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课题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0）03—0024—05
在对“现代性”课题的探讨上，马克思哲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国内哲学界热衷于引介西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学说，对此却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忽视。鉴于此，本文对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课题上的基本理论立场及其理论效应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现代性的命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关怀
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著述，不难发现，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他思考的中心已不再是思辩的形而上学问题，相反，它完成了“形而上学的颠倒”，要求哲学的重心从注目于先验的外在实体转换到现实的生活实践，从追寻世界的至终究极的解释原则转换到人的具体生存境遇，因此，他的哲学思考自觉地拒斥一切先验的教条和经院的气息，并把现实生活世界构成了他从事哲学批判和创造最重要的“本文”。
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占主导的现代社会，构成了马克思所要揭露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此岸世界”。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及现代世界乃资产阶级按照其性格创造出来的，在“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资本”乃是现代社会的“基因”，在其中蕴藏着全部现代社会的奥秘，离开对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质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及其进程。因此，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就被马克思自觉地选择为解剖现实生活世界最恰当、最有效的途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实质上也就是他关于“现代性”的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
“现代性”的“发生学”要解决的是：“现代性”究竟是如何从“前现代”的襁褓中生长和发展起来，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范式转换”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在历史上何以可能的问题，与资产阶级的成长发育何以可能在根本上具有同一性，回答了后者，实质也就回答了前者。为此，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欧洲历史进行了细密的分析。这些分析与研究，使马克思在现代性的“发生学”领域成为与马克斯·韦伯等经典思想家齐名的重要先驱。
现代性的“病理学”则是要反思和诊断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困境，透视繁荣辉煌的现代社会表象后面所蕴含的“另一面”。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1] （P78）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表现出罕见的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他关于资本的升值与人的贬值之间内在悖论的揭示，关于资本的命运与人的现实命运之间不可调和冲突的洞察，使他被公认为现代社会最杰出的“病理学家”之一。
现代性的“未来学”是其“病理学”的必然结果。面向未来，马克思指出，处于资本全面宰制之中的现代性必须被一种更富人性的生活景象所代替，为此，必须消灭与人的生命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此社会中，人的生命将从非人的资本力量的绝对掌握之中解放出来，人的生命将完成总体性、整全性的生成，与人的生命相敌对的“现代性”将得到彻底的超越，一种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得以实现的新的“现代性”将真正生成。这即是马克思著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由此，马克思被喻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预言家”之一。
可以说，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与“未来学”构成了整个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基本内容，或者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思考的“三部曲”，而这“三部曲”的内在结合，正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关于“现代性命运”的乐章。现代性的课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关怀，正是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人的现实命运进行理性批判和人文眷注的全新哲学姿态。
二、“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马克思与“现代性”的三重关系
在对“现代性命运”的毕生忧思之中，马克思形成了他关于“现代性”的辩证立场。我们概括地称之为“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具体说来，这种“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1 ）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产儿及其追随者；（2 ）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叛逆和批判者；（3）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重建者。
“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产儿和追随者”，意指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深受现代性的影响，在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念上始终禀赋“现代性”的特质。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马克思对现代性成果的高度肯定上。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依附关系，使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更重要的，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社会的进一步跃进创造了坚实的前提条件。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毕生坚持和信奉现代性的价值信念。在马克思心目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对西方“现代性”的建构影响至深的思想解放运动，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它们所首倡的“现代性”价值信念，经过马克思批判性的吸收内在地构成为其哲学的重要要素。
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对于“人”与“社会”的理解上。在马克思看来，人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成为“真正的人”，而成为“真正的人”，则意味着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达到“人性整体”的圆融境界，在此境界中，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身各种矛盾都实现了辩证的和解和内在的统一；与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内在相伴的是社会的和谐和理性，那种“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P441）， 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了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对立得到了有效的克服。
马克思这种关于人与社会的价值理想，“对于信仰它的人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意义，一种判断事件、行为的最终标准”[3] （P3），在其中充满了理性和进步的精神，充满了摆脱束缚、实现解放的坚定信念，很明显，这种精神信念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构想之间存在着精神气质上的深层一致性，著名社会学家科瑟曾把马克思称为“启蒙运动之子”，伯曼把《共产党宣言》称为“一部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品”，可谓恰当。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无疑是现代性价值信念的坚定追随和信奉者。
