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S型曲线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流向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曲线论文,距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F21，F23，M16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1)01-0026-013
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焦点。已有文献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均以“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作为理论基础，认为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应该有负向关系，即国际直接投资不愿意流向和母国的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然而，有趣的是，实证研究结果却没有一致性结论。因此，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文化距离悖论”。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解释“文化距离悖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在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Benefit of Foreignness)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理论框架，认为“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的叠加作用将会使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表现出水平S型曲线关系。本文使用1993-2006年49个世界重要经济体在29个OECD成员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来检验水平S型曲线假设，大量的配对国家使得本文的文化距离取值范围更加广泛，这将有助于我们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为：首先是文献回顾，说明“文化距离悖论”的产生及其形成原因；其次是理论和假设，分别阐述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以及两者的叠加作用，并据此提出水平S型曲线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说明样本、变量、模型和方法；接下来是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最后是文章的结论。
一、文献回顾
受Johanson and Wiedersheim-Paul(1975)的国际化进程理论模型的影响，已有文献均认为文化距离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外来者劣势”，这使得跨国公司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中处于先天不利的地位(Zaheer，1995)。因此，理论研究认为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应该有负向关系。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负向关系的理论基础是如此具有影响力，以至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文献都把这种假设关系看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固定事实(见表1)。
然而，如表1所示，实证研究结果却没有一致性结论。第一种实证研究结果支持原有假设，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负向关系。Flores and Aguilera(2007)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显著负相关。Grosse and Trevino(1996)研究了流向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结果发现，当文化距离增大时，国际直接投资越不愿意流向美国。潘镇(2006)对流向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第二种实证研究结果否定原有假设，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正向关系。Thomas and Grosse(2001)对流向墨西哥的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国际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向和母国的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Rand
y and Dibrell(2002)对挪威跨国公司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证据。第三种实证研究结果同样否定原有假设，但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无关。Benito and Gripsrud(1992)对挪威跨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更多是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而不是基于文化距离的考虑。Habib and Zurawicki(2002)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文化距离并不显著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Sethi et al.(2003)甚至提出了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无关的假设，而其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设。第四种实证研究结果则发现了混合关系。Li and Guisinger(1992)和Loree and Guisinger(1995)的研究均发现，文化距离在早期阶段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显著负相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距离变得不再显著。
对于“文化距离悖论”的产生，已有文献只给出了一种解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个国家的文化呈现出融合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距离的边际效应将会递减，以至不能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产生影响力(Li and Guisinger，1992；Sethi et al.，2003)。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足以令人信服。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为何还有实证研究文献能够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负向关系(如Flores and Aguilera，2007；潘镇，2006)；另一方面，这种解释更不能说明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正向关系。
