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组织结构特点及其制度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组织结构论文,进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不仅影响着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决定着党能否完成其政治使命，更重要的是，它与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密切关联。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在创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将有助于我们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
（一）
法国学者迪维尔热认为，现代政党的起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性政党，另一种是外源性政党。前者是从议会内的组织演化而来，后者则由议会以外的团体扩充而成。我们暂且不论“内源性”、“外源性”的分类是否准确，但从西方政党创生的情况看，议会内政党与议会外政党的差别确实存在。显然，中国的情形与西方迥异，我们不能按西方政党创生的标准为其归类，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确不是在议会内创生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逻辑引发了辛亥革命，虽说这场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设立了议会，但由于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再加上资产阶级本身没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它不可能在议会内积蓄力量，形成可以维护政权或获取公职的党团，国民党党魁宋教仁的被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此以后的历史状况亦如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政党的创生不可能具备议会内政党的特质。
从实际情形看，中国共产党的创生有三个明显的现象：一是其组织基础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以反旧制度、旧政府的面貌出现，属于传统体制之外的秘密小团体。二是中共一大的12名与会代表是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的。三是中国共产党创生的标志——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中共中央局”也属地下秘密组织，而不是从当时合法的政治体制内演生而来的。以上三点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一体化的传统体制之外，是由多个思想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秘密小团体组合扩充而成的带有“外源”性质的政党。
不同起源的政党其组织结构亦有差别，这从目前世界上有影响的各类政党中可得到验证。
在宪政与议会民主发展较早且选举权最初受条件限制的国家组建的政党大多属于迪维尔热认为的“内源性”政党，具备这种特质的政党其组织结构松散无力，基层组织形同虚设，层级之间关系不密切，也不强调党员之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组织活动仅在选举时活跃，不选举时了无踪影。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萌芽于国会内部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的过程中。这两党从成立到如今，都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明确的政党组织制度，入党无须事先申请，也不必履行相关手续，只是在进行选民登记时声明一下即可，党组织对党员没有纪律约束，没有立场的强制性，可以跨党投票。同时，两党权力都不集中，各级组织相对独立，下级组织并不受上级组织的控制，上级组织也无权任免下级组织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另外，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参加竞选并力争取胜，其日常工作一般围绕竞选进行，在其他方面作为不大。
与这种“内源性”政党不同，19世纪末开始相继出现了一批社会党和共产党。这类政党强调中央集权和组织结构的高度一体化，同时辅之以严明的组织纪律，以便发挥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创生也显现出这种组织结构特点。把民主集中制视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强调权力的集中，尤其是中央组织的权威性不可动摇，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式领导确保了党组织结构的高度完整。同时，入党有一套完备的程序和制度规定，对党员资格的审查更是严格。
不同起源的政党其组织结构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是因为它们创生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人所共知，政党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它最初出现在代议制政府内部，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并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而，这种内源性政党不需要严密的组织结构来支撑自身的发展，满足本政党的利益。但随着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政治斗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成立的政党其本质即便是非无产阶级性质的，为了实现其政党目标，也都力图通过提高劳动阶级的组织程度以加强政党的力量。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就更不用说了，它们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强调整体运作，并辅之以刚性纪律。所以，党组织结构的高度一体化就成了“内源性”政党采取的必要手段。
（二）
从政党学意义上讲，一个政党的建立如果借助外在的支持力量很可能会产生两个后果：其一是组织建构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更强，可尽量减少其他势力和思潮的干扰与影响，避免党长时间处于摸索徘徊状态。从而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机构设置与党的制度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比没有外在支持力量的政党更容易获得成功。其二是政党在外在力量的支持下建立和发展会或多或少地损害其自主性，政党成员的组织效忠对象也可能会偏向于外在支持者而把对组织内部的效忠降于次要地位。外在支持力量也往往会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要求左右被扶持的政党领导层，甚至不惜代价挑起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直接影响政党组织结构的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看，其组织结构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受到过两种外在支持力量的影响，即国外的共产国际组织和国内的国民党组织。
首先，从共产国际方面看，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被派往中国，其目的是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交换了建党意见。[1](P7)1920年8月，在魏金斯基的敦促和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首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2](P3)可以这样说，魏金斯基来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1921年初夏，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并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提议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从制定计划、提供经费到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都由马林一手掌握。[3](P427)于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和筹备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马林在会上向代表们作了演讲，论述了关于党的组织机构问题。有学者认为，马林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起了核心作用。[4](P35)另外，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遣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5](P9)
