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留美学者回国意向的调查与分析（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论文,学者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因素分析
以上只是采用数据统计的形式，从量的角度对待有不同回国意向的赴美留学人员的情况进行了简略的说明和分析，虽然其中也涉及到这些人决定去留的原因，但要从根本上说明他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是不够的。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拟将影响其抉择的主要因素分成五个方面，从定性的角度进行深入讨论。
1.对个人发展前途的考虑
在对本课题研究之前，我们曾假设影响出国人员回国意向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而不是政治。调查结束后，我们却不能不认为，对个人的发展前途的考虑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50年代初，一批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已有的优厚的经济条件，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新中国寄托了很大希望，都希望以自己所学报效祖国，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主要考虑经济因素，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当然，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对个人发展均会产生一些制约和促进作用，实际上所有因素都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这里只能从大的方面分析出主导性的倾向。
一般来说，出国留学人员都具有较优越的成才条件，特别是国家公派者，基本上是百里挑一。有的是单位的数学和研究骨干，有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派出单位对他们寄托了较大的希望。即使是通过自己努力申请得到国外大学的资助的自费出国人员，也都是由于具有较好的个人条件，否则国外资助机构不会垂青于他们。所以，他们都称得上是当代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都希望自己的将来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途。
对个人发展前途的考虑，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未来个人社会地位的比较。在前面的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调查样本中的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倾向于回国的人，都认为国内吸引人回国的主要因素是“在国内社会地位较高”，“对事业发展更有利一些”。在访问中，我们发现一些学术造诣较，深，并已做出过较大成绩的出国人员都深感在国外社会地位太低，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只能为国外的“老板”作高级廉价劳动力。他们中一些人认为，留学人员在国内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在国外则是下等公民，即使身份改变了，肤色也无法改变，在国外还是少数民族，很难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我们在多伦多时曾访问过一位访问学者，他在国内曾获得博士学位，并发表过10多篇科技学术论文，承担过一些大型的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后来他被邀请到多伦多大学合作研究，虽然国外给予他的经济待遇比他在国内的待遇要高出很多，合作研究的教授对他也比较好，但是他感觉在国外发展还是受到限制。由于没有绿卡，他自己不能申请到课题经费，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因此，尽管这里的教授一再挽留，他仍执意带着家属回国。他认为，“相对而言，自己在国内有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以一个平等的地位与国外的学者讨论问题。自己可以担任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做出来的成果可以算是自己的成果。虽然国内与国外相比，有很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学者，我还是应该到最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地方去。”在来美之前，我们曾经访问过某大学一位从美国回去的女博士，她出国7年，获得PHD学位后曾在美国公司工作过两年，年薪4万，额外还获得了3次奖励和奖金，在国外发表过10篇学术论文，有好几家公司都要求聘她。她对我们说：“在国外是BOSS当我的家，我是他的高级劳动力，只能多拿一点工资。回国后，我动员原来在美国的同学——其他三位博士后回来，几个人在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国家和学校拨了将近60万人民币给我们，我们可以继续做在国外没有完成的课题，很快就做出了成绩。现在我和另外一位回国人员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其他几位也都升了副教授。我们还带了一位从巴基斯坦来的博士研究生。”
其次，是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的比较。国内较高的社会地位确实会对出国留学人员产生一些吸引力，但由于国内工作条件的限制，很多留学人员宁愿留在国外，利用国外较优越的条件，争取做出一些成绩。他们中有的人对我们说，“在国内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缺乏做的条件，缺乏好的学术环境和工作环境，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好的社会地位，但缺乏相应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这种这位只能是空洞的。”相对而言，国外工作条件要好得多。在访问中，很多留学人员向我们介绍，国外信息资料极其丰富，信息传递速度很快，实验仪器设备堪称一流，研究经费充足，后勤服务极其完备，能够方便地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了解科技发展前沿的最新信息。这些对留学人员，特别是对从事自然科学或应用自然科学的，当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我们在访问中曾经接触到很多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医学基础科学研究的出国人员，他们几乎都一致认为国外的研究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担心回国后不能继续进行国外所进行的研究。我们曾遇见一位已博士毕业、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的女士，看得出她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向往回国效力的科技工作者，她之所以现在不能回国，主要是她目前所从事的研究要超前国内20年，同时也不是她一个人回来就能把这样一个大型的研究开展起来的。所以她只好留在国外继续这一研究，一旦国内有这方面的需要，并已具备开展这一研究的条件，她认为自己会毫不忧豫地回国。
第三，不利于个人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国内人事关系复杂，内耗较多。一些留学人员谈起此类事情都感触极深。我们在波士顿曾访问过一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她说，她非常热爱教师工作，在国内时差不多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她教课非常认真，效果也非常好，曾经有100名学生联名上书学校教务处，要求学校表扬她。但由于人事关系等原因，她认为，系领导不喜欢她。在分房子、出国、提职称方面都给她“穿小鞋”。有一次，由于怀孕，课间休息时她因呕吐耽误了几分种上课，系里竟然组织教研室的教师专门开会批评她，她感到非常伤心和委屈。一位英语水平极高、个人素质很好的女学者明确告诉我们，她是属于肯定不回国的一类。其原因并不是经济原因，更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害怕再次卷入国内的人事纠纷。她说：“我特别爱中国这块土地，我曾经拼命地工作，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从来不计较工资和奖金的多少，不计较住房的大小，我先生出国后我要照顾一个一岁的小孩，困难很多，领导从来不闻不问，对这些我都不计较，从来不发任何怨言。但是单位领导并不喜欢我，他不把我当自己人看，他只是利用，而从不重用。”相对而言，她在这里的一个图书馆工作，这里的领导和同事对她特别好，非常关心她，她说自己还没有像在国内那样拼命工作，但这里的朋友们对她评价很高，甚至说能够得到她在这里工作是这个图书馆的一个幸运。她听后感动得哭了几天，她觉得在这里感到非常温暖，也非常满足。
2.经济因素
