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日关系论文,进程论文,区域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9-0019-21
一 引言
对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简称“东盟”）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国际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各种研究。但是，将关注点集中在自1990年以来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上，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分析的研究成果则未见有之。
中国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中进行的外交活动，可以称为“振兴中华之外交”。所谓“振兴中华之外交”源于中国的大国意识，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恢复近代以前那种以中国在“天下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目标的大国外交。不言而喻，这种外交行为方式是基于对中国国家利益认知的产物，在国际上还被认为受到了古代政治文明尤其是朝贡体系的影响。
要在东亚地区实施“振兴中华之外交”，中国必然要把推进区域一体化作为其政策核心。对于区域一体化内涵，学界存在着多种看法，在这里，拟将其统一为以欧盟为模板，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区(FTA)建设，进而向经济共同体发展；建设区域内政治和安全保障集体合作体制，进而向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显然，目前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还处于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政治和安全保障集体合作体制的第一阶段。
对于中国旨在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振兴中华之外交而言，可以说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成为其反对者的竞争对手。日本一直想方设法牵制中国设想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日围绕着东亚区域一体化不断进行着博弈。当然，日本的这种“牵制外交”也是基于其对自身国家利益认知的产物。但是，如果从东亚区域一体化和中日关系的发展会对日本国家利益产生积极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发现，日本的外交行为模式还受到了国家利益之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将重点就其所受文化、文明等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现实主义(realism)和文明主义(civilism)相结合的方法(approach)，①从国家利益认知和政治文明、传统文化等视角综合考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现实主义一般可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前者是指相对于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派(liberalism)的理论框架；后者是指相对于理想主义或理念主义(idealism)的理论偏好。本文采用的现实主义概念主要是基于后者。对于后者中的“理想主义”和“理念主义”，本文以更具史实支撑及学术内涵的文明主义取而代之。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决定都不仅具有基于对国家利益认知的现实主义的要素，还或多或少地带有非利益、非客观，即非现实主义的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学界将心理学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用以说明国际关系中的那些非客观的精神面的要素。又有美国学者基于同样的目的，将源于物理学、之后又渗入社会科学的“路径依赖”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②而人类社会中的非利益、非客观，即非现实主义的色彩，一般更多地根源于文化、文明的要素。以无中断的文明史而独异于世界的东方古国，除了沿用美欧学者借用于自然科学的名词之外，还应努力探求更适合于研究东方古国的方法，发展自身的话语权。开发文明学的理论框架，开发政治文明论及国际文明论，将其运用于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重视文明视角，这即是本文所主张的文明主义方法。
文明是在社会因果关系可以自我完结的大空间和长时间中孕育而成的人的精神面及物质面的行为模式的复合体。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外交行为模式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具体到本文，其研究重点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外交行为模式。外交行为模式不是指各种外交政策，而是指存在于各种外交政策之中的那些表现出一贯性、重复有效性的外交行动样式。也因此，相较于有关国家内部的外交政策讨论与决策过程，本文将验证重点集中在由政策的决定和执行构成的相关国家之间的外交进程上。
总而言之，本文旨在对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振兴中华之外交”和中日外交博弈过程进行验证，并探求中日两国各自不同的外交行为模式，进而预测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前景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二 偶然的开始：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提出（1990-1995年）
在最初提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阶段，中日两国都对之持消极态度，所以中日之间不存在主导权之争。但是可以说，正是在那一时期，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力学结构雏形基本形成。
东亚区域一体化最早是由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出来的。1990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在欢迎中国时任总理李鹏来访的晚宴上，正式提出由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组成“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③虽然看似偶然，但可以认为马哈蒂尔是在深思熟虑后利用该时机提出这一构想的。从事情的前后发展脉络观察，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为了与统一后的越南形成的威胁相抗衡，东盟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1989年后，中国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却得到了东盟的支持。马哈蒂尔认为，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可以先获得中国方面的支持，再利用对中国的竞争意识拉拢日本。当时马哈蒂尔的主攻目标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经过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以及中日友好运动、日本重视东南亚外交等，已经基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负面形象。特别是东盟六国，更是积极要求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也已经具备了领导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实力。但是，日本却并不热衷于此。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继续掌控日本，强烈反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日本、东盟和美国之间形成了三角牵制关系，其焦点就是日本是否应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虽然日本政府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持否定态度，但1991年5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马来西亚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是称“对这一想法表示理解”。④作为海部内阁的关键人物，小泽一郎一直倡导“普通国家论”，追求平等的美日关系。海部俊树的这一外交行为可以看做是基于小泽的这一理念。
