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发展理论
科学发展观属于社会发展理论的范畴，是运用哲学发展观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结出的思想硕果，哲学发展观则是解读社会发展理论的钥匙。因此，研究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理清哲学发展观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在谈到哲学发展观时曾经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1]300。他引证列宁的话作解释：“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1]300 这段话告诉我们：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一切发展都是物质表现形态的发展；发展不仅是量的增加或减少，而且包含着质变和事物的新陈代谢；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则认为，世界是静止的、不动的，如果有运动变化，那也只是循环往复，反复产生同一结果，或者只有量的增加或减少，没有性质的变化；运动的原因是外力的推动；运动的形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机械运动，因而否认了运动形式的多样性，亦即世界的多样性。以上便是哲学上对立的两种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他们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的发展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其基本内容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它主要是历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社会历史的基础与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的演进等，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不同国家的特殊规律；二是运行层次，它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道路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带有应用哲学的性质和特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注意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2]796，按照“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快发展速度，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思想路线上的“左”倾和方法不当，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犯了“大跃进”的严重错误，后来又发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吸取和借鉴现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其主要之点是：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当今世界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中国尤其需要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而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3]377 的发展理念；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总结发展中目的和手段关系上的经验教训，提出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运用社会基本矛盾与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把改革开放和科技教育作为发展的动力，提出综合动力论；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和兼容性，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运用矛盾力量不平衡和量变质变原理，分析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运用互相联系和发展的连续性原理，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思想，强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增强发展的后劲和持续性，等等。
在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相当的一部分干部在发展观念和具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误区，例如，他们把“发展才是硬道理”曲解为“只有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把“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曲解为“经济增长是执政兴国的惟一要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的最终目的曲解为追求单一经济目标、物质目标，把发展曲解为短期的、一时的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盲目建设、消耗资源、降低效益、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谋发展。在他们的头脑里有一种只图虚名、不讲实效的政绩观。结果是经济发展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农业仍然相当落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下岗、失业人数增多；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管理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经济发展了，但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经济整体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日益加剧。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和矛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辩证法发展观的运用和发展。它在考察事物发展的动力时超越了“一分为二”的“二”的限制，从“多”的方面，即从系统的整体去进行综合考察，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取决于哪一对矛盾的相互关系，而是取决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多因素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并且这种相互作用的机理，不仅是从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去说明，而是从多方面去加以考察。在发展质和量的关系上，它坚持质和量的统一，强调经济发展不仅仅限于经济增长，不仅仅反映社会财富在数量方面的变化，还要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如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品结构的变化与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程度的变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等。在发展的价值判断上，科学发展观引入了人的尺度，它强调以人为核心，认为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目的。而传统发展观则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的前提上，认为发展天然是好的，发展总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总比发展的慢好。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价值问题却缺乏关心。结果是模糊了目的，迷失了方向，导致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以及种种社会问题频繁发生。所以，破除传统的发展观念，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当前广大干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人学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学思想，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社会底层命运的特别关注，对社会公平的执着追求；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重建的高度重视；对个性解放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力推崇的中国特色，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其具体表现，一是从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人的基本特性和本质。毛泽东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4]477，它包括思想等等主观的东西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而基本的实践形式则是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因此，“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5]81。这样就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了，而“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则把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时代的人区别开来了。二是从历史创造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毛泽东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6]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1031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8]152 三是从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出发，提出了人权问题和革命人道主义原则。毛泽东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劳动使人成为历史的主人，具有无上的价值，因而人应当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即人权。而人权首先是人民大众的人权，其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然后是发展权、管理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事业，则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9]129。与尊重人权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最起码、最普遍的原则——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革命队伍和人民内部，而且适用于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不再捣乱的反动分子，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四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毛泽东认同《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5]416，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0]239。在民主革命时期，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时期，他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制定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各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产生了片面的认识和误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下，人性、人的价值、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个性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口号受到严厉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性、人权、人道主义遭到无情践踏，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和人文关怀被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力量，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的目的，经济上是要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文化上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检验改革、发展成败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72。这样就把人和人民当作了改革、发展的主体和依靠力量，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等问题的讨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声音，尊重人，为了人，依靠人的观念终于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改革、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虽然是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的目标，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应该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推进其发展程度，这不是超越发展阶段，而是把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的实践辩证统一起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解决了“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胡锦涛指出：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1]。这就是说，第一，发展的目的不单纯是GDP的增长，而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自由、完善、充分、和谐的发展。这个目标是很高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但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求逐步推进、分阶段地加以实现。当前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第二，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是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利益。当前的要求是既要考虑到社会新兴阶层的利益，又要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注意社会公平，强化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机制。第三，发展的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是评价发展效果的最高标准。如果发展的结果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发展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政治理论观点的重要变迁，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不仅对于发展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学理论。
首先，它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的深刻内涵，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以人为本”中的“人”，当然主要是指“人民”，但它还包括其他意义上的现实的人，其外延更宽泛，更具有包容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它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以人为本”，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对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予尊重，它要求我们既要关注人们之间作为人的共同性，又要关注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同时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反思和纠正，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是充分肯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意义。“以人为本”中的“本”，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它把人当作主体，反对“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见权不见人”，要变“官本位”为“民本位”，摆正社会主人和社会公仆的关系；二是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它把人看作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和承担者，是一切事物的根据和本质；三是相对于把人作为手段而言，它要求把人作为目的，社会的发展要更多地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关注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
