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启民智”之争的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思考

朱必祥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 开启民智问题来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近代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遭遇的“亡国灭种”危机的忧思，他们认为只有“广开民智，才能抵御外侮”，才能“兴民权”，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本文首先评析了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的开启民智思想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认清了“民愚”的根源在于专制统治、纲常名教和传统科举制度，开民智的基本对策就是废除“八股取士”，兴办“西学”，培养“新民”。其次，本文论述了革命派代表人物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思想。最后，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分析了辛亥革命前思想家关于开启民智之争的五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开民智；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人力资源开发

一、民智问题由来

长期闭关锁国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清王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和西方侵略者的枪炮声惊醒了少数官僚，他们睁眼看世界，感叹这是华夏“三千年未有之事变”！ 他们反思战败的原因是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曾国藩、李鸿章在镇压洪秀全的“天兵天将”中“借夷助剿”，更觉得坚船利炮之厉害，决非 “奇技摇巧”，故而以“自强新政”为标榜，开始了筹办“夷务”(后来改称“洋务”)。洋务运动的直接动机虽然是只学外国利器，但是，办军工就要办民用企业，就要设立学堂与译书机构，就要派遣留学生，一句话，不能不学习“西学”，不得不正眼看“西方”。与洋务运动相联系，产生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以“道器”“体用”“本末”“主辅”等概念范畴界定“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和作用。

然而，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再次割地赔款，宣告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之破产。探索救国救民自强之路的先进分子痛心疾首，他们认识到只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是不够的，不变法岂能图强？如郑观应经过艰苦探索认识到西人立国亦具有体用，而国人“遗其体而求其用，常不相及”。较早提出了开启民智问题。接下来，变法派展开了对开启民智问题的论述。严复和康有为等人从历史进化论视角肯定君臣制度为民主制度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就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他们认为中国还不能彻底废除君臣制度，而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其理由就是民智等素质不够。他们一方面肯定民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民智尚待开发。而主张民主的革命派对开启民智途径则有不同认识。

二、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关于 开民智的基本思想

1. 康有为的“智强胜于力强”与“兴西学”主张

康有为(1858—1927)出身广东的仕宦之家，从15岁中秀才到35岁中举人，这20年间，他在研读经史子集之时，也接触了西学和早期改良思潮。1883—1885年发生的“中法之战”，中国虽未战败，却屈辱求和、坐失安南(越南)，清廷上下苟安旦夕，游宴从容，不知祸乱已至，大厦将倾。这对康有为刺激不小，于是，他上书皇太后和皇帝倡言变法自强图治，康有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就认识到“洋人智学之兴”。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极大地刺痛了康梁等人，进而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再言变法图强。在主张变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历程中，开启民智成为其重要依据。

陶保良也认为，“中国为小农制的国家，现在仍停留在农村经济社会的时代，生产教育，固为当世急务”。生产教育必须顾及农村的经济状况，以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为主，而“中国的工业，仍为手工业时代，用机器以替代人工的大规模工厂，除外人投资经营外，中国公私方面所经营的是寥若晨星”。因此“在现在生产教育上必具之条件，须以发展农业为主；扩充工商业为辅的一个原则”[6]。

所谓“开民智”，就是智育，就是使民之聪明智虑强大。在严复看来，民智乃富强之源，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所以，严复觉得变法高潮中的“减君权，兴议院”主张太激进了。严复不仅认为民智者是富强之源，而且关系到民权君权界定的国家制度去向。所以在愈愚、疗贫、起弱三个救国方案中，尤其以“愈愚”为最急。如何开民智呢？严复指出开民智就要“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讲实学”以及“另立选举之地，别开用人之途”。

反对革命的康有为等人，把社会革命说得一无是处，只是破坏性的、灾难性的，而章太炎则认为革命并非只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是补泻兼备之良药，革命的一个积极作用就是除去旧俗，荡涤污泥浊水。这是对新民德问题思考的一个新视角，遗憾的是章太炎没有更多的论述。他晚年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5]，这种以佛教培养革命的道德和理想人格的观点正是他在如何新民德问题上缺乏系统理论研究的局限所致。