海部俊树的这一发言使美国产生了危机感，美国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十分警惕，对东亚经济集团构想的反对姿态更加强硬。1991年7月，东盟召开外长扩大会议，会上美国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ddison Baker)批判了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表示“东亚经济集团将成为太平洋东西岸之间即美欧地区和亚洲地区的阻隔，在太平洋上画一道线，也将导致日本和美国的分裂”。⑤
马哈蒂尔在1991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严厉地谴责了这一说法，称“美国在积极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反对东亚经济集团构想，带有种族歧视的偏见”。⑥但是，出于对美国方面的顾虑，东盟各国在1991年10月召开的经济阁僚会议上，就“呼吁召开比东亚经济集团(EAEG)更温和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达成共识。⑦
对此，贝克立刻在同月向日本政府递交亲笔信，表示“不认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⑧1991年11月8日，贝克发表了题为《美国在亚洲：构筑一个太平洋共同体》(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的论文，详细阐述了美国“以美日为中心、在一个太平洋共同体中推进市场经济、民主化和集体安全保障”的方针。⑨同年11月11日，贝克访日，并与日本时任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进行了会谈，再次主张“不管以什么形式，意欲在太平洋上画线的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种企图将太平洋分为两部分、使美日两国同盟关系分裂的做法”。美国提出“以美日为中心”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不谋求在东亚地区的独立领导地位。对此，渡边美智雄承诺“美国没有加入的组织，日本决不会加入”。(11)“渡边承诺”是第一个体现日本外交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中的“同盟从属”外交行为模式的事例。
从贝克的一系列发言可以看出，美国反对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理由是“会导致美日同盟分裂”。换言之，相较于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本身，美国更担心日本的领导地位，时刻警惕日本在获取东亚领导权后产生“脱美”倾向。
美国的这些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上述的“渡边承诺”恰恰反映了日本一贯的政策和姿态。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太政策的重点都集中于亚太经合组织，与美国、澳大利亚携手努力推动其发展，而置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于不顾。1992年9月，日本时任首相宫泽喜一与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基廷进行会谈，对其提出的“定期召开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部长会议和设立首脑会议”表示支持。(12)1993年1月，宫泽发表了《亚洲政策声明》，文中力主推进亚太地区的开放、强调美国参与和存在的重要性，这进一步扩大了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认识鸿沟。(13)
1993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决定将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定位为更容易被美日认可的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协商机构。(14)次年5月9-10日，东盟与美国的定期协议会在华盛顿召开，东盟正式向美国提出关于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立方针的书面议案，希望获得美国的理解。(14)
1994年7月25日，东盟以在举办首次东盟地区论坛(ARF)前有必要同与会东亚各国沟通意见为由，邀请中、日、韩三国外长赴泰国参加非正式外长会晤。虽然此次会晤未被冠上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名义，但实际上是由最初设想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国参加的外长会议，东盟开始谋求使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为既定事实。此时的日本正处于细川政权和村山政权时期，一边倡导“成熟的日美关系”，一边对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构想表示理解。而且，考虑到这次会晤只是外长会晤而非经济部长会议，不会遭到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日本时任副总理兼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决定出席这次非正式会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消极态度有所改变。对于日本的消极姿态，1994年11月29日，马哈蒂尔在会见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时表示，“即使没有日本参与，也要推进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构想”，对日本进行强力牵制。(15)
1995年3月，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出席于4月30日在泰国召开的非正式经济部长会晤。(16)对此，日本正式表明了不参加该会晤的方针，其理由是由于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走上了轨道，开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必要性正在减弱，况且美国对亚洲一体化心存不安，而东盟的构想又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排除在外等。(17)这是日本首次主张东亚区域内组织框架应该向区域外扩大。后来，这种“扩大外交”成为日本东亚外交的行为模式之一。
此时，中国清晰地表达了积极姿态，“关于日本不参加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问题，中国认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各国间的交流与协商，某个国家是否参与并不是重要问题”。(18)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朝着开展多边集体合作外交、支持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转变。
综上所述，1990-1995年虽说只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提出阶段，但却形成了此后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力学结构雏形。首先，各相关国家的政策形成了一定的框架，东盟力掌主导权，中国积极支持，韩国姿态积极，日本持消极态度。(19)而且，在东亚地区中，日本与中国的对外形象逐步形成：日本的对外形象是，重视美国的意图和情感、不赞成赋予东盟主导权、倡导区域合作向太平洋地区扩大、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中国的对外形象是，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努力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
其次，对于马哈蒂尔和东盟而言，为了拉态度消极的日本“入伙”，中国的积极参与成为成功的关键。东盟这种对中国的所求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追求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中国外交不谋而合。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只有东盟与中国(10+1)的市场一体化取得了有效进展，在此基础上还逐渐形成了以“10+1”为核心，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第一圈，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0+6)为第二圈的东亚区域一体化结构。
