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陆向海：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重心论文,战略论文,陆向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布热津斯基的眼里，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是决定着世界未来繁荣与稳定的地缘战略大棋盘。① 他的看法有历史和现实作为支撑。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世界主要大国都曾经在欧亚大陆这个巨大的棋盘上进行过对弈。而如今，这盘棋还在继续，改变的只是棋手。
作为欧亚大陆重要大国，中国西连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区”，东濒太平洋的边缘地带，是典型的陆海型国家。因此，中国长期受到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特别是近代以来，如何面对这一地缘环境，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在晚清时有左李的“塞防”、“海防”之争，在毛泽东时期有建设“大三线”的部署，在改革开放以来则有“沿海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应根据安全威胁和经济发展需求适时顺势地调整国家战略重心，采取陆海均衡的地缘战略。
失衡导致的战略隐患
国家是一种空间有机体。与所有有机体一样，作为空间有机体的国家亦有其重心。所谓国家重心，是指国家力量在空间上集中的主要区域。国家的质量分布既不均匀也不固定，重心的位置不仅受制于地理形态、气候环境、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也与人口分布、产业结构、投资重点、发展战略等动态因素密切相关，它是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控的综合结果。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其重心对国家稳固与发展关系久远而重大。因此，它也可称之为国家的战略重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出于抗美援朝和依托苏联“大后方”的考虑，中国的建设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以及处于黄河流域的兰州、西安、包头、太原、大同、郑州、洛阳等工业城市的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重心明显偏北、偏西。1960年代，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中央政府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抓“吃穿用”，解决民生问题。但鉴于越南战争的升级导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在1964年8月的“北部湾事件”后，国家决定进行“大三线建设”②。据统计，在1964－1980年长达16年的三线建设期间，中国在中西部13省区投入了2052.68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建设了1100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对三线地区的基础建设投资最高时占到国家总投资的53％，而在三五、四五期间，沿海区域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27％和35％。三线建设的长远效果是，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从第五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重心开始东移。许多成套设备引进项目、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被布局于沿海或靠近沿海区域，沿海区域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上升到42％。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推进沿海开放，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1978年，东部10省市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为41.8％，到2007年上升到55.2％，其中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则接近60％。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津京等沿海三大城市群面积只占全国3.4％，却创造了全国38.6％的GDP和全国70.3％的货物出口，吸引了55.9％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极。③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沿着海岸、沿着可通航的河流，各类工业自然而然地细化和改进自己，常常在很长时间之后，这些改进才会向一国的内陆地区延伸。”④ 亚当·斯密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今天中国经济地理的变迁。据《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分析，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地理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经济的沿海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中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经济重心和政策重心均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沿海化的布局，导致地区差距加大，加重了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隐患。近年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群体事件，究其深层根源，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快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较慢有很大关系。⑤
经济的沿海化，强化了中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近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达60％，⑥ 东部地区则超过90％，⑦ 每当海外市场发生严重波动，就波及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也大大增高。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已占石油消费量的52％，⑧ 铁矿石进口量甚至占消费量的75％。⑨“资源牌”和“市场牌”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政府和政客对付中国、捞取选票的武器。每逢选举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汇率争端骤增已成惯例。外国政治和社会矛盾，通过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投射到我国内部，周期性的“输入型争端”已成为威胁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的重大战略隐患。