我们认为，造成“文化距离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两方面。首先，已有文献的理论基础不完备。已有文献在研究文化距离时，都想当然地认为Johanson and Wiedersheim-Paul(1975)的国际化进程理论模型是唯一的理论基础，因而自然地假设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有负向关系。毫无疑问，利用国际化进程理论模型来分析文化距离是正确的。但是，仅仅依靠国际化进程理论模型来分析文化距离又是不完备的。我们认为，文化距离除了给跨国公司带来“外来者劣势”以外，还有可能给跨国公司带来“外来者收益”。“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的叠加作用将会使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次，已有文献的研究设计不充分，确切地说，已有文献的样本选择有局限性。在表1中，绝大多数已有文献的样本只选择一个母国或一个东道国，与其相对应的东道国或母国的数量也较少，最多的只有Flores and Aguilera(2007)的147个东道国。从表面上看，Li and Guisinger(1992)和Habib and Zurawicki(2002)选择的母国和东道国较多。但是，实际上，Li and Guisinger(1992)的总样本数在1976-1980年只有684个，在1980-1986年只有725个，平均每年的样本数只有104-137个。Habib and Zurawicki(2002)的总样本数在1996-1998年最多只有405个，平均每年的样本数只有105个。①由于文化距离的度量需要母国和东道国组成配对国家，所以，已有文献的样本选择会造成文化距离的取值个数较少，从而导致了文化距离的取值范围受限制，其结果自然是约束了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可能性。
另外，通过分析表1中的文化距离均值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当采用Kogut and Singh(1988)的方法度量文化距离时，如果均值在1.48(Li and Guisinger，1992)和2.846(Loree and Guisinger，1995)之间，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负向或无关关系；如果均值达到了5.98(Thomas and Grosse，2001)，则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正向关系。当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度量文化距离时，如果均值达到了3.17(Randy and Dibrell，2002)，处于中间值以上，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也有正向关系。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得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如果文化距离的取值范围有所扩大，那么，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关系至少将会从负向或无关转变为正向。也就是说，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可能的确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受文化距离均值分布的启示，本文在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两方面均有所突破。一方面，本文以文化距离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本文以1993-2006年49个世界重要经济体在29个OECD成员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作为样本选择，文化距离的取值范围广泛。在这两方面突破的基础上，本文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存在着非线性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
二、理论和假设
(一)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
“外来者劣势”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时面临的水土不服症，“外来者劣势”也是Johanson and Wiedersheim-Paul(1975)的国际化进程理论模型的理论基础，但Zaheer(1995)最先明确地提出了“外来者劣势”的概念。正是因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具有“外来者劣势”，所以，当其他情况相同时，跨国公司的获利率和生存率都要低于东道国企业(Zaheer，1995)。
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来源于由文化距离所产生的东道国环境感知和解释障碍。文化能够影响个人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当文化距离较大时，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就很难获得东道国环境的知识，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很难理解和学习如何在东道国经营。当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感知到外部环境信息以后，文化还会影响对环境信息的解释。当文化距离较大时，跨国公司管理人员需要付出更多的信息解释成本，也更容易导致对东道国环境信息的误解(Dow and Karunaratna，2006；罗知，2009)。而且，正如Loree and Guisinger(1995)所言，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涉及到多层次的交流，包括政府、竞争对手、甚至企业员工等，所以，由文化距离带来的东道国环境感知和解释障碍会影响到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
第二方面来源于由文化距离所产生的隐性知识复制障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不仅需要不断地创造新的隐性知识，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在东道国复制已有的隐性知识。然而，即使跨国公司已经拥有了足够的隐性知识，在东道国复制隐性知识也不是无条件的(Martin and Salomon，2003)。这是因为，隐性知识通常是受文化约束的。有些隐性知识，例如创新过程、战略形成等，只在独特的文化环境中才会出现(Shane，1993；Schneider，1989)。隐性知识的文化约束特征决定了隐性知识复制的文化相近性条件，也就是说，隐性知识的复制需要以相似的文化作为共同背景。否则的话，东道国文化就会成为一种噪音，干扰隐性知识的复制。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可以认为，由文化距离带来的隐性知识复制障碍将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而增大。
第三方面来源于由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协调和治理障碍。如果跨国公司想在国际竞争中获胜，母公司就必须协调和治理全球子公司的运作。然而，Gómez-Mejia and Palich(1997)指出，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在市场反应、控制系统、人力资源政策等方面有不一致甚至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协调全球子公司的运作就会成为跨国公司的一种挑战。除此之外，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委托—代理等问题就会凸现出来，这将极大地增大跨国公司管理信息系统的负荷，并显著地增加跨国公司治理的复杂性(Lu and Beamish，2004)。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的有限能力可能难以成功地处理这些复杂性，或者企业可能会因为大量的信息成本而失去战略控制。
(二)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