再次是倡导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该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它要求我们尊重人的价值、独立人格、需求和个性发展，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展的体制、机制，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和责任的主体。该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又要确立和运用人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关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把人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
总之，“以人为本”的理念，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惠民和发展为民论，合理地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理论和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中的有益成分，确立了人是中心、人是目的、人是根本的主体地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人学思想，是我党多年来政治理论观点的重要变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以人为本”，正在从一种思想观念变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政治实践，其意义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将是不可估量的。
三、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的实践理论
科学发展观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人学，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自觉地能动地变革现实的活动[12]56。恩格斯则进一步提出了实践的合理性问题，即实践本身并不一定是天然合理的，它必须合规律合目的，必须有所规范，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恩格斯在谈到实践即自由的活动时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3]455 他特别告诫人们在实践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尊重自然，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3]383 他举例说：类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了不毛之地。列宁在《哲学笔记》等著作中谈到了实践的结构问题，即实践由目的、工具、结果等等构成，这对于我们从内部结构的角度研究实践及其合理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实践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包括实践合理性的思想。他指出，实践是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而进行的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进而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实践”概念[1]295。所谓“科学的社会实践”，一是说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合乎规律，必须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他在谈到如何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时指出：“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就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2]486 他批评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的主观主义者说，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是不科学的，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2]829—833？二是说实践必须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千百万人民的利益为检验标准。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7]864 他还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4]663。这就是说，实践是同价值问题、人民利益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三是实践的工具、手段必须科学、必须先进合理。实践是由目的、手段和结果构成的三维结构，实践的合理性除了目的的合理性、价值的合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工具的合理性问题。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指出：人们的实践工具也就是认识工具，人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地认识了世界。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9]390。这就是说，实践工具的改进与创造，即它的合理性，大大地提高着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地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促使实践本身由低向高级发展。
邓小平在领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践观，强调实践即发展要合乎规律、合乎目的。他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指出：发展“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毛泽东晚年的一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3]116。他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不是“大跃进”，而是“波浪式前进”，“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3]368,376。另一方面，他强调要勇于实践、大胆地闯，在发展问题上要“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14]100，他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既区别又联系起来，以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发展的检验标准，为我们明确“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实践论的角度来看，就是运用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践合理性的理论，来规范、引导、调控社会发展，通过对实践主体实践行为的规范，使得社会活动在总体上得到积极的组织协调，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得到和谐的、持续的发展。具体表现为：
首先，用“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规范发展的目的。即发展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不是为了显示干部的政绩，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总起来说，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进一步说就是要在全社会倡导“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观，即在各项工作中都要树立一切为了人，充分尊重人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原则，坚决反对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见权不见人的陈腐落后思想，坚决反对将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形而上学思想和实用主义原则，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蚀人的灵魂的腐朽思想，积极建构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遵循人道规范，体现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体系，使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其次，用政治法律规范、伦理道德规范来引导实践主体的行为。通过对主体行为的引导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主体行为的合理性。如制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规范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全体成员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再如，科学发展观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及资源短缺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建设节约型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维护人与自然的相对平衡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共存，以未来的发展规划现在的行动，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再次，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规范实践手段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依靠科学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为此，就要加强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同时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预见和估计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为此，就需要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提倡人文关怀，使科学技术向着合理性的方向发展。
四、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的矛盾学说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贯彻和落实，离不开辩证法，离不开矛盾学说。马克思曾经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12]144 列宁在谈到唯物辩证法的特征时称它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15]442。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5]407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2]766 在《矛盾论》中，他强调了辩证法的全面性、系统性，反对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简单化。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矛盾及诸矛盾方面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指出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都要看到这些对立面之间相反相成的方面，都要兼顾矛盾的两头，要把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有时为了更好地突出和发展矛盾的一方，反而要向它的对立面用力；这类矛盾的解决方法，不是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战胜一方，而是利用矛盾的同一性，使双方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即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对人民内部的生产问题、生活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根据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安排[2]783。
科学发展观正是运用了毛泽东的这些矛盾学说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社会发展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和辩证法理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规定了发展的深刻内涵，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面性、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和事物发展的连续性思想。
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说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兼顾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要素的全面发展，社会整体才能进步。由于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入，科学发展观还揭示了社会的全面发展除了要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外，还应加强“社会建设”，这是辩证法的全面性、系统性的深刻体现。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说事物的发展必须是兼顾的、对称的，因为相对平衡、相对稳定、互相协调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协调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才能互相适应，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环节、各方面才能互相匹配。这是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则对事物发展的本质要求。所谓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及资源短缺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建设节约型的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存，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原理的深刻体现。
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的“五个统筹”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五个统筹”就是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一是“统筹城乡发展”，即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当前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政策，并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途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二是“统筹区域发展”，即要把握“两个大局”（内地支持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大局和沿海地区要帮助内地发展的大局），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为此要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三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即要把经济和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看到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因此，要改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状况，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四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要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那种单纯的利用和被利用、征服和被征服的思维方式，强调双向价值关照，对自然既要索取、利用，又要补偿、建设，确立和谐相处、互动共存的相互关系，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五是“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即要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大背景出发考虑问题，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不依存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展开的。因此要扩大开放范围，提高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要把扩大内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基本的立足点，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扩大开放中注意维护我国的企业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总之，从哲学上说，“五个统筹”所涉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充分利用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即运用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统筹兼顾、双赢互利的方式来正确处理。这样科学发展观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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