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能否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逆差论文,美中论文,人民币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以来，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使人民币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从2003年2月西方7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到2005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部长级对话会议上，西方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迭起。为了减少贸易摩擦，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步入了连续的小幅升值通道中，到2008年7月底已经达到1美元兑6.8375元人民币的水平，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17％。
然而，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扩展至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酿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受此影响，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冲击，东部地区大批中小企业停产倒闭，失业增加，因此中国对汇率政策做出相应调整，2008年7月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3左右，这使得中国的出口没有进一步恶化，并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好转，贸易顺差又开始迅速增加。
2010年3月，130名美国国会议员以人民币“低估”加剧了美中贸易不平衡、使美国丧失大量工作岗位为由，联合要求美国政府在4月发布有关汇率操纵的定期报告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一，以迫使人民币升值。① 在人民币汇改近5年后，西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之所以又起，是因为美国国内依然鼓吹“人民币升值论”，声称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以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然而，人民币升值真的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吗？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美中贸易总量及贸易结构入手，结合人民币汇改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样本区间对此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述评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会影响贸易收支。Krugman and Baldwin（1987）对美国的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进行了研究，得出汇率贬值有利于改善一国贸易收支的结论；Rose and Yellen（1989）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美国和其他G7国家1960年后双边贸易的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了不能拒绝真实汇率对美国与其他G7国家之间双向贸易有显著影响的原假设；Boyd，Caporale and Smith（2001）对法国、德国、日本、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实际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显著；Maurice Obstfeld（2002）使用SITC分类，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分析了汇率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认为汇率对双边贸易有极其显著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并没有显著影响。Bahmani- Oskooee（1989）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相对软弱的金融体系和封闭的经济运行、长期和严重的贸易逆差、较高的进口需求刚性，往往导致汇率变动的J曲线效应弱化或变形。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币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常常不能成立，或者即使成立，金融体系的扭曲也往往使汇率信号的变动不能充分传导到进出口商品价格和需求的变动上，因此，汇率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Zhaoyong Zhang（1996）的研究指出贸易差额的变动会引起汇率的变动，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汇率的变动会引起贸易差额的变动；Tarlok Singh（2004）通过对贸易均衡模型的比较研究，得出汇率变动对印度的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方面，也存在着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有显著影响。戴祖祥（1997）运用出口价格指数、国外收入指数、出口额指数以及出口量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1981－199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为1.3，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因此人民币贬值可以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朱真丽、宁妮（2002）采用1981至2000年我国进出口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进出口价格弹性之和为－2.71，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货币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辜岚（2006）运用1997年至2004年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英国、马来西亚和欧元区国家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月度数据，通过结构协整向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实际双边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各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在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中国只和美国及欧元区国家的双边数据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说明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会恶化中国和美国及欧元区国家的贸易账户；Pingfan Hong，Rob Vos & KePing Yao（2008）认为人民币汇率对国际贸易收支有影响，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均表明中国应该通过人民币升值和刺激本国消费来改善目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况。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处于临界值甚至完全不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即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甚至完全没有影响。Yingfeng Xu（2000）认为，由于中国国内价格的灵活性，汇率变化对贸易条件和贸易流量的影响是有限且短暂的；Lahrèche- Révil和Bénassy- Quéré（2001）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虽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吸引FDI起到一定的作用；谢建国、陈漓高（2002）采用1978－2000年的数据，利用双边分析法通过实证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的进出口价格弹性仅为0.089，且中国贸易收支短期内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内则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
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方面，大多数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姚枝仲（2003）指出，汇率并非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唯一因素，美国的财政赤字政策、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引致的大规模证券资本流入才是造成美国大规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美国蓄意挑起的贸易摩擦于事无补，仅仅依靠汇率变动只能缓解但无法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沈国兵（2004）使用1998－2003年的月度数据分析了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任兆璋、宁忠忠（2004）采用1978年到2002年的年度数据对中国对外贸易收支差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间不仅判定系数低，且协整方程和因果关系分析均显示二者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中国的贸易收支以及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汇率政策并不是调节中国经常项目收支状况的有效手段；Pingfan Hong（2006）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说明，人民币近几年汇率的波动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其本身是关系到有缺陷的国际储备系统的问题，而远远不是中美贸易本身；Donal Kummer，Hung- Gay Fung & Jian zhang（200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美国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中国初级产品和制造产品的产出将会增加，能源产品和服务业将受到不利的冲击；欧元明、王少平（2007）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协整、误差修正模型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与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内资企业出口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都不能有效地解释内资企业出口的变动，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非常小。