近年以来，已有文献越来越关注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收益”(Benefi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例如，Thomas and Eden(2004)认为，国际化收益产生于充分利用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多国性的优势。Lu and Beamish(2004)则指出，国际化收益主要来源于优势开发(Asset Exploitation)和优势探索(Asset Exploration)的好处。Contractor(2007)进一步指出，国际化收益应该包括优势探索的好处、获取廉价的要素禀赋、优势开发的好处、获取市场力量等。由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进程总是伴随着文化距离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从“国际化收益”中寻找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
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来源于由文化距离所产生的优势开发的好处。从优势开发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被看作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发企业特有优势的途径，此时，拥有企业特有优势的跨国公司可以在东道国市场上利用这些优势来占领市场。文化距离为跨国公司开发其企业特有优势提供了特殊途径。Evans and Mavondo(2002)认为，文化距离为跨国公司的差异化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由于产品的花色、造型、销售时间等都会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因此，当跨国公司在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经营时，可以充分获取由文化距离所带来的产品差异化的好处，以避免与东道国企业的直面竞争。而且，当东道国消费者对跨国公司的母国具有好感时，这种由文化距离所带来的产品差异化好处将会更为突出。相反，当跨国公司在文化距离较小的东道国经营时，就会发现很难建立起由文化距离所产生的产品差异化优势，从而不得不面对东道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以至对投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方面来源于由文化距离所产生的优势探索的好处。从优势探索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被看作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取战略性资产的手段，以便能够扩充企业特有优势。文化距离为跨国公司获取战略性资产提供了独特路径。首先，文化距离为跨国公司带来了兼并效应。Morosini et al.(1998)认为，当文化距离增大时，跨国公司的兼并收益就会增大。这是因为战略性资产都是文化嵌入的，文化距离的增大为跨国公司创造了获取显著不同于母国文化的、难以复制的战略性资产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扩充跨国公司的隐性知识储备。其次，文化距离为跨国公司带来了学习效应。当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时，跨国公司可以学习到根植于东道国文化的、难以模仿的管理惯例和组织技能，从而可以提高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Morosini et al.，1998)。而且，当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时，文化的异质性和碰撞可以激发出创造性思维，从而有利于探索新的组织能力(Gómez-Mejia and Palich，1997)。
(三)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
图1 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水平S型曲线示意图
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在不同的文化距离水平上所产生的作用是变化的。从“外来者劣势”角度来看，对于东道国环境感知和解释障碍来说，我们认为，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东道国环境感知和解释障碍是非线性递增的。同样地，隐性知识复制障碍也是随文化距离的增大而非线性递增的。这是因为，当知识的隐性程度增加时，跨国界复制隐性知识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Martin and Salomon，2003)。对于协调和治理障碍来说，由于跨国公司越来越难以管理由文化距离产生的复杂性和冲突，因此，当文化距离增大时，协调和治理障碍也将非线性递增(Contractor，2007)。如果将“外来者劣势”的三个来源加总起来，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将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而呈非线性递增趋势。从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关系来看，随着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距离的增大，母国流向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呈下降趋势，如图1中细虚线所示。
从“外来者收益”角度来看，对于优势开发的好处来说，当文化距离较小时，由于东道国消费者相对熟悉跨国公司的产品，因此，由文化距离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并不太明显。当文化距离在中间水平时，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产品有着明显的文化区分，此时，由文化距离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将会非常明显。当文化距离较大时，东道国消费者可能完全不熟悉跨国公司的产品，由此反而会抵消由文化距离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对于优势探索的好处来说，当文化距离较小时，东道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基于文化的战略性资产的相似程度较大，因此，跨国公司获取新战略性资产的可能性较小(Morosini et al.，1998)。当文化距离在中间水平时，东道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基于文化的战略性资产相关但并不相同，此时，跨国公司扩充知识库的可能性最大(Bj
rkman et al.，2007；Gómez-Mejia and Palich，1997)。当文化距离较大时，东道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基于文化的战略性资产的关联性不大，这样，跨国公司获取新战略性资产的可能性也会较小(Bjrkman et al.，2007)。如果将“外来者收益”的两个来源加总起来，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将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先缓慢增长，再快速增长，然后又开始下降。从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关系来看，随着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距离的增大，母国流向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将会呈先缓慢增长，再快速增长，然后又开始下降趋势，如图1中细实线所示。
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的叠加作用如图1中粗实线所示。这一粗实线标示了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关系存在着三个明确的区间。在第一区间，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增长缓慢，无法抵消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的增长速度，具体表现为母国流向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下降趋势超过了增长趋势，这种态势将一直维持到第一个拐点