如何兴学开启民智呢？康有为认为，要修身开智、长才艺，非学不能，是以要广开学校，延师督教。康有为已经看到传统科举考试之弊端，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赞成废除科举考试的“武科”，改为“艺学”(包括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测量、图绘、语言、文字)，他甚至给出了开新学的具体的教学考试措施，如增加格致之学、奖励著书立说、游学、设立各类专业职业技术学校等。

以实行君主立宪为变法目标的戊戌变法很快失败，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顽固把中国引向了革命之途。保皇派反对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仍然是民智未开。

第一，在“民愚”的原因认识上，维新派和革命派基本趋于一致，这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和纲常名教的教化，尤其是科举制度。因此，康有为和严复开启民智的举措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废除科举八股、广设现代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普及教育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些主张是先进的，它抓住了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基本方式的关键。重视教育与考试制度对开民智的作用在当今依然值得重视。还有，严复和康有为等人把开办报馆作为开启民智的措施，不仅仅是传播知识，而且包含了言论自由思想的萌芽，是反对愚民统治和思想禁锢之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2.严复的“废八股，讲西学”与“地方自治”思想

严复14岁那年(1867年)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马尾船政局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毕业后在海军实习几年后于1876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海军驾驶，但他却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思想制度兴趣浓厚，1879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中国割地赔款，使严复痛感“亡国灭种”之危。于是，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政论檄文，积极鼓吹变法图强，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之中。在严复看来，中学即旧学，西学即新学，中西之争即新旧之争、古今之争。他用“体用不二”批判顽固派的“中体西用”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洋务运动只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2] 48}严复认为牛有牛体，马有马用，安能牛体马用哉？西方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23，必须向西方学习自强救国之道。

在探索自强富国之道的过程中，严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视角比较分析中学与西学，被梁启超称为通晓西学与中学第一人。西方富强的奥秘何在？严复认为西方有“富强之政”，那就是建民主、开议院、办公司。在严复看来，西方能够实行民主制度当归功于高素质的国民，“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2] 25}

(四)道家洞天福地要求相符。要寻求古金庭,有必要了解：其一，王右军是一位信奉道教的人物，《晋书》王羲之传和道教典籍《真诰》都有明确记述[9]285。其二，金庭洞或金庭山属于道教名山，《真诰》中的夜降八真人，第八位就“多论金庭中事”[9]21，桐柏山真人歌有“写我金庭馆，解驾三秀畿”句[9]45。道教典籍《云笈七签》中，司马承祯的“天地宫府图”划分的三十六小洞天，“第二十七金庭洞，周围三百里，名曰金庭崇妙天，在越州剡县。”[2]616其三，王右军选择桐柏山之金庭归隐的重要原因，是此地为其祖先王子晋升仙处。

康有为在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列举了英美等国“广开民智”之举。他说：“尝考泰西之所富强, 不在炮械军器, 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 才智之士少则国弱”。^{[1] 42} 康有为认为中国人多地广之所以丧权于泰西、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要摆脱备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命运, 惟有自强图治。智强胜于力强，智在“仁义礼智信”中很重要，康有为认为“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 ^{[1] 108}这是对“朱熹仁统四端兼万善论的否定，是对儒家仁本哲学的一次重要反拨”。(1) 俞祖华《论康有为的“开民智”思想》，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四期(总第五期)，第106—110页。

梁启超(1873—1929)早年与康有为一起鼓吹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与革命派论战，主张保皇立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承认中国致弱的根源是“君权日益，民权日衰”，“一人专权，人人无权”，“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但“中国之官之士之民, 智识未开, 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 其见改革而惊呀，固所当然也” ^[3]58。梁启超认为，智分民智、绅智和官智，一切之根本是开启这三智。但这三智具有不同的层次，作为民之秀的绅者之智高于民智。梁启超认为，用绅士是重乡权的需要，“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3] 50}。而绅士知识能力有限，“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其所谓开绅智的实质在于兴绅权，兼采中西之制，给予地方绅士参政议政的一定权力。