然而，马克思没有像他的同代人一样陶醉于现代性的眩目光环之中，而是在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洞察到了“现代性的悖论”，并进行了揭示。从此角度看，马克思不仅是“现代性”的“追随和信奉者”，同时还是这一传统深刻的“叛逆和批判者”。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是极为美好的，但现代性的现实却充满着矛盾和悖谬，他清醒地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首先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 4] （P78—79）具体而言，这种“悖论”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表现， 首先是“社会层面的悖论”，通过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破坏力量，把整个社会置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从而建构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这本来是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社会思想，然而，现实却是：在理性的表象后面隐含着的是深层的无理性、无组织和无计划的混乱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很显然，与现代性的原初设计相比，现实社会所呈现出的只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其次是人的“生命悖论”，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本来是“现代性”的最高价值目标，然而，“当今的经济事实”却是：“工厂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愈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P40）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对于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的工人，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变为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1]（P40），“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在现实中却让位于奴役和苦难、贫困和颓废。
对“现代性”悖论的揭示，使马克思成为了现代性传统的“另类”，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走上彻底否弃现代性的道路。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悖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只要面对现实，重新设计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现代性的潜力就一定会充分而健康地得以实现。于是，在此又凸显出马克思“现代性”立场的第三个方面：即现代性的重建。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虽然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和对立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生产力的桎梏，却正成为了阻抑现代性的潜力得以实现的最根本障碍，因而也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根源。在此意义上，现代资产阶级既是现代性构想的设计者，同时又是这一构想的扼杀者。因此，要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就必须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摧毁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架构，释放被它所束缚的巨大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一点，所依靠的现实的主体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现代性所蕴含的潜能才能以一种在资产阶级社会体系所不可能提供的方式得以充分的发挥，它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马克思在处理“现代性”这一事关现代人命运的重大问题时，所持的是一种辩证的立场：他既是现代性价值信念的“信奉者”，又是现代性传统的“叛逆者”，同时还是现代性传统的“重建者”，并且这些多元的立场在马克思那里完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立场。这种“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考富于思想的张力和开放的空间，从而为后人提供了可从不同角度予以发挥的丰富资源。
三、多重理论效应——马克思哲学“现代性立场”的思想遭遇
在“现代性”课题的研究上，马克思是首开风气者，在他之后，“现代性”作为与现代人命运悠关的重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到今日甚至成为了整个思想领域的中心课题。在此过程中，尽管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观点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和“修正”，但他关于“现代性”的开创性思考及其“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却始终是后人思考和理解“现代性”的持续有力的灵感源泉。
全面分析马克思哲学“现代性立场”的理论效应，可以发现，由于马克思在“现代性”课题上所持立场的开放性和丰富性，导致了它对后人的影响也具有多重性，不同的人从各不相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现代性立场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释和发挥，从而使它的“效果历史”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
那些“现代性”的渴求者倾向于把马克思作为现代性价值信念的“信奉者”来接受。这主要是指那些急于从传统社会摆脱出来，实现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的国家和人民，它们把现代性的建构视为自己迫切的任务，认为以迅捷的步伐抛弃传统的包袱，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全面现代化，乃是改变自身命运、实现生存转折的根本策略，同时，这些国家长期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因而他们普遍存在着一种以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性价值理想的愿望。显然，以这种“接受心理”为前提，他们必然把马克思主要理解为一个“现代主义者”，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现代主义哲学”。
对于那些“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作为现代性传统“叛逆者”的立场却得到了充分的认同和发挥。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思想家们，他们对于以科技理性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所蕴含的内在矛盾有着深刻的体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困境有着切肤的痛感，因此他们企求通过种种激进的解构策略，来彻底消解一切绝对的、中心的实体化存在，消解一切等级性的、压制性的权威关系，直至最终消解“现代性的暴虐”。马克思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内在悖论的揭示，对于现代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所导致的各种病症的论断，对于现代种种意识形态的剖析和批判，等等，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获得了深深的共鸣，因此，他们把马克思奉为“后现代”的先驱，视为“后现代”的重要理论源泉之一。
而那些力图在新的历史情境中重建现代性传统的理论家们，却对马克思作为现代性“重建者”的立场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同，他们反对宣告现代性的终结，相反，现代性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需要在新的历史情境中予以建设性的修复和补充。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所内蕴的困境和矛盾并不表明应彻底抛弃现代性事业，而只是表明关于现代性的原初设计“出了问题”，因此，重要的不是宣告“现代性之死”和“后现代”的到来，而是重新校正和设计现代性的方向和理想，以保证现代性的潜力得以持续充分的实现。坚持这种态度，他们必然重视马克思作为现代性“重建者”的立场（尽管他们并不同意马克思重建现代性的具体方案），正如伯曼所言：“要成为充分的现代就要反现代。从马克思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如果没有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极其显著的现实加以憎恶及抗争，就不可能掌握及拥有现代世界的种种潜能”[5]（P14），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抗争，其旨趣在于深化和重建现代性事业。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立场”在后世所产生的理论效应是多重而复杂的，不同的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它进行了各取所需的阐释、发挥和重构，如果，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多元一体”的完整立场便被分化为彼此独立和外在的多种立场而失去了有机的意义联结。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学说都必须在后世的不断阐释中延续和发展自身，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但这样做的重要前提便是应尽可能地尊重这种学说的完整原貌。“返本”是“开新”的必要条件，只有对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课题上“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进行全面、完整地把握，我们才能避免种种无意义的解释冲突，真正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创造性阐释和转化。
收稿日期：199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