国际上因为贸易逆差而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孟祺、王斐波（2009）认为由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整体垂直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因此人民币升值不能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减少。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改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Jaime Marquez & John Schindler（2007）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10％将会使得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下降1％，但对于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Won Wkoo and Renan Zhuang（2007）认为汇率在中美两国贸易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中美贸易不平衡情况的改善。姜茜、李荣林（2010）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研究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人民币多边汇率变化与中美双边进、出口及贸易差额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改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其效应在短期内即可显现，但对双边进、出口的影响则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变化与多边汇率变化的综合比较，两国经济增长均将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美中贸易逆差，而贸易政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对中美贸易收支产生影响尚无定论。不同作者利用相似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二是所有研究都仅停留在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总量的关系上，而忽视了中美之间特殊的贸易结构。本文拟从中美贸易总量及贸易结构上研究其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并重点评估人民币升值对不同类别贸易品的影响，以期为合理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美中贸易逆差总量与人民币汇率
已有研究表明，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存在着交互关系，即汇率的变动可导致贸易差额的变动，反之，贸易差额的变动也会影响汇率的变动。为了较全面地反应人民币汇率与美中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的样本将涵盖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不同阶段：考虑到在1994年前是汇率双轨制，1994年至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基本由官方控制；2005年7月以后，市场因素在人民币汇率变化中的作用增加。因此，本文选取1985年1月－2009年12月美中贸易差额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技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由于中美在贸易统计上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美中贸易差额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census.gov）；人民币汇率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由于美国统计的美中贸易差额月度数据具有季节性变动规律，所以先对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并对调整后的美中贸易差额及人民币汇率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美中贸易差额及人民币汇率这两个时间序列都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这表明两个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接下来，运用Engle- 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美中贸易差额及人民币汇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用美中贸易差额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回归，如果得到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美中贸易差额与实际汇率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协整关系。表2为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表2可以看到，美中贸易差额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回归后的残差序列是不平稳的，这说明：在1985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样本区间内，美中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这与沈国兵（2004）及欧元明、王少平（2007）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样本区间内，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为了更准确地揭示美中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笔者按照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将整个样本区间分成1985年1月－1993年12月、1994年1月－2005年7月及2005年8月－2009年12月3个样本区间，并分别检验3个区间内美中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在1985年1月－1993年12月及1994年1月－2005年7月两个子区间内，美中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但在第三个样本区间（2005年8月－2009年12月间），即人民币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美中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之间开始出现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一发现需要我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沈国兵（2004）及欧元明、王少平（2007）曾指出如果美中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则可以断定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但如果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人民币汇率是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表3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中美贸易差额不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的零假设被拒绝，即中美贸易差额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过来，人民币汇率却不是中美贸易差额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进一步说明，即使在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仍然并非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真正原因，所以美国当前鼓吹的“人民币升值论”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对于2005年8月后两者间出现的协整关系，可能是因为中美贸易差额开始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造成的，而这也恰恰反证了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进程。
三、美中贸易逆差结构与人民币汇率
以上研究表明，就总量而言，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然而，中美贸易中涉及的商品类别非常多，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分类法（SITC），美中贸易可以分为10大类：0、食品与活动物；1、饮料与烟草；2、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4、动植物油、脂与蜡；5、化学及相关产品；6、原料制品；7、机械与运输设备；8、杂项制品（家具、服装服饰、鞋类及小商品）；9、未被SITC分类的其他商品。表4给出了1996至2009年美中10大类商品贸易逆差的具体情况。
从表4可以看到，从1996－2009年间，美中贸易逆差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至2008年达到峰值，为2865.69亿美元，即使在中国出口受到较大冲击的2009年，美中贸易逆差仍然达到了2399.82亿美元。然而，并非所有类别的商品都呈现出贸易逆差，在饮料与烟草、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动植物油、脂与蜡及化学及相关产品等4类商品上，美国保持了对中国的顺差。而在剩余的6类中，美国却一直存在对中国的逆差。表4还清楚地表明，1996－200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顺差主要集中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上，为954.72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家具、服装服饰、鞋类及小商品）上，三者合计为21608.72亿美元，共占美中贸易逆差的102.26％，这就是说，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这三大类商品上，如果剔除掉这三大类商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将转为顺差。