沿海化经济造成对海上通路的严重依赖，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瓶颈。与经济沿海化趋势一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99％，进口石油的95％都是通过海运，全国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3％要通过海上运输，⑩ 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在农耕和游牧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途运输主要以运输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实现财富转移和增值，以畜力为主的陆路交通线无法承载工业化对大宗商品运输的需求。进入工业化时代，海运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美国人马汉在总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海权是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11) 直到今天，海权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容忽视的权力杠杆之一。对于海上生命线，即使是索马里海盗这样的疥癣之疾也需我们认真应对；若要对海权国家、通道沿海国家可能的敌意做到应付裕如，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也是沿海化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在美军《2010年联合构想》文件中，美国海军提出了“前沿……由海向陆”的发展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得自于他们对当代全球经济地理的研究。美国海军发现，目前地球上有75％的人口和同样比例的国都及主要商业中心都集中在近岸地区。他们得出结论，近岸地区是美国影响和力量能够产生最大作用、需要美国施加影响和力量次数最多的地区。在离海岸线60公里的范围内，生活着全球一半人口。(12) 从表面上看，控制近岸地区的“由海向陆”构想与马汉着重控制海上通道和要点的“海权观”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通过海洋实现世界霸权。近年来，据一些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13) 除去海权国家的潜在威胁，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海上通道的重大现实威胁。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不想成为一个拥有海洋霸权的国家；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海权，能够维护海洋权益和应对来自海上和海外威胁。(14) 发展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海上力量，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然而，这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来，中国海军战略已经从“近岸防御”调整为“近海防御，远海防卫”。即使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也不难看出，这与承担保卫我国海洋安全和维护海外利益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综合分析中国面临的战略威胁和自身能力，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需要对中国战略重心沿海化趋势进行适当的调整。
不可否认，地区非均衡发展的策略和经济沿海化布局，曾经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的经济成本，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然而时移势易，我们需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的战略隐患，积极推进虽已开始、却步伐徐缓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大博弈中改变国家战略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局面。
博弈“世界岛”：思想与行动
一个世纪以前，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哈·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包括非洲称为能够左右全球格局的“世界岛”(15)。这位英国爵士担心，由于铁路和火车的出现，拥有广袤内陆地区的欧亚大陆有可能摆脱海权国家的控制，颠覆英国的全球霸权体系。麦金德的担心，是对19世纪晚期英俄“鲸”与“白熊”沿着欧亚大陆“北纬30度－40度”利益对抗线激烈争夺的反应。当时，英国的印度总督寇松指出，“阿富汗、里海以南地区，波斯……对我来说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16) 在麦金德看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地缘政治任务是防止出现大陆国家联盟控制“枢纽地区”，要争取最大数量的沿海地区脱离心脏地带，并迫使其处于“海岛国家”的影响之下。(17)
美国地缘战略家马汉也与麦金德一样担心来自欧亚大陆的威胁。在他看来，一个以大陆为基础的陆权国家会击败邻国，征服海岸地区，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而扰乱全球的权力平衡。因此，美国的安全与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平衡相互关联。(18) 然而，马汉却不赞同直接与大陆国家争夺“陆权”的方针，而主张依靠“海上力量”从海上和海岸线封锁敌国领土，逐渐导致敌人战略枯竭，实现以海制陆。(19) 历史证明，在国家地位更迭的判断中，马汉打败了麦金德——颠覆英国霸权的不是英国紧盯着不放的大陆国家，而是另一个海权国家：美国。而在地缘政治思想指导下的战略实践上，马汉的判断却并不精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都曾“远征欧陆”，直接参与陆权争夺。直到今天，美国还极力保持在欧亚大陆枢纽地区的军事存在。
与海洋国家的地缘战略思想家相似，代表大陆文明的地缘政治家也同样把陆权与海权对抗的二元论看作是理解全球政治秘密的金钥匙。德国地缘政治学奠基人卡尔·豪斯浩佛在《大陆联盟》一文中指出，欧亚大陆国家必须合作建立“欧亚大陆新秩序”，以摆脱“海上力量”的影响。他笃信美国人戈麦尔·李的话：“当德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联合起来之时，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政治鸣响丧钟之日。”他的战略实践就是推进德国与苏联接近，以及与日本结盟。(20) 卡尔·施密特在其著作《陆地与海洋》和《全世界东西方之间紧张局势和陆地与海洋之矛盾》中，分析了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矛盾，指出“海洋法则”与“陆地法则”存在根本对立。(21) 法国地缘政治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德国地理学家的工作。(22) 然而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只有戴高乐提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命题，还在坚守“欧洲大陆主义”立场。(23)