。因此，在第一区间(文化距离<)，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负向关系，即国际直接投资不愿意流向和母国的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
当文化距离的值超过第一个拐点后，将会出现第二区间。此时，虽然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依然非线性增长，但是，在这一区间，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快速增长，以至于超过了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具体表现为母国流向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下降趋势低于增长趋势，这种态势将一直保持到第二个拐点
。因此，在第二区间(≤文化距离≤)，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正向关系，即国际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向和母国的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
当文化距离的值超过第二个拐点后，将会出现第三区间。此时，除了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继续增长以外，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也开始下降，具体表现为母国流向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下降。因此，在第三区间(文化距离>)，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又表现为负向关系，即国际直接投资再次不愿意流向和母国的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综合上述文化距离的三个区间，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是非线性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当文化距离较小时，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负向关系；当文化距离在中间水平时，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正向关系；当文化距离较大时，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又有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1993-2006年49个世界重要经济体在29个OECD成员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来检验上述假设。②从理论上来说，本文的样本数一共有19488(29×28×14+20×29×14)个，但是，由于有些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缺失，最终的样本数为11992个。根据世界银行和UNCTAD的资料统计，在1993-2006年，这49个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世界的94.6％，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约占全世界的92.0％和96.7％。由此，我们认为本文的样本选择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二)变量和度量
1.本文以一个母国在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FDI_inflow)作为因变量(单位：10亿美元)，数据来源于OECD官方网站。由于OECD在统计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时，考虑了反向投资等抵消项，所以，OECD是按抵消后的净投资来提供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数据。这样，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就可能会存在负数，我们不能将其作对数转换。
自该研究以后，虽然有些文献在Hofstede(1980)文化四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替代性的文化距离公式(如Agarwal，1994；Morosini et al.，1998；Grosse and Trevino，1996)，但是，在数学逻辑上，这些公式都只能看作是Kogut and Singh(1988)的文化距离公式的变种；而且，在使用频率上，这些公式也远远低于Kogut and Singh(1988)的文化距离公式。在此，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也有些文献认为，Hofstede(1980)的文化维度具有缺陷，并且可能已经过期，由此提出了替代性的文化维度(如House et al.，2004；Trompenaars，1994；Schwartz，1994)。然而，Magnusson et al.(2008)以美国为母国的比较研究却表明，在度量文化距离时，Hofstede(1980)的文化维度要优于其它替代性的文化维度。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也和大多数文献一样，使用Kogut and Singh(1988)的文化距离公式，并用Hofstede(1980)的文化四维度评分来度量文化距离(CD)。③
本文的样本选择使得文化距离的取值范围广泛。从理论上来说，本文的文化距离取值一共有1392(29×28+20×29)个。但是，由于因变量数据缺失，最终样本中的文化距离取值一共有1301个。即使是这样，和表1中的已有文献相比较，本文的文化距离取值个数依然远远超过已有文献。在这些文化距离取值中，最小值
为0.020，最大值
为9.569。如此范围广泛的文化距离取值，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探索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复杂非线性关系。
3.本文使用两组控制变量。在第一组控制变量方面，我们用东道国GDP的对数值(lnGDP_h)和GDP增长率(GDPG_h)来控制东道国市场机会；用母国首都和东道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路程的对数值(lnGEO)来控制地理距离；用母国GDP的对数值(lnGDP_s)和GDP增长率(GDPG_s)来控制母国效应；用母国和东道国的制造业平均工资之差(WageDiff)来控制两国间的生产成本差异；用母国和东道国是否有共同边界(Border)来控制边界毗连，如果两国有共同边界，则取值为1，否则为0。另外，我们用国家虚拟变量(OECD_dum)来控制母国是否是OECD成员国，如果母国是OECD成员国，则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还用时间虚拟变量(Year_dum)来控制无法观测的时间效应，时间虚拟变量的个数为年数减去1。
在第一组控制变量中，东道国和母国的GDP和GDP增长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地理路程通过网上的地理测距器自动计算得出；制造业平均工资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统计数据库(LABORSTA)，并按照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中的汇率将当地货币转换为美元；共同边界来源于世界实情报告(World Factbook 2008)。
虽然Kogut and Singh(1988)的文化距离公式在已有文献中使用最多，但是，这一文化距离公式受到的质疑也是最多的(Shenkar，2001)。因此，为了弥补文化距离公式的局限性，我们在检验水平S型曲线时采纳Shenkar(2001)的建议，在模型中加入其他距离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宗教差异性(Relig)、政治体系差异性(Dem_abs，Social_abs)、教育水平差异性(Edu_abs)、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Ind Dev_abs)等。另外，我们还用法律(Law)来控制母国和东道国是否具有相同的法律体系，如果两国有相同的法律体系，则取值为1，否则为0；用语言(Lang)来控制母国和东道国是否具有相同的官方语言，如果两国有相同的官方语言，则取值为1，否则为0。
