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调论文,晚清论文,而不论文,学人论文,蜀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6—0038—09 经学和史学的关系是中国学术史上从来纠结的重要问题，表面来看就是孰重孰轻的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史学家司马光并不认为有“独立”的史学存在，他在《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中有一段评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司马光是把史学作为儒学的附庸来看待的。经学是治儒家经典的学问，重经轻史，代表了传统儒家学者的看法。 如何看待经史关系的问题，清代晚期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论者所说的“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①近代以来“蜀学”②的发展演变是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一个缩影，就经史关系而论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虽然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并没有与学术“主流”同调地将经学“边缘化”，没有放弃对经学的关注和看重。井研廖平(1852-1932)和他的学生盐亭蒙文通(1894-1968)、犍为李源澄(1909-1958)等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成为近代以来“蜀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蒙、李二人后来的研究重心都不同程度地转向了史学，但他们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却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他们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也折射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多姿色彩。 梁启超1902年所说：“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惠指惠栋所开创的吴派，戴指戴震所开创的皖派，为清代“乾、嘉学统之正派”③，惠、戴禀持东汉经古文之学，是当时的学术主流。而后有常州庄存与(1719-1788)治《公羊》，求“微言大义”，及其徒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遍说群经，以经今文学名世。经古文学、今文学的问题一直缠绕着清末民初学界，长期未得其解。 明末以至近代以前，蜀中学术甚显寂寥，直到晚清四川尊经书院④的兴办，蜀学才渐振而复起。除张之洞、王闿运而外，最具“兴起”之功的，是尊经书院的早期生员廖平。“蜀学”后来成为晚清中国“传统学术重心”，⑤与廖平的研究密不可分。那么，所谓廖平“兴起”的蜀学，是什么样的蜀学呢？1886年廖平著成《今古学考》，认为经今文与古文的区分，最根本的在于礼制的不同，“以《谷梁》、《王制》为今文学正宗，而《周官》为古学正宗，以《公羊》齐学为消息于今古学之间，就礼制以立言。”⑥此论一出，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蒙文通说这“真是论今、古学超前绝后的著作”，“我敢说，石渠议后莫有可和他比拟的”。⑦主古文的刘师培(左庵)后来也服膺了廖氏此说。民国初年，廖平、刘师培、吴之英⑧三位经学家同任四川国学院讲席，廓氏崇今文学，刘氏尊古文学，吴氏会而通之，“依礼数以判家法”则是三先生的共同点。刘则本仪征(杨州)汉学世家，⑨民国前夕入川。相与切磋，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蜀学”团体。 1920年代，蒙文通有《议蜀学》⑩一文，揭示廖平在汉晋以来经学史上“莫可比拟”的成就，其学“自为一宗”，论者比之顾亭林之于古音、阎氏之于《古文尚书》，为清代学术的三大发明。而后，“遂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11)廖平欲最终成就的这个“蜀学”，是要在以礼制分辨今古学的思路上，重新对儒家十八经作一次统一的疏理。蒙先生所议的蜀学，乃在揭论廖平在清代经学史上的贡献。这意味着，在时人眼中，晚清蜀学或者蜀学的主流就是经学。 廖平讲经以“多变”著称，观点前后发生了六次变化，越变越奇，学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章太炎撰廖平《墓志铭》责其说有“绝恢怪者”，钱穆则说“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12)。冯友兰在他早期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中，认定廖平经学代表了“经学时代”的终结(13)，大概是学界的共识。“经学时代”的终结不等同于经学的终结，正如蒙默先生所说，廖氏之后讲经者仍“不绝如线”，经学本身是“不可亦不能”率尔言其终结的(14)，这是有道理的。 廖平所处的时代，正是西风东渐，吹动着中华帝国的每根神经。在廖平眼中，经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利器，外部世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何用儒经来解释这种变化，或者说是如何用儒经来适应这种变化，正是廖平日夜思索之事。这是每天者都发生着“遽变”的时代，而廖平本人僻居西蜀，所闻有限，但他渴望与外部世界有所沟通，曾说：“予圣自封，惜未能译为西文，求证大哲。如有好事，彼此沟通，华岳云开，美富毕显，交易互易，也不馨香祝之！”(15) 时局的大变动也将廖平卷了进去。这一年，廖平作为全国读音统一会的代表到了北京，又到了上海等地，又在曲阜参加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虽然他到处进行尊孔尊经的宣传，但必也感受到了时代风潮的变化，才可能发出“彼此沟通”的感言。