为了更好地研究人民币汇率对美中贸易差额的影响，接下来使用自回归模型（AR（p））研究人民币汇率和10大类商品的关系：
根据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信息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1，即AR（1）模型。运用1996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数据，分别用各类商品的贸易差额对其滞后一期及人民币汇率做回归，共10个方程，回归结果见表5。
表5显示，在AR（1）方程中，10类商品的贸易差额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差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有显著影响，但人民币汇率对10类商品贸易差额的影响表现不一，其对食品与活动物贸易差额、饮料与烟草及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影响显著。
对美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将导致饮料与烟草及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贸易顺差的增大，尤其是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表5中方程2的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00个基点，美国在非食用原料类商品上的顺差将增加2.45亿美元，而在饮料与烟草类商品上的顺差将增加653.8万美元。进一步分析非食用原料顺差的构成，由于非食用原料包括生皮及生毛皮、油籽及含油果实、生橡胶、软木及木材、纸浆及废纸、纺织纤维及其废料、天然肥料及矿物（煤、石油及宝石除外）、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及其他动、植物原料等10个子类，其中顺差主要由油籽及含油果实和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构成（具体情况见表6），2009年，美国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上对中国的顺差为197.61亿美元，其中油籽及含油果实和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顺差为150.53亿美元，占非食用原料顺差的76.18％。究其原因，是因为非食用原料大都属于土地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实际的可利用土地面积比中国大很多，故美国在油籽及含油果实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比美国便宜，环境污染成本比美国低，所以美国的废纸、纺织纤维废料及金属废料纷纷运往中国进行再加工，导致在这类商品上美国对中国的顺差。
值得注意的是，方程0的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美国在食品与活动物上贸易逆差的增加，人民币每升值100个基点，该逆差将增加1802.8万美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该类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为美国家庭生活必需品，故人民币升值虽然导致该产品出口价格上升，但由于升值幅度较小，加之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其美元价格并未上扬，所以美国家庭对其需求并未减少。
对于造成美中贸易主要逆差的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主要包括：纺织、钢铁、机械、服装、家具、鞋帽等，均属于劳动密集型及资源易耗型的产业，也是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后转移到他国生产的产业。回归结果表明，在1996年1月至2009年12月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并未对这3大类商品的美国逆差产生显著影响，即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能够减少美国在这3类商品上的巨大逆差。
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2005年7月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且2005年7月后人民币汇率与美中贸易差额之间开始出现协整关系，笔者选择2005年8月至2009年12月的样本数据，再一次分析人民币升值对10大类商品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7。
表7显示，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后，10类商品的贸易差额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差额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仍有显著影响，人民币汇率对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的影响仍然显著，人民币每升值100个基点，美国在非食用原料类商品上的顺差则将增加2.78亿美元，但人民币汇率对食品与活动物、饮料与烟草的影响消失了。
由于2005年7月21日后，人民币汇率制度主动地、渐进地朝着灵活性与市场化的目标迈进，因而，汇改后除了非食用原料类商品，人民币汇率对美中其他类别商品的贸易差额的影响反而消失了，这进一步证明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真正原因。
四、结论
1985－2009年的月度数据计量结果表明，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虽然自2005年7月汇改后，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出现，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差额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却不能引起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化，这进一步说明，即使在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仍然并非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真正原因，美国当前鼓吹的“人民币升值论”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通过对美中贸易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美中贸易顺差主要来自非食用原料类商品，而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这3大类商品上，这3大类商品的贸易逆差超过了整个美中贸易逆差的总和。美国之所以在非食用原料类商品上取得较大顺差，是因为该类商品属于土地密集型产业，美国发挥了其可利用国土面积比中国更大的比较优势；同样地，中国能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类商品上保持巨大的顺差，也是因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充分利用了劳动力成本及资源使用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
虽然从总量上，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但进一步分析美中贸易结构，可以得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美国在饮料与烟草及非食用原料等商品上贸易顺差增加、而在食品与活动物上贸易逆差增加的结论。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造成美中贸易主要逆差的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均无显著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的作用微乎其微。
造成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充分发挥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而且，鉴于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巨大差异，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并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美国通过人民币升值抑制中国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的出口，从而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是不可取的。美国要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关键在于在中美贸易中要重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土地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等产业的比较优势②，而不是无休止地指责人民币汇率政策。
对中国而言，不要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妥协，而应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主动并渐进地朝着灵活性与市场化的目标迈进。同时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应该扩大从美国的进口，特别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是绝对优势的土地密集型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口，最大限度地降低由美中贸易逆差引发的贸易摩擦行为，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 在本文完稿之际，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4月3日宣布，美国政府将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发布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这意味着美国将延后决定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证实了人民币升值并不足以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另有其因。
② 一直以来，美国在生命科学、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等具有比较优势和决定优势的高科技产业上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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