中国历来有“君子不言利”的传统，因此，顺开始谈论为什么不愿回国的问题时，很多人都回避说主要是对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深入交谈下去，我们发现，很多人滞留国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正是对经济因素的考虑。
首先，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水平差距太大。在美国，一般硕士或博士只要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其月收入相当于国内副教授工作30个月的收入。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国外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拿到博士学位，一是赚一笔数量可观的美金。一位出国人员对我们说：“只要在国外多呆一、二年，不但可以使自己后半生和小孩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带动父母、兄弟姐妹们都先富起来。”所以一些人明确对我们说，他们读书是为自己，出国是为家人。在我们访问的人员中，除短期访问学者以外，大部分留学生都希望完成学业后，要留在国外工作几年，嫌到足够的钱，才下决心回国。
其次，一些人担心回国后在生活上很难适应。有的人认为，如果把现时的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待遇和生活物质条件相比，就相当于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一样。从穷的地方到富的地方比较容易，而要他从富的地方再回到穷的地方去则比较困难。调查统计，在包括访问学者在内的222人中，认为其在国外住房比国内住房要好得多和好一些的有139人，占62.6%，认为其在国外的收入比在国内的收入要好得多和好一些有158人，占71.0%。一位留学人员告诉我们：“出国时间在8年以上的人，一般都买了自己的住房或具备了买房的条件，也都有较稳定的经济收入。要使这些人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回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并不能享受很多美国社会的所谓政治自由，但却能享受这里的较高水平的物质生活。”
第三，两国经济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但表现在硬件上，也表现在软件上。一些留学生认为，与中国相比，美国不但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较好的住房条件，而具最具吸引力的是它的生活方便。美国稳定地建设和发展了上百年，各种生活设施非常配套，生活上的所有细节都被考虑得非常周到，因此非常方便。这些软环境国内在短时间内则很难达到。一些在近两年曾回国探亲的留学人员认为，国内给他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交通紧张，购票困难，服务态度太差，人事关系复杂。他们预计，就像他们从中国刚到美国时需要有1～2年的适应期一样，如果回国去，至少也要有2年或更长的重新适庆的过程。这就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回国恐惧症。一些人认为，前面所述的人事关系紧张和在住房、升职、提薪等方面产生的一些矛盾，说到底还是因为经济水平太低。如果大家都有较理想的经济收入和住房，很多矛盾是可以避免或比较容易解决的。
第四，与上述一些观点不同的是，有的人则因为国内经济发展较快，认为机会很多，现在在国内嫌钱要比在国外容易得多。在访问中，我们曾遇见一位北京来的留学人员，他是自费出国，出国时就下定决心不回去的。但来了两年后，他却一定要回国，而且要早早回国。他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打工，一年只能得到2～3万美金，而我的有些同学和朋友下海不到两年，就腰缠万贯了。”“我看中的是中国市场之大和法制的不健全，经过几年在美国的闯荡，我自信不管是智力和知识结构都不比那些已发横财的朋友差。如果我现在回去，不出三年，我也能发财！”
3.政治因素
与很多研究者一样，我们也认为政治因素是对留学人员决定回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非常遗憾地是，在设计本课题的调查提纲时，我们担心如果涉及政治因素过多，很多留学人员会拒绝回答（实际情况也如此，一些人在决定是否接受访问时，都担心是否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关于政治的问题较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感以后，我们有意识地就社会政治制度，政策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听取了他们的看法。
1)所有被访问的留学人员都把国内政治不稳定作为影响其决定的首要因素。因为这些出国人员大都经历过10年动乱，有的还是在文革中出生的。他们对社会动乱给国家造成的破坏印象太深，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反感极大。来到美国后看到这些国家稳定建设所取得的成效，所以对国家政治稳定看得很重。很多人担心七八年又来一次政治运动，害怕重新卷入国内的政治旋涡之中去。一位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们，他是属于不回去的一类，主要原因是害怕阶级斗争。他父母出生于地主家庭，虽然父辈一生从教，两袖清风，老实做人，但由于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备受岐视和迫害，而且还波及到他们的子女。他说：“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极其压抑和委屈中度过的。往事真是不堪回首。一想起过去的事情，我现在总是在做恶梦，我总是梦到我现在还在农村插队，别人都已回城，就我一个人还在农村。”“因为出身不好，总觉得低人一等，话不敢多说一句，事却要做得比别人多得多，别人骂自己是地主崽子，自己也只能将眼泪往肚里吞，还要陪笑说骂得好。”“相比之下，我现在不再担心人家骂我的儿子是地主崽子的崽子。我惹不起政治，但我可以想法躲避它。我现在就下决心离开阶级斗争远远的，最好是一辈子。”
2)大部分留学人员对过去整知识分子的一套至今仍心有余悸，希望国内能创造一个聚集人才的环境。而要有这样一个环境，关键在于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些博士研究生认为，国内目前为了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往往只把眼光投向国外，而不花精力作好已回国人员的安置工作。实际上，一人回国，很多在国外的留学人员都在关注着他，看国内如何对待他。如果安置得很好，消息传出来，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回国，如果安置不好，他又跑出来了，很多打算回国的人也会因此而改变主意。一些人对国内实行的对土、洋博士两种待遇的政策非常反感。认为博士就是博士，不能有土和洋的区别，应该一视同仁。现在有土、洋博士的区别，以后难免不会有新洋博士和老洋博士的区别，这样反而使人不敢回来。
有上结人还担心回国后不能得到信任和大胆使用，认为现在大陆是共产党执政，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会不会只能成为团结的对象，而不能成为依靠的对象。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留学人员，特别担心会被控制使用，担心领导认为自己是受过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自然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3)对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政策存在着一些怀疑。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我国政府在小平同志南巡主讲话后，制定了一些较为宽松的政策，我们曾就此询问这些留学人员是否相信这些政策。结果显示，完全相信的24人，占10.8%；基本相信的72人，占32.4%；没把握的73人，占32.9%；不太相信的25人，占11.2%；一点也不相信的9人。问及他们不相信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中央的政策和具体单位的执行有很大差距，国内政策有变来变去的习惯，一些单位并没有改变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的土政策等等。一些人表示，为了真正做到来去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绿卡以后再回国，可以经常短期回去，或者是两边跑；也可以先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如果觉得完全放心了，可以考虑放弃绿卡。