王汎森说：“廖平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学研究上，为了追赶时势，他不断地变造这个体系，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六变’，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便会发现这‘六变’大抵对应西方文化不同阶段的挑战，廖平每次调整他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回应他所认识到的危机，并以改造古代学术体系来维持孔子之学的相对优越性——不只优于中国各家各派，也优于全世界。”(16)这段评论正符其实，廖平事实上长期处在思想的焦虑中。廖平学生李源澄曾说：“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闻，故不免尊孔过甚。……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益精实绝伦也。”(17)这自然是在为自己老师“辩护”，假设也不可能兑现，但所揭之廖平“为时代所限”则是真实的。 “哲学”一词初译过来，国人对其内涵理解并不全同。1913年，廖平撰成《孔经哲学发微》，《凡例》开篇就谈“哲学”：“哲学名词，大约与史文事实相反。惟孔子空言垂教，俟圣知天，全属思想，并无成事，乃克副此名词。”又在是篇《尊孔总论》一章中再议“哲学”：“哲学名词，发表于东瀛。说者以哲理与事实为反比例，则古称孔子空言垂教，垂法万世者，正哲学之定名矣。”六经既为孔子垂法万世的“空言”，当然就是“哲学”，故而他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大为排斥，痛斥为“市虎杯蛇，群入迷雾”。(18)今文家所持，乃理想之所寄，所谓微言大义者。而古文家所持，“于邹鲁缙绅之传直以旧法世传之史视之，以旧法世传之史考论之”，(19)故而廖平以今文为哲学，以古文为史学，自谓其学“为哲学、非经学”。(20)亦如论者所言：廖平论证“六经为孔子所作”，根本不是依据“史实”，而是依据初代“知圣”者的“素王”之说：“作”乃是素王之举。所谓“素王”即哲人，哲人追求真理、有德性，为天下立法。哲人制定天下法，以俟懂理的君王。(21) 故而经史之辨，在廖平看来是一件天大之事。他说： 毕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兼采泰西科学之理而沟通之。其论孔学大要，在经、史之分，语、文之别。古史不传，今所诵习六书文字之书，统出孔后，全属经说。(22) 古史既已不传，留下的自然“全属经说”了。他进而说以经为孔子垂法万世而所立空言，而往古之旧史如草昧侏离，不可为训。“凡孔子以前之书，古皆称史，同属骈音字母”，孔子作经时，已尽祛已往之陈迹，而“百家杂语”之类已被孔氏古文(雅言)所代替。如此之言，难免有“妄人”之讥了。(23)他一再批评古文家是史学，且世传之古史本不可信，六经所述不是古史。认为经为孔子为垂法万世所立，以经为古史则疵病百出，不可为训，所以他常常表现出对史学一味排斥的态度。 如前所言，蒙文通议“蜀学”而专指廖平经学，反映了晚清经学在蜀学中的“主流”地位。时逢中国学术经史异位的大趋势，廖平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经学的“辉煌”。康有为等人将经学政治化，结合西方的进化论观点，把今文家所持之《公羊》说作为变法的工具，论者称之为“是经学时代结束前壮观的一幕”，(24)此“壮观”是将经学政治化的结果，并不是经学本身的壮观。 蒙文通在学术上并不盲目追随乃师，他说：“有周之旧典焉，所谓史学是也；有秦以来儒者之理想焉，所谓经学者，实哲学也，此今、古学所由判也。”(25)虽然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这点承廖平之旧，然而区别史迹与理想之别，已与廖平大为不同。另在《经学导言·绪论》中也说，虽然在讨论今、古文两家的究竟时没有走出《今古学考》的范围，但“我的意见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说我是脱离这部书在宣告独立也可”。(26) 蒙文通致力于“今、古所以致异之故”的探索，在1928年撰成的《经学抉原》中认定： 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为梁、赵之学也。古文固与今文不同，齐学亦与鲁学差异。鲁学为孔、孟正宗，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27) 鲁学为孔学正宗，齐学近之，梁、赵古文与孔学不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此从地域文化入手，把今文、古文的差异实即经、史之异的缘由说得十分明白。 清末改制，科举废而学校兴，受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经学“被迫”拆分，或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蒙文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抨斥“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徇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的做法，他说： 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 经学即是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28) 在蒙文通看来，“经”不是属于哪一科的问题，经学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与一般所说的“国学”，或“中国文化”相近，这不但与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相异，也不同于廖平的分类，与经学大家周予同等的解释也很不相同。(29) 蒙文通强调经学是一门“明道的学问”，他在《经学导言·结语》(1923)中论道：清代汉学初起之时，自当对元明以来“充塞正路”的杜撰臆说作出辩证，但经师们却多半在那里支离破碎地讲经，除偶尔的发明外，“终生不晓得经是什么一回事”。廖平、刘师培均强调学习经学要明“家法”、“条例”，也就是要固守本门派经师相传的要义。如刘逢禄、张惠言等，专明一家，比散漫无纪的考订名物训诂进了一步，但这一层只是讲明训注而已。后来胡培翚等疏经，不再墨守传注，明“注”又能破“注”，算是“明传”。