最后，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虽然强烈反对日本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对中国的领导作用提出反对。
三 走向必然的趋势：中国外交的根本转型（1995-1998年）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助跑阶段，中国积极改善同东盟的关系，为构筑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创造环境。而日本依然没有出台关于东亚区域一体化和日本领导地位的外交战略。所以，中日之间的博弈仅限于1997年出现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
1996年是中国外交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从以双边外交为中心，开始转变为以多边的集体主义外交为中心。
1996年7月，中国提出“新型安全观念”的新概念，表述了中国重视多边外交的外交理念。事实上，同年4月，“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建立，这是中国主导建立的第一个集体合作组织。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以平等身份加入该机制，六国首脑举行首次会议，通过宪章并决定在北京成立常设机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从2005年开始，该组织进一步发展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蒙古等四个观察员国家，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两个会议主席国客人以及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两个对话伙伴国，覆盖了伊朗、白俄罗斯以东的欧亚大陆。对中国而言，这构成了其北方的区域性集体合作体制。(20)
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94年秋天。那一年，中国首次就南沙问题同东盟展开多边对话。1997年3月，在北京由中国和菲律宾共同主持了东盟地区论坛安全保障分会。会上，中国进一步细化1996年提出的“新型外交观念”，提出了以“新安全观”命名的外交理念。(21)同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国会发表演说时，将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机制这一多边合作组织作为实践“新安全观”的成功事例进行了说明。可见自1994年9月，江泽民就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外交理念向集体主义外交的根本性转变，积极决策并实施“上海五国”的政策构想。在此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江泽民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首脑多次交流意见，并在签署共识文件的基础上，邀请各国首脑齐聚上海，成功确立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
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起点地位等一贯说法，首次将倡导“振兴中华”的孙中山作为第一代伟人，他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22)在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又讲道：“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23)可以认为，江泽民把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坚持“三个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党，把振兴中华作为建党以来的一贯使命，当然包括外交在内的所有政策都是振兴中华之策。
2002年7月31日，在文莱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中国提出了“完整版”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其中将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同东盟的关系称为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这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将构筑南北两个区域性集体合作体制作为战略目标。(24)而且，中国所提倡的区域性集体合作秩序并不仅仅涉及政治和安全的合作，还必须包括经济一体化，把参与者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实施东亚经济一体化政策，并不是像中外舆论广泛喧嚣的那样是汲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才开始的；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确立了“新安全观”，并在北方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同时，以东盟为着力点构建其南方的区域性集体合作秩序。中国积极主动地构筑同东盟的全面合作机制，这与东盟方面构筑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较之消极的日本，东盟首先与中国积极进行了战略和战术的磋商以及外交行动的相互协调。
对于东盟而言，日本对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赞成与否成为最后的障碍。为拉日本加入其中，东盟采取的战术是不断重复召开由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以造成既成事实。如前所述，1995年4月，东盟遭日本拒绝而不得不取消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经济部长会议。但是，东盟在同年的7月和11月，以原定来年召开的第一次亚欧会议(ASEM)为借口，提出东亚各国需进行事前洽商。东盟提议举行由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参加的外长午餐会和经济部长午餐会，两会在日本参加的情况下得以如期举行。(25)在此次成功后，东盟在1995年12月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时有望接纳中南半岛各国和缅甸，扩大为十个成员国的背景下，又提议在1996年年底召开第一次东盟十国首脑会议时，邀请日、中、韩三国首脑，实现东盟+中日韩(10+3)会晤；但是，因为日本再次表示不打算参加而作罢。东盟锲而不舍，1996年2月，在第一次亚欧会议开会之前，又以需要洽商为借口，提议并成功举办了由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成员国参加的外长午餐会和首脑午餐会。这一时期，东盟为了抓住日本共设计了五次午餐会。
1997年，马来西亚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在以往五次午餐会外交所积累的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动性，于同年3月和5月反复邀请中、日、韩三国首脑出席年底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最终，日本接受了会议邀请。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东盟+中日韩(10+3)首脑会议并不是像中外媒体所广泛报道的那样，是由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促成的，而是在东盟特别是马哈蒂尔的主导和中国的支持下，这一首脑会晤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达成了约定。
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帮助了日本政府内的亚洲派。1997年8-11月，在日本，以时任财务大臣宫泽喜一和财务省官员神原英资等人为中心的一派官员，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并对东盟和中韩做工作，但其结果却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而遭遇失败。(26)
1997年12月，第一次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以东盟首脑会议扩大会议的形式在马来西亚召开。1998年12月，又在越南召开第二次会议，并决定以后将每年举行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
四 主轴的确立：《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1999-2004年）
