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发展论——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

广义发展论——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

赵丽红[1]2002年在《广义发展论》文中认为本论文是一篇探讨发展理论前沿问题的学术论文。通过回顾发展经济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历程,重新思考和回答了两个传统问题:早期发展经济学为何陷入危机和为何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仍处于低潮,并指出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缺陷:1、发展经济学尚未涉及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问题的研究。2、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大多运用要素研究法,缺乏对发展问题的系统研究。这从根本上导致了发展经济学尚未形成一个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体系。3、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影响发展的要素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未深入到对文化要素的研究,这不得不说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一大空白。4、发展经济学尚未涉及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本文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广义发展论”。广义发展论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同时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因而,广义发展论实际上就是广义发展经济学。其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叁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论文论证了“文化-制度-政策”模式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应用性,其主要目的有两个:1、丰富发展理论,使发展经济学真正成为专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具有完整、严谨理论体系的一门学科。2、该模式设计了人类社会在全球性资源危机下的发展出路,为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方式提供理论支持。 本论文共七章,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论文的第一章。这一部分是全文分析的出发点。它首先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的四个发展阶段理论研究状况,指出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根据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状况的分析,重新思考和回答了两个传统的问题,即早期发展经济学为何陷入危机和为何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发展经济学研究仍处于低潮。主要观点是:1、早期发展经济学家重视把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忽视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异质性,其分国别、分地区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使用性的理论体系。这正是早期发展经济学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2、后期的发展经济学仍然未能建立起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使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这是至今在国内外学界发展经济学仍处于研究低潮的原因。由此,提出的建议是:发展经济学要获得发展,就要顺应时代要求,从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变革,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经济学。 第二部分即论文的第二章、第叁章和第四章。在这一部分,首先以第一部分分析为基点,提出了“广义发展论”。广义发展论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叁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最后,介绍了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和基本方法。 第叁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第六章。这一部分是本文论证的重点。本部分着重论证了该模式的理论可能性,其结论是:文化通过两个层面起作用,一方面为制度生成提供了客观环境,制度是文化特质的反映;另一方面文化也造就了“文化经济人”,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文化烙印。特定的制度安排又是政策制定的客观环境,“文化经济人”是文化的载体,作为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其行为必定受到文化、制度的制约。同时,这叁个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在政策层面,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交易促进制度变迁,从而使文化发生整合,导致渐进式文化变迁;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使其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文化层面,发生文化整合,最终导致突发式文化变迁。这也就是说,公共政策及其决定是制度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变量。 第四部分即论文的第七章。这一部分首先引入了“诱导发展”这一概念,论述了“文化一制度一政策”模式运行的可操作性。所谓诱导发展,意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可操纵和控制的,可以通过政策、制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有目的地来选择发展方式、诱导发展的道路和左右发展进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克服文化中栓桔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使文化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迁。诱导发展主要有两种方式:l、政策制定(制度交易)一强制性制度变迁一文化整合一渐进式文化变】迁——自发性制度变迁——经济发展。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整合——突发式文化变迁u度变迁——经济发展。最后,运用数学方法描述并验证“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对全文论证的总括。 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 l、对经济发展?

孙博裕[2]2009年在《广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动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广义发经济学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一制度一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叁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冯华[3]2004年在《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现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总结评价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并研究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包括叁个方面:首先论述了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认识过程,对不同的概念做出了评价,总结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明确说明了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次,在学术界率先系统考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详细论述了经济学发展史中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早期认识。第叁,系统整理了中国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 43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 600 多种着作的目录,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研究等四个方面评述了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成就。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人口、资源、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科技、制度、文化是影响可持续发展实现的重要因素,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方式,适度消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活方式。在考察了若干与可持续发展相互关联的系统以后,阐述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机制:从基本问题系统看包括人口均衡机制、资源利用机制、环境保护机制,从影响因素系统看包括科技进步机制、制度创新机制、文化变迁机制,从行为方式系统看包括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绿色生产机制、以适度消费为特征的可持续消费机制,把这些机制用系统方法整合起来,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机制。