廖平则进一步明经，折衷三传讲《春秋》，刘师培称为“魏晋以来无此识力”，蒙文通称为是“二千年来一大快事”。就此而止也是不够的，六经所言背后，究竟说的为的是什么？蒙文通揭云： 经学这门学问，明注是一步，明传是一步，明经是一步，明道是一步。若只在前三步里边才做得一步，不能做明道的学问，那还算不得一个造诣高深的学问家。(30) “明道”之说与经今文学有相似处，或言蒙文通主今文经，其实大谬。蒙文通在《经学导言·绪论》中已经说明，自廖平《今古学考》以礼制划分今、古学，而他与两派都不相同，是自成主张的，认为“现在讲经，是不能再守着两汉今、古文那样讲，是要追向先秦去讲”(31)。蒙文通治经，极重其发展脉络的梳理，别析诸门派之传承，追根寻源，更上一层。所以他认为首先要把经“今、古学之义”梳理清楚，方可言古史的问题。经史二途，不可相混。 蒙文通的经学著作，以1930年发表《经学抉原》(32)为成名之作，此前只有少数几篇论文。1932年廖平逝世，蒙文通写了廖平与近代今文学、清代汉学、汉代今古文学的三篇论文，揭示了廖氏在经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蒙文通于1944年集几年来所论儒学诸篇为《儒学五论》(33)，其中《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漆雕之儒考》、《浮丘伯传》诸篇，“是他多年经学研究之集成，也是他的经学思想和方法完全摆脱乃师廖平后的集中体现”(34)。蒙文通史学研究的成名作是1927年刊出发表的《古史甄微》，是作研讨了“三皇五帝”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指出此三五体系乃战国晚起之说，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35)。由于文化系统的不同，这三个区域的古史传说有很大差异。廖平对“史学”似乎有着天然的反感，吊诡的是，《古史甄微》这部得到学界高度评价的史学名著却是在受到廖平师的启发后产生的，蒙文通回忆说：廖师曾命他对“五帝各传十余世，各数百千年，各代疆域四至迥殊，固非一家祖孙父子也”的五帝时代详加考论，于是作《古史甄微》，就晚周人所传史说求之，复就五胜五帝之说求其迁革同异之故，发现晚周学术流变若有可寻，“而后知廖师诲诱后进其意之深也”。(36) 《古史甄微》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蒙文通作为现代史学家的地位。是篇之作，是与他的经学名著《经学抉原》大体同时进行的。(37) 《古史甄微》发表之后，蒙文通的史学研究走上了一个繁荣时期，有多种史著问世。1950年以后，蒙文通的研究重心更是转向了史学，先后撰写了《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北宋变法论》、《巴蜀史问题》、《越史丛考》等重要史学论著。我们也同时看到，蒙先生继续着对经学的研究，1961年发表长篇论文《孔子与今文学》(38)，深入揭示了经今文学思想。晚年致力于理学的研究，1963年他在致郦叔衡信中说：“迩来所好，偏在理学，略探禅儒之辨。”这年，还在答洪廷彦信中谈到今文家的中心问题、宋明理学问题(39)，也曾论及经今文家所讨论的中心问题。(40)且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学”，又谓“儒家思想于中国二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不明儒家思想不足以明二千年之国史，而宋明理学则又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云云(41)。熊十力先生曾称蒙文通为“二三知己之最”，虽然熊、蒙二人之学“并不全同”，(42)然而熊十力“经为常道”的理念则与蒙先生的经学思想甚相契合。蒙文通到后来也不是纯粹的史学家，所谓转移，是研究重心的转移，而不是弃经从史的转移。他之史学研究，对“制度”问题十分看重，而“制度”是廖平经学的核心问题，可以窥见廖平经学对蒙文通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 蒙文通对学界长期秉持的“六经皆史”和“托古改制”两派观点均以为非是，指出两派于古史的看法全然不同，而言今、古学者却复以是为判，则谬之更远。他说： 今文、古文之界别且不明，徒各据纬、候、《苍》、《雅》为根实，以讪郑、阿郑为门户，则今世言今、古学之大本已乖，又何论于改制托古、六经皆史之谈？盖此二说者，文无征于古，义或爽于正，固未可依之以断义。……古史奇闻，诸子为详，故训谶纬，驳文时见。比辑验之，则此百家杂说，自咸统系，若或邻于事情。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搜其散伕，撰其奇说，自足见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经史截分为二途，犹泾清渭浊之不可混。(43) 他认为“百家杂说，自成统系”，这是“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可见经史是全然不同的两门学问，“犹泾清渭浊之不可混”，已与廖平的经史观大不相同。又说： 余旧撰《经学导言》，推论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翻不免于理想虚构。则六经皆史之谈，显非谛说；托古改制之论，亦未必然。(44) 蒙文通认为经史分途，而且明确肯定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前揭之《儒学五论》分为本论和广论两部分，本论诸篇讲经学的思想及方法，广论则为《周代之商业》、《秦代之社会》、《汉代之经济政策》、《宋明之社会设计》四篇，正是形上与形下的关系，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本来就密不可分而相互依存的。经史有异，但非相离，或许是蒙文通《儒学五论》的良苦用心。随着民国以来大批新学人的崛起，史学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蒙文通的史学成就被学界推崇，他的经学研究成就及经学思想或多或少地被淹盖了。 蒙文通在《廖季平先生传》中说：“先生(指廖平)弟子遍蜀中，惟三台陆海香初治《周官》，尚明汉义，亦不废先生晚年之说。成都曾宇康尔康治《左氏》，宗贾、服，略与先生殊。崇庆彭举云生、巴县向承周宗鲁，亦从闻其绪论，而皆自成其学。”陆海香(初)、曾宇康(尔康)、彭云生(举)、向宗鲁(承周)等，皆民国蜀中学界名流。