[9]，那么，伊川易学的“即事尽天理”之说已极具宗教意义。
二
伊川易学之所以能够在宗教的层次上把握《周易》的深义，并不仅仅因为伊川易学注重了义理，而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伊川易学没有像王弼易学那样尽黜象数，而是同时兼顾了《周易》卦画爻象的基本性质。
伊川易学对于易象的重视，往往被研究义理之学的学者所忽视：
《易》之有象，犹人之守礼法也。（《粹言》卷一，第1205页）[3]
以礼法之重来喻说易象。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同样也重视易象。帛书《周易》传文的《要》篇，有孔子说《易》的这样一段：
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囗囗囗囗囗囗囗。（第435页）[5]
这实际上是一段卦象之说。益，内卦为震，外卦为巽。损，内卦为兑，外卦为艮。益，内震，震，卦象为雷，为春；外巽，巽，卦象为风，为夏初。内震（春）外巽（夏初）而成益。益为正月卦，气在立春，所以说“春以授夏之时也”。损，内兑，兑，卦象为毁折，为秋；外艮，艮，卦象为尾（卷八，第18页下）[10]，为终（卷八，第18页下）[10]，为冬末（卷九，第5页）[10]，内兑（秋）外艮（冬末）而为损。损为七月卦，气在处暑，已过立秋，所以说“秋以授冬之时也”。如我过去所指出，这里的卦象之说，实际上是典型的四象卦气。（第152-153页）[11]这一段内容，紧接在前引孔于“《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一节之后，用以说明“《易》道”。可见，帛书易学虽重德义，但绝无“扫象”之意。
由上可见，在重义理并重易象方面，帛书易学与伊川易学也是一脉相通的。上例之中，帛书易学所论，已经超越了“术家”的易象之说，而注重易象与天时、天道的关系，发展了占筮之学的原始宗教意义；而伊川易学以礼法来说明易象的重要性，也是源自原始宗教的层义，因为原始宗教与祭礼是古代礼法的重要来源。
下面，我们来看伊川易学中独有的一个例子。
卦德，是伊川易学中极有特色而长期以来为易学界所忽略的一种学说。伊川易学的卦德之说，关注的更是《周易》卦画的爻位特征，而不仅仅是义理。
朱熹以卦之刚柔、中正为卦德，强调时与中，这在伊川易学中被称作“卦才”。（第173-174页）[12]程颐的所谓“卦德”，指的是卦的爻位相应，有“刚中之德”与“柔中之德”之别与“同德相应”之说。伊川论《困》九五：
五与二同德，而云上下无与，何也？曰：阴阳相应者，自然相应也，如夫妇骨肉分定也。五与二皆阳爻，以刚中之德同而相应，相求而后合者也。（卷四，第8页下）[7]论《小过》六二：
……二与五，居相应之地，同有柔中之德，……五阴而尊，祖妣之象，与二同德相应（卷四，第112页下）[7]
《困》九二与九五，刚中之德同而相应；《小过》六二与六五，柔中之德同而相应。
卦之德，见于今本《系辞》：“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韩康伯以卦德之方为：
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也。（卷七，第69页下）[13]
说的是卦的爻位。程颐的卦德说，说的也是爻位，而且与爻的阳刚阴柔没有关系。阳爻可以有刚中之德，阴爻可以有柔中之德，关键在于爻的相应之位。伊川易学最重义理，但论卦德却落实于卦的爻位，亦用“祖妣之象”说等，与韩康伯之说相承接，而不是仅仅从义理的层面去发挥德义之说。
较之那些从德性之义去说解卦德之德的易学家及其理论，程颐及其易学更近于《周易》的本义，因为卦象爻位的基本性质，正是古代占筮的基本依据。（注：沈有鼎先生的《周易》研究“被认为是对周易卦序真正科学研究的开始”，所论易卦“同德”、“合德”之说，或惟伊川易学的卦德之说方能说解。参见《沉痛悼念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沈有鼎教授》，《哲学研究》1989年第5期，封三；沈有鼎：《周易卦序分析》，《沈有鼎文集》，第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沈有鼎先生卦序论——兼论帛书〈周易〉的卦序特征》，第173-174页。）
伊川易学并不以其义理之说排斥卦画爻位的基本意义，帛书易学也不以其德义之论而与象数之学格格不入，这种特点说明伊川易学与帛书《周易》的义理德义之说，都是建立在《周易》卦爻的本义之上，并对《周易》占筮的原始宗教思想有所继承与发展，两者有着类似的学术取向与易学传统。此点是伊川易学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三
比较伊川易学与帛书《周易》关系的意义，更在于对于宋易来源的再认识。