4.对子女教育的考虑和家庭的纽带作用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浓厚，对其作为配偶或父母的责任都看得很重，因此，对子女教育和发展前途的考虑以及家庭的纽带作用，必然成为这些人决定是否回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其中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访问中，我们发现很多40岁左右的出国人员，考虑较多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其原因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限制，国内升学竞争异常激烈，而这些人的子女一般都来美五、六年以上，中文已忘记得很多了。相对而言，这里的小学功课比国内要轻松得多，对数、理等课的要求与国内有较大的差距，如果这些人的子女跟随回国，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基础的限制，是很难与国内的同龄人竞争的，所以很多年龄偏大的留学人员，出于对子女教育及其发展前途的考虑，却决定自己作出牺牲，长期留在国外。我们访问过一位女博士，她以前是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的外语教师，出国前与学校的关系都非常好，目前与学校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她非常想回国，想把自己所学奉献给祖国，与国外相比，她认为国内工作和生活都要舒适得很多，特别是她最近身体不适，患高血压症，丈夫语言不通，只能到餐馆打苦工，很辛苦，心理上很不平衡。但是，她们担心小孩回国后会受苦，长大后会责怪他们不该把他带回国。她说：“我们曾给小孩说过，但是他表态不愿回去，他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小香蕉’——黄皮白心，已经完全美国化了。包括饮食生活和兴趣爱好方面，都不同于中国的孩子。所以，为了小孩，我们只好在这里打工，等他上大学后能独立生活时，再考虑回国的问题。”
在访问中，我们也碰到过一位为了子女教育而准备回国的出国人员。她是一位博士研究生，出国前是一所大学的外语教师，1976-1978年曾在英国作访问学者，回国后又于1987年陪读来到美国，然后读PHD学位，她的先生已取得PHD学位，并已在美国一大学找到较稳定的工作，一家生活比较好，但他们还是打算回国，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放心把孩子放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关于孩子回去与同龄人竞争困难的问题，她认为开始可能有些困难，但经过几年相信可以赶上来的。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出国留学人员的配偶对回国的意向。从调查中我们发现，配偶的意向对留学人员作出回国决定影响较大。一般来说，配偶仍在国内的和配偶虽然已来国外，但由于各种原因很不适应并很想回国的出国人员，其回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除上述原因以外，父母亲友的态度也会对出国人员的决定产生影响。我们曾遇见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国外已找到较稳定的工作，妻子和孩子都在国外，但因为他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非常需要他们回国照顾，所以他准备放弃在国外永久居留的机会，回国瞻养父母。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有一位从福建来的博士研究生很想回国去，希望以自己为主承担一些科研项目，争取在科研方面做出成绩。此消息传到国内后，他的父母、亲友，包括他的同事和朋友都纷纷写信来劝他不要回国，不要轻易放弃在美国定居的机会，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了准备回国的主意。
5.社会文化适应的因素
与上述几个因素相比，社会文化适应不是影响出国人员作出回国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在考虑不同回国意向的人的外语水平、性别状况、年龄状况、身体状况和对异国社会的感受等方面的差别时，并未发现它们在数据统计上有明显的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对他们作出回国决定就没有影响。实际上，对于某些个人来说，也许会由于其中某种因素的作用而作出回国的决定。
首先，我们认为，外语水平对于出国人员能否适应国外生活影响重大。我们在访问中碰到很多年龄偏大的出国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除少数是大学本科英语专业毕业的以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语言障碍。由于语言上不能沟通，要想在国外获得较理想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这就继而影响其在国外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从而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回国的决定。
其次是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因素。首先，年龄偏大的人，一般在国内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事业基础，使他们很难轻易放弃在国内已有的既得利益；二是这些人身体状况不如年轻人，有的还有一些慢性疾病，因此在工作机会的竞争上一般都处于劣势。三是对本国文化的依恋较深，不像年轻人那样容易建立对异国文化的兴趣。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多半倾向于回国。
再次，每一个初到异国的人，都有一个从本国人变成外国人，从多数民族变成少数民族的过程，这种社会角色的改变在心理上跨度较大，不易适应。在访问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学人员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在美国社会存在着社会安全和种族歧视问题。而询问到种族歧视的具体表现时，又很难说出重要的事实。实际上，这主要还是一个由于角色变换带来的心理调适问题。如果调适成功，可能便于他们留在异国，否则，也会导致作出回国的决定。
另外，留学人员所在地区的不同，对他们的回国意向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在我们所访问的地区中，相对而言，Buffalo属于比较偏僻、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地方，加上它地处边境，移民局管理较严，学生课余打工较为困难，很多中国留学生在Buffalo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其配偶（持F-2签证者）按规定则不能打工，因此经济上比较困难。一个年已40多岁的研究生告诉我们：“我来自上海一所著名大学，在国内生活条件虽然是比上不足，但比下还是有余的。人家都说美国如何如何好，我看也不一定比中国现在好了多少，美国人穿着非常随便，与上海人相比不会强多少，吃方面比中国就差远了。”“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3年左右就把博士学位拿到了，因为这里打工赚钱比较困难，只好赶快把学位拿到，看能否在其它较富裕的地区找到工作，如不行，只有回国去。”相对纽约与Boston，我们发现在Buffalo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学术空气要浓厚得多，个人成立公司、准备与国内作生意的人非常少见，而准备工作两年回国的要多得多。
上述分析说明，决定出国人员是否回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得出主要是政治原因或主要是经济原因的结论。而且，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会随着变化。我们应当用综合和发展的观点来评价和分析。
六对策研究
研究人才外流，其目的之一是控制人才外流，包括控制人才继续外流、尽量减低人才外流造成的损失和有效地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效力。前已述及，在我们所接触的留学人中，除有9%的人肯定回国和8.8%的人肯定不回国以外，有82.2%的人尚处在犹豫不决的状况，而其中倾向于回国者占40.6%。这说明，吸引留学人员回归有着很大的工作余地。如果我们能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将会对他们的回国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使对一些肯定不回国和倾向于不回国的人员，我们也可采取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他们在海外的作用，使他们能够通过不同途径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