刘刚[4]2006年在《发展金融学框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的金融活动虽然由来已久,但自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以降,人们对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以及金融的变化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虽然其中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发出过不同的声音,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局面。换言之,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及金融的变化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忽略或者省略掉了。只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兴起,迅速发展和急剧演变的金融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金融不仅是经济的核心,而且金融已从传统上是一国内部的行业性和被动适应性的局部性微观问题逐步转变为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如果继续从传统的角度去理解与对待金融,就不仅有失公允,而且金融也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强度去教训与惩罚人类,上世纪末在全球一些国家与地区爆发的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就是其生动的写照。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针对上述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现实,不仅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解释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经济金融危机,而且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更是多次提出将隶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金融发展理论独立出来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发展金融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白教授(2005)还高屋建瓴地对发展金融学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与总结,他认为发展金融学主要是研究金融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即不仅研究金融本质的演进及发展,而且研究经济发展的科学,但它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而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从实践上看,发展金融学不仅研究发展金融学的过去与现在,而且研究它的未来;从空间上讲,它既研究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又研究转轨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既研究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又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实践;既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又从金融的本质演进与金融经济互动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既研究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正功能,又研究二者关系的负效应、负功能。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在夯实了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基石,即从实现金融发展理论到发展金融学的转换之后,提出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本质的演进基础上的金融