截至2010年的13年间，“10+3”机制基本上都是以论坛的形式存在。(27)其中，中国以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FTA，简称自贸区）为中心积极构筑其与东盟的全面合作关系，并使其占据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战略中心。而日本，依然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和日本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持消极态度，但是究其原因，却已不再是因为从属于美国的政策，而是意欲实施“牵制外交”以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牵制外交”成为日本的外交行动模式之一。美国虽然反对日本争夺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但对于中国的相关行动却没有反对言行。
这一时期，中国在实施对东亚外交的过程中，显现出一些新的外交行为模式。
第一，在构建东盟+中国的区域性集体合作体制进程中，中国坚持每年都要有所前进，追求年年有进步。(28)中国非常重视维持同东盟之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之势，并借此形成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将东盟十国都拉入其中。1999年以后，中国逐年完成的工作可列举如下：
1999年，在积极开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同时，开始就构建东盟－中国的自贸区进行事前疏通。
2000年，向东盟提议进行“自贸区共同研究”。
2001年，和东盟就启动自贸区谈判达成共识，并在海南岛设立博鳌亚洲论坛。
2002年，签署《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3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就构筑“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达成共识。
2004年，取消对东盟的农产品关税，并签署东盟－中国自贸区《货物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东盟承认中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2005年，开始减免货物关税，并推进湄公河流域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2006年，就东盟－中国自贸区《服务协议》达成共识，并开始推进泛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2007年，签署东盟－中国自贸区《服务协议》，并就建设海陆空交通网络达成共识。
2008年，就东盟－中国自贸区《投资协议》达成共识。
2009年，宣布2010年1月1日建成东盟－中国自贸区，建立促进交流的常设机构“东盟－中国中心”，设立“东盟－中国投资合作基金”，缔结《中国－东盟东部地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9)
第二，中国外交显露出，通过经济一体化谋求构建并扩大共同利益的外交行为模式。中国的外交理念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即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构筑深厚的稳定的区域性集体合作秩序。2004年，当时负责亚洲地区事务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论述中国的亚洲战略的论文中指出，现阶段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基于这一对国际形势的基本认知论证了1997年以来“10+3”机制的顺利发展和中国外交资源在这方面的重点投入。(30)
第三，为推进区域一体化，对周边地区的中小国家开展“让利外交”。让利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行为模式。2002年，泰国商务部长艾迪塞在记者见面会上就刚刚缔结的《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表示，“《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所规定的先期开放商品包括我们所主张的农产品，我们对此表示满意。中国和东盟从自贸区中所获取的利益分配比率大概是45∶55，东盟方面得到了优惠”。(3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农产品领域受到的冲击最大。在这种氛围下，中国敢于宣布将农产品作为对东盟先期开放的商品并从2004年开始实施零关税，这一举动震惊世界，它促使东盟十国下定了缔约的决心，使东盟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不仅如此，中国提出的自贸区预计收益分配方案（中国45∶东盟55）也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提倡的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原则。很明显，中国外交以经济为中心，建构并扩大同外交对象的共同利益，进而发展政治、安保及文化关系，这是旨在构筑区域性集体全面合作秩序的外交。
第四，中国从始至终都表示“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认为东亚区域一体化“应该由东盟来主导”。(32)一直以来，东盟十国将“主导区域内一体化进程，以确保东盟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为最大的共同利益。(33)所以，在推进东亚区域内一体化的进程中，比起连口头上都不愿意承认“支持东盟的主导权”的日本，东盟自然先与中国洽商，寻求中国方面的支持。东盟和中国在加速区域内一体化进程方面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
而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不管是对东盟+日本还是对东盟+中日韩，都没有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外交战略，事实上直到2009年，日本外交仅将这些框架的机能定位在“东亚各国的宽松式论坛”的水平上。(34)
2000年，日本时任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发表言论表示“东亚自由贸易区构想不是那么简单的”；《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主张“贸易区构想应该以同欧美地区的合作为前提”；田中直毅等大牌美日论客共同宣称：“那些倡导东亚共同体这种愚蠢言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资格应该受到质疑”。(35)日本主流媒体还错误地报道：东盟出于对中国方面提出的自贸区议案的警惕而追求更广范围的东盟+中日韩框架，“中国则对10+3框架表现消极”，日本表示了支持东盟的提案以牵制中国势力的扩张，云云。(36)对于东盟+中国的自贸区洽商，日本方面也没有重视，认为“东盟方面反应消极，自贸区协定的水平将很低、没有实际意义”。(37)
2002年1月，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提出“扩大的东亚共同体(community)”。(38)由此，日媒体鼓吹小泉是“东亚共同体”的首倡者。事实上，“东亚共同体”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998年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主张设立的东亚展望小组(EAVG)在2001年提交的报告中。另外，小泉在上述演说中并没有用英文大写的固有名词表现“共同体”，而是使用小写英文字强调一种自然的交际关系，一种网络式的松散的区域关系。而且，小泉更刻意强调“扩大东亚地区的范围”。这无非是不断重复日本的一贯主张，即东亚地区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
小泉在演说中还提出“日本－东盟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这确实表明了日本开始转变此前只洽谈两国间自贸区的政策。但是日本政府在2002年10月制定的《外务省自由贸易区缔结战略计划》中，不仅是东盟+中日韩，就连东盟+日本框架也只被定位于未来努力目标，强调当前日本的方针依然是优先发展同个别国家的双边自贸区。(39)一个月后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强烈地刺激了日本。2003年，日本终于启动了同东盟的谈判，并就一二年内缔结协议、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40)但实际进程是，在四年后的2007年末协议才签订，协议的生效也延迟至十年后的2018年。协议的质量也很低，日本的主要企业甚至认为“这种低水平协议没有必要签订”。(41)