在制定留学生政策的时候，有两种极端现象是应该防止的。一是简单地采取控制政策，对出国人员进行诸多限制。实践证明，这种办法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消极的，它不但不能控制人才的继续外流，反而会激发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导致出国热的大幅度升温，而且将会把大部分已出国的留学人员关在国门之外。二是放任自流，实行无为而治，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方面它会影响国家政府在留学人员心目中的形象，产生一种离心力；另一方面，它将会挫伤一些回国人员的积极性。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两种极端现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对人才外流的正确认识。我们认为，首先，要承认人才大量的外流对国家的损失不可低估，它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计划，造成了有限的人力资源的流失。但是，也要看到，人才外流这是国际间人才交流的正常现象。只要打开了国门，开展了科技交流和学术交流，人才外流就不可避免。如前所述，60、70年代，韩国、台湾、印度等国家或地区曾出现人才外流，其影响和损失实际上也并不比中国大陆现在小。所以，我们要敢于承认问题，面对现实。其次，应该认识到这种出国人员大规模滞留不归的现象只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一种较为偶然的现象。如无特殊情况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再度发生的。实际上，美国社会需要的人才数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虽然大规模的中国大陆人才的涌入，可以满足美国社会对人才的一些需求，但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社会冲击也是不可低估的。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有一部分中国大陆学者，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和稳定的工作，目前主要是等待美国经济尽快复苏，如果复苏过迟，中国大陆的发展机会又非常诱人，估计这些人还是会作出回国决定的。第三，即使有些留学人员长期留在国外，也不能说这些人对中国就没有一点好处。“留学生留在美国，但他仍是中国人，仍会为中国着想并做事。”(23)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愿意作为中美合作的桥梁，尽一切可能，利用不同渠道，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影响留学人员作出回国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吸引这些人回国，必须针对这些因素，从多方面入手，采取相应的对策。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吸引人才回归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外交努力，协调与人才接收国的关系，争取他们配合，做好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动员和鼓励工作；二是加快国家经济建设步伐，逐步缩小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完善社会民主与法制，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建设适宜于人才成长的学术环境等；三是要采取政治信任、精神鼓励、利益驱动、文化吸引、亲情联络等措施，对留学人员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而在这诸多措施中，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这当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所作为。只要我们的工作扎实，措施得力，并且持之以恒，相信是会收到一定成效的。
我国历来重视人才回归工作，近几年连续出台的一些重要政策已在留美学人中产生了积极的感召作用。这里，拟结合调查的情况，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以下有关吸引我国留学人员回归的基本思路：
1.对出国留学人员要持信任和理解的态度
出国留学人员，身居异乡，离家万里，面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又要在生活上应付各种变化，思想上都变得较为复杂。谈到回国，一是担心国内单位和同事会对他们产生一种不信任感，认为他们滞留不归就是不爱国，缺乏责任感；二是担心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系统接受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不能作为政治上的依靠力量，只能利用，不能重用；三是有些人与国内单位在经济上曾有上结纠葛，或与国内原单位的负责人发生过矛盾，担心回国后会被领导“穿小鞋。”因此，要解除他们的这些思想顾虑，必须要对他们有一个理解和信任的态度。
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不回国就是不爱国”的公式来套所有的出国留学人员。实际上，留学人员都有这样的共识：祖国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海外游子的命运。有的人说：“当你身居异国他乡的时候，你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祖国大地的呼吸维系着你的生命，你的脉搏总是伴随着祖国心脏的跳动。祖国的命运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有的人甚至认为在国外的中国人能更真实地感受到祖国强大的重要，了解爱国的实际内容。从前面的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导致这些人暂时或长期滞留国外的原因是多方面，我们应当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一些困难和实际问题，而不能用“不爱国、来责难他们。第二，应当承认，出国后很多留学人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过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言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人对西方社会中的很多问题持反感情绪，他们很少感受到西方社会的所谓“自由”“民主”带来的好处，而更多的是感觉到一种潜在的不平等和种族岐视。应当说，这些留学人员出国前都是成年人，青少年时代曾长期接受过党的教育，政治上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由于前后身处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环境中，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更实际的考试，使他们在政治上更趋成熟。因此，在政治上不能对他们有任何成见，而应该大胆使用。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这方面，一些在发达国家学习的留学人员将可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要想使留学人员能应召回国效力，政治上的信任和理解是格外重要的。
2.要用事业发展的机遇和成才的环境来吸引他们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留学人员对国内所采取的一些物质刺激措施反映一般，有的甚至对一些诸如允许回国人员免税购买一辆国产汽车”，对“土”“洋”博士区别对待等有些反感。有的留学人员说，“如果是贪图物质享受，大多数人都没有必要回到国内。回国后买一辆汽车，只能给亲戚朋友当司机，造成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认为，对出国人员主要应是事业发展前途和发展机会的吸引，而不应是物质上的诱惑。在国外，由于种族歧视的存在，留学人员要想与美国人在就业上竞争是较为困难的，更谈不上要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岗位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回国主要是希望在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中施展自己的才华。
在用事业发展机遇吸引留学人员方面，台湾和韩国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60年代，台湾共派出留学人员21248人，回归者只有1172人，回归率是5%；在70年代，派出33165人，回归者5028人，回归率是15%。(24)50至60年代，几乎所有的韩国在外技术移民都是留学生，其回归率只有14%。在回国的人中，有 20%的人在一年内又重新出国赴美。(25)面对这些人才外流现象，他们的应对措施是，第一，有较充足的思想准备，实行真正意义的来去自由， 不进行限制，不进行威胁，不进行惩罚；第二，政府组织高校和企业到美国大学物色人才，让招聘单位和留学生具体设计工作单位和职称问题。台湾在几个国家特别是美国都设有专事招聘、安排的办公室，例如，设在加州的两个办公室就拥有3000多位在美工作的台湾工程师和电脑专家的档案；第三，设置科学园，采取特殊措施，鼓励留学人员回台创业。台湾从1979年开始主凤立新竹科学园区，到目前为上，光是美国回新竹工作的科技人才就达500人；第四，有计划地组织出国人员回国访问和参观。台湾和韩国为他们提供旅行津贴，协助职业安排，资助他们在国内办科技产业。经过多年的工作，随着自身经济的起飞，人才回流形成了高潮。据报道，近几年台湾留美人员回归率已达60%，以新竹科学园区为例，1990年底在册的131家高科技厂商中，海外学人回台创办的公司占了65家。在这些公司中，台扬、全友、东讯等商号已名扬海外。(26)
