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乡土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乡土论文,近代论文,动员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这是费孝通对近代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本质概括。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变迁，即是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湖南近代历史主体即是在这种乡土社会基础上展开的，湖南近代一百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演绎，是乡土本色的湖湘文化现代性转换与乡土社会动员交互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湖南所有历史事件与人物无不留下一块或大或小的乡土社会的胎记。
一、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
有论者在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反思的时候，感到中国有三个地区于全局的影响至深至巨：第一是粤闽地区，它作为中国的门户，在接受信息、输入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当然也包括遭受外来侵略与蹂躏）处在领先的地位；第二是江浙地区，它处在长江下游富庶之乡，由于经济发达，实力雄厚，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的火车头；第三就是湖南，它主要不是以信息和新观念、亦不是以经济实力，而是以其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文化的社会功用，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和其它领域的变化（注：罗福惠：《近代湖湘文化鸟瞰》，载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72页。）。
这段话的确揭示了近代中国和湖南历史的特殊状况。在历史的这一特殊时段，中国近代政治地图上的湖南占有首屈一指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概而言之，其一，湖南历史，以其贯穿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并发挥独特的历史作用而成为不可多得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标本；其二，湖南思想史，以其完整参与中国社会思想由古至今的新陈代谢而堪称仅有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缩微。回望一个半世纪的近代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引人注目的近代“湖南现象”。
在历史的进行时，湖南就已经被寄予厚望，梁启超在鼓动维新时说过：“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6页。）
陈独秀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影响较大。他引用杨度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开头，探讨“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他认为是“奋斗精神”。陈独秀用牺牲自我的蚂蚁造桥过河的寓言故事来歌颂湖南人卓立敢死、舍生取义、坚毅顽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0-481页。）
学者们更注意到湖南现象。谭其骧用平淡的语气道出了惊诧世人的现象：“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注：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一卷，第4期；或见《长水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嘉道以来，湖南豪贤峻起，功业日盛。经世改革、同光中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自立起军、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创建中共、国民革命、武装割据……几平每一个影响全局的近代历史事件都有湖南省正反面的历史地位，几乎中国近代每一场重大的历史运动都有湖南人的身影，几乎每一种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走向的思想都有湖南人的声音。近代湖南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历史现象，久已为海内外、学界内外、俚俗上下广为注目，并分别作出了各自异趣的现象学解释与分析。
透过历史纷繁的表象，笔者认为：所谓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即指在社会转型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包括湖南在中国政治历史地图上的隆起，湖南自身悠久文化发展的高峰，湖南在封建政治制度和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观努力以及产生了巨大历史作用等方面内容。其中社会与思想史标本形式的完整、本质内容的激进、湖南主体意识的凸现、历史影响的深远以及实际社会效果的反差等为湖南现象的重要表征。
讨论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不能离开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宏阔背景。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后发展的民族国家，所谓社会过渡，本质上是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传统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所谓思想过渡，主要是从封建儒家文化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过渡。这样一种社会思想过渡也就是文化转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乡社会的转变，其转型的目标是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传统的宗法封建的乡村向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转变，从传统的缺乏自觉意识的保守的农民向作为历史主体的开放的农民转变。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所谓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世俗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湖南现象就是湖南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文化现象。
二、关于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诘问