《传》中特别提到犍为李源澄(字俊卿)其人，是廖平及门中为最年少者，然而“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淳安邵瑞彭次公见而叹曰：“李生年少而学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见其际。丹徒柳翼谋与论学，亟称之。余杭章太炎善其文，延至苏州，为说《春秋》义于国学讲习会。俊卿守先生说以论章氏，人或言之太炎，太炎不以为忤。太炎谓闻人言廖氏学，及读其书不同，与其徒人论又不同，殆正谓俊卿也。世俗所言，与深入廖氏学者所言，固区以别也。”太炎殁，无锡唐蔚之复延俊卿讲经于国学专修学校。蒙文通赞道：“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45)蒙、李的经学研究，出于廖平但都大不同于廖氏。李源澄事迹少有人知，是四川学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46)然而他在经学的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被称为“蜀学后劲”(蒙默语)，值得充分重视。 李源澄是四川犍为人，后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先后从廖平、欧阳竞无、蒙文通等人学。1933年，李源澄出川东下，入南京支那内学院、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欧阳竟无及章太炎二先生学。40年代初，李源澄在四川大学任教，讲论经学，著有《经学通论》，《自序》言此书三旨趣：“一则说明经学之性质，与后来经学之途径；二则提出整理过去经学之方法；三则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传统经学在现代学科中，处境尴尬，他指出：“近世以来，群相率以为畏途，而莫肯究目录分类，至不立经学一门。”表示了对这种状况的忧虑。《自序》明确指出：“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首章《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篇中，阐述了对“经学”性质和经史关系的看法，对经学在近世“目录分类”中的困境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也是他经学立论的总纲。他认为，“言经学，于经学之性质，首宜识之矣”，这需要把经学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方认识深刻。经学起于晚周而成于汉代，汉儒将己义托之于经术，成为经的附庸，乃成经学，自此则经学与儒术不分。他说： 经学者，统一吾国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 经学非史学，非子学，而为子史合流之学问，为一特殊之学问，自具独立之精神，而非史与子所能包含。欲知经学对吾国影响之大，当自历史中求之，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 经学之性质既在子史之间，而非子史甚明。虽经与经说皆为史料，此自史学言之耳。若自经学言经学，则经学自具有其特性。而所谓经学者，惟汉儒之通经致用，宋明儒之义理之学，足以当之。汉儒之学偏于正步以，在吾先儒则以为外王之学；宋儒之学偏于内心修养，以吾先儒则以为内圣之学，以今日术语言之，则一为社会科学，一为哲学。然吾皆谓之经学，以其必皆在经学上求根据也。(47) 经学广大，跨社会科学和哲学学科，外圣内王，无不涵盖，在目录中有独立门户的充足理由。李源澄说，由于学士大夫不能究经学之义，遂至目录家不立经学之名。他认为，研究经学有三大内容：治经，治经说，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治经是治经之本文，释文、释义两途。治经说则“治理先儒说经之书也，先儒说经之书虽为经而作，其学术思想亦见焉”，“于其说经之文予以疏通证明，于其学术思想亦予以发挥介绍，并与他家较量以明其学术史上之地位”，对经学研究的概括极为简明扼要。他说：“经学之成为经学，本由汉初诸大儒以其思想托诸经文而成经说，其治学之态度，不专为注释经文，古文诸师皆后起，主于训释文字，无西汉所谓微言大义。”经说是寄托说者的思想，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也就是这么回事。廖平称“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48)，李源澄说应当分析言之，“谓今文学者治经之态度近于哲学，古文学者治经之态度近于史学耳”。(49)从治学的态度上来区别二者，无疑更为正确。 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的关系是“古典”经学研究甚少关注的事，以今日视之，不仅不可或缺，而是最能体现经学的意义和价值，是更值得研究的内容。李源澄说： 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者，以吾国自汉以来之历史皆以经学为中心也，经学对吾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关系之大，人皆知之，而无人能剖析具陈者，此非治经学历史者一大事乎？……经为吾国古代文化之总汇，谓古代一切与经有关可也。二千余年之历史，其主要学术为经学，谓二千年来之文化与经有关可也。 进而言：“经学为陶铸吾国二千年历史之学问，吾国文化史之中心。”(50)对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核心地位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这与蒙文通的看法相近。对经学已经“边缘化”的民国时代，李源澄是颇不以为然的，显然是不赞同“六经皆史”之说的，“经学自具有其特性”，不能仅仅看作是史料，此亦正是李源澄经学的出发点。不苟同于时流的经学观，虽可商可议，然而从廖平到蒙文通，再到李源澄，所谓薪火相传。“蜀学”于此，再次显现了它的独特魅力。 李源澄强调了观察问题的视角，前揭他说如果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则经、经说都是史料，则此与“六经皆史”说有相通之处。他在前引《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汉经之途径》篇中，讨论了前人“经史之辩”问题。要回答何谓经学的问题，也得回答何谓史的问题，连累而及，方可辨析清楚。他从图书分类学说起： 吾国载籍分类，其最简者，莫有过之而无不及于四部，以其内容大别之，则理与事而已。然事则史，于理则子。