有意思的是，今天美国的战略家们与早期的地缘战略家们一脉相承，也同样十分关切“世界岛”——欧亚大陆。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布热津斯基。他在《大棋局》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他模仿古老帝国时代的语言，为美国指明努力方向，“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24) 不止是布热津斯基，乔治·凯南也认为，如果欧亚中心地区处于单个的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么边缘地带就毫无安全可言。凯南指出，“苏联对欧洲大陆之潜在国家的控制，无论是通过武力入侵、政治途径还是秘密方式取得，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而这正是他建议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的原因。(25) 其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包括支持反苏的阿富汗游击战争，都是美国争夺边缘地带，以维持对欧亚大陆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如果以为美国这些地缘战略思想和行动只是针对特定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以均势理论起家，却同样重视地缘政治问题的基辛格说得最清楚，“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只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成会在经济上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发展。”(26) 可见，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陆或亚洲，同时也防止出现欧亚国家的联盟，是欧亚大陆海岸以外岛国——英国、美国维持其全球首要地位的基本战略。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美国地缘政治的精神教父，他所提出的“边缘地带”思想指导了美国二战后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力量的使用，其核心思想就是要保持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27) 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的地缘战略就是在巩固西欧的稳定和争夺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控制权。冷战的结束，标志大西洋欧洲的终结。不论是布热津斯基关于建立法国－德国－波兰－乌克兰联盟以对付俄罗斯的建议，(28) 还是拉姆斯菲尔德对“老欧洲”、“新欧洲”的区隔，都可以感受到美国对可能失去大西洋一侧“民主桥头堡”的担忧。对美国来说，抑制欧盟摆脱跨大西洋联盟的离心倾向和保持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是同样重要的地缘战略目标。
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旗帜下发起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兵进中东和中亚，与军事压力同步推进的还有“民主改造”和“颜色革命”。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实际上，如果把日本、韩国和中东产油国算在内，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希拉里的宣示，只是要表明美国全面掌控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决心。其后不久，奥巴马总统批准增兵阿富汗。看来帝国自有帝国的行为逻辑，150年后的美国又开始重新演绎大英帝国在中亚的地缘故事。新脚本的不同之处，就是加上了对石油资源和能源市场控制权的争夺。
作为处在帝国曲线顶峰正在下滑的国家，美国要继续延续超地区的霸权战略既不明智也难以成功。根据美国战略研究者们的设计，应该放弃克林顿时期的“选择性干预”战略和小布什时期的“主导性支配”战略，而采取“隔岸平衡战略”，即站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坐山观虎斗，充当“隔岸平衡手”(29)。作为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也许理想的局面是欧亚大陆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普遍对抗和捉对厮杀：法国与德国，老欧洲与新欧洲，欧盟与俄罗斯，俄罗斯与中国，中国与印度……，因为只有这样，大陆国家才需要边缘岛国扮演最终的仲裁人。其实不论是直接介入地缘政治冲突，还是利用国家地理位置的特点选择“隔岸平衡”，本质上还是海权国家的地缘霸权战略。
在今天，制空权、制天权、制信息权等多种新的制权已经打破了由海权和陆权主导的平面世界，战争也正在溢出军事范畴，进入到金融货币等新的领域，人们普遍认识到再沉溺于传统二元对立的海陆对抗已显落伍，但是却难以摆脱“陆地法则”和“海洋法则”继续冲突的泥淖。这是因为，今天全球秩序的主导国家继续坚持玩弄“控制世界岛”这种海权帝国的驾驭之术，其他国家——不论是大陆国家还是边缘国家，抑或是海岛国家——就只能据此应对。这就是当前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作为布热津斯基所谓的“棋手国家”，中国亦无法超然局外。面对这盘摆在欧亚大陆上的棋局，我们不能选择下或不下，而只能选择如何布局和落子。
从长远看，中国不会一直按照美国的棋谱走下去。作为一个海陆两栖大国，中国有可能超越“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对立，形成独特而又包容的发展模式和安全模式。这或许才是中国的大国责任。
布局中亚：构建睦邻共同体
从国际法角度看，1689年清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不仅仅是军事停战协定，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跨国、跨境贸易法。它及日后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注重中、俄、蒙诸国“权利的重合性”，协调彼此利益，造就了维系当时世界经济体系运行最主要的大陆贸易通道和欧亚大陆巨大市场，也创造了一系列北方商道上的城市——张家口、包头、西宁、齐齐哈尔，乌兰巴托、乌兰乌德、恰克图等。(30)
自19世纪中叶起，俄罗斯将中亚地区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中亚五国，在1991年8月之前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随着苏联解体，中亚五国宣布独立。美国是最早承认中亚五国独立的国家，准确地说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苏联解体前几小时就承认了后来的独联体国家的独立，其急迫之态可见一斑。
美国在中亚的最初目标是巩固中亚国家的独立，继而是要打破俄罗斯对中亚能源通道的垄断，推进经济多元化。在“9·11”事件后，美国兵进阿富汗，中亚成为其反恐战争的前沿。在打垮塔利班政权之后，美国却继续保持其在中亚国家的军事存在，并从2005年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起，积极在中亚国家“推进民主”。在其发动的“颜色革命”遭受挫折后，美国开始重新设计中亚政策，采取了推进中亚、南亚一体化的“大中亚政策”，推动建设南向交通运输体系，希望把“大中亚地区”逐步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31) 美国对中亚采取“经济控制、政治改造和军事存在”三管齐下，已经威胁到中亚各国的主权和稳定，对俄罗斯和中国周边的安全也形成一定的压力。这种传统帝国的控制方式，引发了中亚地区对美势力的挤出效应。
