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应对四次物价风波给当前解决物价上涨过快问题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价论文,过快论文,四次论文,风波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1）04－0069－07
陈云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一生。从经济人的角度看，也是与物价问题共始终的一生。1919年，他14岁就到商务印书馆文具柜台当学徒，开始与物价打交道。1957年，他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高位，仍然亲自以国务院发言人名义就市场物价问题公开答新华社记者问。直到1990年他85岁高龄，发表晚年对经济工作最有分量的谈话，首先还是讲物价问题。
他的一生，应对了四次大的物价风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第一次是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部门平抑国民党封锁造成的边区物价急剧上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际领导中财委打退投机资本家掀起的四次物价飞涨风潮；第三次是“大跃进”失败后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解决生产严重萎缩、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有价无市的供应危机；第四次是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提出了不赞成贸然搞“物价闯关”的真知灼见。前三次，陈云是受命于危机之时，作为党和国家经济战略的决策者，使之化险为夷，平抑风波。最后一次，他虽然已经不在中央一线领导岗位上，但他提出的不同意见，仍然被事态发展证实是预见性的，为国家物价改革回到正确轨道上来，提供了重要引导。
当前，国家正面临着抑制物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中央将其当作经济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虽然时代不同了，陈云当时采取的应对物价风波的具体措施，现在未必全部适用，但他对物价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解决物价问题的方法，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一、从边区到改革开放前陈云领导平抑三次物价风波
1.抗战时期领导陕甘宁边区平抑国民党封锁造成的边区物价急剧上涨风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边区面临着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决定发行独立的边区币，禁止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由于实际需要，边币发行量越来越大，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边币增发了787倍。此外，由于边区政府部门之间对进出口物资，没有统一领导，各自为政，甚至竞争，导致出口物资降价、进口物资涨价。于是，边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上同期，延安物价上涨了817倍。[1]
1944年3月，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他从物价入手，采取了几方面的手段。
首先，统一集中管理进出口物价，灵活运用物价变化，实现外贸出超。如对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实行统一管理，迅速囤积盐后提价，迫使国民党地区缺盐，不得不前来高价购买。如对棉花，先用高出1.5倍的价到国民党地区大量收购，连国民党军队也成排成连地背棉花到边区来卖。等到国民党政府发现后四次提价，也买不到棉花了。其次，客观地估计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地位，稳定边币与其的比价，从而稳定物价。当时有不少人片面强调边币的独立性，提高边币币值，却造成边币实际贬值。陈云和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主张以稳定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为目标。陈云认为，边区的主要物资是从法币地区进口的，因此边区离不开法币，必须跟着法币走，“七分服从，三分独立”。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造成边区物价大幅上涨。他要求，经常根据国民党地区的物价涨跌，买进黄金或者法币，保证边币的实际购买力。第三，妥善解决货币发行过多问题，集中货币发行权。早在陈云主持工作前，朱理治已经向毛泽东指出了货币发行过多的严重状况，主张减少发行，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肯定。陈云到任后，强调货币发行“不要冲破饱和点”，要求各分区精简人员、压缩财政开支，健全银行信用和放款制度，规定银行放款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批准。[2](P42－52)
经过上述措施，到1944年底，边区的物价大幅上涨风波得到了控制，外贸出超，财政收支平衡，改变了1943年赤字占支出66.1％的严重失调状况。这为1945年抗日战争大反攻时开辟新解放区留足了家底。
2.新中国成立之际领导中财委打退投机资本家四次掀起的物价飞涨风潮
新中国成立之际，投机资本家利用新政权经济上的暂时困难，在1949年4月、7月、10月，1950年2月的不到一年时间内，掀起了四次大物价暴涨风波，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影响了解放战争前线的供给及人民生活的安定。陈云受命于艰难之时，出任中财委主任，领导了经济战线稳定物价的斗争。他对财经困难的状况、原因、性质和前途做了全面而科学的分析，然后确定了对策和解决办法，把稳定物价、统一国家财政经济作为第一个战役。
首先，打击金融投机资本。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短短的13天中，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物价随之上涨2.7倍以上。为了打击金融投机活动，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开展宣传活动，揭露金融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破坏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严令禁止金银的流通使用和私自买卖，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则严加取缔。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支持下，经中央批准，派公安部队包围并占领了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并法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投机奸商238人。其他各地也先后逮捕处理了一批投机分子。