与之相对应的是，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从组织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从此以后，无论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组织机构的设置、领导人选的确立，都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或是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干预。
这样做的结果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建构而言有两个好处：一是党组织的创生过程短。从第一个地方性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到全国性政党的出现仅花了一年的时间。二是党的组织在孕育过程中不存在建党原则不明确的问题。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原则可以直接借鉴。
但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组织自身的权威性被淡化。潘尼比安科认为，任何政党在草创时期都要依赖于克里斯玛（个人魅力）型领袖的存在，同时，这种政党领袖权威要尽快地转化成政党组织权威，才能使政党组织结构不因党魁的失去而解体。但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党的领袖权威和组织权威都更多地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而不是党自身。从党的领袖权威来看，党魁陈独秀远不如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大。一大会议上，“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总是说：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6](P97)由此可以推断，马林在幼年中国共产党组织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而陈独秀呢？据包惠僧回忆：“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7](P386)事实也是这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是否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和陈独秀发生分歧时，最终都以陈独秀听从马林的建议而达成妥协；从党的组织权威来看，中国共产党只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5](P39)他们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组织上的绝对服从使其丧失了作为一个国家政党应有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到党的合法性存在（不是法学意义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即民众认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理念）。这也是陈独秀当初反对加入第三国际的理由，他担心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后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同时引起其他政党无事生非的攻击。[6](P100)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个政党的独立性丧失，合法性来源受到质疑，就势必影响到它的组织结构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大革命后期几乎瓦解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一个发展了6年、拥有5万多名党员的群众性大党几个月之间就被打散，党员人数减至1万左右，党的组织规模大大缩小并被迫转入秘密状态，造成党的崩溃如此之快的原因除了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陈独秀的右倾、党员看不到政治出路等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党一直听命于共产国际，其组织的权威性被淡化，致使部分党员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党组织的效忠意识。这从大革命失败后党员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普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甚至叛变革命的现象[8](P168)中印证出来。
其次，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共产党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不仅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而且拓展了党组织的活动空间，同时还快速增加了党员人数。我们可以从国共合作前后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对比中看到这种影响。
国共两党组织之间的真正合作以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明显标志。那么，1924年以前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状况怎样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党员人数只有区区50余人，中央机构不健全，中共中央局下仅设组织部和宣传部两个部门，地方组织8个，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较发达地区，没有基层组织。一年以后，即中共“二大”召开时，中央机构在原有基础上只增设了一个妇女部，党员人数仍不足200人。[9](P19)由此可见，处于秘密状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要谋求自身组织的发展是何其艰难，就更谈不上实现政党目标并切实推动中国革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通过“关于‘民主联合阵线’的议决案”，决定“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5](P39)，并承认“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5](P115)。因此，中共“三大”决定“中国共产党须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5](P116)。指导思想一旦确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就开始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公开转向共产党和苏俄，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自此以后，国共两党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合作。
这一合作使创生三年多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往后的三年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党组织机构方面来看：1923年6月“三大”召开时，中央领导机构只有中共中央局等5个部门，到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增加到9个部门。众所周知，组织机构是因组织工作需要而设置的，它的增加意味着党组织的活动空间在不断拓展，涉及的工作面也越来越宽，其规模亦成倍地扩大。同时，党的组织机构已形成体系并遍布全国大多数重要地区，全国各省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到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时，从中央到基层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五级组织。另外，在党员人数多的产业生产部门中，支部下可设支分部，支分部下还可组织小组。[10](P13)为什么在国共合作后几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如此完整的组织系统呢？笔者认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组织为共产党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使共产党人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自身的组织才能，这就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干部基础。众所周知，国共合作后，许多共产党员不仅可以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特派员、党代表的身份公开从事政治工作、军队工作和群众工作，而且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省的领导职务，大大开拓了政治视野与活动范围，锻炼了组织才能。如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占其代表总数的20%，在41名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有10人。在地方，“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国民党组织得到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11](P112)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在选出的60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17人，占总数的28%。这些在国民党组织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优秀干部，毫无疑问，正是他们加入国民党并在其组织中卓有成效的工作，才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为共产党组织结构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从党员人数看，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统计，从1921年7月～1927年4月，具体情况如下表：[9](P43)
