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年来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李晓阳，张 明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上海 200082)
摘 要： 意识形态作为抽象的理论体系，必须通过感性化传播才便于广大民众理解和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在传播内容上关照大众感性心理需求，在传播方式上契合大众感性认知习惯，有效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和大众认同。回顾梳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发展历程，总结反思其经验教训，对于推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落地生根和广泛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经验教训
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是指由理论性文字灌输转变为具象化情感认同，意即增强对社会生活实际和大众接受能力的反映程度和关照力度，在传播内容上回应普通民众的情感化诉求，在传播手段上倚重象征形象的大众化传播，从而使意识形态摆脱抽象、生硬、强制的说教方式，实现视觉形象转化并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方面都进行了有效探索，积累了十分丰富和深刻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回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理论切入点和实践展开路径，省思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对于创新推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探索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应从党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面对旧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冲突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向大众传播党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借助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党的政治权威和领袖的个人魅力调动大众政治参与热情，有效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逐渐被政治斗争所裹挟，最终走上所谓思想政治战线革命的误区，导致出现长时间、全局性的失误。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1949—1956年)
以立为主，大规模推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一方面，借助广泛的群众运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便指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必须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具体实际进行，避免“陷于一般化、抽象化”[1]。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党坚持将意识形态教育贯穿其中，积极开展有组织、多形式、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活动。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动员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既使党的指导思想得到大规模的宣传普及，又将党的方针政策与大众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有效增进人民群众的认同理解。另一方面，利用多样的媒介载体进行意识形态传播。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就强调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要把这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来”[2]。为此，党全面加强传媒的建设运作，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起专门的宣传机构，并对各级宣传部门和各类宣传媒介实行统一管理和系统规定，从而有效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意识形态工作网络。借助制度化体系和多样化媒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以全方位渗透于社会生活，并有效从理论学说转化为感性形象，有力地促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感性传播。
立破并举，全方位扫除旧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针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余毒，党和政府全面接收外国在华教育机构和宗教团体，加强管制外国在华新闻广播和报刊电报，结束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的文化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后，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反美时事宣传，广泛制造对敌仇视、蔑视、鄙视等愤慨情绪，并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爱国教育运动。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教育，将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对清除帝国主义的思想侵蚀、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广大民众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而使党和全体人民在情感上、意志上和行动上达成高度一致。另一方面，针对封建主义的文化残余，中国共产党配合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农村积极开展反封建宣传教育。各地广泛开展“谁养活谁”的教育活动，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忆压迫苦、算剥削账等方法，让农民倾情诉说苦难经历，并把阶级观念植入农民的内心之中，使其自发产生对旧封建秩序的仇恨和对新政府政权的认同。此外，反封建教育还结合对旧社会基础的改造一起进行，诸如铲除娼妓、消除烟毒、取缔聚众赌博、配合《婚姻法》的颁布开展反对封建习俗活动等等。通过对旧的社会制度、行为方式、观念民俗进行全面改造，极大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觉悟，有效改善了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环境条件。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1956—1966年)
继续依托群众性运动，但逐步发展成思想政治战线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开展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哲学解放等运动，针对不同群体展开不同内容与形式的宣传教育，而且提倡畅所欲言，要求以理服人，有效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而且在教育过程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党员干部纷纷蹲点调查，深入谈心交流，放手鼓励批评，从而真切了解群众的思想实际，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既有针对性也极具通俗化。然而，在“三面红旗”①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逐渐成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且突出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思想问题，造成大多数群众不敢讲心里话，使党的意识形态教育陷入被动的局面，甚至最终被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
充分发展多样化载体，但逐渐成为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十年建设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步恢复和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设施网络和宣传工具进一步丰富完善，并先后制定了各行各业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策和条例。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更是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和现实生活题材的文艺作品，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重要载体。此外，党和政府还广泛开展学先进、树新风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宣传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活动，而且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包括报告会、座谈会、书法、文艺演出等，通过发挥榜样的模范作用，有效感召民众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这种感性形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于党和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焕发出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党中央对阶级斗争和出现修正主义危险性的估计愈益严重，各类宣传媒介逐渐成为表达政治情感和阶级立场的传声筒，最终从内容到形式完全被政治权力斗争所左右，从而成为阶级斗争的舆论阵地。以“大跃进”运动中的宣传工作为例，各种宣传媒介对“总路线”进行极力论证和大肆宣传，片面强调人的精神作用，极力鼓吹高速度、高指标，空话、大话、假话之风盛行，给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带来严重的冲击和震荡。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1966—1976年)