湖南近代思想史，本质上是湖南人觉醒、抗争与谋求发展的认识史，是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湖南人自强以强国、自救以救民的思想历程；近代湖南思想深深受到全国各区域、各流派思潮的影响，近代湖南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走向与行程，这种思想的互动，其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刻，在近代中国各省区中不多见；近代湖南思想从古代封建思想中挣扎出来，形成了一个总体上从低到高、思潮回旋交错、有湖南特色的精神体系，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湘－儒学”、“湘－西学”和“湘学马克思主义”，三者共同构成近代湖南思想史的主体内容。近代湖南思想史其标本的代表性、完整性和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也不多见。
近代湖南思想史是与社会史相伴相随、互为因果前提、交互演进的，思想的嬗变与创新导致社会的动员与进步，社会动员与发展促进思想的普及与飞跃。所谓社会动员，是指特定区域的某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受社会思潮的启发触动，因缘时势，试图以部分或全体成员的努力去改变或维护社会面貌的社会性行动，社会动员是社会思潮与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高度聚合与释放。社会动员按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相关性可分别为正动员和反动员、顺动员和逆动员、积极动员和消极动员、理性动员和非理性动员等等。社会动员按其动员性质可分为工业社会动员、革命社会动员、战争社会动员等等。探讨湖南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近代社会动员早期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始终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生发展开的社会动员，故笔者名之曰：乡土社会动员。
有些享受着当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学者，以现代、后现代浮华世界的视点，以后见之明的口吻和时下流行的新锐话语体系，去指责批评处于近代、前近代的历史活动主体因痛苦而挣扎、因不屈而抗争的历史行为为激进主义，无视“后发”的中国在外来挑战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他们的批评好比说：一个被捆绑起来的人应该跟着队伍前进，而且能够跟上队伍；试图用刀子割开绳索或去攻击那些曾经捆绑过他、当时还在阻挡他前进的人，是激进主义；仿佛广大乡村农民因为挣开束缚而招致的自身某种程度的伤害是过激主义的咎由自取，是几代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根源。20世纪末，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论者，采取“翻烧饼”式的方法，进行历史大翻案，抛出“告别革命”论。他们声称，由于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走上了人民革命思想引导的“激进主义”之路，所以出现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近百年的中国史“变成了一部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从1919年到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60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所以，他们主张，应当使革命成为一个贬词，应当反对革命的一切后果（注：以上“告别革命”论点转引自周振华：《应当十分珍惜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求是》2000年第16期。）。
而一些脑袋里充塞着“革命”术语和理论的学者，固守着传统的话语体系，将历史描绘为一幅一成不变的老面孔。他们不仅在新锐们的辩论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不能回答“为什么是湖南”、“湖南有什么缺陷”等问题；而且往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改革实践中显示出学术的窘迫处境，难以回应时代的拷问和论辩对手的盘诘，特别是不能完满地回答关于“湖南现象”历史价值与实际社会效果的诘问，不能解释现象之下掩盖的本质。
不巧，近代湖南正是这种“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与愈演愈烈的“实验场”。近代湖南也并不因此而在社会转型与发展方面领先于全国。
如果讨论始终聚焦于“革命”的“有理”与“无理”层面，颂扬革命讴歌革命则革命的缺陷被掩盖或成为盲点，否定革命贬斥革命则革命被当作动乱、洪水猛兽、过激主义而遭根本摈弃、无情告别。总之，革命演变与发展的内在理路，革命中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过火行为等等未能得到检视。如果我们能够重回湖南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情景中，从文化积累和乡土社会内部的变迁入手，宏观把握近代社会思潮的丕变，透过纷繁复杂的思想表象，从湖南思想发展的肌理脉络、文化转换系列和代际递嬗方式着手，探询思想层面和社会层面交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杂性，认知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共性与特性，考察湘－儒学的方向与缺陷，湘－西学的路径与肤浅，湘学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偏颇，全面描述纷繁复杂的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与湖南乡土社会的省情民俗、文化传统所发生的或浅或深、或畸或正的融合及流变；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来讨论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功与失败，或许可以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揭示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本质。
三、近代湖南乡土社会动员的矢量分析
江泽民指出：“是否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注：《人民日报》2002年4月29日。）受此思想的启发，笔者认为，衡量和评判近代湖南思潮丕变与社会动员的历史也只能以此作为根本尺度。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作历史的分析与评判时，不仅要注意分析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状态、旧的生产关系及革命形势的涨落，而且必须认真考察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讲的，这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当时世界和中国的先进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不仅要求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必须是一种长远的“根本”利益。
所谓矢量，也叫向量，是指有大小也有方向的物理量，如速度、动量、力等。矢因量而存在，量由矢而有意义。如果说社会科学有客观存在的“尺度”，那么，矢量当是其中可以具体描述与分析的标竿。本文借用这一术语，来总结和评判作为社会转型运动的湖南乡土社会动员。