在访问中，我们发现，留学人员对国内所制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是持欢迎态度的。如设立青年科学基金，允许居住在国外的学者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和资助部发国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等，在留学人员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人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把每年的课题指南，通报给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国内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前景。
3.要做好已回国人员的安置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出国留学人员在考虑是否回国时，除将自己出国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外，还要了解已回国人员的安排和发展情况。对倾向于回国的留学人员而言，“已回国人员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除了要进一步做好面向海外的招聘工作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已回国人员的安置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在调查中曾发现两个较为典型的实例。一是前已谈及的厦门大学女博士，她回国后受到学校的重视，得到了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启动基金，并确定了研究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她主动动员了3位与她一起在国外学习的博士来厦门大学，共同建设了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另一个是我们在多伦多访问的博士生，198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李政道博士组织的Cuspea奖学金赴美学习，曾在美国一所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听说国内欢迎留学人员回国，他就开始申请去一所重点大学，因学校满员未被接收，他又转而申请到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只同意他作博士后，但不能评定教师职称。他回国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原来估计的那样好，要参加国际会议，但没有外汇，六四后申请再次出国又碰到了很多麻烦。最后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才得以到加拿大。出来后就决定再也不回去了。在多伦多访问时很多留学生都以他为例，说明国内仍然缺乏留住人才的环境，使他们平增了对回国后发展的担忧。
在这方面，韩国和台湾出有类似的值得借鉴的经验，在60年代中期，韩国科技委员会就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专门研究韩国工业发情况。该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虑如何在国内创造条件吸引国外的科技人员。据报导，韩国大部分大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都曾在美国尖端科技公司中任职。(27)台湾很早就成立了一个青辅会，专门研究和协调青年专业人员的使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青辅会组织发表了近40份关于青年人才在台工作的详细研究报告，其中在5份是专门介绍留学回国服务情况的。这些报告不仅提供了留学生回台后在各方面的情况，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要求改善回国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除了研究项目之外，青辅会还为回国的留学人员提供多种服务措施，包括协助寻找工作，提供企业贷款，帮助留学生适应国内环境等。(28)
要做好已回国人员的安置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真实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建议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我们希望国家组织一次有关留学人员情况的调查，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优良环境，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效力。
4.要兼顾国家与个人需要，帮助解决留学人员回国后碰到的实际问题
国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对留学生进行工作时，强调国家建设的需要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国家需要，要留学人员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不实际的。去留是一种个人选择，在权衡各种利弊时，他们不可能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实际上，国家的需要和留学生个人的需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只要我们从国家需要的目的出发，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后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相信一定会取得较好成效的。
据调查，留学人员的实际需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住房问题，在目前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太大困难。二是工作流动问题，目前国内已形成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只要上下一致，问题也不大。三是子女上学和就业问题，这是困扰大龄留学人员的重要问题。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寻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总之，只有充分了解、理解和重视留学人员和各种希望和需要，确实解决其面临的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对留学生的积极影响，其效果要比空洞地强调国家需要明显得多。
5.要做好国内亲友的工作，利用他们的力量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决定留在国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亲友的影响，在与国内的通讯中，留学生得到的信息常常与政府所宣传的有很大出入，国内亲友在去留问题上给留学生的建议也常常与政府的意愿相违背。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认为亲友提供的情况比人民日报海外版更可信，亲友的建议也更可取。在国内，不少家庭都以有子女在海外为荣。对这些家庭而言，子女能在海外立足，那更是令人荣耀的事。因此，国内亲友的态度之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不能说我们没有开展对留学生亲友的工作，但应该承认这些工作的效果不够理想。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春节茶话会和寄送一张贺年卡，更需要的是向他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是要通过他们了解留学人员的实际思想状况和要求；二是要与他们商量如何动员留学人员回国并妥善地做好具体安排。只要国内亲友能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地向留学人员介绍情况和做动员工作，其效果比我们花很多钱派团出国招聘要好得多。
6.加强原单位与出国人员的联系工作
能够与留学人员进行联系和做动员工作的另一支力量是他们出国前的原单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学人员对单位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出国前的状况，并不了解近几年的显著变化。在与原单位的联系方面存在着两种较为极端的情况。一是部分留学人员非常希望与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有的是由于对单位的感谢，希望尽自己的可能为单位做一些贡献；有的是由于出国前与单位之间人际关系较好，希望保持这些联系以便为将来回国留下一条后路；有的则是因为自己未能按时回国，对单位有一种负疚感，希望为单位多做一些工作，作为一种补偿。二是部分留学人员不愿意与原单位保持联系。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担心国内单位给他们带来新的负担，如帮助某某人联系出国或接待某人访问等。有的是在出国前与原单位关系不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纠葛；有的则是因为出国时间较长，原单位的领导已经调离，与现任领导不熟，双方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等。比较而言，希望与国内保持联系的留学人员还是占多数。在联系对象方面，我们发现很多留学人员比较倾向于原单位的业务导师而不是行政部门。非常遗憾的是国内一些老教师因为时间和联系条件方面的原因，未能及时地与他们保持联系，时间一长，这种联系也自然中断了。