意识形态宣传内容上，简单等同于阶级斗争。十年“文革”期间，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是通过“批判”与“改造”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林彪、江青一伙大肆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极力宣扬唯心史观和制造个人崇拜，妄图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破坏了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基础。在经常性的阶级斗争动员和意识形态批判之下，主观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大字报与大鸣、大放、大辩论”更是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以致往往是先定调子，再列罪名，而且不容申辩、歪曲事实。这种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大批判”，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绝对化为人人必须信仰的绝对教条，被庸俗化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标语。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也被高度政治化，人们的现实利益和感性需要完全被淹没和钳制，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严重削弱。
意识形态宣传方式上，完全沦陷为形式主义。群众性意识形态教育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表现为调动一切传播媒介和象征形式，造成一种高强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的传播环境，有着极强的形式化特征和实用主义色彩。此外，宣传媒介也成为专政工具被严格加以控制，从信息生产到发布完全是直线单向的，新闻报刊多是虚假、宏大、空洞的“假、大、空”式报道，广播电视充满高腔门、平淡、僵硬的“高、平、僵”的文腔，形成“千报一面”与“千台同声”的局面。至于文艺创作更是被全面操控，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大多数文艺作品被定为反动而禁止传播，取而代之的是宣传说教的样板戏、“样板戏”电影等，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开拓创新
口头致歉就是用言语表示出自己的歉意，亲自当面用话语致歉。例如：孩子如果没有按照与母亲预定的时间回家，进门就会对其母亲说“抱歉，今天我回来晚了”之类的话语，这就是用口头语言进行致歉的一种方式。
(一)改革开放初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1978—1992年)
在理论层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通过在理论层面科学阐释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特征，并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力求借助经济建设、维护人们的现实利益，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顺利实施，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与民众价值追求的契合一致。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沿海开放”“白猫黑猫”“下海经商”等务实的经济话语开始取代纯政治化口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表明主流意识形态摒弃了单一的政治说教，而是通过经济建设推及到民众日常生活，并借助改善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转向生产力视角，通过系统提炼出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价值理念，既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有力理论论证，又有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从而把民众从“文革”时期政治性话语统治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获得广泛性和持久性。
在实践领域，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任务，新时期党和政府广泛开展对企业、农村、军队、学校等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注重正面引导，坚持因人施教，体现出突出的务实性和极强的民主性。一是面向民众日常生活，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国各地大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②。“文明礼貌月”活动、争做“四有”新人活动等，通过对广大民众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二是积极塑造先进典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示范效应。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重视培养、发现和宣传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张海迪、陈景润、赖宁等一个个时代英模，女排精神、抗洪精神等一个个精神火炬，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对广大民众是极为感性和直观的教育引导。三是广泛利用多样传媒，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传播。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党和政府重申“双百方针”,提出“三不主义”③，坚持对思想性质问题采取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并创作出许多内容健康向上、形式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有效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传播渗透。
(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1992—2002年)
二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引领力。面对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党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的原则，全面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绝对领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有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一方面，围绕社情民意抢占舆论制高点。面对舆论生态变化，广大主流媒体坚持服务中心工作，精心设置议题，积极围绕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卫生等民生主题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并有效把握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主动回应民众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和热点问题，及时为民众答疑解惑和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结合。各大主流媒体围绕重大时机、模范典型、感人事迹等进行积极宣传，例如大力报道抗战胜利70周年、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纪念活动，广泛宣传郭明义、李保国等时代楷模，对社会民众进行了生动深刻的思想教育。
在实践领域，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相结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得到全面加强和改进。一是依靠各级组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各地各部门不断创新群众工作的新方式，争创文明家庭、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城市等活动蓬勃开展，农民学校、职工之家、少年军校、业余党校等相继创办，广泛吸引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有效提升社会民众文化素养。二是依托各种阵地确保意识形态教育落到实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党和政府坚持在融入经济业务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中开展意识形态宣传，不断加大物质投入进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例如，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万村书库”“文化扶贫”等活动，打造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图书馆等文化娱乐阵地，从而将意识形态工作辐射到家庭，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三是借助多样载体拓展意识形态传播渠道。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党和政府积极发挥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连网等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创办出一大批深受群众喜欢的名牌栏目。此外，各级部门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通过开展“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大力净化文化市场，并以“五个一工程”④和长篇小说、电影、少儿作品“三大件”为重点，生产出一大批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文化感染中得到教育，受到启迪。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2002—2012年)
在理论层面，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共鸣，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民本导向更加凸显的结果。通过提出以人的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最大限度地凝聚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改革共识，有力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此后，党中央相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前者构筑国家发展的理想图景和实现途径，打造了全社会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而后者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夯实了全社会思想行为选择的价值认同。由此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众思想观念的解放，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而且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不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性创造，而是通过简单质朴的语言使官方和思想界的理论观念通俗化、具体化，表现为更加注重在社会层面以改革蓝图凝聚发展共识，在文化层面以核心价值引领观念选择，从而澄清思想疑惑，扩大社会认同，有效凝聚起全社会的意志力量。