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撰写的《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有一封寄自未来的信件——2015年6月15日俄罗斯籍的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致北约秘书长的信。信中谈到，由于西方在阿富汗失败的干预、推行保护主义、采取反华政策，促使中俄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我们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可靠能源供应的机会，减轻了他们对海运中东石油的依赖，夯实了两国关系，中国则回报以长期订货合同。我们还学会了如何在中亚合作，不再互相拆台。印度、伊朗等国……除了向上合组织靠拢外，也实在找不出别的路子。”(32) 尽管信件的口气有几分戏谑甚至是轻佻，却透露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担心。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3个月之后发生的“9·11”事件，使美军获得了进入中亚的合法性，美国的进入也得到了世界各国包括中亚国家的普遍支持。当时，美国对中亚国家采取的是军事优先、稳定合作的方针，使旨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维持地区稳定、推进全方位合作的上合组织活动一度较为沉寂。为巩固在中亚的地位，美国利用2005年是独联体国家选举年之际，大力推行“颜色革命”，引发了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动荡，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和中亚国家对美国的警惕。同年上合组织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表明对“颜色革命”的立场：“上海合作组织每个成员国在其社会政治发展中，都有根据本国社会形成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及其他传统，选择自己最合适道路的权力。”其后发生的“郁金香革命”和安集延事件证明，上合组织已成为维护成员国主权、抵制和防范“颜色革命”、维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平台。它的存在使奉行“民主改造优先”政策的美国，“站在了可能失去在该地区的重大机会的悬崖边缘”(33)。2010年4月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证明，海权国家与俄罗斯及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博弈还在激烈进行，尚未分出胜负。
目前，拥有16亿人口的上合组织已经初步搭建起了区域经济体系的雏形。中国作为主要制造业大国和重要出海口，与地处大陆腹地、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在经济上形成了互补关系，彼此结成制造业国家与资源国家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中亚油气产业联盟”，正在形成普京所说的“能源俱乐部”(34)。尽管上合组织之间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油气矿产等自然资源贸易领域，切合点过于狭窄，(35) 但中亚国家与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要远高于世界主要国家美国和周边土耳其等国，并已出现了多领域合作的势头。
除了安全和经济合作之外，上合组织各国主张多文明兼容，以低意识形态化的“合作模式”，反对宗教极端势力，探索共同目标下不同文化的求同存异之路，以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上合组织正在形成经济互补、政治互信、安全互助、文化互敬的睦邻共同体。这对于多民族混居、多文化交集、大国势力竞争激烈的中亚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使之避免坠入“巴尔干化”的陷阱，还可能创造一种有别于传统地缘政治的国际关系新模式。根据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的看法，应该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等国为核心，建立体现传统大陆文明的集团，以保持全球文明的多样性。(36)
图1 美中土三国对中亚五国出口比较
图2 美中土三国从中亚五国进口比较
图3 美中土从中亚五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比较
图4 美中土从中亚五国进口百分比比较
图5 美中土从中亚五国进口占总进口比重
图6 美中土占中亚五国进口百分比比较
数据来源：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data/index.html,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9_e/its09_toc_e.htm,http://www.turkstat.gov.tr/Start.do.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9_e/its09_toc_e.htm.（上网时间：2010年3月18日）
尽管目前上合组织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还只是刚刚起步，其凝聚力尚待重大事件的考验，却已在周边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上合组织除拥有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外，还接受了伊朗、印度、蒙古、巴基斯坦等四个观察员国。根据上合组织《杜尚别宣言》，观察员国是上合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上合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将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积极探讨和规划在能源、交通方面的合作。(37) 显然，上合组织已经开始了对于欧亚大陆腹地和边缘破碎地带的整合，这对减少贫困、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使所谓“不稳定弧”走向平稳发展之路，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尽管上合组织向着目标前进还有许多路要走，还要应对许多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挑战。
然而，与欧亚大陆隔岸相望的美国，仍在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其一贯目标，就是绝不能让欧亚大陆出现一个能够挑战美国全球首要地位的大国或国家集团。在帝国视野下，欧亚大陆各国的福祉都必须服从帝国的战略目标。显然，美国地缘战略目标与中亚国家乃至欧亚大陆所有国家稳定发展的意愿和实践产生了冲突。最近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访问中国，引起了白宫的不满和直接批评。一位法国地缘政治学家提出，“美国之所以对中亚感兴趣，一方面是为了包围以及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影响”。(38)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地缘政治学家拉考斯特所说的“地理学的目的在于发动战争”(39)，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统治下的世界，是以邻为壑的世界，这当然是个坏世界。中国当代哲学家赵汀阳在《坏世界研究》中指出，如果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观。(40)