1921年7月～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
时间
人数
1921年7月
57人
1922年7月
195人
1923年6月
420人
1925年1月
994人
1925年9月
3164人
1926年2月
8000人
1926年4月
11000人
1926年7月
18526人
1927年5月
57967人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共合作前三年，党员人数增长缓慢，三年中只增长了375人，国共合作后三年，党员人数成几何级数倍增，从1925年1月到1927年4月增长了56973人，党员人数的增长速度在国共合作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不能不认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组织平台的借助是扩大党员队伍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曾指出，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一条到农民中间去的道路”[12](P268)。
但是，共产党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来发展自身的组织也存在着潜在的隐患：即其组织有被国民党同化的可能。台湾学者李云汉认为，孙中山接纳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想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使共产党自然不存在。[13](P214)的确，孙中山和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正式认同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合作”关系，国民党“一大”就两党关系既没有形成专门性决议，也没有明文写进大会宣言。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14](P458)，根本没有资格和国民党平起平坐谈论合作，因而，他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 ”、“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15](P21)，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内也称“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十分明显，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其目的在于“容共”，与其让共产党置身于国民党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抗衡，还不如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其所用。国民党的这一态度自然会影响到共产党组织的发展走向，从当时的情形看，许多共产党员在致力于国民党工作的同时，模糊了两党合作的前提，忽略了两党固有的区别，只注重和国民党讲团结、讲友谊、讲联合，导致1923年11月到1924年5月间党的组织发展停滞徘徊，一般群众只知道在国民党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是共产党。[16](P223)显然，如果让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共产党就会被国民党同化而失去其组织的独立性。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借助这两种外在力量支持，除了本身的力量弱小、影响不够和理论水平不高外，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共产国际建立的宗旨和原则符合中国共产党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需要。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它要求其成员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但同时又不可消弭成员间的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切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行动的指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愿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理念成了中国共产党借助国民党组织平台的重要依据。一般认为，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纲，殊不知，经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蕴含着社会主义的理念，孙中山曾强调：“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P836)同时他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17](P592)。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孙中山已开始用社会主义理念思考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是这一心路历程的转变使中国共产党视国民党为朋友，并把国民党组织当作自身组织发展的平台。
（三）
政党组织结构的制度化是衡量一个政党强弱与否的关键性指标。也就是说，政党能否在其组织内部达成一定的共识使其具有凝聚性，能否适应外部环境的挑战以获取维系自身组织体系正常运作所必需的组织资源，能否避免其他政治团体的冲击并强化其政治竞争能力，取决于政党组织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组织上获得大发展的党，其成功之处在于：党一开始就建立在其组织结构制度化的基础之上，使全党有了一定的准绳和规范，党员个体能在共同政治目标的前提下，形成统一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思想，从而达到发展壮大其组织的目的。
第一，党在中国政党史上第一次引进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从近代中国各式各样的政党组织来看，分化组合，变化多端，此消彼长，聚散无常，如泡沫幻影一般，它们要么没有章法，像一群乌合之众；要么没有政纲，其运作方式类似于封建朋党；要么没有社会基础，和民众相脱离；要么是为政治投机，借组建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孙中山评价：“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18]就拿众多政党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进步党、国民党等政党来说，它们都没有明确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约束，党员入党脱党均很容易。至于组织方面，可谓无结构可言，有上层无基层，散漫游离如同一盘散沙，就更谈不上其组织结构制度化了。国民党组织亦如是，改组以前组织的涣散松懈自不必说，改组以后仍未克服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蒋介石曾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19](P347)导致国民党组织基础极为脆弱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组织结构的权力运作没有明文规定之法度与程序，即便有，亦形同虚设，不少党员竟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19](P347)。至于其他政党的组织结构情况与统一党和国民党基本相似，它们都不能做到依赖制度的支持将组织由中央深入地方逐步渗透和发展，以图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这也就是民国初年虽然政党林立但没有走向政党政治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依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建构其组织结构，这表现在：一是党的组织系统采取“委员会制”、“推举制”、“任期制”、“分权制”等制度构建各级领导机构。从一些党规条款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沿袭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组党的老路，又摆脱了国外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样式的影响，开始引进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采用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方式组建政党，这实际上就表达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念（当初尚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