湖南近代乡土社会动员的历史，最好的比喻还是东方龙或东方雄狮的由沉睡到振起，经历了蛰伏休眠期（鸦片战争前，表现出麻木顺从）、蠕动挣扎期（1840-1895，表现为迷茫飘忽）、苏醒抖擞期（1895-1919，呈现着启蒙抗争的姿态）、腾跃飞舞期（1919-1927，显示出雄健亢奋的身影）、涅磐复甦期（1927-1949，中国震撼了世界）。
近代湖南第一次乡土社会动员，发生在1851-1895年，相对于现代化社会转型要求来说，这是一次在封建儒学号召之下的动员。回归礼俗社会，固守农耕文明，是这次社会动员的本质属性，表现出马克思所称奴隶们对埃及肉锅那恋恋不舍的深情的一瞥。动员却是与动员的性质无关地被真实推进着。由农民构成的叛军、官军、团练、会党使乡村迅速武化，传统势力、外来势力与动员起来的民众力量在较量中实现了强弱转换，此消彼长，民众得到了锻炼，开始了力量的积蓄。
继起的动员（1895-1919年）从方向上来分析，是与儒学动员反向而动。西学——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始终在其中扮演思想领军的角色。独步一时的维新运动之所以以湖南为重镇，湖南“军兴”以来的“中兴”功业无疑使人寄予新的期望。维新变政所以能由自立军迅速转为激进革命的新路，是前此几十年社会动员力量积蓄的结果。排满兴汉是了无新意的社会动员，但从动员度来说，它切中了民众跳动的血脉，引发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民族主义大动员。由排满逐步转化为共和民主革命，对于湖南来说，与其说具有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不如说因为具有社会力量。革命是在一边发动、宣传的同时，一边进行理论的输入、创造与论证，革命也不是理直气壮地针对桎梏新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所以，迄今学界仍然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存在争议。至少，以乡土社会动员面貌出现的湖南革命，不会提供太多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说的历史论据。正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薄弱，短暂的动员过后，湖南社会复归于沉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员及其中国化的国民革命的社会动员（1919-1927年）符合时代主题。国民革命本质上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革命，在农业社会它又是变革乡村权力关系的革命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具有克服辛亥革命缺陷的意义。湖南农民能迅速地被广泛动员起来，依然有近代以来历次社会动员打下的坚实的底子。儒学＋西学＋社会主义，就是近百年湖南思潮丕变的纲。只不过都烙上了湖南近代社会文化的印记，所以准确地说是湘儒学＋湘西学＋湘学马克思主义。条分缕析近代湖南层垒的思想资源，可以发现，近代湘儒学并不完全是陈腐的孔孟之道，湘西学也绝对不是全部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和科学理念，湘学马克思主义从传入、应用的开始就被中国化、湖南化了。湖南近代激进与亢奋的根源，在于乡土社会，也在于儒学、西学和社会主义对湖南的浸润与化合。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员仍以农民为绝对运动主力，从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来分析，是一种虚火上攻的表征；湖南农民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偏向，其民粹主义的激进行为，则在社会动员逐步进入高潮的阶段偏离了国民革命思想的原有设计，出现了不完全符合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求的偏失，这正是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的主观原因。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5页。）“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与解读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我们应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湖南近代乡土社会动员是湖南近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发动。所以，秉承历史惯性，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量”是持久而巨大的，但在“矢”的方面则值得审视。
在强调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的同时，唯物史观也并不否认“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同样处于乡土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湖南在近代的社会动员中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乡土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奋飞的头雁。有论者指出：“独立根性”是湖湘文化的独特个性和根本特征，是湖湘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其主要表现在于湖湘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成见的创新精神，一种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卓励敢死、强悍炽热的士风民气。湖湘士民有一种自振于他省的浩然独立精神，用杨毓麟的话说，即湘人无奴性，冯友兰则说楚人多有极新之思想，钱基博则认为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注：参见丁平一：《试论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长沙〕《求索》1998年第5期。）。近代学者刘修如在《湖南精神》一文中，评价为“此湖南人之革命性，甘冒险，不享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愿走冷门，不烧热灶之湖南精神耳”（注：刘修如：《湖南精神》，《社会评论》，1937年2月16日第60期。）。陈寅恪、钱穆、鲁迅、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对湖南人革命精神、独立自主精神、独创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实事求是精神等等多有赞誉。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这是费孝通描绘四十年代中国社会乡土本色时的感慨，也可以是湖南乡土社会动员局限性的最好写照。一个“土”字，是百多年湖南思想展开的根系所寄与社会动员枝繁叶茂的底壤。从数世同堂的耕读到卫家保产的团练，从科举军功的索求到江湖绿林的觊觎，从反洋教到反满，从抢米到起义，从犁头镰刀红旗到梭标红缨枪，般般件件，渗透着血和泪水，又散发出每年春天老农一圈一圈犁开的泥土所特有的那种沉香。