从古希腊城邦起源的西方政治是以国家政治为核心，国际政治只是国家政治的附庸。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主权国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国际关系上所奉行政策的本质都是“以邻为壑”。几百年的过去，世界“无主的公地”就已被西方拓殖者开发完毕，到处都确立了主权国家的边界和壁垒。于是，为在全球寻找摆脱传统地缘政治的纷争之路，欧洲人开始放弃他们一直奉为圭臬的均势政治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理念，欧洲的政治思想正在酝酿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概念以来的最重大突破。与没有享受全球利益因而也不承担全球责任的欧洲不同，美国的战略思想界还盘桓在新保守主义、新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世界观里，为“美国世纪”的延续殚精竭虑。
在“鲸与白熊”大竞争的时代，(41) 中国积贫积弱，不论是国家利益还是精神观念都被列强和世人所漠视。中国近年来由于再次崛起，其一举一动包括如何与邻国相处，都日益成为周边国家与世界关注的焦点。与西方政治所谋不同，自古以来中国政治思维的中心问题是天下的治乱与兴亡，(42) 其核心理念与所谓后现代的“全球治理”理念隐隐相通。在摈弃传统“天下观”中的旧式等级意识、再注入多文明平等相处的当代理念之后，中国提出并实践着“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实现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应该说，“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理念不仅占据着国际关系的道德高地，也远比“控制世界岛”的地缘政治理念更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目前已占世界人口24％的上合组织国家，若真能排除内外干扰，并与观察员国也结成睦邻共同体，上合组织的人口就可达到世界总人口的43％，那就是蔚为大观的“新天下”了。
不难发现，目前在欧亚大陆的棋盘上，以美国和北约组织为一方与尝试合作共赢的上合组织为另一方正在进行博弈。前者在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指导下追求的是在欧亚大陆建立彼此制衡的力量格局以保持帝国式的全球霸权，为此不惜在离本土一万公里之外的阿富汗投入一场“漫长的战争”，后者则期望相邻国家能够和睦相处与共同发展。尽管上合组织的努力并没有一定成功的把握，但出现“上合组织与北约平起平坐、甚至略胜一筹”的结局也不是没有可能。(43) 因为不论美国还是北约内部，是否会一直坚持这种过时的地缘政治思想，并愿意为其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应该说还是个问号。美国人改弦易辙，采取新思想、新战略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设计，就存在这种纠偏机制。
对中国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回避在周边发生的地缘博弈，并不意味必须直接卷入中亚的地缘纷争。因为中国在中亚并没有领土要求，也不想扩展军事存在。中国的直接卷入，不仅会与现在仍极力想在中亚打入楔子的美国正面撞车，也会引起把中亚视为传统势力范围和大国缓冲带的俄罗斯的疑虑。(44) 但这不意味在危机发生时无所作为，而应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根据变化的情况提前设计相互帮助的机制和约定，以备不测。中国的原则应该是，把中亚事务纳入上合组织的框架中处理，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一道合作来处理安全与发展事务。
此次吉尔吉斯事件再次证明，中亚地区要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改变中亚国家的贫困局面，加快经济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国可以也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中国要向中亚国家提供通道、提供市场、提供制成品，当下尤其要提供投资，成为拉动中亚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快推进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步伐，把现在经济仍显落后的西部地区尽快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从而起到推动中亚地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的作用。中国西部发展了，就为中亚睦邻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塑经济地理和力量格局
在人们心目中，兰州、成都、昆明都是中国著名的“西部城市”。实际上如果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区分中国的东西部，这条线大约是东经104度，而那几座城市正处于这条分界线上。在这条线以东的一半国土上生活着全国94％的人口，可见中国的经济地理明显偏东。(45)
在传统地缘框架下，西部对中国的意义主要是安全屏障。自19世纪沙皇俄国与英国争夺中亚起，欧亚大陆腹地一直动荡不定。直到苏联解体，中亚国家重新独立，动荡百年的中亚地区短暂地成为大国势力的真空地带。此时，中国与西部邻国勘定国界，稳定了周边大环境，这使我国西部获得了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政府于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政策杠杆加大对西部投入力度，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经过10年努力，西部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7.1％提高到18.5％。(46) 即便如此，西部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于东部。看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非均衡发展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一种重要的发展策略。真正的难题是，在战略重心过于向沿海倾斜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或者说是如何在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和谐发展。
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把战略研究和经济政治研究结合起来，既要关注权力关系和军事因素，也要考虑经济影响和发展。充分汲取不同分析框架的长处，才能应对政治、经济、安全界限已被模糊的现实。(47) 目前世界上有关经济空间的最新研究中，特别重视“密度”、“距离”和“分割”这三个空间维度，并据此建立了新的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所谓密度，是指“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而“距离”不是几何学上的直线距离，或不完全是物理概念，而是个经济概念，它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和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在国际层次上最重要的地区特征是分割，然而疆界并不等于分割，分割指的是“阻碍国家间商品、企业家、人员和信息流通的政治壁垒”(48)。