何爱国[5]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崔占峰[6]2006年在《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这些内容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要求,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为研究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确立了新背景,提出了新要求。 在时代发生变迁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的发展性和实践的创新性是本文的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全面揭示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特点、新动向、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是本文的落脚点。 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应该在总的指导思想和宏观思路中体现微观特色。应当把建立和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引导机制和由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就业长效机制作为今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指导思想。这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对历史经验的一般总结,更是对中国特色理论、叁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具体运用。应该把深化农村分工分业基础上的农村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推动城乡就业一体化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宏观思路。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分工理论以及城乡对立运动理论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发展运用。这一思路立足于农村发展,在兼顾进城农民工有序、稳定转移就业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如何扩大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视野内。既能适应不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还能促使劳动力输出地区由“寄养”于外地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依靠劳动力“自养”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克服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的进一步加剧,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蔡彬彬[7]2004年在《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文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金融抑制论、金融约束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经典文献,代表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方向,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金融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20世纪50-6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走上以低名义利率和高通货膨胀为手段的金融抑制战略发展道路,对工业化、资本积累和计划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金融资源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70年代,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关注,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储蓄比例、利率和汇率水平提高,金融市场化进程加快,但是,金融自由化战略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发。90年代,金融约束战略和内生增长理论形成,政府有选择地干预利率对金融市场产生作用,控制租金创造的利率机制,限制银行业竞争,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无论金融抑制论、金融自由化论或是金融约束论,都是以金融市场化为基础的。这种市场化是在既定分工水平下的金融市场化,而不是从分工演进的动态角度来揭示金融市场化变动的。斯密定理告诉我们,市场范围是由分工水平所决定的,市场化进程是受分工演进所支配的。斯密的理论在金融领域同样适用,金融市场范围是由金融分工水平决定的,金融分工演进决定金融市场化的进程。分工水平低下、市场经济不发达、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效率偏低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普遍特点,因此,仅从金融市场化的角度来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而不考虑决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的金融分工及其演进规律,显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从斯密理论出发,本文提出金融分工理论,认为金融分工是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金融分工演进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机制,金融发展过程就是金融分工及其演进的过程。本文的任务在于,遵循金融分工与金融市场之间的本质规律,从金融分工及其演进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与动态机制,以揭示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分工为基础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分工是斯密分工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拓展与延伸,能够揭示金融发展的一般机制和金融发展规律。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货币化的社会资财,是社会财富的索取权,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源、资本资源、金融商品资源和金融制度资源四个层次。金融分工是指金融的专业化发展,是金融领域劳动的分割,是经济单位将金融生产活动所包含不同职能的操作不断地分离细化的决策均衡过程,是操作的函数。金融分工有叁种典型状态,包括自给自足分工状态、局部分工状态和完全分工状态。金融分工演进则是指金融分工水平的提高与金融分工结构的变动,是金融分工由低层次分工状态向高层次分工状态逐步演化的过程。影响金融分工的主要因素有金融交易效率、金融资源、金融生产的固定资源费用、个人专业化程度等。影响金融分工演进的主要因素是金融交易效率,它又是由(内生、外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所决定的。金融分工演进推动金融发展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由金融交易效率提高推动金融分工演进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其二是由金融分工演进导致金融交易效率提高从而推动金融发展。金融分工演进空间和利率调整空间构成金融发展空间,叁者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利率机制推动金融发展在空间相图中升级。金融分工及其演进构成金融发展的一般机制。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金融分工,本文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下建立了金融分工模型,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分工的演进过程,即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金融均衡从自给自足金融分工跳跃到局部金融分工,再从局部金融分工跳跃到完全金融分工,从而形成金融发展的叁个不同阶段或状态,每一个阶段或状态都是由对应的一种金融分工水平所决定的。金融分工理论模型以及金融发展空间假说能够较好地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理论融为一体。金融分工及其演进是金融持续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的大小取决于金融分工效率的高低。金融分工效率是指金融分工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率,是度量金融分工演进促进金融发展的能力指标。金融分工是决定金融资源组织结构的内在基础,金融分工效率则是反映金融资源组织结构的外在表现。金融分工效率的基本内涵由金融分工的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构成,配置效率是通过金融市场效率来体现的,组织效率是通过金融制度效率来体现的。金融市场效率是金融资源在市场配置过程中收益与成本的比率,组织效率实际上就是制度效率。市场效率与制度效率构成了金融分工效率的两种基本类型,金融市场效率是金融制度效率的物质基础,金融制度效率是实现金融市场效率的制度保障。金融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最为基本的特征。金融二元结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分工及其效率低下,导致金融市场被分割成两种不同性质市场的状态,表象上金融二元结构是金融市场的分割,本质上则是金融分工水平及其效率的差异。它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市场型金融二元结构和制度型金融二元结构前者是指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由于金融市场分割,形成正式市场与非正式市场并存的结构状态;后者是指在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由于制度作用形成的融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从长期看,金融二元结构会阻碍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中国金融二元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型二元结构,在其产生和消除过程中,金融分工的制度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了验证理论的有效性,探讨中国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规律,本文建立了一个以金融分工效率为基础的叁级金融发展测算指标体系,并对中国金融发展进行个案分析。选取利率、M2/GDP、商业银行效率等主要指标,分别运用动态曲线图、线性回归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动态曲线图方法描绘中国利率的变动趋势。中国政府对利率的管制主要表现在对存贷款利率上限的设定上,其利率调整空间大致可划分为5个空间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金融抑制也经历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利率动态曲线图显示,中国金融发展至今仍然处在金融抑制阶段,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具体反映,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金融分工水平低下。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对中国今后的M2/GDP走势进行预测。从回归结果看,M2/GDP在今后若干年还会继续上升。金融分工理论认为,中国金融分工水平低下,金融交易效率不高,是因为金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或政策效果,而不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结果,因此M2/GDP反映的只是政策或政府干预下的指标,不是真正意义上M2/GDP指标的内涵。所以,M2/GDP持续增长并不能代表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上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分析。考察盈利因子、成本费用因子和资产管理因子叁个主成分变量,结果表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并未显示出规模效应,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费用管理却卓有成效;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明显高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效率,但是国内商业银行整体效率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中国金融发展的总体判断:自建国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且抑制程度有加重的趋势。M2/GDP长期持续增长,不能说明中国金融发展已经走出了金融抑制的发展阶段,利率调整空间压缩、商业银行效率普遍低下,表明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态势是一种量性扩张而不是质性提高。从金融分工的角度看,当前中国金融分工水平仍然处于局部分工状态的低水平层次,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分工的基础是政府制度而非市场安排。中国现有的金融发展战略是一种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在金融管理制度上体现为一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体系为基础的“计划管理”模式,其特点在于政府对金融的过多管制。重塑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的市场基础,促进金融分工演进、提高金融分工效率,逐步从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转向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以提高金融资源的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是中国政府制定金融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间接融资的信贷体系为基础的“目标管理”模式,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政府金融行为的利益与约束机制等八项措施,是中国实施市场型金融发展战略,实现从“计划管理”模式转变到“目标管理”模式的重要举措。