在实践领域，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综合运用多种意识形态宣传方式，有效开展各项意识形态教育活动，让主流意识形态成果真正在社会大众的头脑中落地生根。一是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党和政府继续依托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普及，有效区分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不同层次进行教育引导。尤其突出青少年这一重点群体，各地各高校积极开展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青少年群体参与思想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二是准确把握社会舆论导向，弘扬和谐的社会主旋律。面对信息传播形式的不断变化，党和政府加强对新闻介质的监管与引导，统筹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等各种载体，积极利用重大时机展开舆论引导，如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不断推出先进典型营造舆论氛围，有效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三是积极开展先进文化建设，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党和政府大力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实施艺术精品战略，不断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普及，各种数字化产品层出不穷，意识形态各部门积极将理论主张融入到新闻出版、影视作品、公益广告等创造之中，诸如《复兴之路》《旗帜》等电视理论专题片，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四)新时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2012年至今)
通过历史回顾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不断进行探索，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总结和思考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能够为新时代创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提供诸多积极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
在实践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矛盾，习近平围绕意识形态工作在多种场合发表重要讲话⑤，全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开展自我反思，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多个理论成果，构成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增强了对社会实践发展的阐释指导能力和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引领凝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内容上不断贴近大众的现实生活，在宣传方式上有效契合大众的认知习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拓中前进，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建构与感性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得到了普遍和广泛的提升。
一是创新思想理论武装的方法手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的工作，积极改变简单的灌输模式和枯燥的宣传话语，有力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实效性。一方面，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创新。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党和政府加快现代传播体系构建，不断推进网上内容建设，有效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积极利用图片、动画、视频等感性形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当前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均已构建全媒体供稿体系，利用短视频、微动漫、动新闻等多样化传播方式，有效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积极改变话语表达方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善于通过讲故事、引典故、话俗语、举事例、谈心事等灵活生动的语言，阐释党的政策主张和主流价值观念，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越来越鲜活、接地气。诸如“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温情话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等民间话语、“撸起袖子加油干”“打铁必须自身硬”等大众词汇，使抽象理论变得现实可感，容易让民众接受、听懂和信服，极大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
式中:DTi,j(t),ITi,j(t)分别为节点i对j的直接信任和节点i对j的间接信任。φ,θ分别为直接信任权值和间接信任权值,且φ+θ=1;本文令φ=θ=0.5。
在理论层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极大地扩展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既标志着我们党管党治党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标志着从革命党意识形态向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与建国初期侧重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即高扬革命理想主义不同，同改革开放初期侧重发展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即论证市场经济发展相异，这一时期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包括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内容，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不再单纯依靠政治教育或经济动员，而是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既将党的执政基础与社会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起来，更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进一步融合，从而有效维持主流话语与现实生活的逻辑关联，有力提升社会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信仰度。
一个周末，王树林从学校接回了小龙。辛娜并没有在下班后回来，王树林买菜做饭，直到热腾腾地端上桌，辛娜还是不见影子。饭后，小龙回房学习去了，初三阶段，压力徒增，小龙变得有些沉默寡言。王树林在抽了一支烟，最后他还是决定给辛娜打个电话，理由很充分，周末陪孩子为重，怎么可以毫无生息地玩失踪呢？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遵循教学大纲的基本指示，还要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开阔视野，激发创造性思维。如果一个学生每天只沉浸在艰苦的学习中，他的思维就会受限制，并且他的大脑使用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会逐渐退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发展，学生的能力需求更倾向于全面和实用。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实地观察，主题调查和访问，引导学生关注当地的自然风光、文物、风俗习惯以及国内外重要事件。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中，让学生在情境中充分感受到语文知识运用的喜悦并由此热爱学校生活，热爱语文学习。同时，使他们不断领悟人生的意义。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经验教训
在理论层面，面对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与时俱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从政治层面向生活层面延伸。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象凝练“中国梦”“四个全面”“新时代”“美好生活”等话语，实现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向生活层面的引申转换。从“中国梦”到“美好生活”，它们既契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极强解释力，又充分肯定普通民众对个人发展和日常生活意义的追求，从而最大限度将国家发展命运与个体价值实现黏合在一起。这表明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正在“由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3]，通过服务人民利益实现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而与大众日常生活保持高度相关性，使之更加感性、具体和生动，极大增强社会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演化。为有效凝聚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意志力量，党和政府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又成功地把不同主体的价值追求放到同一个语境当中，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观统一。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打通了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嫁接的通道，意识形态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或由外而内的理论灌输，而是融注于人民群众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既极大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符号，使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又有力推进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众日常生活，进而内化为情感认同，外化为自觉行动。