2002年11月4日，中国在同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马上向日本和韩国提出洽商中日韩自贸区协议的建议。小泉立即拒绝了中国的这一提案，说：“中国才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本还要视情况的发展来考虑这一问题”。(42)
之后，日本于2003年12月12日邀请东盟各国首脑集聚东京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并通过了《东京宣言》。宣言仅使用了“讨论建立东亚自贸区等中长期措施的实现可能性”、“构筑坚持亚洲传统和价值之共同精神的东亚共同体”之类的暧昧说法，但日本媒体却大肆宣传“宣言极力倡导东亚共同体”。(43)
如果说日本政策存在突破口的话，那就是日本加入《中国－东盟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过去，日本非常重视美国方面对此的态度，一直在“如何整合坚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TAC和不排除使用武力及干涉内政的日美安保同盟”的观念冲突上争论不休，搁置了加盟TAC。(44)
2004年的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决定2005年12月召开吉隆坡会议时，正式将“东盟+中日韩”更名为“东亚首脑会议”（简称“东亚峰会”）。东盟首先找中国协商相关事宜。中国一向“支持东盟的主导权”，(45)同时2004年，中国和东盟取消了农产品关税，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东盟也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已经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牢固确立了实际上以东盟+中国为主导的轴心。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阶段”。(46)
综上所述，中国积极推动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以及中日韩等多边框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后两者由于受到日本“牵制外交”的影响，迟迟没有进展。在这种状况下，中国集中力量发展东盟+中国的区域一体化。东盟也是如此。同时东盟+中国区域一体化的快速进展逐渐推动并将日本纳入了东亚框架之中。
五 集约与扩大：东亚峰会（2005-2009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与东盟建成了自贸区，构成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核心；日本则继续追求东盟+中日韩框架向区域外扩大，把牵制所谓的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作为外交目的。
在这期间，中国外交所表现的主要行为模式可归纳如下：
第一，重视同东盟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中国希望与东盟建立有厚度的、多层次的区域一体化体制，并形成双方间不可逆转的友好合作关系。自2004年下半年中国与东盟缔结自贸区《货物协议》以来，中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47)以2005年主办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第二次首脑会议为起点，围绕着GMS南北经济走廊、中越两大回廊经济圈、环北部湾经济圈、泛北部湾经济圈等框架，中国频繁召开论坛、经济部长会议、首脑会议等多层次的定期会晤，不断推进诸多项目的立案和执行。特别是2006年开始推进的泛北部湾经济圈构想，中国旨在同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等非陆地接壤国家（除越南以外）实现海洋领域的一体化。(48)中国还提出了以“一轴两翼”高速交通体系为依托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其中中国至新加坡的经济回廊称为“一轴”，“两翼”则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泛北部湾经济圈。
第二，中国进一步扩大同东盟的合作体制，涉及范围从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扩大至政治、安保和文化等各个领域。2004年，中国在南宁市举办了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之后每年举办一次。中国与东盟之间不断深入推广以经济为核心的各种交流活动。比如，中国和东盟陆续在南宁市设立青少年中心、女性中心、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法律等研究教育中心。(48)2009年，设立“东盟－中国大学”的计划也被纳入议题。(50)
2006年，中国同东盟缔结自贸区《服务协议》，并在南宁市召开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会议通过的共同声明提出，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双方在政治、安保、文化等领域的合作。(51)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中国和东盟决定在南宁市设立常设论坛，并成立“东盟－中国中心”作为经济交流的常设机构并履行行政职能。(52)笔者2009年访问越南时，发现越南电视都播放中国广西台节目，原因是广西台里有“中国－东盟专题节目”。可以看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会南宁市正在发展成为东盟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中心。
在这一时期，日本外交仍在一味追求将东盟+中日韩“(10+3)”框架向东亚地区以外扩大。
关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框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集约和扩大争议。东盟属于集约派，为了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维持自身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从1990年以来一直主张只包括东亚各国的“10+3”一体化框架。与此相对，日本则一直持扩大态度。为了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牵制中国的主导地位，日本从一开始就反对只包括东亚各国的一体化框架，坚持将“10+3”框架机能限制在论坛层面，并始终在东亚区域组织的建设中寻求美国的关注和东亚地区以外的国家的参与。
首先，围绕着预定2005年底召开的东亚峰会的与会成员，日本展开了同东盟的攻防战。日本强烈要求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作为邻国参加峰会。对此，东盟列举了“同东盟有地理位置上的接触、政治关系深厚、可能作为伙伴进行对话、加盟《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四个条件，表示接受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三个国家参与。(53)这是因为东盟的最大利益是维持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因此担心一旦超级大国美国加入其中，东盟很可能就被埋没在大国集团的阴影之下。
日本时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又提出美国可以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54)对此，东盟表示反感，提出“美国自己并没有提出希望参加”。(55)之后，美国方面也表示，“各方代表进行会晤，美国能坐在后面做记录吗”，因而否决了日本方面提出的“观察员方案”。美国当时的政策是希望单独同东盟加强经济、安保等领域的关系。(56)
其次，争论的另一焦点是如何定位“10+3”峰会和“10+6”东亚峰会。日本主张以东亚峰会为中心，“10+3”甚至可以废止。但东盟认为众多的大国会员参加博弈会增加协商的难度，有可能使梦寐以求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而且东盟自身的存在感也有可能在六大国和发达国家中被埋没。
东盟获得了中国方面的有力支持，最后压服了日本，发表了关于每年召开“10+3”首脑会议、“10+3”框架作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途径、东亚峰会也发挥相应重要作用这一主次定位的宣言。(57)
在2005年召开的“10+3”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并没有正面反对日本提出的“扩大”主张，而仅仅强调“中国并不打算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争夺主导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58)在此后的东亚地区会晤中，日本还是每每主张16国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中国同东盟的利益一致，始终支持东盟的主导权。东盟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应对日美等抵抗势力的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方面的支持，其同中国的自贸区建设自然也就进展顺利。日本媒体常常报道称日中之间存在激烈竞争，(59)但事实是日本自认为牵制了中国，实际上是不断地与东盟进行交锋，招致了东盟方面的不满和不信任。