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提高密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提高密度，就必须推进城市化。城市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集聚地，人口的集聚可以形成具有足够体量的城市，聚集多样化的产业，产生规模效应。据欧洲地区统计，就业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5％。城市化还将创造更集中、更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促进各种服务业的诞生。此外，城市可聚集良好的教育和科研资源，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取得更多科研成果，成为贮存和交流文明成果的场所。
在中国西部开发建设中，应该注重“密度”要素，通过增加西部城市密度提高人口密度。利用西部和中亚地区的矿产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选择水资源相对充裕的地点发展和兴建现代工业城市甚至是城市群，建设西部的上海、深圳。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圣迭戈地区的年降水量在3百毫米上下，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和重要制造业基地。中国新疆的部分北疆城市有一定的降雨量和水资源，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又临近主要油气管道和欧亚铁路线，很有潜力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主要经济增长点。在民族成分相对单纯的北疆地区建设以数个大型城市为骨干的经济特区，可极大提高当地人口和经济密度，强化对西部地区的财富溢出效应，使之成为对中亚地区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区域中心。从环境保护角度看，集中发展亦易于对污水、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这要比分散处理更有效率。
除了提高“密度”，促进经济发展还需要减少距离。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剔除了经济活动中的空间因素。直到萨缪尔森指出，运输有成本就像冰山会融化，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实，“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关系是空间经济理论的基础”(49)。毫无疑问，空间距离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有学者指出，4000公里的距离可以使贸易降低82％，直接投资降低44％；如果距离达到6400公里，贸易会降低到97％，投资则降低到58％。(50) 而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有3700公里、到上海4000公里、到西安也有2500公里。其实，所谓落后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距离经济发达的高密度区距离太远，导致其无力吸引投资和劳动力。(51) 要减少距离的影响，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要利用现代技术建设交通运输的“大通道”。中国要发展西部，应该大力修建重载铁路和管道，使之成为连接中亚资源国家和中国人口和制造业密集地区的“大陆桥”。从长远看，这个大陆桥还将极大地减少欧亚大陆两端间的运输距离和时间，有可能发展成为连接大陆两端、比海路更具商业价值、也更加安全的“亚欧大陆桥”。
在经济学家眼里，距离主要是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和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或区域间的政治壁垒，也就是“分割”有关。近年来，许多亚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与中国经济联系中获得了发展的推动，同样，中国在与最大产品和供给市场的联系中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根据克里斯托弗·韦的研究，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贸易往来越多，冲突次数越少。(52) 不同规模的经济高密度地区可以对不同地理层次的经济体产生毗邻利益，不论对资源产地还是制成品市场都可提供重大的机遇。(53) 目前世界上共有43个内陆国家，内陆特性使这些国家增长至少降低半个百分点，尤其是远离市场的内陆国家。据研究，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对内陆国家最为有利。(54) 利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毗邻关系，通过上合组织增强政治互信，减少分割、走向多赢，实现制度化的全面交流非常重要。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以大量富有创意的制度性安排，推进跨国合作，这是值得中亚各国仿效的欧盟经验。
欧盟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与中国遥遥相对的国家集团。目前中国与欧盟，包括与资源产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海路。因此，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发展和战略选择都时时受到海权国家的压力。如果中国与欧盟可以通过“欧亚大陆桥”经陆路连接彼此，就可能打破当下的战略困局。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开拓建设欧亚大陆的陆路大通道，通过铁路、管道、公路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将中国与中亚、中东、欧洲甚至是与非洲连接起来，构建当代“钢铁丝绸之路”并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
建成能够高效沟通欧亚大陆的陆地交通运输线，会极大改变中国及其他大陆国家过于依赖海运的现状，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而世界经济地理的改变，无疑会推动全球安全态势乃至政治格局的变化。2010年3月，英国议会上院发表专论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报告《星星和龙》，其中指出，“中国和欧盟在决定21世纪全球事务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应该握住欧盟从大西洋沿岸伸出的合作之手，尝试推进建立欧亚大陆合作圈。这会使海权国家控制全球航路的战略意义大为降低，还有可能使世界跳出“陆海二分”的地缘政治窠臼。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与稳定，对于全球政治权力体系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实现多文明兼容的“全球治理”，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意义。