为了吸引出国人员回国，除了原单位的行政负责人要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主动向他们介绍国内教学、科研的新情况外，还要动员出国人员原单位的导师，主动开展联络工作。行政部门要为他们的联系创造条件。目前，留美人员正掀起一个回国探亲的热潮。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主动邀请留学人员回原单位短期讲学，介绍单位的发展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一些合作研究，把联系的纽带重新连接起来。
7.要保持留学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上、下一致性，真正实行“来去自由”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学人员对我国1992年以来所实行的“鼓励出国，欢迎回国，来去自由”的新的留学生政策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普遍担忧的是能否稳定不变。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过去政策变化较多，使很多人都心有余悸。他们担心一旦应召回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又限制对外交往，这就可能失去与外部世界进行方便的信息交流的优势。导致这些顾虑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出国多年，对国内发展的状况不甚了解，对改革开放的趋势认识不足。另一个原因，是实行这项政策时间太短，还需有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应当通过一些途径，向留学人员宣传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趋势，更重要的是通过具体的事实，证明我国实行的新的留学生政策是稳定的，是可以信赖的。
应当看到，我国留学生政策的制定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现行的政策措施已基本反映了留学人员的愿望和要求，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些政策的上下一致性，即保证国内的基层单位能完整地不走样地将其落实。在调查中，一些留学人员反映，一些单位制定的土政策，以及有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做法与中央的政策和人民日报海外牌宣传的精神大相径庭，使一些留学生缺乏信心。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8.要有效地遏制国内“出国热”的肆意蔓延
随着西方国家与我国之间商务、学术、教育、科技和其它交往的日益频繁，西方的影响在国内城乡，特别是青年人中逐渐增强。而国外亲戚或留学生为其家人带来的各种经济上的好处，更加强了西言社会对中国普通家庭的吸引力。由此，不仅学生和青年科技人员希望出国镀金和淘金，在某种程度上家长们更热衷于让儿女出国留洋，在国内掀起了一阵阵的出国热潮。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出国热潮，促使很多青年一心向往出国，并将已完成学业的留学人员挡在回国路途之外。许多人多次去信国外，要求其子女长期居留不归，不少留学生回国探亲期间，发现国内的人居然比他们自己对西方抱有更强烈的感情。有的留学人员将自己准备回国的意愿告诉国内时，得到的竟然是惊愕和不解，这些状况当然会对留学人员的回归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出国热的形成及其影响，国内已有很多的研究。但相对而言，其对策不多且效果不佳。为有效地遏制出国热的蔓延，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教育和管理措施。这不但有利于调动国内青年科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吸引国外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
9.要注意国内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
客观地说，国内社会舆论在鼓励出国方面是起了显著作用的，而在欢迎回国和来去自由的宣传上则要逊色得多。留学人员反映，国内社会舆论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利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一是认为有本事的人留在国外，混不下去的的人才回国。这当然主要是民间的舆论，但传出去后影响较坏。有些单位对待按期回国的人虽然口头上也持欢迎态度，但在工作安排和生活照顾上却流于一般，而对在国外已取得绿卡、短期探亲的留学人员却是恭敬有加，唯恐不周。这种“内外有别”的做法，其实际效果是使回国人员心理上不能平衡。二是有些社会传媒对回国人员的作用宣传得不切实际，把他们的作用抬得太高，给人家的印象是回国后很快就可以取得显著的科研成果和很大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些留学人员自识才疏学浅，很难达到国内的要求，以至于对回国望而却步。
当然，上述状况并不能代表社会舆论的普遍状况，我们也不能据此去控制社会舆论和社会传媒的正面宣传。但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出国留学人员回国，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在社会上建立一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尊重人才和爱护人才的良好环境。
附录：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查研究，准确地了解中国大陆留学人员关于回国的真实想法。以及导致他们作出去留决定的实际原因，通过对这些个案的相关分析。从中找出个性特点和共性规律，以准确地把握他们的思想变化脉博，对中国大陆人才外流的原因及影响作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为此，我们在方法选择、问卷设计、样本确定和访问实施的过程中，都尽量在客观性、代表性和真实性三个方面下功夫。
1.调查方法的选择
问卷调查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其基本优点是调查的覆盖面广、实时性强、具有较强的统计功能，缺陷是要获得较为理想的问卷回收率有些困难，答卷反映的真实性也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最初也曾试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但顾虑到：第一，对于一些留学人员来说，这是较为敏感的课题，我们担心很多人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能认真地对待问卷调查，导致问卷回收率过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第二、一般情况下，一次问卷调查的问题不能太多，否则，受访者将会因为时间原因而拒绝回答。而本课题涉及面较宽，需要调查的问题较多，我们初步设计的问卷的问题就有100多个，估计填写此问卷需要占用被访问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如果只依靠问卷调查，估计也会碰到很多人拒绝回答的困难，为此，我们决定采用其它的方法。
我们认为，面对面的个别访谈相对于不见面的问卷调查，更容易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提高信息的真实度和深刻度。但其缺陷是覆盖面不够大，获得的信息量不太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把访问提纲设计得比较详细，这样既可以访谈一个就获得一份详细答案，又可以在简单的选择性问答的基础上，得到另外一些更生动和更丰富的信息。
实践证明，我们采用的这种调查方法还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由于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是同一肤色的出国人员，访谈的主要内容又大多属于工作、学习、生活等一般情况，因而心理上比较容易沟通，访谈气氛也比较融洽，相互之间可以无拘无束地甚至是海阔天空地评论和探讨一些问题，也可以象回忆往事一样，交流各自的经历，感受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因而使我们能够获得较为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2.调查问卷的设计