近代湖南社会生产力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未有质的飞跃，不仅不能与世界上一批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相比，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东部地区。在鸦片战争国门被强力打开之后，在洋务运动中，在湖南维新和晚清新政期间，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出现过一些有利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但湖南因为自身历史文化的内因，没有能够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机遇。湖南长期以农业省著称，到1949年，湖南全省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仅为16.7%，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手工业产值在内（注：《当代中国的湖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毛泽东1945年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政党如此，团体也如此，区域文化和历史也应该如此。
从思想文化演进的视角来反思近代湖南，不难发现，正是近代湖南儒学盛、西学弱、马克思主义偏三大特点，造就了近代湖南历史，也遗留了中国近代的湖南现象。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地理环境适合于儒家文化的根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长发育，处于不断的分化－兼并－社会动乱－回复平衡的对立循环运动过程中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法家族制社会结构，是中国封建儒家文化植根的“体”。波动于汪洋大海中的小农经济，不断被削弱又不断加强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伴随小农经济的起伏而产生并随之衰落和复兴的儒家文化，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主体内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要追求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彻底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或实行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第二，要想彻底批判、否定或转换儒家文化，就必须从根本上去除其赖以孳生和成长的土壤与环境，这主要包括发展生产力和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两方面。
湖南的儒家文化土壤肥沃，根基深厚，儒学对湖南近代化的影响波折起伏：经世儒学的推陈出新相对全国来说是第一次积极阶段，但其中的重理卫道和保守陈腐气息使湖南并未像日本那样一举搭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末班车；洋务运动是儒学和西学结合，儒学主要起着反面的作用；维新时期儒学遭到第一次冲击，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被谭嗣同单枪匹马胡乱砍杀了几刀，并未伤及筋骨；辛亥革命是对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陈天华、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排满民族革命的思想动员过程中，最多也仅仅触及了庞大的封建文化的浅表；新文化运动是对儒家文化的彻底宣战，但很短暂的一场接火后又迅速转移战场；农民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文化革命，封建迷信与陈旧礼俗被砍杀得人仰马翻，体无完肤，但广大民众脑海里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思想仍然没有系统的清算，所以到后来国民政府很容易地倡导起了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新生活运动。封建儒学在以后的历史中经常以各种面目客串角色。儒家文化在湖南的命运何尝不是它在中国的命运的一个缩影？因此，笔者觉得我们应该接续完成80年前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界曾经着手进行过但并未彻底收尾的一个巨大工程，那就是清理国民头脑中的落后消极的儒学思想。
把湖南发展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比如和面积与湖南相当的英、法比较，和人口与湖南相当的日本比较，就能看出一种窘境。欧洲发生了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的变革，导致了工业革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整个社会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伴随的是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欧洲、启蒙运动震撼欧洲。日本后来居上，脱亚入欧、殖产兴业，一举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科学文化、技术文化为先锋，引发了整个文化的转型和重构，而湖南则似乎陷于了革命的误区。简单比较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等主要国家近世的革命，无一不是破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阶级观念来考察，则是新兴的代表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政治行动。按“三个代表”思想反思近代湖南乡土社会动员和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借用中医医理上的一个概念，是一种社会肌体的虚火上攻。
“民主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由个性觉醒。民主革命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封建社会是以个人的不成熟或人的依赖关系为本质的。它包括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自然经济），个人对狭隘人群的依附（宗法共同体）和共同体一般成员对天然首长的依附，以及这些依附在思维中的体现——个人理智对集体表象的依附，在政治上的体现——宗法专制。因而，民主革命在本质上也就是以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自由人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独立人格取代依附人格，理性与科学取代蒙昧与迷信，政治民主取代宗法专制，总而言之，是人的自由个性取代人的依附性的革命。”（注：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342页。）以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为革命主力，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首要的条件应该是有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领导。