在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是一个海陆二元国家，而美国是中国大洋彼岸的邻国。中国通过太平洋航线进入美国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也进入中国市场，彼此形成了“利益攸关方”的关系。而这种紧密联系的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传统的贸易领域。在国家利益日益金融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除了存在地缘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币缘关系”(55)。从币缘角度看，太平洋实质上是一个“美元湖”，即沿岸国家围绕美元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经济体系。美国作为能够对大宗商品、制成品和金融服务业进行定价的国家，处于全球产业分工链和权力链条上的高端，而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却以制造业和提供资源产品，充当着支撑美元体系运行的中端和低端，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金融一体化”的关系。(56) 由于目前中国的经济重心过于靠近海岸，而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海路，特别是与中国走向外海关系直接的台湾问题尚未解决，造成了受制于主要海权国家美国的被动局面，使中国难以争取到公平的经济利益和平等的政治地位。如今，中国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会愿意单方面受制于美国。这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因为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一直摇摆在合作与遏制之间。(57)
从币缘战略的角度看，作为制造业和外汇盈余大国，中国对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全球性定价经济中心的支持都是关键性的支撑。目前中国应该利用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币缘板块的裂缝，在国家战略层面结合好地缘与币缘两大关系。一方面积极在东南亚扩展人民币业务，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实体经济西进，保持国家的战略重心在陆海之间的平衡。这样做，体现了递进有序、长久连贯的国家战略，不仅有助于消弭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导致的社会积弊，也可以改善国家安全态势，使中国摆脱受制于海洋一端或被两头夹击的被动局面，在复杂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中游刃有余。
尽管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领海，在很多时间里，中国仍将自己视为一个大陆国家。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面向海洋，很好地利用了海外投资和市场，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单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用于西部开发的投资效率也许在很长时期内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但其维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作用却不可低估。在经济学家看来，前苏联在乌拉尔地区的投入是低效率的，(58) 但谁能否认其在二战和以后的冷战中对苏联安全的战略意义呢？也许历史学家们的眼光更加独到，彭慕兰在《腹地的构建》中指出，来自海上的压迫，使中国必须将资源用在尽力保卫的东南沿海，造成国家对腹地的忽略，甚至是“更多的榨取”。(59) 近年来，西藏和新疆社会矛盾的凸显，应该视为对腹地忽略的警讯。
必须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海上力量还不足以保护我们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和海上通道。因此，在发展沿海经济，加快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同时，中国必须加强陆路通往资源地区和销售市场的通道建设，加强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安全稳定，使我国战略重心在陆海之间保持均衡，以减轻来自海洋的威胁。这就是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60) 的战略智慧。
在西方文明的摇篮——地中海沿岸的普罗旺斯流传着一句谚语：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61) 作为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我们，则应该记住下面的话：拥抱海洋，但要背靠大陆。
注释：
① ［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② 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17、33页。
③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胡鞍钢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④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93页。
⑤ “胡锦涛考察新疆：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http://kxfz.people.com.cn/GB/135093/9929230.html.（上网时间：2010年4月6日）
⑥ “我国外贸依存度达60％预计2010年出口增长8％”，http://news.vlongbiz.com/textile/2010－02－27/1267228514d1140344.html.（上网时间：2010年4月6日）
⑦ 邓立立：“我国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分析——基于辽宁省的比较”，《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年，第1期，第15页。
⑧ “我国去年石油消费量超4亿吨”，http://www.ocn.com.cn/free/201002/shiyou211036.htm.（上网时间：2010年4月6日）
⑨ “2010年铁矿石涨幅或为28.5％－40.3％”,http://futures.baidu.com/2010－02－05/122618316.html.（上网时间：2010年4月8日）
⑩ 陈元、郑新立、刘克崮主编：《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研究》，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251、257页。
(11) ［美］马汉著，安常容、成忠勤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1页。
(12) ［美］玛丽－弗朗索瓦·杜兰等著，许铁兵译：《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13) 美国《中国安全》季刊曾发表一篇题为《石油武器：解析中国能源脆弱性之谜》的文章，透露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对中国的“能源扼制战略”，设想美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以及其他战略性的咽喉要点，如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以控制从中东到亚洲的整条运油路线，从而迅速关闭供应中国的阀门。http://news.qq.com/a/20071215/000030.htm.（上网时间：2010年6月20日）