3. 梁启超的“开官智”与“新民”说

第二趟，玉敏拉上了李琳。玉敏再次请求许沁与朋友联系，把钻戒退回来。李琳说许姐，你可以再换一款给朋友的。许沁不高兴地说，我收回三十多万，换个三万多的，换作你，心里能没想法么？这个国外朋友对我很重要，我儿子准备去她那儿读书呢，我能得罪得起吗？你们光考虑自己，怎么不替我考虑呢？李琳语塞。玉敏想了想，说许姐，如果这个朋友对您真的很重要，那就说明你花三十万是值的，那您就补款嘛。许沁说，除非我疯了。

综上所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章太炎等人关于开启民智的对策措施，可以概括为八条：1. 废除八股科举制度，因为它是民愚原因；2. 办西式学堂，讲西学，包括留学、游学；3. 有书器、有译书；4. 开办新闻报馆；5. 创办各种各样的群人共学的“学会”；6. 实施地方自治制度；7. 先开官智与绅智；8. 通过竞争和革命开启民智。第八条是革命派的主张。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看，辛亥革命前关于开启民智之争的认知和思维方法上的经验与教训，或成就与缺陷有如下五点。

仙居县共有古树4 880株，隶属于34科69属98种，占全县种子植物142科的23.94%、617属的11.18%和1 383种的7.09%。从古树科和属的分布区类型看，仙居县古树分布区类型较为分散，地理成分多样性较高，但是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热带分布类型也较丰富，呈现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性质，与仙居的地理位置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相吻合。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与革命派论战时在《新民丛报》从1902年到1906年陆续发表了他的《新民说》，其核心思想是论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以及如何实现“新民”。变法之本在于培养人才，没有“新民”正是变法失败之根源。 “何以新民”？梁启超论述了诸多措施，甚至提出从少年抓起，他的《少年中国说》影响了许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从梁启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西学由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认知进入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思。他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既是对严复关于改造国民性、新民德思想的深入，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国民劣根性改造的先声，实质上提出了人的改造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这不仅包含梁启超的独到思考和思想转向，而且也是对开民智之争的深化。

三、革命派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 革命开民智”思想

为了驳斥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澄清谬误，宣传革命主张，章太炎(1869年1月—1936年6月，浙江余姚人。早年接受西方机械唯物论和生物进化论，主张革命，发起光复会，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时政，以讲学为生。)在1903年初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曾请人将此信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未果。1903年6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一并刊发，立即引起轰动。章太炎与邹容因鼓吹排满和革命而被捕入狱。

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首先就康有为所谓“满汉平等”“皇帝圣仁”等论点进行了驳斥，进而正面回答革命流血动荡问题。在康有为看来，因为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所以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章太炎却指出，实施变法、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4]180皇帝一人之才略，怎么信服天下，敢言革命党人中一定没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之人吗？章太炎针对康有为所谓今日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的立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章太炎指出，既然“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为什么只能是立宪不能是革命呢？“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他以李自成、义和团、唐才常等起义运动，由革命之念起到革命之事兴，都是在斗争实践中深入、提高为证。同样，现在的“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竞争生此智慧也”^[4]181。他认为每经一次竞争，人的思想、概念和行动策略都有进步。

由此可见，章太炎在知行关系上的认知较之以往他人的认识已经深化了，即先行而后知，获知才有知先于行。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强调革命本身在进化之中，人的智慧在革命活动中增长，是对开民智思想的深入发展。

1．3 BAEP评估标准 参照文献［3］标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即判断为异常：I、III、V波缺失或波形分化不良；I、III、V 波PL或IPL＞x－±2．58s；III－V／IIII的IPL比＞1；同侧V／I波幅＜0．5。

四、对开启民智之争的一些思考

拆除破坏的衬砌混凝土板、保温板、土工膜、封顶板，在内坡坝脚部位埋设内排水设施，整平坝坡后自下而上依次重新铺设保温板、土工膜、土工布和混凝土板。混凝土板为预制六边形混凝土板，边长为38.0 cm，厚 6 cm；土工布规格为200g/m2，聚乙烯土工膜厚度为0.4 mm，土工膜下铺设聚苯乙烯保温板，保温板厚度3 cm。封顶板采用C20预制混凝土板，尺寸为50cm×8cm。