其次，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金银投机活动被取缔后，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捣乱市场。在陈云亲自主持下，部署了全国性的统一反击行动。陈云起草的中财委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强调指出：应在这次行动中给投机资本家以“教训”。[3](P31)当投机资本家掀起涨价风，活动异常猖狂之时，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和其他主要物资，经周密准备，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于1949年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按国营牌价大量抛售，到26日就使物价下降，稳住了市场。投机资本家不得不把抢购囤积的商品吐出来，赔本出售。这次行动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相当一批投机资本家破产，显示了共产党搞经济工作的能力。
再次，严格市场管理和加强金融管理。运用行政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和金融管理，是稳定物价不可缺少的措施。在陈云和中财委的指导下，将足以带动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置于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下，集中进行交易；对交易市场实行整顿，建立管理机构，审查交易员，实行凭证入场制度，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卖空和场内转账；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成为市场上的领导价格，对没有牌价的商品则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者，严加处理。同时加强金融管理，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对取缔和限制投机活动、控制物价涨风，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税收机关和加强税收工作，开展折实存款，回笼货币，以紧缩通货，稳定物价。陈云作了《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并具体起草了《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进入1950年3月后，全国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树立起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这个贡献，被毛泽东称赞为其功不在淮海战役之下。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不再赘述。
3.“大跃进”失败后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解决生产严重萎缩、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有价无市的供应危机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遇到三年连续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起，国家出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主要现象之一，是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的特点，不同于以往，除了货币发行过多外，生产的急剧萎缩，尤其是关系民生的粮食、副食品和轻工业品生产大幅度下降，形成了供应危机。表现在物价上，是有价无市，物价名义上并没有上涨，但是供应严重不足，商店里空空如也。特别是粮食的供应危机，造成农村出现大批非正常死亡人口。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陈云再次受命危难之时，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国民经济的调整。在此之前，他已经建议紧急进口粮食，并下放大批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减少吃商品粮的压力，同时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下马一大批建设项目。面对市场的物资紧缺，陈云指出，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4](P196)他采取了特别的手段——投放高价食品，增加供应，回笼货币。当时全国工资总额已经由1956年的137亿增加到263亿元，加上资本家的定息等就更多。但是拿着钱买不到东西，社会上不满情绪蔓延。对这部分合法收入的钱，不能采取缩减的政策，也没有能力供应平价商品。1961年9月，陈云指出，现在全国消费能力约为700亿元，由于缺少猪肉和棉布就造成一百二三十亿的缺口。[5](P95－96)对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思想，利用市场机制投放一些高价商品。
他指出，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他还提出了要注意的几点：一是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二是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4](P206)他还具体地举例说明了一些高价商品，如糖果、烟酒、尼龙袜子、山珍海味食品、自行车、手表等。
陈云的这个办法，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要冒被指责支持投机倒把的政治风险①。陈云出于公心，不畏人言，断然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据统计，1961年和1962年，全国共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2](P335)对回笼货币、平衡财政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满足了一部分人民需要。不久，随着工农业生产形势的好转，高价商品或者降价，或者取消，完成了历史使命。陈云晚年回顾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一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②。
二、1988年提出不赞成贸然搞“物价闯关”的真知灼见
陈云应对前三次物价波动，是他担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人时，有职有权，敢于负责，因此取得了明显成效。陈云的贡献和能力也被时人和以后的研究者广为称颂。但是，对1988年“物价闯关”引起的物价波动及陈云在这之前的预见，目前的研究还不多。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由于缺乏经验和研究，一些人以为，物价改革就是要放开物价，让市场自由定价。陈云对此一直要求谨慎。1980年12月他就提醒说，现在经济形势很好，但是不利的一面是：“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4](P277,278)1984年10月他又指出：“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比较快，现在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确实是有利时机。但是，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4](P337)在陈云处于中央一线领导核心位置时，这些问题得到注意，物价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1988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当时，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计划内商品由国家控制生产和定价，计划外商品由企业经过市场定价。