在第二组控制变量中，其他距离因素来源于Dow and Karunaratna(2006)的研究成果，其中，政治体系差异性有两个指标加以测量，教育水平差异性则按照Dow and Karunaratna(2006)的计算方法将数据更新至2006年；④法律来源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世界法律体系研究团体的研究成果；⑤语言来源于世界实情报告(World Factbook 2008)。
(三)模型和方法
依据上述变量，本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1如下：
四、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
表2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3是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回归结果。在表3中，模型1只加入了第一组控制变量。模型2-4分别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距离的一次方
五、结论
和已有文献只重视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不同，本文同时关注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以及两者的叠加作用。在新的理论框架上，本文开发了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并以取值范围广泛的文化距离来检验这一假设。结果表明：当文化距离较小时，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负向关系；当文化距离在中间水平时，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正向关系；当文化距离较大时，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又有负向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较好地解释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文化距离悖论”。依据表1中的文化距离均值和标准差，那些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负向关系的文献，可能是样本选择主要包括了第一区间或第三区间的文化距离取值，也或者在设定模型时只考虑了文化距离的一次方；那些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正向关系的文献，可能是样本选择主要包括了第二区间的文化距离取值，或者在设定模型时忽略了文化距离的二次方和三次方；那些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没有关系的文献，可能是文化距离取值在两个拐点附近，因而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相互抵消；那些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混合关系的文献，可能是不同时间阶段的样本选择有差异。⑦
根据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我们可以预计，在有些样本选择中，如果文化距离的取值范围分布在第一区间和第二区间，尚没有跨过文化距离的第二个拐点，此时，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可能会呈正U型关系。同样地，我们还可以预计，如果文化距离的取值范围已经跨过了第一个拐点，并分布在第二区间和第三区间，那么，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可能会呈倒U型关系。因此，如果未来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正U型和倒U型关系，本文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也可以协调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现阶段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流向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企业在经历了对外开放30余年的本土化积累和成长以后，正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企业大多数缺乏国际化运作经验，可能会想当然地更多考虑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并据此投向和我国的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然而，虽然这种投资流向决策能够减少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但却有可能失去了获取文化距离的“外来者收益”的机会。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建议，我国企业在做出“走出去”的投资流向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
注释：
①由于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Li and Guisinger(1992)和Habib and Zurawicki(2002)中的文化距离取值个数，因此，我们分别计算了平均每年的样本数来对文化距离的取值个数做一个粗略的描述。
②49个世界重要经济体由29个OECD成员国和20个非OECD成员国组成。29个OECD成员国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20个非OECD成员国是：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埃及、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马来西亚、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泰国、阿联酋。
③G.Hofstede的文化维度共有五个，除了文中指出的四个维度以外，还有一个维度是“长期导向”。然而，由于只有部分经济体有“长期导向”维度指标值，因此，如果使用“长期导向”维度，将会极大地缩小本文的文化距离取值范围。基于此，本文不使用“长期导向”维度来度量文化距离。
④在Dow and Karunaratna(2006)中，作者详细描述了各个距离因素的指标体系以及计算方法，各变量的值可见网址：http://www.mbs.edu/home/dow/research/。需要注意的是，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也会随着时间变化，然而，由于我们无法获得该变量在所有经济体中的各项分指标，因此，我们没有对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进行数据更新。
⑤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世界法律体系研究团体的研究成果可见网址：http://www.juriglobe.ca/index.php。
⑥受方程2的系数只保留三位小数的影响，通过方程2求解得出的拐点坐标和极点坐标与文中列出的坐标值稍有差异。方程2的具体形式为：FDI_inflow=0.948110122-0.5360899 CD+0.1458328 CD[2]-0.0102031 CD[3]。
⑦由于表1中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没有详细列明母国或东道国的名称，我们也就无法计算出各个文献中的文化距离取值范围并进行比较，因此，我们只能依据表1中的文化距离均值和标准差来做出上述判断。在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有混合关系的文献中，虽然我们无法确定Loree and Guisinger(1995)中是否存在着不同时间阶段样本选择的差异，但是，Li and Guisinger(1992)中不同时间阶段的样本选择确实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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