关于如何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温家宝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政策：“东盟+1是基础，东盟+3是主要途径，东亚峰会是重要的战略论坛”。(60)首次东亚峰会于2005年12月闭幕当天，温家宝就提出“欢迎俄罗斯参与首脑会议，也有必要加强同美国、欧盟等的合作”，(61)公开表示将东亚峰会框架进一步扩大至比日本的主张更加广泛的领域。很明显，中国提出的战略是，形成以东盟+中国经济一体化为中心的全面合作机制并充当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核心，以“10+3”作为一体化框架的可能形态，以“10+6”框架下的东亚峰会作为扩大交往的论坛。东亚峰会这一广义框架难以实现一体化，只具有论坛机能，所以不管是日本主张的扩大范围还是更广泛领域，对于中国而言都是可以的。而且，印度对中国心存疑虑，中国单方面努力难以取得进展；如果“10+6”的自贸区真能实现的话，印度等国将被拉入经济一体化框架，这反而是中国方面所希望的。中国经济学家进行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印自贸区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益。(62)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有效地利用了日本对中国的对抗意识。中国实际上对东亚峰会的扩大是乐观其成的，但开始时并没有表现出来。日本以为中国反对扩大，也就更加卖力地去鼓吹扩大，结果与东盟搞得很不愉快。可是，最后中国又顺水推舟地表示即便扩大至更广泛的领域也很好。利用日本的对抗意识，运用太极拳式的借力发力手法，这一点应该算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行为模式。2010年底，东盟计划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参加东亚峰会，将实现“10+8”这一区域合作框架。
尽管日本媒体频频报道中日两国在东亚峰会的稳定和扩大之间存在激烈交锋，因为中国并不反对扩大，这只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伪命题。事实上，中日的激烈交锋总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频繁发生。从2005年开始，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牵制外交就不断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大。日本对美提出日美同盟应适用于台湾海峡，反对欧盟终止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更倡导联合所谓民主国家遏制中国的“价值观外交”。比如说，日本力主构筑所谓“日美澳印民主国家联合”以牵制中国；还力推“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日本把从东南亚到南亚、中亚至东欧看做一条围绕中俄的弧线，通过援助这些国家发展民主政体，建立一条包围中俄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形成牵制中俄的广域网络。2008年，在日本时任首相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东段，日本提出了名为“东亚产业大动脉构想”的经济政策。(63)这主要是日本针对中国加强纵向的中国+东盟南北回廊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开发所提出的旨在建立东西横向回廊并延伸至印度的构想。针对中国策划的“中国·东盟核心”，日本向东盟做出了“日本·东盟·印度一条线”。
同时，美国的东亚政策也有所变化。最初，美国极力反对东盟要求的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可是却没有任何言行表现其反对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力发展同东盟的关系。但是，随着东盟+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轴地位的确立和日本掌握领导权的可能性的丧失，美国不再反对日本参加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新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开启东盟+美国首脑会议，并就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向东盟做出承诺。(64)可以认为，美国是在借鉴中国的东盟政策的经验，在确认通过东盟+1模式能够维持并强化其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感的情况下，决定采取中国模式，开启了东盟+美的外交进程。
考察美国的这一外交行动并重新审视日本的外交活动可以发现，日本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开展的牵制中国的外交，并不是遵从美国意图的举措，而是日本自主进行的外交活动。
不过，2009年秋天，日本外交特别是其亚洲外交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被称为“入亚”的这一变化，是日本自明治时期“脱亚”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第一次。(65)日本此次的“入亚”最早是在2007年的福田康夫政权时期显露出来的，并在2009年9月上台的鸠山由纪夫政权的领导下正式开始迈进。2009年10月召开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东盟+3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上，鸠山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日本政府将一改20年来反对并牵制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政策，率先发展日中韩自贸区、东盟+3自贸区、东亚峰会框架下的自贸区，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构筑东亚共同体。(66)
六 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中国的“振兴中华之外交”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实施和中日的外交交锋，运用现实主义和文明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来揭示并论证中日两国不同的外交行为模式。
首先，中国外交最基本的外交行为模式可以表述为：中国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一贯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认知明确地制定外交战略理念、战略目标和外交原则，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
与之相对照，日本外交特别是其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外交，则始终从属于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牵制其他国家（如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基于对日本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中的国家利益认知来决定并执行其战略理念和战略目标，这自然也就不能追求自身的主导权或领导权。日本、中国乃至美欧媒体都经常报道中日之间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权之争，然而，事实却是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拒绝在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仅仅是在对中国实施“牵制外交”。也就是说，事实上，中日围绕东亚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并不存在。日本的外交举措与其说是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播种”，不如说是自己不“播种”、也不允许他人播种，即所谓的不作为外交。其结果是，与中国相比，日本受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牵制更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下滑，也招致了东盟各国的不满和不信任。