宋代是易学发展的兴盛时期，仅《宋史·艺文志》记载的北宋易学家即有六十余家。（《宋史·艺文志》，第637页）[14]，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可以列举出宋易的不同流派与代表人物。朱伯崐先生把宋易哲学归纳为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与功利学派。（第二卷，第8页）[15]西方学者讨论宋代易学，以苏轼、邵雍、程颐、朱熹以及周敦颐、张载等为代表。（注：参见Kidder Smith,Jr.,Peter K.Bol,Joseph A.Adler，and Don J.Wyatt，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第viii页及注释6，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又该书第五章（第136-168页）专论程颐易学，可以参看。）我们这里姑从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两派六宗”之说，以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最有影响的两位代表人物邵雍与程颐为例，从两个小例子，观其与马王堆帛书易学的关系。
首先看程伊川义理易学之例。
伊川易学以史说《易》的特点是大家都注意到的。以史说《易》的方式有助于《周易》义理的阐释，被有些学者认为是程颐的首创。（第267页）[16]其实，在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中已有这样的先例。
伊川《易传》释《蒙》上九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九居上，刚极而不中，故戒不利为寇。治人之蒙乃御寇也，肆为刚暴乃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诛三监，御寇也。秦皇、汉武，穷兵诛伐，为寇也。（卷一，第39页上）[7]
引用了舜征有苗、周公诛三监、秦皇及汉武穷兵诛伐的史事。帛书《周易》的传文《缪和》释《困》卦卦辞：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有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雠之。是故汤囗囗王，文王拘牖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尝忧困而能囗囗曰美恶不囗囗囗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犹囗囗囗囗囗囗其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此］之谓也，（第367-368页）[17]
征引了商汤、周文王、秦穆公、齐桓公、越王勾践、晋文君的典故。不言而喻，两者当出于相同的易学传统。
其次看邵雍象数易学之例。
帛书《周易》与宋易象数之学的关系，我们已有讨论。（第94-98页）[11]李学勤先生等很早便注意到帛书《周易》的象数特征以及帛书《周易》与邵雍先天之说的关系。（第24-25页）[18]（第79-80页）[19]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方图与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有密切的关联：
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损咸见义；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卷十七，第9页下）[20]
如果比较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方图与清人范尔梅的《洛书五行》图，可以清楚地发现范氏卦图即是邵氏卦图的颠倒，而范氏卦图经简单地技术性处理，即与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完全相同。（第88-98页）[11]
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基于帛书《周易》传文的如下一节：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八卦相错。（第430页）[5]
不难看出帛书此节与邵雍易学卦序、卦位思想的相同之处。
从以上二例并前文所述可见，不仅宋易义理之学与帛书易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宋易象数之学与帛书易学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关联；在考察宋易义理之学与帛书易学的关联时，如果能够结合宋易象数之学加以考察，我们对于宋易的来源则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此外，讨论帛书易学与宋代易学的来源，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小例子。
上引帛书《周易》传文的“天地定位”一节，已有学者画作下图，以说明帛书《周易》经文六十四卦的构成：（第67页）[11]
然而，此图却不仅仅可以用来说明帛书《周易》经文卦序的构成，而且也可能与宋代易学中著名的太极图的来源有关。如果把这一方位图视作圆球，从乾开始顺时针旋转，
四卦的变化，分别是纯阳、少阳、中阳、老阳的变化过程；继续旋转，为
的变化过程。如能把纯阳、纯阴二卦视作太极图的阴阳双眼，那么整个这一方位图，就是一个阴阳消长的太极图的图式。（第6-7页）[11]