经过数字信号和信号系统课程相关理论学习，引入MATLAB应用案例教学，能够加深对快速傅里叶变换的理解程度，特别是在快速傅里叶变换对信号频谱分析的过程中，能够加深理论的理解，将实践和理论有效的结合。例如在给求给定的高斯序列的频谱，绘制时域波形及频谱图，并简要分析其频谱的特点。高斯序列信号如式1所示。

第二，联系民力、民德讲开启民智，可以说看到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性。论述三者关系的最早人物当属严复。所谓“鼓民力”(2) 严复在《原强》篇中, 把斯宾塞的“Physical education”(体育) 转译成“力”或“体力”，鼓民力就是鼓励民之“体育”，增强体力。这一思想也是20 世纪初期军国民教育思潮的渊源之一。蔡锷曾在《军国民篇》中探讨汉族腐败堕落之八大原因，第五条就是“原因于体魄者”，他深有感触地说: “严子之《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 尤注重体育一端, 当时读之，不过谓为新议奇章。及进而详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衰强弱之由，身历其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之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蔡锷《军国民篇》，载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25页)。这是针对“东亚病夫”的治就之策。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出的“德智体并重”“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的思想观点以及1952年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无疑是这一先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就是要让民众有“壮佼长大”的强健体魄和“骁猛坚毅”的尚武冒险精神。严复认为鼓民力的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国民体质，就是要普及卫生知识，革新礼俗积弊，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因为“娘壮才能儿肥”，提高体质必须从先天抓起，然后是不遗余力地操练形骸，强壮身体，还必须讲究饮食养生，与疾病斗争。

所谓“新民德”，就是消除“野蛮之道德”，提高民众“文明之道德”水平。严复观察到当时之中国，“人心之浇薄自私”^[2]40，社会风气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2]53。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的原因是什么？严复的思考回答是：专制统治、纲常名教的教化和八股取士制度。如何增进民德呢？严复反对禁欲主义，也不赞成墨家把“爱人”“为彼”放在第一位，而是主张把“为己”放在第一位，严复赞成“民不能无私，圣人之治在合天下之私为公”的观点^[2]31。严复认为“为己”才能为群、为国，但他提倡“开明自营”的合理利己主义，反对“各奋其私”的极端利己主义，使“人不自私其利”，追逐“彼此之两无损而共利”。

严复关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是比较全面的人力资源开发主张。因为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应当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的开发，知识与技能的开发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严复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之间的关系认识也比较深刻，那就是开发民力是基础，开发民智最急迫，新民德最难。严复对“民力”即身体健康素质开发的重视是难能可贵的，是对“东亚病夫”之耻的回应，在蔡锷《军国民篇》中得到了发挥，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国民”概念来概括具有“民力、民智和民德”之人，而且他的“新民说”更是从人的现代化角度总体反思中国社会问题，有新民才能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新民最主要是新民德，无论是维新变法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认识到了国民道德开发的意义及艰巨性。严复和梁启超都涉及到了在利益基础上建设社会道德，主张“合理利己主义”，但是对如何实现“新民德”，无论是维新变法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缺乏系统性、深刻性论述。