杨建飞[8]2004年在《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科学哲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思想方法论关联。科学哲学构成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层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基础和思想意义背景。从历史、理论、机理、绩效等方面研究论证这种影响和关联的真实性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本项研究的前沿进展,从思想和方法论角度分析了科学哲学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演进。以此为基础和背景,坚持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比较系统的分析了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的关系。专题研究了古代希腊哲学与西方古代经济的同步和一体化的存在;中世纪《圣经》和经院哲学中的价值理论与伦理主义经济思想;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对古典经济学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方法论关联。波谱尔证伪主义对于现代货币主义的影响;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凯恩斯主义和《通论》发展演化在方法论和框架上的相关和吻合;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与当代新制度学派思想上的一致性;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与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思想关联和相通;“经济人”假说叁次转向的科学哲学涵义;库恩历史学派范式论对于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意义。 在专题研究之后,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科学哲学影响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约束条件、具体表现和特征。以文献计量学为方法,对于这种影响的绩效进行了初步的经验检验和估计。 在专题和理论及经验估计基础上,从科学哲学出发,分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进展中的方法论趋势,提出了现代经济学信念的真、善、美叁元构成,认为这种信念构成了经济学范式创新与革命的深层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及其思想成长的背景。最后,作为对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关联从方法论角度研究的结果,文章尝试性地构想了现代经济学范式创新与革命的方法论模式,并以此种方法论模式为工具和出发点,批评了新古典和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局限,对于新世纪现代经济学的进展的思想涵义及其多元性的价值意义、前景、可能性等进行了分析评述和估计预测。

卢静[9]2006年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研究》文中认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指的是在人类社会日益发展与开放的客观现象和必然趋势下,世界各国通过自愿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保持与外部世界不断和经常地进行物质、人员、信息的交换、流动和联系,以实现促进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谋求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形成了多样化的对外开放模式,如政府主导型、政府导向型、市场增进型和市场导向型,尽管各模式之间差异较大,但只要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符合国际运行规则的对外开放模式一般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对外开放的核心目标是发展。在对外开放中,经济增长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社会政治发展经常受到忽视,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所以,在对外开放、谋求发展的进程中,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增长,也需要社会的公平与政治的民主化,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以人为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需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参与、协调与合作等方式来解决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以创建和维持一个公正、合理,有利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全球治理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在承受经济振荡能力方面还比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是十分有益的。一方面,对外开放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才能为对外开放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20多年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回顾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可以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经验,为本国、也为其他谋求发展的国家以吸取和借鉴。今后,中国以“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为指导,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前进。

付学坤[10]2005年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县域经济对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发展县域经济对缩小我国城乡差距,解决“叁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和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等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走农村(县域)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贸工农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实践证明,农业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应该从“农”字上着眼,”工”字上着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说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县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的价值与作用及其与县域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相互经济关系,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战略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确切地讲,是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过程。它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实践中总结提出的新范畴。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国外的“农工商一体化”、“农工一体化”以及“农工商综合经营”等具有相似的本质内涵,就是将农业相关的几大环节通过利益分配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农业由农、工、商割裂的弱质产业,变为农工商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强势产业过程。总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提出与推行是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经阶段,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的过程,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和领域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县域经济发展体现在“农叁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上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等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的这些方面都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内在必然联系。如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作为其重要环节,是县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头

参考文献:

[1]. 广义发展论[D]. 赵丽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2]. 广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动态分析[J]. 孙博裕. 大众商务. 2009

[3]. 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现机制研究[D]. 冯华. 复旦大学. 2004

[4]. 发展金融学框架研究[D]. 刘刚. 辽宁大学. 2006

[5].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6].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D]. 崔占峰.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7]. 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D]. 蔡彬彬. 武汉大学. 2004

[8]. 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关系[D]. 杨建飞. 西北大学. 2004

[9]. 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研究[D]. 卢静. 外交学院. 2006

[10].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付学坤.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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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发展论——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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