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中西文化交流的三大思想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障碍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0；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2)01-0017-06
在现今全球化大趋势下讨论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或会通，没有必 要讨论其可能性，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或现存的事实，但有必要讨论如何破除妨碍 两大文化进一步融会的思想障碍，因为经过20世纪的文化理论研究，无论在中国学术界 还是西方学术界，人们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问题的看法达成了较多的共识，但仍 旧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纷争。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倡导与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仍有多方面的疑虑，在理论上 则表现为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分歧：第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是否具有平等性，今后的 中西文化交流能否具有平等性，简言之，平等交流有无可能?第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 目标和结果是什么，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后达到的一种多元共存共生、既有统 一性又有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简言之，无差别的、统一的世界文化有无可能?第三，不 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能否阻碍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会否造成误解的累积，简言之，准 确的文化翻译有无可能?在这三个问题上产生的理论分歧从思想上阻碍着中西两大文化 体系的进一步融会，需要中外学术界和思想界共同加以廓清和突破。
一、平等的文化交流有无可能?
在中国史学界的语境中讨论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史”与“基督教在中国的 传播史”基本上是同义词，在中国宗教学界的语境中讨论基督教问题，“基督教在中国 的传播史”与“中国基督教史”基本上是一个意思。“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带来社会 和思想文化的变动，学术界重新关注和投入对于中西交流史和基督教教会史的研究，… …近20年来，很多学者投入了此课题的研究并且取得很大成绩，大批论著、译著问世。 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共发表论文千余篇，专著、译著、资料汇编等50余部。”[1]( p.284)而在这些成果中，涉及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问题的占其中的1/2左右。学 者们力图改变过去研究面较窄的缺陷，客观公允地评价来华耶稣会士及其所传入的西学 。但也有学者仍旧坚持以往的某些评价，认为“耶稣会士终究代表一股历史逆流。由传 教士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和传播者，实在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2]目前持这种 观点的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它承载了中国人在20世纪特定历史条件中形成的因山河破 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感和后来五四精英们在思考中西文化关系时通常拥 有的紧张感，因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并将在今后某些特定时期重新以新的形式出现 ，值得学术界注意。应该说，学者们具有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对学者个 人来说也许无可厚非，但这种情感和情结在时代变化了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思想 阻碍。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即文化交流传播的平等性问题。有些学者认 定这四百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始终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认为在这四百年中大部分时间 是不平等的，只有在少数时段是平等的。具体到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许多研究者 实际上认为它是不平等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性，但不敢明确从总 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从总体上应将明末清初的 文化交流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
回想始于四百年前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诚可谓“行程坎坷九万里，步履 蹒跚四百年”。当时，东西双方睿智的思想家对“融汇中西文化”怀有十分美好的愿望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儒生士大夫对“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表示 衷心欢迎，并力主“会通”中西文化，以求“超胜”；大儒方以智总评西学“质测颇精 ，通几未举”，主张“借远西为判子，申禹周之矩积”，“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 ，并有兼容各门学术编成一套大百科全书的构想。与之同时，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 大哲人读到白晋等人介绍的《周易》、《中庸》等四书五经而盛赞中国人的哲学智慧， 曾满怀希望想亲自到中国来访问，并协助康熙皇帝建立中国科学院，发展中西“融合” 的数理科学。(李约瑟语)“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 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 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 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 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 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 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 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 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3](p.6)
讲到这里，本文开头的设问——平等的中西文化交流有无可能?——已经有了一种回答 。如果历史上的某些时段曾经或已经有过基本平等的中西文化交流，那么历史上或现时 代出现的不平等的中西文化交流就都不能用来证明“不可能有平等的中西文化交流”， 更不能用来作为预测今后中西文化交流不平等性的佐证。
在笔者看来，思考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一旦承认了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曾有过平等交流，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在具体评价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东学 西传”时保持公允，而且可以在文化传播的理论上取得突破。
依照文化传播理论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 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 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 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认 为，只要承认了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我们就有了一个思考文化传播规律的新起点，以往 所说的“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 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现在和今后也会存在。
思考中西文化交流史，人们应当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人们受 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 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 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 在20世纪的许多时间里也许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 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 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 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
指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双方的平等性，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 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 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 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3](p.4)“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 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 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 ‘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 重新检讨。”[3](p.8-9)总而言之，承认平等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能够引导我们思 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也可以引导中外学者端正各自的文化心态。
二、无差别的、统一的世界文化有无可能?