虽然革命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现象，“革命是人类社会注定的命运”，“但革命是一种病，它所证明的是，没有找到创造性地改造社会的力量，保守的惯性力量获得了胜利。在革命里还有魔鬼的因素，在革命里爆发的是复仇精神、痛恨和杀人。积累起来的怨恨总是在革命里起作用，人们战胜的是创造性的情感。”“与革命相关的恐惧完全不在于通常所追求的目的。这些目的通常是自由、公正、平等、团结等高尚的价值。恐惧在手段上。革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胜利是靠力量获得的。这个力量不可避免地变成暴力。”“真正的，在深刻意义上的革命是对社会赖以建立在其上的原则的改变，而不是某一年和某一天的流血。”（注：〔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体验》，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229页、225页。该节标题为“革命的诱惑与奴役：革命的双重形象”。）从俄国革命中走出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反思革命时有许多偏激之词，但他毕竟认识到了革命的双重形象，即一种革命的诱惑与奴役，这是一种区别于“告别革命”论的反思。着眼于革命的可行，但不可忽视革命的副作用和局限性。
陈寅恪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先称湖南人杨树达为“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接着发表了如下一番感慨：“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籍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转引自《读书》2001年第10期，第126页。）对这样重大的“肥瘠荣悴”问题作历史评判，本文作者深感力不从心，也觉得这有点像近年流行的辩论会的正反题，是只可助人思考而永远不会有唯一结论的辩题。如果要给某方（正反方只能由公正的时间老人来决定）添加一个论据，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写过《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有一个反问：“天真未凿者，则几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谓天生血性男子，只以供革命之用，无论何时，闻有革命事起，趋之若不及，苟有人焉以一语侵及革命二字之神圣者，即仇之若不共戴天。此种谬见深中于人心，则以极危险之革命认为日用饮食之事，亦固其所。”所以他的问题是：“地载中国之土，只以供革命之广场，天生中国之人，只以作革命之器械，试思斯国果作何状，而斯民又作何状者？”（注：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见葛懋春等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第233页。）这也是一种区别于“告别革命”、彻底否定革命论调的反思。着眼于革命之可取，但不是历史的常态与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
综观近代湖南历史，革命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落后的低级的贫穷的农业社会形态。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或地区，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典作家指出：“一个社会既是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12页。）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当社会总财富还极其贫乏的时候，当消灭阶级差别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即使以非经济的（无论是暴力的还是行政的）手段消灭了这些差别，也不会获得真正的社会进步，甚至还会引起生产和社会的倒退。不仅如此，这种“消灭”也是不能持久的。
进入20世纪的中国，首先遭遇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世界与自身严重停滞落后的农业文明的矛盾，其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始终是希望学习西方的这个农业国度面临的双重挑战，历史的辩证法显形出历史之美与历史的无奈。世纪初最先向俄国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之一瞿秋白，后来曾有这样的感慨：“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西欧派斯拉夫派当日热烈的辩论，现在不解决自解决了。中国文运的趋向，更简直，更加速，又快到这一步。同梦同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这几个同样的盘旋”（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中国社会进步其实也难以逃脱那些该有的历史盘旋。
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引领农民，在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成为改变和塑造社会面貌的最有力度的思想潜潮。有论者干脆提出：“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地图，就是由文化激进主义这支重彩笔描绘出来的。”（注：胡伟希、田薇：《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在人们对现代性仍处于孜孜不倦的追求状态中，在当代中国思想重构的关键时期，通过鸟瞰湖南乡土社会动员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国的思想传统，客观理智地评价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历史作用及其后果，深刻地反思和吸取经验与教训，这对于湖南的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对于中国依然处于进行时之中的社会转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古今中外无数的历史事件从正反面证明：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必须有坚定正确的社会动员方向指引。近代湖南社会动员的历史道路崎岖曲折，千百万人在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内孜孜以求、不屈抗争，在建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业、创造了无数历史奇迹的同时，湖南也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完成现代化任务的重要时段，湖南并未完成乡土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到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芙蓉国”里“尽朝晖”依然只是诗人的浪漫憧憬，“桃花源”中仍然只适合于“好耕田”，湖南迷失在理想国里。无数的生灵卷入南京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时代，在同胞们的血泊中继续找寻着方向。按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去综合施治和全面调理，则被历史老人留待到几十年后才逐步展开。那是一条艰难的现代化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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