设计一份好的调查问卷，等于研究工作成功了一半。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必须花很大的力量来做好设计工作。我们这份调查问卷的设计，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拟就初稿后，请人提意见，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然后再仔细检查：(1)哪些问题无人回答，为什么不回答？怎样才使他能够回答？他顾虑的是什么问题？(2)对于一些问题，为什么他们这样回答？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如不能满足要求，需要作哪些修改？(3)将设计工作和以后的计算机统计工作协调起来，有些问题比较好统计，有些则不好统计，不好统计者有什么补救措施？(4)哪些情况在调查访问时没有反映到，需要作些什么补充？(5)哪些问题是枝节问题，为了节省访问时间可以删除？等等。
设计具体问题时，我们认为需要注意：(1)问题不能太敏感，否则受访者可能会拒绝回答；(2)访问时间不能太长；(3)内容不能太抽象，要便于问答，一般不要受访者做太多思考；(4)调查问题的思路要有连贯性。
我们认为，与国内的人不一样，每一个出国人员出国以后都自动地获得了一个选择去留的权利。那么，他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主要还是出国前后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的比较，以及他们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一个人要作出是否回国或是否按时回国的决定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选择结论的得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是简单地、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否按时回国？为什么？而是从一般的问题出发，循序渐近地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我们设计的问卷共106个问题，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背景材料和在国内的情况。包括年龄，英语水平，家庭出身，工作职位，出国前的单位和获得学位的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单位类型，工作的时间，出国前发表论文的情况和科研成果，与原单位的关系、人际关系的评价，自己认为在原单位是否有发展前途，收入、住房、出国前对于回国问题的打算。第二是出国与在国外的情况。包括出国次数、出国时间、出国类型、签证类型、计划在国外的时间，出国经费来源，出国的学科领域，是否改变过专业，在国外发表论文和科研的情况，已获得学位的情况，是否在打工，婚姻状况，配偶是否在国外，他们的感觉如何，在国外现在干什么，配偶是否想留在国外，孩子情况，孩子是否在国外，在哪里上学，父母的态度，是否与国内做生意？住房情况，与国内住房的比较，收入状况与国内收入的比较。社交范围，是否打算回去，曾经回去过吗？回国后的感想？第三是对今后发展的设想。包括对美国社会优缺点的评价，对中国吸引人回去妨碍人回去的因素评价，文化革命中的经历和“六四”风波对决定是否有影响，对“来去自由”新政策的评价，与国内原单位的联系，原单位是否欢迎回国等。
3.调查样本的确定
调查样本选取和科学性，直接关系到调查研究的质量。为使样本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排除人为和主观的因素，首先，我们选择7个城市作为调查的地点：一是学术气氛较浓、高等学校较为集中的波土顿，圣地亚哥；二是商业气氛较浓，已毕业工作的中国留学生较多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三是地处偏僻、经济相对较落后的Btyfalo和Albugurgue。分成7个不同城市进行访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留学人员所在城市和地区的不同，是否会给留学人员的学习、就业带来一些影响，进而影响他们对决定是否回国的态度。然后，我们把需访问的总人数分别按在读研究生、已毕业工作的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三种类型分配到7个城市（见表1）。
在同一城市中，我们又确定访问3所不同类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例如在波土顿，我们就决定访问哈佛大学、特芙茨大学、波士顿大学。
关于在读学生的选取方法，我们力图避免只在朋友或朋友的圈子中寻找调查对象。总是事先与有关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按照我们的要求确定访问对象。先是确定各大学科应选取访问对象的比例（我们把所有人员都划分成自然科学、应用自然科学、经济贸易与管理科学、应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等6大学科分类），各学科比例的选取，我们是以该学科人数占全校所有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百分比的同比例来确定。例如，在Buffalo，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份500人的名单，经初步联络和请有关同学核实，发现地址与电话均未改变的有277人。由此可以计算出各学科人数在全校中国留学生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各学科比例见表4-2）。
然后，我们再以此比例决定各学科应选取受访对象的人数，考虑到有些学科比例大小，我们进行了适当加权，从而得到各学科实际被选取的人数（见表43）。
有了实际选取人数的比例，我们就将原始表中的所有同学科的人员的名单集中，按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序编号。最后按式子
其余各类的采样以此类推。
关于已毕业工作的留学人员的采样，我们是在同一城市，通过不同朋友或朋友的介绍，找到包含有不同学科、不同类型和特点的人员的总名单，从中按比例确定受访对象（名单排列仍以姓的英文字母顺序为序）。例如在纽约市，搜集到91人的名单，其中需要访问25人，我们就每隔4人(91/25=4)选取1人。
因为访问学者为数不是太大，很难找到一份较完整的名单，所以我们在选择访问对象时只是注意一些诸如学科、年龄、性别和来美时产是长短等特点，希望能够具有一些代表性。
4.调查过程的实施
在预约联系和进行访问过程中，我们比较担心的，一是被选定的对象是否愿意合作，接受这次采访？二是他们是否会说真话？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这次研究工作的成败和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问题。
在电话预约时，拒绝访谈者大有人在，一般占电话联络的1/3左右。这些人通常拒绝访问的理由有四：一是借故没有时间，建议等考试结束后或某段时间以后再说；二是希望把调查问卷寄来的看看再说；三是强调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提起过去一定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四是直截了当地说他曾在“六四”中介入较深，不愿意接触国内来的陌生人。实际上，这些人拒绝访问的主要原因是对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够了解，有的则担心传到社会媒介，会给今后带来一些麻烦，因此，在不摸底的情况下，不轻易接受访问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打消这些顾虑，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都聘请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协助做些联系和安排工作，由于他在本地生活过较长时间，与中国留学生有过广泛接触，并在他们中享有一定的威信，我们希望他能熟悉和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自觉地坚持采用这种方法。除了在访谈时我们要交给受访者一分关于研究计划的说明（其内容包括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成果方向和研究者的背景情况等）以外，在电话预约时我们还主动介绍情况，以尽量消除他们的顾虑，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合作。考虑到这次访问占用时间较长，我们从研究经费中挤出来一点钱。给每位受访者一些估访酬金，以示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感谢他们的合作。
表4 Buffalo大学可查询的在读中国留学生各学科人数及其在全校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百分比
学科分类学科
占全校中国留学生总
人数 人数的（227人）的百分比
A.自然科学
107
38.6%
B.应用自然科学
11843%
C.经贸与管理科学 7 3%
D.应用社会科学
10 3.6%
E.社会科学
23 8.3%
F.人文与艺术科学 12 4.3%
总计 227 100%
表5 Buffalo大学各学科选取对象分配表
学科选取比例
应当选 实际（加权后）
类型
取的人数
选取的人数
A 38.6%11
8
B 4.3% 13
9
C
3%
1
3
D 3.6% 1
3
E 8.3% 2
4
F 4.3% 1
3
总计
100% 29 30
根据在几个城市预约联系的体会，我们发现一般来说，访问学者比较容易接受访问，在读留学生次之，比较难预约的是已毕业工作的留学人员，相对而言，已经取得绿卡和不受“六四”总统令保护的留学人员要比受“六四”总统令保护的人思想顾虑要小一些。从地区来看，居住在偏僻地区的人要比在大城市的人思想上单纯一些。