在文化交流问题上，笔者始终是一个文化融合论者。但一个标签、一顶帽子说明不了 多少问题，同一基本立场下也有局部观点上的差别。文化融合论可以看作是一种基本态 度，即在全球一体化大潮下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平等的文化交流 有利于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发展与更新，并努力推进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进入新 世纪后不到一年，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的发生，似乎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 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 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4]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 的会通与融合。
在研究某一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时候，学者们除了考察其过程，还要分析其实际 后果，并且经常会思考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标和结果是什么?文 化交流与传播的结果最终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无差别的、统一的世界文化有无可 能?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理解将决定人们的文化心态。而要想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必须超越以往的“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所谓“绝对冲突论”，指的是以往 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所谓“绝对融合论” ，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 在这方面笔者有过较为系统的阐述，在此仅择要述之。
首先，我想再次重申一下自己多次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种基本立场：“ 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5]我认为，各种文化自 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 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 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 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所谓传播就是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融 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
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 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 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 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 充分的表现；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从已发表的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术论著来看，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 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 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 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则直接导致研 究者本身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在许多学者眼中，明末清初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 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 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 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这些学 者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 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笔者认为，此类观点需要纠偏和矫正。要对这场东西 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准确的评价，必须承认这场交流总体上具有平等的性质，并进 而看清“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其次，我想强调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会有不良 后果产生。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 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
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 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 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的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 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 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我们要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 文化发展的趋势，要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 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若 无这充满冲突与对抗的长达四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中国人现在仍将视西方人为 蛮夷，而西方人也仍旧会视中国人为病夫，处于一种相互敌视的状态。经过四百年的中 西文化交流，持这种心态的人在西方在中国都已经大大减少。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 化交流仍将产生很多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东方和 西方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最后，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异质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 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异质文化之间的融 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形成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 化发展的大趋势。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 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在本质上不同，又无法相互融通，是自我幽闭 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这种观点在现在的中国 学术界完全可以被文化冲突论者引来作为一条理论根据，论证文化融合的不可能。笔者 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异质文化融合后会产生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之间的矛盾，这种分 析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不同文化的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 。在我看来，异质文化融合后会产生矛盾只能表明这种融合还有待深入，不能用来否定 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更不能将文化融合的结果称为“假晶”。我们在看待文化交流与融 合的成果时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 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还要看到通过文化融合后产生的新文化将比融合 前的旧文化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19、20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 “西方的没落”；20、21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 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笼罩着浓厚的文化替代论的影子。在以 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 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在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它们都没有涉及文化融合后 发生的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 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同样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 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前两种文化替代论在 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我们应当把文 化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定位于文化转型与更新。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 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 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 、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
放弃文化替代论和接受文化转型论，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回答了文化融合是否可能的问 题，并从根本上否定了“绝对冲突论”和“绝对融合论”。所以，我深信，文化的融合 并不会造就某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速进行，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确实会越 来越小。
三、准确的文化翻译有无可能?
翻译不仅指日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 ，而且也指文化学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在实际 中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文字翻译的需要产生于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的翻 译。那么翻译中经常出现的误解或误差会不会阻碍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会否造成误解 的累积，简言之，准确的文化翻译有无可能?
哲学家奎因提出过一个“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 系并不确定，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 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也就是说“彻底翻译”是不可能的 。笔者对奎因的这个理论没有专门研究，但我认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虽然 并不确定，这固然造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如在翻译中发现某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 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但我们若是 佐以音译、注译、造新词等语言手段，还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
笔者做过一些翻译工作，在以往的翻译中奉行的标准只有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忠实、 通顺。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于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顺”。“忠 实”是针对要翻译的文本而言的，即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 对翻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对这两条翻译标准，我们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 也就是说这四个字是标准，是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又是很难圆满达 成的。对具体翻译工作来说，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个作品可以说是绝对无 误的，今后也没有哪个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翻译 的重要性，在工作中要力求忠实，而不是放弃“忠实”的标准。这从哲学上来说，又是 一个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
翻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 而不能准确地传达著者的原意，甚至扭曲著者的原意。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翻译 重要的根据，更不能成为反对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可译性的理由。不同语言的特点 确实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精神特征，不同语言在语法和句法上确实有差别，但所有语言都 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 从事文化的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 。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但它们都是可理解的。
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兹早就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我要说的 是树叶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树叶。世上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语言，但它们都是人 的语言，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世上也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但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 的，由于我们都是人，因此也是可以相互理解的。我们通过跨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 展各自的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 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 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 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 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 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 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而其最终结果我们在 上面第二个问题中已经讲明了。
总而言之，绝对意义上的准确的文化翻译与绝对意义上的文化融合在现实中是不可能 存在的，但我们决不因其在现实中不可能就放弃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中国社会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引进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到借鉴 西方的各种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再到参照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进 行全面分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20多年也是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最 大影响的20多年，西方人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 ，对中国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肯定也超过以往。这一现实告诉我们，每一种具有牢固的 精神根基和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会从根本上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但是随着时代的变 化，任何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可能不变。中国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 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它的文化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型变。面对这一现实的中 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西方学术界如果能够认清在21世纪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国文化系统 中的地位仍将处在亚文化的状态，但它又是一种能够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更新起作用的 积极的力量，那么中西思想界在基督教文化传播问题上就可以避免许多极端的论点，进 而达成更多的共识。
四、结语
认定不可能有平等的文化交流，认定未来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 化或认定文化融合的最终境界是无差别的、统一的世界文化，夸大不同语言、文化系统 的不可译性，这是阻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三大思想障碍。历史确实是一面可资借鉴 的镜子，但若观察者不具有足够宽阔的视野和多维的视角，那么历史会成为一个沉重的 包袱。
张西平教授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 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 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 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3 ](p.8)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笔者真诚地希望中西双方学者都能够再次回到平等交流的元点上来，加深了解与认识， 促进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