太极图是宋易象数之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宋代易学有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太极图说与宋代道教的关系。（第10-12页）[21]帛书《周易》与太极图的可能的关联表明，太极图的思想也许可以在更早的易学材料中发现其渊源。显然，从对宋易来源的认识角度来看，不只是伊川易学或宋易义理之学与帛书易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宋易象数之学与帛书《周易》的易学传统也有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
四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宋代易学的这种关系，使我们对于宋易的来源不得不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
关于宋易的传统，有一则材料以其象数易学的学派特征，未受到学者的足够信任。朱震：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悼颐，悼颐传程颢、程颐。（《宋史·朱震传》，第1464页）[14]
作为南宋初期的易学家，朱震关于宋易源流的这一段史述本应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因朱震重视象数易学，朱氏所述甚至把程颐易学也归入象数的体系，所以自然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怀疑。全祖望明确指出：“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序》，第3页）[22]对朱震此说予以断然否定。
其实，朱震也是程门后学，他把伊川易学纳入陈抟道教易学的谱系，本来是值得予以高度关注的。从前文的讨论可知，伊川易学并不排斥象数易学的内容，可知学术界关于伊川易学的一些倾向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囿于学派之见的片面见解，把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对立夸张为两者的格格不入，忽视了伊川易学源自《周易》占筮本义的宗教意义。朱熹易学以回归《周易》的占筮本义名世，他也和朱震一样，把伊川易学归于周敦颐门下：“今观《通书》，皆是发明《太极》。书虽不多，而统纪已尽。二程盖得其传，但二程之业广耳。”（卷九十三，第2358页）[23]这个问题的意义，其实不仅关系到伊川易学的来源，而且关系到对整个宋易来源的认识问题。
从马王堆帛书易学的角度来看，朱震之说应该是有所依据的。如前所述，从帛书《周易》的卦序特征来看，邵雍易学的先天之说可能与之有某种渊源关系。邵雍之学来自陈抟的道教易学是一致公认的。虽然陈抟之学已不可见其详，但陈抟的先天图说被朱震指为北宋易学来源，至少说明这是陈抟易学最有影响力的内容，而这种内容显然以邵雍之说最有代表性。如此，陈抟道教易学的来源，也可能与帛书《周易》之学有某种渊源关系。虽然帛书《周易》与太极图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太极图的有关理论是宋代易学的重要内容，而帛书《周易》之学也确实可能与太极图的起源有关。这些认识符合我们讨论的帛书易学与宋代易学之间的相关关系。
可以说，在宋易来源的考察中，不打破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片面对立，就无法真正全面认识宋易的源流问题，而超越这种学派偏见的具体方法，在于发现两种学派的学术共性，在本文中，就是《周易》占筮之学的宗教性。对于许多学者而言，宗教、象数的视角似乎与伊川义理易学邈不相及，但正是这样的方法，使我们通过对程颐易学的再考察，认识到学术史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易学，其来源也许与马王堆帛书《周易》之学有密切的关系。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宋学的某些观点比汉人更近于周汉之际的儒家。”（第26页）[18]比较伊川易学、宋代易学与帛书《周易》的易学传统，我们相信，宋学的某些观点之所以能够比汉人更近于周汉之际的儒家，是因为宋学的某些传统可能与周汉之际的相关学术传统有渊源关系。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竹简、帛书类考古文献，为这种关系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种可能的学术关系，不仅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从先秦至两宋的经学发展史，而且为我们重新认识整个中国学术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收稿日期：2005-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