四是传播方式多样化。从形式和载体来说，意识形态既可以用生动的话语来阐释，也可以用多样的文化来传播。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各部门党组织，牢牢掌握新闻和文艺工作的舆论导向，有力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非常重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和载体的创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相结合，积极探索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形式，尤其是主动加强对互联网、数字化等新型媒介的监管与引导，有力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手段的变革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重点抓好意识形态理念、手段和基层工作全方位创新，以大批深度融合的新型主流媒体和鲜活生动的多样精品力作，使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和深度认同。
三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运行机制。面对复杂的舆论斗争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党抓意识形态工作，积极推动意识形态部门体制机制的改革重塑。首先是深化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体制改革。党中央创造性实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人，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意识形态工作，极大扭转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曾经一度被动的局面。其次是深化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改革。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不断推动普惠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大力改造基层文化场馆和文化站点，“覆盖城乡的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经基本建成”[4]，有效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且多元化的精神需求。最后是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首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文艺要反映人民心声，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5]。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文艺工作的人民性价值导向，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营造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到蓬勃发展，创作出大批既契合时代需要又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加形象生动。
(一)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基本经验
一是抽象理论具体化。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情况来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有效具化为党的方针政策并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对广大民众产生极大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并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做出新的具体部署，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解答，并借助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使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广泛认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回应实践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中国梦的实现进一步具体化为节点性的宏伟目标和系统性的战略举措，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价值崇高性和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有效增强对社会民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是理论创新实效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既要反映时代需求，更要体察和回应群众呼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和精神文化需要为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感知群众心声，积极体察群众意愿，从而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和认同度。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通过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做主人，极大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7]225，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7]377，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新的意识形态解释和支撑。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让人民群众通过实际的成就和发展的红利感受到理论指导的实效，从而使意识形态配合经济建设，二者互相交织，互相促进。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积极描绘全面共享发展的美好蓝图。尤其是随着人民对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情感感召。以中国梦的建构提出为例，它将国家民族复兴的宏大梦想与民众幸福诉求的个体生活统一起来，进一步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包容性，有力满足了社会民众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归属。
三是话语表达生动化。作为抽象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总是要借助特定的话语表达来展开自身。意识形态话语既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征和重要载体，更是意识形态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链接带”与“结合地”。毛泽东便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层社会民众的思维习惯，善于用普通大众特别是农民所熟悉的话语素材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要求全党必须摒弃空洞抽象的理论说教，“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8]，从而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采用大众性生动的话语方式进行理论宣传，无论是“三个有利于”“三步走”等简明扼要的表述，还是“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等朴实风趣的表述，都通俗易懂。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都对党的方针政策作出形象生动的阐释，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以人为本”等核心话语，赢得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和广泛认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这一宝贵经验，坚持理论宣传教育与人民情怀意愿相统一，有效凝练出“中国梦”“美好生活”“命运共同体”等生动话语，并大量运用诗词、俗语、比拟等具象话语，形成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和打动人心的语言力量，切实拉近主流意识形态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
因此,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我们要立足于中华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孕育的优秀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6],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培育中国的文化自信,为社会提供价值向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物化的社会中坚定自己的主体本质,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自觉统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主要教训