(14) 张文木著：《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5)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3年，14页。
(16) 郑羽主编：《中美俄在中亚：合作与竞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17) ［俄］瓦·列·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18) ［美］马汉著，范祥涛译：《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1页。
(19) ［俄］瓦·列·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36页。
(20) ［俄］瓦·列·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24页。
(21) ［俄］瓦·列·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26－27页。
(22) ［法］杰弗里·帕克著：《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23) ［俄］瓦·列·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40页。
(24) ［美］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3、54页。
(25) 周桂银：“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9页。
(26) ［美］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753－754页。
(27)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5页。
(28) ［美］彼德·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
(29) ［美］克里斯托弗·莱恩著，孙建中译：《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299页。
(30) 韩毓海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07－109页。
(31) 郑羽主编：《中美俄在中亚：合作与竞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1－119页。
(32)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54－56页。
(33) 郑羽主编：《中美俄在中亚：合作与竞争》，第113页。
(34) 孙永祥：“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的现状与前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多边合作与中国外交》，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35) 张屹峰：“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能源问题与国际安全》，时事出版社，第111页。
(36) ［俄］瓦·列·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159－167页。
(37) 孙永祥：“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的现状与前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多边合作与中国外交》，第30页。
(38) ［法］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著，潘革平译：《石油地缘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39) ［法］杰弗里·帕克著：《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74页。
(40) 赵汀阳著：《坏世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41) ［美］马汉著：《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第10页。
(42) 赵汀阳著：《坏世界研究》，第52、77、82页。
(43)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第54页。
(44) 张文木：“俄罗斯国家兴衰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5页。
(45) 丁力著：《地缘大战略——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46) “西部大开发新十年：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329/01247647351.shtml.（上网时间：2010年4月6日）
(47) ［美］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编，刘江译：《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
(48)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6、49、74页。
(49) ［日］藤田昌九、［美］保罗·克鲁格曼等著，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50) ［美］彼德·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第13页。
(51)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79页。
(52) ［美］彼德·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第13页。
(53)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96页。
(54)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101、119页。
(55) 币缘是指“若干经济体围绕核心货币体系形成的紧密经济关系”。见王湘穗：“币缘：金融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第1－8、33页。
(56) 理查德·奥布赖特认为，金融一体化会导致“地缘的终结”。彼德·卡赞斯坦比较了欧洲与亚洲在制度方面的差异，认为至少在亚洲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亚洲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是由美元体系主导的。见彼德·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第37－38页。
(57) ［美］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编，刘江译：《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第7页。
(58)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90页。
(59) 转引自韩毓海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40页。
(60)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见《孙子·形篇》。
(61) ［法］布罗代尔著，唐安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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