本文指出了日本外交的不作为甚至是无外交战略的外交行为模式，但是，在日本确实有诸如“价值观外交”、“日美澳印民主国家联合”以及“自由与繁荣之弧”等外交战略方面的堂皇论述。可是，这些无论是在日本自身的实力上还是客观可能性上，都是无法实现的梦幻，所以不能称其为外交战略。
其次，对于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外交行为模式，正文中列举到的中国方面的内容，在这里不再重复。而日本的外交行为模式则可总结为“（对美）同盟从属外交”、“（对中）牵制外交”以及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不作为外交”、“扩大外交”。中日两国的这些外交行为模式体现了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认知而行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作为非利益动机的文明主义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实施的“振兴中华之外交”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外交行为模式，可以说染有可以追溯到近代以前作为传统大国的外交色彩。中国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外交行为模式体现在文明主义层面可以称为“兄弟外交”。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周边区域不放任如小泉纯一郎政府那样的敌对政府的存在，最终对其进行“惩罚外交”；同时对“兄弟国家”则实施“让利外交”。
而日本坚持“同盟从属外交”，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例可循的。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同盟消亡恐惧症”。他们经常列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英同盟的成立和消亡的体验：日英同盟的成立使日本得以在国际支持下打赢日俄战争，名列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爬上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位子，实现了大国梦；但是之后，日英同盟终结，日本常陷国际孤立，最终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几近亡国。上述“体验谈”虽然有不符史实之处，但是由此种主观认识所酿造出来的“同盟消亡恐惧症”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文化遗传因子，根植于日本政界。所以为了守护美日同盟，日本“一直以来对美国有点过于依从”（鸠山首相语）。(67)
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牵制外交”还源于日本的传统外交行为模式“距离外交”。(68)鉴于日本文化中提倡的“距离感”，日本在外交层面一直贯彻对美国保持近距离、对中国保持中距离、对俄罗斯保持远距离的姿态。中国人认为对人的友好关系就是亲密无间的密切关系，而日本人则是即便友好也不喜欢过于亲近。小泉政权时期，即便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日本的主流论调反而认为不冷不热最好，“政热经热”会热出病来。这应该是典型地表现了日本人的“距离感”。(69)另一方面，即便日本提倡日美“近距离”，也不是说日美之间没有距离。“宪法第九条”就是保持日本对美距离的一项措施，即利用这条非战条款来防止被拉入美国的战争。可以说，小泉、安倍以及麻生政权实施的对美外交企图把美日关系搞成零距离，其努力反而导致了日本外交的平衡的崩溃。实际上，日本外交搞砸了与中俄韩等邻国的关系，演化成了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孤立主义外交。
至于搞“扩大外交”，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与其说是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倒不如说是基于厌恶中国这一情绪取向，也可以称之为“好恶外交”。
由“扩大外交”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外交”、“日美澳印民主国家联合”、“自由与繁荣之弧”、“日本·东盟·印度一条线”等也都看不出其有实现的可能性，更看不出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对日本有什么实际的利益，但是日本一定要做。在日本文化中有一种轻成败，重过程的行为模式。比如说，日文里没有“开不败的鲜花”这样的褒义词，日本人欣赏樱花主要是欣赏樱花散去的过程，在对樱花美丽却短暂的生命的伤感情绪中，得到美意识上的满足感。日本外交也可以称之为“樱花外交”，即轻成败、重过程，或说轻利益、重悲情。
2009年鸠山内阁的成立，反映了日本传统的政治变动模式——“君子豹变”。日本人用“君子豹变”这一成语时，是用于褒义。在日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化革新、明治维新、战后改革等是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大规模的彻底变革，这些被称为“君子豹变”。此次的“君子豹变”使日本正式走上了“入亚”之路，有可能使本文所分析的那些日本外交行为模式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君子豹变”后的今天，展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以发现：首先，中日韩自贸区、“10+3”自贸区以及“10+6”、甚至是“10+8”自贸区等三大框架将围绕着如何更快更好地推进经济一体化而展开良性竞争。其次，日本率先致力于创建东亚共同体这一东亚地区的共同家园，自然有助于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因此会促成围绕东亚区域一体化主导权的中日竞争真正开始，但这会是一种良性竞争。
最后，还需要看一下美国的东亚外交。美国虽然反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却没有反对中国确立主导地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外交具有遵循“大国成规”的色彩。所谓的“大国成规”，就是大国之间认同分享权力的对手、认同对方的周边利益。(7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年1月），美国曾打出“杜鲁门声明”、“艾奇逊防线”，把朝鲜半岛、台湾地区、中南半岛划在美国安保防线之外，有意无意之中自动地把新中国看做将自成一极的大国，认同中国应有周边利益。在之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虽然背离了“杜鲁门声明”和“艾奇逊防线”，但同时认定麦克阿瑟力主轰炸中国东北是“插手对方的神圣领域”，因此“革去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71)。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可以看做是美国开始重返“艾奇逊防线”。尼克松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承诺从台湾地区和中南半岛撤军，并表明美日同盟不为反华，其作用之一是遏制日本在东亚东山再起。联系上述历史过程就可以理解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美国为什么一贯反对日本出山当东亚领导，而没有反对过中国。可以说“大国成规”是其在外交文化上的原因。美国把中国看成自成一极的大国，而把日本仅看做是自己的一个部下。从“大国成规”的视角，我们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小布什政府首倡并支持中国主导朝核六方会谈，并在2005年首次东亚峰会召开时提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72)奥巴马政府更提出中美共塑21世纪，并且最近中国一表示反对，美国就停止了在黄海的航空母舰演习。这些都可以算是美国对华外交上遵循“大国成规”的史实。
总之，所谓外交，不仅仅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往往也受到政治文明及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外交研究不应该只重视分析国家利益因素，还应该关注传统的政治文明及文化的视角。
［收稿日期：2010-02-11］
［修回日期：2010-07-31］
注释：
①关于政治文明论的研究，参见趙宏偉:「東アジア地域間の融合と相克における中国の外交」；『現代中国』，2005年第79号，15-37頁；趙宏偉:「中国における政治文明と政治体制の変容―江沢民政権（1994-2002年）と胡錦涛政権（2003-2007年）の政治過程を考察して」，加々美光行編：『中国内外政治と相互依存』，東京：日本評論社2008年，136-172頁；趙宏偉：「中国の政治体制の60年―政治文明論からの検証」，中国研究所編：『中国年鑑2010「特集·政治」』，東京：毎日新聞出版社2010年，43-48頁。
②Paul Pierson,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17-53.