至于在访问中留学人员是否会说真话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多余的担心。一般来说，只要他同意接受采访，就会愿意提供自己的真实情况和想法。由于我们调查的问题都是一些有关出国人员出国前后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以及他们对回国问题的想法，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说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假话。我们在访问结束后曾通过侧面对一些人反映的情况进行证实，发现绝大多数人反映的情况和想法都是真实可信的。
当然，在具体过程中还存着着一个访问艺术问题。我们觉得，要获得较为真实的信息，首先，必须让受访者对访问者建立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只要他信任你，就一定会对你讲真话；其次，访问者要把自己的相对地位摆得适当，既不能把自己摆得太高，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也不能把自己摆得太低，好象自己一开始就有求于人。
第三，访谈时不能纯粹是我问你答的单向交流，最好是能做到双向交流。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者也可以穿插一些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情况，已访问过的其他人员的一些看法等等，以建立一种非常融洽和无拘无束的访谈气氛。
注释：
①徐俞：《人才外流的宏观分析研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论文，第6页。
②Glaser Willian Arnold:"The Brain Drain:Emigrationand Return",Pregamen Press,1978,Pp.2-8.
③Reovlakshmane:"Brain Drain and Foreign Students:Astudy of the Attitude Intention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Australia,theU.S.A,Canada and France"《Quensland Australia》,The University ofQuensland Press,1978,p.5.
④P.G Althach"Servitude of Mind?Education Dependencyand Neocoloalism",《Teachers CollLege Record》,December 1977,p.187.
⑤Ruth Hayhoe and Jurgon Hense:"Chinese WesternScholarly Exchange and the Danger of Depency",《ComparativeEdncation》,20,Nol(1984).
⑥"Third World Losse",《The Golbe and Mail》April 8,1991.
⑦William Glaser:"The Brain Drain:Emigration and ReturnFindings of a UNITAR,《Multinational Comparative Survey ofProfessional Personel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 study Abroad》,(Oxford England:Pcergaman Press,1978).
⑧Ishumi Abel,"Brain Drain as a Dimension of labourMigration:The Cass of Eastem and Southern Africa",Oslo,Norway,Third World Publications,1982.
⑨A.B.Holmes"East Africa:Tansania and Kenia"In theCommitte 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alent,The InternatioualMigration of High Level Manpoer: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Pp.434-441.
⑩Samia E1-Saati,"Egyptian Brain Drain:It's size,Dynarmics and Dimensions",In M.Wahba Brain Drain:Preceedings fron theSecond Eure-Arabsocial Research Group Conference《Ain ShamsUniversity Press,1979》.
(11)See for example,R.J Dormese,"The Migration of Talent from India"The Migration of Talent from India"The Committe 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alent,The Internatioual migration of High level Manpoer: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New York,Prasger Publishers》.
(12)S.K.Chopra,"Brain Drain and How to Reverse it"《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3)Ha-Juong Song,"Who Stays?Who Returns?The Choices of Korean Scientists and Engineesrs"PHD disseration,The Kennedy of Government,1991.
(14)R.King,"Taiwan Launeher New Program",The Chronicleof Higher Education,October 26,1988,p.27.
(15)C.H.C.Koo,"Brain Drain:A case Study of China"《Taipei,Taiwan,Mei Ya Publications》1971.
(16)Shirley Chang:"Causes of Brain Drain and Solutious:The Taiw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ualDevelopment,27,No 1,p.32.
(17)Parris Chang and Zhiduan Deng:"The Chinese BrainDrain and Policy Option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27,Nol,p42-66.
(18)Weiqun Gu,"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heir Politieal Attitudes,(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Huisong Yuan;"Brain Drain from the Third Worldcountries to the west,A case study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Currently Studying in Canadian Universities" A paper Prepared forthe Canada international Developovent Ageney(November 1991),p.34.
(20)刘胜骥：《大陆留学人员滞留不归之研析》，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33卷第8期，1991年2月，第58-64页。
(21)高哲翰、邓绮华：《评中共加强人才回流政策》，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35卷第6期，1992年6月，第41-45页。
(22)“中国留学生政策研讨会”，《科技导报》，1988年第6期，第9页。
(23)"Immigrants Admitted as PTK Workers by Country orRegian of Permanent Pesidence and Dccupation",Report of U.S.Immigration and Naturaligation Service to the Research and Tachnical Programs Subcommittec,U.S.House Committec on Goverument Opprations,Jan 15,1986.
(24)Heather Ruth:Korea i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High-Level Monponer,p.135.
(25)《世界日报》，1990年1月3日。
(26)Stephen Yoder,"Reverse Brain Krain'Helps Asia butRobs U.S.of Scarce Talent",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8,1989,p.1.
(27)《中央日报》，（台湾）“中华民国”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