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市场价格——“双轨制”价格。计划外商品在市场上价格高于计划内定价，引起物价上涨。对此，国家采取补贴的办法，既补贴按照计划指令生产而亏损的企业，也补贴因为物价上涨而生活水平受到影响的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双轨制”价格的存在，使紧俏商品出现了利差，腐败现象开始冒头，主要是被人民痛恨的所谓“官倒”。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赵紫阳想通过价格体系改革一步到位解决“双轨制”价格问题。1988年1月，国家计委等部门认为，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已经不可能，如果所有涨价因素全部出台，将上涨到12％。赵紫阳连续几次讲话，批评综合部门满脑子物价，说“险象环生”，缺乏科学分析。他提议搞全面的价格体系改革，放开价格，取消补贴。4月，赵紫阳提出，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物价改革如果不前进，而是退回去，那将有许多矛盾不好解决。5月16日，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要求国务院制订五年物价、工资改革的一步到位方案。[6]
陈云不反对价格体系改革，但是坚决要求谨慎从事，不同意“休克疗法”式的一揽子放开物价。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10％，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60％到80％，工资增加100％。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5月28日，陈云又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7](P1791,1792)
与此同时，薛暮桥、刘国光等经济学家也分别提出，在价格大幅度上涨情况下进行物价改革，成功可能性很小，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他们的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主要内容是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同时大幅度提高工资，取消大部分补贴。方案内容随后公开发表在会议公报上。由于人民担心多年节衣缩食积蓄的存款贬值，立即发生了全国性的挤提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8月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9.5％，居民提取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家用电器等商品出现紧缺。到10月19日，前三季度全国物价指数已经上涨16％。[6]
“物价闯关”被迫刹车。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赵紫阳在全会上的讲话稿，开始没有作一句自我批评，李鹏、姚依林提了意见后，才加了一句：“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6]
针对这次物价波动，10月8日陈云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陈云首先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这是他间接对赵紫阳提出的批评。
接着，陈云就当前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他说：“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他再次强调财政平衡的重要性，重申“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他说：“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陈云还指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过的办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他举例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赶上蒋介石统治的22年。从“一五”计划开始到现在近36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156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13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陈云说：“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他认为：为保证市场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不然不得人心。他提醒说：“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③
赵紫阳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并将这个谈话转发党内。事实上，陈云1988年提出的这些意见，不是新主张，是他的一贯原则。1980年他就警告说，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④。所以，陈云在他83岁高龄时，仍然能够在“物价闯关”尚未实施之际，就敏锐地发现问题，断言不能成功；并在物价风波起后，能够马上总结出针对要害的处理办法，这绝不是偶然的。
三、陈云应对物价风波对当前的启示
2010年起，中国经济面临着物价过快上涨的局面。其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外部原因，是美国为了摆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经济恢复缓慢的困境，采取了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即开动印钞机器，人为地贬值美元，刺激出口。由于美元是世界流通的主要结算货币，大量发行美元，必然使国际市场的黄金和大宗商品石油、粮食等暴涨，使其他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之首的中国，大大增加进口成本，引起国内物价上涨。这被称为输入型通胀。内部原因之一，是2009年为了应对出口萎缩、拉动内需，国家向社会投放了4万亿人民币，用于基础建设和社会保障事业等。这虽然解决了当时的经济下滑问题，但其中一部分资金也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购买力，拉高了物价。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解决物价上涨问题，多次开会部署措施，并将其作为2011年的经济工作中心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陈云应对四次物价风波的过程，总结他的经验，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物价不稳定将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必须有适当的国家行政干预手段