虽史之中未尝不言理，子之中未尝不记事，从其多者，则一言理，一纪事耳。集之起源，说者谓学不专家，谓集为子、史之支流，可也。然所谓经者，果何物乎？前人于经、史之辩者多矣，既不以为史，而又不以为子，谓经非史非子可也。 虽然是在辨析“经”的问题，其实“史”观也在其中。依他之见，史主要是用来纪事的，然而又不单纯纪事，理也在其中，“集”则杂子、史之学。“经”是一种特殊的学问，自具独立的精神，而非史与子所能包含，是子与史合流的学问，故不能套用西人的分法。他对“经学历史”的阐述中，对经史之间密切关系作了深入的揭示。他说： 太史公作《史记》，则曰“考信于六艺”，《本纪》、《世家》所记三代之事，率皆本之于经传，谓经非古史得乎？且近世古史之研究，实导源于晚清之今文学。廖季平师与南海康氏之言“托古改制”，本以解经学之纠纷，乃一变而为古史之探索，经与史之关系可知也。 也就是说，在经学产生之前，经史是合而为一的。“经本是史文”，汉代儒者之义托于经术而成经学之后，经史分途则成事实。他认为经学有“为人生规律之意义”，而历史的意义“充其量不过知往察来，惩恶劝善而止”，他视经学在史学之上也就很自然。 李源澄在1937年返回四川后，先后任教于多所高校，转而治史。他在1946年三月《秦汉史·自序》中说：“六年前在浙江大学授课，有《秦汉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纂录，《魏晋南北朝史》多已单篇发表。后在四川大学又讲授《秦汉史》一次，其时为学兴趣不在此，未有所增损。近年深感秦、汉一段在国史上之重要，昔所纂录犹有助于初学读秦、汉历史，因缮理旧稿以成此编，较之初稿文字为简约矣。”可见他的“兴趣”转向是在返川后才培养出来的，也是“教书”所逼，大学中有史学科而无经学科。他初撰此书，本在便利学生，他自述是书关注点是“封建、郡县、儒术三事”，“其利弊得失皆可于此中见之，窃愿读者勿忘斯意”。(51)他以“经学家”的眼光治史，将学术思想与历史大势联系起来考察，合于前引蒙文通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语以言治史之意。钱穆曾在北京讲授过“秦汉史”课，见李著《秦汉史》，赞誉有加：“李君浚清自灌县山中来，出示其新著《秦汉史》一编，读之有幸与鄙见相合者，有鄙见所未及者，私自忖之，浚清其殆今之所谓善读史者耶，其书则亦章氏之所谓圆而神之类也。”(52)章学诚之论史法分记注、撰述两类，二者不可偏废，“方以智”为记注之高境界，“圆而神”则为撰述之高境界(53)。李著《秦汉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得到秦汉史专家们的高度评价。(54) 以中国学术的发展而言，廖平代表了古典或传统经学的“终结”，但经学研究不会终结。虽然传统经学在清末民初时逐渐与史学异位，但蜀中学人经学之传没有终结。廖平的学生遍及蜀中，盐亭蒙尔达(文通)以及犍为李源澄(俊卿)等，均学成卓著者。而蒙、李对廖师之说，并不是盲目跟从，有因有革，如前所论，其间自有大不同者。蒙文通、李源澄都极看重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但他们都是把经学与中国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来看待的。在史学的强势面前，他们始终坚守着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在经学不断受到新学术潮流“排挤”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蜀学”的独特个性。民国初年，蒙文通曾学经于国学院，“时廖(平)、刘(师培)两师及名山吴之英并在讲席，或崇今，或尊古，或会而通之，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这样的学术环境促成了他对师说纷纭的深入思考。进而于1923年南走吴越，“博求幽异，期观同、光以来经学之流变”，却发现那里已少有人讲论经学了，回川后，渐见“友朋星散，讲习无从”而十分感叹道：“师门之旨将息于斯乎？抑光大亦于斯乎？”(55)蒙文通显然选择了后者，带着“光大师门”的使命感，于1927年撰成《经学抉原》。民初以来，“经学之正统已衰落”，而“这个变化尚未完全传到巴蜀”，(56)表现出了蜀中经学的地域特征，虽非“主流”，但在近代中国学术演变中构成了极富特色的一元。 从学术和文化传统来看，“蜀学”短于经、子二部而“大在文史”(57)。近代蜀学以廖平今文经学崛起而受到世人关注，且以自己的方式和个性流传于世，学脉渊源则与锦江书院(58)和尊经书院联在一起。光绪元年(1875)创建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标志，张之洞在创建书院时说：“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59)小学是基础，“通经”则是核心，这对蜀士的影响至为深远。王闿运、宋育仁和廖平、吴之英等著名经学家先后在此任山长或居讲席，为经学在四川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清季书院改制后虽不复存，然而蜀中经学仍然保存着一线之传。为保存国粹而兴办存古学堂，教员基本上是川省学界名流，多半有尊经书院背景。民元初学堂改名为四川国学馆，甚至将原并列的经、史、词章三科主课，改为“分年专治一经，一经毕业，再改治一经”，(60)经学独大局面，很能说明蜀中学人经学传承有相当的基础。蒙文通初就读于该校，后来更在此校任教且以《经学抉原》为讲章。而李源澄适就读该校，得侍蒙师讲席，相得甚欢。1929年，李源澄更至廖平井研家中，侍读数月之久。(61)廖平于1924年从国学专门学校去职后，已在成都高等师范教授经学十年的龚道耕(1876-1941)继任经学讲席。龚氏论经与廖平多异，其治经“最重郑君，为之《年谱》。名其堂曰希郑，从所志也”，(62)对兼采汉宋的番禺陈澧也颇有称引，著有《经学通论》。关于经史问题，则与蒙文通、李源澄相近，认为“经、史自有区别”，不赞同古文学“以《春秋》为记事之史”的说法，也不认可六经皆史之论。(63)民国时期，蜀中学人多半兼通经学，不仅延续着经学这一正在被“边缘化”的传统，而且在经史之辩中呈现出多姿的色彩，这在当时国内学界并不多见。 近世蜀学大家刘咸炘(1896-1932)则奉“六经皆史”为圭臬，表现了近代蜀学发展的另一途。刘氏强调蜀中的史学之传，强调蜀人保存宋以来“掌故文献”之功，欲重修《宋史》，以“中兴蜀学”，与他的挚友蒙文通的学旨颇为异趣。有意思的是，刘氏以为，“今西来之风侵削华化”之际，“吾蜀地介南北之间，民性得文质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后此或将为华化退据之地乎”？