第三，民智的概念含义不清，从而开发的对象和内容不明确。“民智”语出《韩非子·显学》，意指民众的智慧、智力。在严复、康梁等人的论述中“民智”有时指的是知识，有时指技能，所以“开民智”即通过教育，尤其西式学校教育提高国民知识水平，或通过学会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国民职业技能。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的知识和技能开发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但他们还没有提出人的认知能力，即智力概念，对人的智力到底有无根本差别的问题还不清楚。当梁启超提出官智高于绅智，绅智高于民智时，就分不清是指智力还是指知识。但他们隐含的“唯上智下愚不移”假设，实质是认为官与民在智力上的差别。现代大脑神经生物科学和心理学科学研究表明，人的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进而推知人的智力分布也应是正态的，上智下愚的假设不能成立。认为开官智是开民智的起点，让少数人即官员先智起来的观点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第四，维新派对谁来开发民智的主体问题缺少深入的思考。教育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严复晚年苦于自己的教育主张不能得到响应。梁启超所谓延聘“通人”做教习，还是少数知识精英开启民智，主张让少数官吏先聪明起来，显然不能解决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使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猛醒过来，他们发起了一场旨在为辛亥革命补课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6]。新文化运动是要寄一线希望于新青年，要塑造自由主义人格和道德觉悟的新青年。这个所谓“启蒙”仍然摆脱不了“谁启”问题的纠缠。就具体知识、技术的教育而言，一定是先知的人教育培训后知，而在社会革命方面总体上并非如此。许多主张开民智的知识分子，面对改良、革命的失败，找不到出路而转向学术研究和政治上的保守反动。从现代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看，需要有开发者和被开发者共同的积极性，被培训者的需求是利益驱动的。所谓愚民，最迫切的利益不被重视就不会有参与的动力，没有利益导向的开民智是不会成功的。

第五，其组织开发和实践开发思想萌芽值得重视。严复等人发现中国人不能“群”才为西方、日本宰割，他强调“合群”和“群强”的意义。群就是组织，就是团结。严复认为一人独学不行，还要“群人共学”，康梁等人的“学会”也具有群人共学的功能。把群学、群治、地方自治作为开民智措施，就是看到了人力资源组织开发的意义，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开发者谁来开发困境的破解，遗憾的是这些具有社会实践思想的闪光点没能光大。而主张革命的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开民智的思想，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干革命的思想完全符合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中的“干中学”“用中学”理念。其实，严复也有干中学思想萌芽，他在《原强续篇》中反对求和主战的论据之一，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历练使将智兵勇。章太炎干中学思想更加自觉、明确。章太炎的“竞争出智慧，革命开民智”是对改良派把民智与民权直接联系起来，主张开民智先于兴民权而陷入究竟是“政府造人民”还是“人民造政府”的困境的破解。

(1)中庸思维量表。由吴佳辉和林以正2005年编制，包括三个因子：多方思考、整合性、和谐性，共13个条目，从1(非常不符合)到7(非常符合)评分，分数越高代表中庸思维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多方思考的内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为0.62，整合性为0.73，和谐性为0.79，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革命开民智思想具有社会实践思想萌芽，包含实践出真知的思想。但是，革命派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人们发现辛亥革命者们期待着以革命开民智并未实现，结果却是蒙昧戕害了革命。革命派轻视了人的改造和国民性改造的困难，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找到出路。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7]中提出了“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物心同时改造”的社会实践观，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开发民智民德。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 冯契.冯契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55.

[6] 陈独秀.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36-141.

[7]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35-238.

A Human Resource Oriented Reflection on the Debate over “National Wisdom Enlightenment ”

ZHU Bi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 210094)

Abstract ：The “national wisdom enlightenment” issue evolves from “national subjugation and genocide” haunting modern Chines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Opium War and onward. In their opinion, only “wide national wisdom enlightenment” could resist foreign aggression, to promote civil rights, and to achieve national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mments on the “national wisdom enlightenment” of the reformist school represented by KANG Youwei, YAN Fu and LIANG Qichao. They shared a view that national stupidity resulted from the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feudalist ethnic norms and the classic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 general enlightenment guiding principle was to abolish “Talent Nomination by the Eight-part Essay,” to establish “western learning” and to cultivate “New People”. Secondly, this paper evaluates ZHANG Taiyan’s revolutionary concepts, namel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wisdom development achieved through competition and revolution”.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a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riented analysis to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concerning national wisdom enlightenment disputes around the 1911 Revolution.

Key words : national wisdom enlightenment; KANG Youwei; YAN Fu; LIANG Qichao ; ZHANG Taiyan ;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19-06-22

作者简介： 朱必祥(1963—)，男，安徽滁州人，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劳动经济学与劳动关系管理、企业伦理与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46( 2019) 06-0046-06

(责任编辑、校对： 谈 悠)

标签：开民智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严复论文;  梁启超论文;  章太炎论文;  人力资源开发论文;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