一是不能单向盲目灌输，避免说教化、强制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借助党的崇高威望和领袖的超凡魅力，党对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主导控制十分有力并发挥出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一方面，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简单化。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体制的高度集权使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组织，党和政府全面掌握着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并且能够实现对大众生活的广泛支配，因而其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内容获得绝对的权力和地位，每个个体都处于强大的社会灌输教育之中。受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影响，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囿于开展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在强制性、单向度的传播氛围中，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所疏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由于对意识形态领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极大混淆，历次群众性运动都不断扩大，发展到“文革”时期更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封、堵、管、压”等方法对待公众舆论，用围攻、批判的方式对待学术和思想问题，乱贴阶级标签，无限上纲上线，以致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其实，毛泽东很早就强调指出：“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9]这就启示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不应是居高临下的盲目硬灌，对待思想问题更不能仅限于阶级斗争，而是要注重说服教育和人文关怀，通过透彻说理、平等协商、民众讨论等办法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由被动灌输到主动接受。
二是不能急于求成见效，避免空泛化、排他性。在1957年至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左”倾错误思想滋生泛滥，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走向歧路。一方面，突出主观意志，空喊理想。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超前目标，用根本利益的一致抹杀具体利益的差异，以同一理想层次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这种过于理想化的灌输传播方式，严重忽视了教育对象的多层次性和身心发展规律，影响了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突出个人崇拜，盲目排外。“文化大革命”时期，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和文艺作品大多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遭到猛烈抨击和禁止，“破四旧”“打砸抢”“评法批儒”之风大行其道，使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和压抑，造成严重的思想禁锢和文化封闭。与之对应，林彪和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全面操控新闻媒介，大肆神话革命领袖和突出个人崇拜，意识形态宣传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政治话语和脱离群众的空洞说教。这就启示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必须坚持一元指导思想和多样思想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实现崇高共同理想和广泛现实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效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工作人员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理念的转变是公路桥梁养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对此公路桥梁养护的工作人员必须要紧随时代的变迁不断改革创新桥梁养护工作的理念与模式，提高公路桥梁养护预防工作的重视程度；其次，公路桥梁养护的工作人员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公路桥梁的养护工作进行全面监督与管理，不断提高其养护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最后，相关工作人员还需要吸收和借鉴国外公路桥梁养护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模式，以此为基础构建公路桥梁养护的预防控制机制，将公路桥梁养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防与规避，进而不断提高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7]。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发挥着巨大作用，工业发展或第三产业发展都离不开土地，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土地使用权被交易意味着维持基本生存的方式丧失，在加重他们基本生活困境的同时，造成他们对国家的信任大幅度降低。基于这种情况，国家开始对占用土地的农民进行经济补偿。随着国家对农民土地征收并给予经济补偿的现象增多，商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着眼于对农民土地的使用上，这种现象在经济诱导下日趋严重，大量农民因此获得一时的经济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长久生存发展上的危机。针对此问题，国家应加强控制，通过政策以及具体管理措施来改善。
三是不能脱离日常生活，避免形式化、片面性。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一定程度存在着脱离群众和现实的局限性。一方面，忽视对大众切身利益的满足。由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由正确走向错误，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出现“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就上去了”等荒谬言论和攻击现代化建设、按劳分配等错误做法，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使民众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认同带来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忽视对大众现实需要的关注。“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主题控制了所有的社会生活，群众运动的常态展开更是将所有的社会个体裹挟其中。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全都被政治宣传、政治口号、政治标语所充斥和淹没，任何个人权利、个性发展、个人利益都成为一种罪名，阶级关系的二元对立更是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与自然人性，人性的扭曲变形和自然感性的丧失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认同度大打折扣。这就启示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必须充分重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利益需要和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多一些生活气息和心灵慰藉，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服务保障功能和价值引领作用。
比老巴更开心的是阿里。因为阿东早上会跟着他和罗爹爹一起去东湖。他坐在阿里的身边，静静地听他播放哀乐。旋律在水波上滑行，一直滑得很远很远，远到他们眼界之外。阿里每次听完后都会说：“这是姆妈的声音。”
注释：
① “三面红旗”特指1958年我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文化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核心的内容体现，其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特有内涵，还记录了一段历史的精髓。依据其本身的历史故事可以激发受众的历史文化情怀，以适当的宣传和传统工艺继承的必要性引起广大消费者共鸣，同时，在此基础上赋予消费者积极的观念。其次，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化及特殊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有效深入人心的关键，以此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底蕴具有一定积累与沉淀的基础，并且赋予了文化遗产价值方面更加深刻的意义，这样便可以再营造氛围中搭建一个文化平台，更促进了消费者在旅行中的全面体验感受，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发展构建了更加完全且先进的定义。
② “五讲”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指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③ “三不主义”指的是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④ “五个一工程”指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好电影。1995年度起，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列入评选范围，“五个一工程”的名称不变。
⑤ 这一系列重大会议主要包括：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
参考文献：
[1]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61.
[2]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3] 王永贵.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J].学海，2017(6)∶8.
[4] 刘学谦，何新生.我国国家凝聚力进入全面增强新时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3-12(01).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7.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90.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10-001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聚焦强军目标创新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15BKS0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晓阳(1992-)，男，河北邢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张明(1963-)，女，浙江嵊州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宇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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