(64)蜀地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或许有助于不那么随波逐流的慎静思考，有助于学术传统的延续传承。在近世经学走向衰弱的趋向中，蒙文通、李源澄等人固守经学在中华文化中的本体地位，蜀中学人长期保持着经学传统，则多少有一点“华化退据之地”的意味。随着学术大环境的变化，传统“蜀学”受到冲击也是很烈的。廖平成就的“蜀学”，是经今文学为主体的经学。蒙文通早年学经，由经入史，于史学、子学、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他坚持经学本位的思想淹没在了百川竞发似的学术成就之中。李源澄以经学名家，在经史彼此消长的大势下，李源澄把研究重心转到了史学，也是很自然的事。在所谓史学功能“道德提升”之际，蒙、李虽然有研究重心转向，然而在寻找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方面，对经学在中国文化中所承担的“道德”使命的肯定和期许却未曾有丝毫衰减，这倒是值得加以探讨的。 ①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原载《汉学研究》第15卷2期，1997年12月。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②“蜀学”是讨论四川学术文化史经常用到的一个名词。然而自古及今，泛论特指，其所指称并不一致。或指学校如汉宋之“郡学”，或言学派如宋代“苏氏蜀学”，或指蜀中学术而言，本文所论，即指后者。 ③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4至125页。 ④四川尊经书院是光绪元年(1875)年在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的支持下创建起来的。南皮(今属河北)张之洞实主其事，“绍先哲，起蜀学”，“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张之洞诗文集》卷六《创建尊经书院记》)，编撰《书目答问》指示治学门。湘潭王闿运于光绪五年(1879)正月至十二年(1886)春掌教书院，推重《礼经》，倡导今文学。张、王是尊经书院早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 ⑤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中国学术》总第6期，2001年第2期。 ⑥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1931年)，《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106页。廖平《今古学考》初版刻于光绪十二年(1886)，他以礼制判今古学的观点是在此前陆续形成的，参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光绪十年、十一年记事，巴蜀书社，1985年，第30-32页。 ⑦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1932)，《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2页。 ⑧吴之英(1856-1918)，字伯朅，四川名山人，早年入读尊经书院，著有《仪礼奭固》、《礼器图》、《礼事图》三书，受到王闿运、刘师培等人的推崇。吴书久散，今吴洪武等人校注有《吴之英诗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附录》载有多篇相关书叙及论评，可参考。 ⑨仪征刘氏四世相传，以治《左传》著闻，今有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郭院林的博士论文《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由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足资参考。 ⑩《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01-103页。据1928年冬所撰之《经学抉原·序》，是年夏，损补旧稿为《经学抉原》，“旧作《议蜀学》一篇并附于末”，则《议蜀学》之作早于此若干年。 (11)廖平：《今古学考》(1886)卷下，李燿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册，巴蜀书社1998年，第89页。蒙文通《议蜀学》也引用到这句话，字略有异。 (1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版1997，724页。廖平说自己是“托之恢诡，自比荒唐，离而复合，其亦牛鼎之义乎？”见《孔经哲学发微·凡例》，李燿仙主编《廖平选集》第301页。 (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此据中华书局1961年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之重印版，第1040页。 (14)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载曾德祥主编《蜀学》第2辑，巴蜀书社2007年，第51页。 (15)廖平：《孔经哲学发微》，李燿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册，第301至302页。其《凡例》写于“癸丑圣诞前十日”，孔子生日为八月二十八日为孔子诞日，亦即1913年8月写的。据《廖平年谱》，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在曲阜召开，廖平赴会并讲演，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第73页。 (16)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第152页到169页。又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二期。 (17)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44页。 (18)廖平：《五变记笺述》卷上，李燿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册，巴蜀书社1998年，第569页。 (19)蒙文通：《论经学遗稿》甲篇，《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46页。 (20)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14页，初发表于1931年。 (21)刘小枫：《六译圣人赞》，载《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2)廖平：《尊孔总论》，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303页。 (23)钱玄同致胡适信(1928.4.6)中说：“《左传》虽非《春秋》的传而必是战国时人做的历史，此不但‘伪今文家’如鄙人者这样说，就是真今文家也未尝不如此说；不信它是历史者惟廖平一人，然此乃妄人之尤者耳，其说本无成立之价值也。”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132页。 (24)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3页。 (25)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经学抉原》第172页。关于蒙文通经学思想，本世纪以来受到特别关注。2004年10月，四川大学召开“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收到多篇关于蒙文通经学思想的研究论文，如陈德述《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研究的贡献》、蔡方鹿《蒙文通经学片论》、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等，载《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后有蔡方鹿、刘兴淑著《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 (26)蒙文通：《经学导言·绪论》，《蒙文通文集》卷3卷《经史抉原》，第11页。 (27)蒙文通：《经学抉原·序》，《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46-48页。是序尾题：戊辰(1928年)仲冬叙于成都国学院。 (28)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丙篇，蒙默整理后记说，此篇略作于1949年，《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49—150页。 (29)周予同说；“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以至现在的经附于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5页。据此论，经、史两立，只是主或次或附的问题，与章学诚“六经皆史”或他人说的六经非史不同。 (30)蒙文通：《经学导言·结语》，《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42-45页。 (31)蒙文通：《经学导言·绪论》，《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2页。 (32)原载南京《史学杂志》第2卷，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今见《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46页至103页。据《经学抉原·序》，是篇完成于1928年。 (33)蒙文通自编论文集《儒学五论》，1944年11月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 (34)张志强：《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 (35)《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第4页。《古史甄微》1927年讲义印发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1929年至1930年发表于南京《史学杂志》第1卷、第2卷连载。1933年，合此前发表的数篇论文整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再版。参见《古史甄微》整理后记，《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27页。 (36)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30页。本文原载《学衡》，转载《新中华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3年6月，上海。 (37)据蒙默整理后记，《古史甄微》撰于1927年春，初刊于南京《史学杂志》第1卷第4、5、6期和第2卷第1、2期，1929年8月至1930年3月，见《文集》第5卷第127页。《经学抉原》初刊于南京《史学杂志》第2卷第3、4、5期，1930年9、10月，蒙文通《经学抉原自序》撰于1928年冬，见《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03页、48页。 (38)载《孔子讨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57—221页。 (39)蒙文通《致郦衡叔书》、《答洪廷彦》(部分)两信曾发表于《中国哲学》第5辑，北京，1981年，两信全文今载《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 (40)蒙文通：《致郦衡叔书》(1963)、《答洪廷彦》(1963)，《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第44页至46页。 (41)《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理学札记》之蒙默《后记》(1979)，巴蜀书社1987年，第132页。 (42)《熊十力致蒙文通函》(1951年)，蒙文通曾说此言“谓我最能懂其学问，但我之学与之并不全同”，《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第31、433页。