二是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并显示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特征。当然，这种权力集中并不是集中在个人的寡头领导，而是集中在机构的集体领导。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其组织结构制度化的进程，到1927年6月第三次修正章程时，就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明确写进了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十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10](P125)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也是中国政党史上的发轫之举。
第二，党的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已开始在党的制度约束下走向规范。
党的制度作为党内正式规定的工作准则与活动规范，是党组织结构中具有稳定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因素，它不仅调整党内各种关系，明确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权限和职责，而且还建立党内工作秩序，规范党员个体行为。有鉴于此，党的制度必须是党的权力机关或授权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采取一定的形式加以设立和固定，制度一经设定，就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中国共产党的创制起源于党的建立并随着党的活动范围扩大而不断发展和完善。1921～1927年间，党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并以此来规定党的组织结构。比如，在机构运作方面，制定了“定期会议制度”、“中央特派员制度”、“工作报告制度”、“支部工作制度”、“监察制度”等。在规范党员行为方面，制定了“党员发展制度”、“党员管理制度”、“缴纳党费制度”等。
从以上制度所规定的内容上分析，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的内部关系，即党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下级组织的关系，全党与中央的关系等等，同时也体现了党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与活动规律。正是因为这些制度规定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局面前始终保持其组织的独立性和系统的完整性，并在短时间内使我们党从一个只有50余人的秘密小团体发展成为了拥有5万多名党员、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富于政治感召力的政党了。
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国民党合作并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武装斗争的复杂历史环境中成长的，再加之党当时处在幼年时期，力量和经验都有限，还不可能制定出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以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制度化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都还只是开端，制度本身还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是党的制度不健全。1921年7月党一成立就投入到革命的大洪流中，由于当时紧迫的斗争形势，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允许党冷静下来深思熟虑，专门发展和完善各种制度，只能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因事设制，这就难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造成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制度不健全的局面。比如，党发展了6年，虽然通过选送优秀青年到苏联学习、进入黄埔军校、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地方党校等途径培养了大批干部，但却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干部制度把党的活动分子变成党的中坚骨干，我们党对干部的选拔、任免、考核等方面都无章可循，导致“党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们的党部自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和巩固之可能。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10](P66)。除此之外，党的领导制度、组织生活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残缺现象。
二是已创设的制度规定未能在实践中真正确立起来。比如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党的机关就很少照章办事，中央机关9个委员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以便各负其责，经常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有时只剩下二个人，组织部实际上不存在，因为没有人在组织部里工作[20](P55)。中央宣传部也只是做了出版工作，至于1926年2月6日中央宣传工作计划所规定的“利用种种方法给与全体党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的教育；利用各种机会使我们的思想能切实深入到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尤其是工农阶级群众中”，根本没有做到，因此，中央制定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工作计划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中央监察委员会选出后亦从未开展工作，就更谈不上贯彻监察制度了，所以“六大”的党章中去掉了对“监察委员会”的规定，也未再选举监察委员。蔡和森曾经指出：“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像暴发户一样发展：1925年以前是不满五百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1925年以后却发展至五万人以上的大党”，“革命高潮中，已经锻炼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同时更锻炼出无数工农群众的领袖；然而我党的组织全未反映这种伟大的进步，指导机关始终未相当地吸收这些群众的斗争的领袖进去。另一方面，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21](P147)
三是设定的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党没有经验，对自身的组织建设缺乏深刻的认识，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因而，使制定出来的一系列条文规定、制度原则有不科学不合理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地方。比如在党员管理制度中，忽视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只注重党员从组织形式上管理而不是党员本身的自律；在党员发展的指导原则中，虽然陈独秀曾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中央也制定过关于农民问题议决案，但没有引起党的高度重视，党员发展的重点仍然是产业工人而不是广大的农民，党员队伍中农民只占18.7%，这与占中国人口总数8帆的农民比例极不相称，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党员发展指导原则的偏差；在组织体制中，集权的条款有余，分工负责的规定不足。如此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共建党初期的组织结构特点及其制度化进程，并对日后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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