③社団法人東南アジア調査会編：『東南アジア月報』，1990年12月号，16頁。
④『日本経済新聞』，1991年5月25日。
⑤『毎日新聞』，1991年11月29日。
⑥マハティール首相：「1991年9月24日国連総会演説」，『日馬プレス』，2004年269号。
⑦『日本経済新聞』，1991年10月9日。
⑧坪内隆彦：「マハティール十番勝負·ジェ一ムス·ぅ侃カ一との勝負」，『日馬プレス』，http://www.nichimapress.com/。
⑨『毎日新聞』，2000年5月22日。
⑩『毎日新聞』，1991年11月29日。
(11)『日本経済新聞』夕刊，1992年9月22日。
(12)『日本経済新聞』夕刊，1993年1月16日。
(13)http://www.aseansec.org2209.htm.
(14)「東アジア経済グル一プ(EAEG)への道」，http://asia2020.jp/eaeg/eaeg.htm。
(15)『日本経済新聞』，1994年11月30日。
(16)『日本経済新聞』，1995年3月19日。
(17)『日本経済新聞』，1995年4月6日。
(18)趙宏偉編：「東アジア地域統合の歩み」，『平成18年度－19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東京：日本国会国书馆藏2008年，22頁。
(19)マハティ一ル：『成功の原点に戻れ 日本人よ』，東京：PHP研究所2004年，12頁。
(2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21)潘光：《三个代表与新安全观》，载《解放日报》，2003年2月13日；《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论述新安全观》，载《京华时报》，2005年6月6日。
(22)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笔者有一篇论文也论述此问题，参见趙宏偉：「3つの代表論と中華本流の復興」，中国研究所編：『中国年鑑2003』，東京：創土社2003年，60-65頁。
(24)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30日。作为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论文中称，“南边的东盟+中日韩、北边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区域性协调机制的两大支柱”。
(25)『毎日新聞』，2000年5月22日。
(26)榊原英資：「アジア版IMF構想で根回しミス」，『日本経済新聞』，2007年7月9日。
(27)マハティール：『成功の原点に戻れ 日本人よ』，12頁。
(28)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999-2010年相关报道整理。
(29)《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6日。这是中国同广义北部湾圈国家（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签订的协议。
(30)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30日。
(31)『日本経済新聞』，2002年10月21日。
(32)《人民日报》，200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6日。
(33)『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8月15日。
(34)マハティール：『成功の原点に戻れ 日本人よ』，12頁。
(35)『日本経済新聞』，2000年11月23日、24日、26日，進藤栄一：『東アジア共同体をどうつくるか』，東京：筑摩書房2007年，31頁。
(36)『日本経済新聞』，2000年11月24日、26日。
(37)『日本経済新聞』，2002年11月18日。
(38)『日本経済新聞』，2002年1月15日。
(39)『日本経済新聞』，2002年10月13日
(40)『日本経済新聞』，2002年9月11日、14日。
(41)『日本経済新聞』，2008年8月29日。
(42)『日本経済新聞』，2002年11月5日。
(43)『日本経済新聞』，2003年12月12日。
(44)『日本経済新聞』，2003年11月2日。
(45)《人民日报》，2004年4月30日。
(46)《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
(47)《人民日报》，2005年8月1日。
(48)《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6日。
(49)《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2日。
(50)http://nc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06/content_11838059-1.htm。
(51)『日本経済新聞』，2006年10月31日。
(52)『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10月24日夕刊。
(53)『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4月5日。
(54)『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5月7日。
(55)『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5月9日。
(56)『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7月30日。
(57)『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12月13日。
(58)『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12月18日。
(59)『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12月15、18日，2006年8月24日，2007年1月15日。
(60)《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4日。
(61)『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12月15日。
(62)陳迅、李麗：「東アジアの一体化と中国のFTA戦略についての研究」、『ロシア·ユ一ロシア経済』，東京：ユ一ラシア研究所第924号，2009年7月，27頁。
(63)『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5月22日。
(64)『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10月25日。
(65)趙宏偉：「福田外交とワシントン·北京かの求爱」，2007年11月1日，http://www.erina.or.jp/jp/Appear/opinion/2007/China/zhao.htm；趙宏偉：「北京で『小沢政局』が議論される」、中国研究所編：『中国研究月報』，2009年4月号。
(66)『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10月11日、15日、26日。
(67)『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10月10日夕刊。
(68)赵宏伟：《以和制胜、引日入亚——在日本看胡锦涛第一任期的对日外交》，载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趙宏偉：「日中関係と胡錦涛の対日外交(2003-2008)」，［俄］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編：《日本和东亚的关系：从内外两面考察》，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204页。参见Чжао Хунвэй，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Ху Цзинь，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В.Лукина，Япон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внутреннее и внешнееизмерения.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ГИМО（У）МИД России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ШОСМосква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9,pp.177-204。
(69)趙宏偉：「東アジア地域間の融合と相克における中国の外交」，『現代中国』，2005年第79号，15-37頁。
(70)『日本経済新聞』，2004年10月24日。
(71)デイヴィッド·ハルバ一スタム：『ザ·コ一ルデスト·ウインタ一 朝鮮戦争』，『文芸春秋』2009年11月号，152页。
(72)『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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