陈云早在1950年2月全国财经会议上就把物价问题当作老百姓拥护不拥护的重大政治问题，他说：“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陈云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3](P60,61)1980年他又警告说：“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4](P277,278)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常常有一种认识，认为物价问题完全是市场问题，应当交给市场去定价，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政府干预就是否定市场经济，就是不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在这种认识下，一些地方出现了物价管理的放松，甚至放手不管，市场发生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现象。去年秋季部分农副食品价格暴涨的原因之一，就是少数不法私商和流入的热钱，垄断商品现货和期货，哄抬物价。这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被称为“算（蒜）你狠”、“逗（豆）你玩”、“将（姜）你军”、“唐（糖）高宗”、“油老虎”等等，影响了社会稳定。
去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行政干预手段，要求各地公布物价限售价格，打击期货市场的垄断哄抬物价，并且采取了“约谈”地方负责人和企业老总、限制涨价的措施，使得农副产品价格回落，物价上涨幅度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事实上，美国一直要求其他国家奉行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法则，但它在战略上从来是带有政治考虑地使用政府干预手段。去年，美国不顾其他国家利益，断然大量发行美元，推动国际商品价格上涨，使中国购买的美元国债缩水，企图转移金融危机到新兴国家。在处理国内价格问题时，美国也并不受市场限制。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不断高涨，过去三个月里美国汽油价格累计上涨14.4％，影响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4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便责成司法部对“交易员和投机者”在原油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存在的价格操纵和欺诈行为展开调查；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宣布成立由美国证监会、美联储等多部委成立的专门调查工作组。
这些证明，陈云把物价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物价仍然十分必要，是正确的。物价小范围波动是正常的，但是物价被操纵严重背离价值范围，本身也是破坏市场经济法则、影响社会稳定的。1989年春出现的政治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1988年12月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26.7％的社会不满情绪。目前中东、北非国家出现国内动乱，重要诱因之一就是物价暴涨。
2.解决物价问题，中央必须有经济权威，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过多，因此抑制物价上涨过快必须从控制货币发行入手。1985年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50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⑤。1988年10月，他更明确地说：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⑥。
进入新世纪，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方和部门自主权得到提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令不行、我行我素的削弱中央权威现象。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地方保护下，各地房价争相上涨、高企不下。在对房地产企业贷款方面，少数银行和地方部门，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变相大量贷款给房地产商。今年，国务院要求地方制定本年房价上涨限制幅度，但除了北京表示“稳中有降”，其他地区却仍然制定了不高于去年幅度的上涨指标。对此，国家通过严格财经纪律，控制放贷款权力，派出监督检查组，把稳定房价作为考核政绩内容，甚至“约谈”某些特别严重地区的领导干部，制定商品房反暴利规定，正在逐步扭转房价过快上涨的现象。这方面，陈云的加强中央经济权威的意见，特别值得借鉴。
3.物价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一些过去的物价管理做法如物价补贴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陈云指出：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如对物价补贴的必要性，陈云曾多次强调。1957年4月他答记者问时就指出：如果国家不采取补贴的办法，城市的粮食价格就会比现在贵得很多。对那些同人民生活关系十分重大的主要商品实行补贴，而对呢绒和高级纸烟这一类高级消费品有时涨些价，借以平衡财政收支，这正是保证全国人民生活稳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⑦。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解释说：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上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⑧ 1990年，陈云在和江泽民谈话中，还语重心长地指出：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⑨。陈云的论断已经被历史证明符合事实。即使在他去世后，国家的财政补贴多年来一直是调控物价的重要手段。去年，面对部分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国家对部分收入偏低的居民采取了发放物价补贴的办法；同时，采取免收过路费、市场管理费等办法鼓励菜农进城卖菜，也是补贴的形式。
继续保持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积极进行物价改革，这实际上是陈云提出的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出台大的改革措施必须谨慎和先做试点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各方面改革应当注意的原则。
收稿日期：2011－04－25
注释：
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云的这一措施，果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了谢富治等人的批判。
② 参见《工作要抓实》（一九九⒈年六月六日），《陈云文选》第3卷。
③ 参见《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陈云文选》第3卷。
④ 参见《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陈云文选》第3卷。
⑤ 参见《钞票发行权和外汇储备问题》（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陈云文选》第3卷。
⑥ 参见《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陈云文选》第3卷。
⑦ 参见《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陈云文选》第3卷。
⑧ 参见《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陈云文选》第3卷。
⑨ 参见《工作要抓实》（一九九○年六月六日），《陈云文选》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