下文“经为常道”为熊十力名著《读经示要》卷一《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语。 (43)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第2—3页。 (44)《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第4页，巴蜀书社1987年。关于这个问题，蔡方鹿先生已有论述，见蔡方鹿、刘兴淑著《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153页至154页。 (45)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载《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第138—145页。 (46)李源澄于50年代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副教务长，1957年被打为“右派”，次年死于肝癌。对李氏的关注是较为晚近的事，蒙默先生表彰先行，在成都作过多次相关讲演，撰《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林庆彰先生主持搜集了李源澄的著作并出版发行，他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第15辑中，刊有蒙默上文(文略有异)并《我搜集李源澄著作之经过》一文，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同年，由林庆彰、蒋秋华主编的《李源澄著作集》四集，由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发行。新近有王川《李源澄先生经史成就述论》，《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 (47)李源澄《经学通论》初为成都路明书店1944年印行，载《李源澄著作集》第1册。 (48)李源澄：《经学通论》第4章《论今古学》，《李源澄著作集》第1册，第25～30页。 (49)李源澄：《秦汉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206页。 (50)以上均见李源澄《经学通论》第1章《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李源澄著作集》第1册，第4-10页。 (51)李源澄：《秦汉史·自序》，引自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李源澄著作集》第1册，第80页。 (52)钱穆：《李源澄〈秦汉史〉序》，1946年于成都，引自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李源澄著作集》第1册，第79页。 (5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54)吕思勉说该著是“解放前影响较大的”秦汉史专著，林剑鸣认将之列为“较为有影响的四部”秦汉史著之一，张传玺说李著是“秦汉史研究的拓荒时期的产物”，参见王川《李源澄先生经史成就述论》，《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李源澄的史学论著颇有可观，但大多散佚，今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李集》所收搜集，除《秦汉史》外，尚有论文49篇，计约50万字。研究方向以秦汉及魏晋南北朝为主，亦兼及其他。 (55)蒙文通：《经学抉原·序》，《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46～48页。 (56)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认为这种现象“很值得探讨”，载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近者郭书愚也说：“经学在民初的蜀中学界仍被尊为传统中学的‘正统’，这与同时期经学在外省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的显著现象异趣，从一个侧面凸显出民初蜀学风气的区域特性。”载氏撰《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57)刘咸炘：《蜀学论》，载《推十书》第三册《推十文》，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 (58)锦江书院是四川按察使刘德芳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创办的，雍正十一年(1733)敕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四书五经是各书院的主要功课。光绪二十八年(1902)，绵江书院与尊经书院等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为今四川大学前身。 (59)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之洞诗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60)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存古学堂档案》，第26卷，第40页，转引自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61)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15辑，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3月，第318页。 (62)庞石帚：《记龚向农先生》，《养晴室遗集》卷六，白敦仁整理自印本，成都，1995年，第211页。龚氏著《经学通论》，1926年华阳林思进(山腴)序刻本，后有多次再刻。 (63)龚道耕：《经学通论》卷四，1947年成都薛崇礼常校镌本。 (64)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载《推十书》之《史学述林》卷5，咸都古籍书店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