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建构与祛魅：——媒介镜像中的韩寒(2000－20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镜像论文,媒介论文,韩寒论文,偶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寒，从1999年《萌芽》杂志的第一届新概念大赛成名，10年后被视作“80后”的意见领袖，13年来他一直没有离开公众的视线，时常占据媒体的版面，从出书、赛车、写博客骂人、评论公共事务，一直到2012年初被方舟子质疑“代笔”。媒体为韩寒贴上了诸多身份标签：80后作家、另类叛逆、公共知识分子、青年领袖、人造韩寒、商业韩寒等。无论是否韩寒主观意愿，十多年里，在一定程度上他在媒体和公众视域中“被天才”、“被神话”、“被偶像”。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公众并不直接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偶像，他们接受的是媒体传播、建构出来的关于偶像的各种表征。对偶像的生产即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文本建构偶像表征的过程(于淼，2011)。因而，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媒介镜像中的韩寒，探讨媒体如何呈现从差生韩寒到公民韩寒再到人造偶像的转变过程，以及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意义。
一、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框架分析的方法分析韩寒的媒介形象。“框架”概念来自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1974)，他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Goffman,1974:21)”。从新闻生产者角度，“媒介框架是选择(selection)、强调(emphasis)和表达(presentation)的原则……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媒介框架保证记者们能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识别，纳入认知类别，然后进行包装，更有效地呈献给大众”(吉特林，2007:13－14)。因而，媒介形象不是客观事物在媒介中的简单呈现，或者说对客观事物的平面镜式地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其中既是新闻生产者的媒介框架作用结果，也是受众通过激活或更新原有的认知框架，对媒介形象进行主动的意义建构。在新闻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双重作用之下，媒介形象才得以完成意义的传递，这是一套完整的机制(张晓莺，2008)。
关于韩寒的已有研究多是从文学角度分析韩寒等“80后”青春作家的作品，从社会学角度切入探讨“韩寒现象”的研究非常少。从意见领袖角度分析韩寒，有研究认为高质量信息的产出、吸引受众的社会资本、有效的交流互动是网络青年意见领袖形成的关键(刘新玲、关变娜，2012)；也有研究认为韩寒博客的名人崇拜效应超过其意见领袖的引领效应，因为商业利益，韩寒“意见领袖”角色被媒体有意识地炒作和放大(黄宏，2010)。对“方舟子韩寒论战”的分析，有研究认为这一事件呈现出网络语境下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的典型冲突，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样本(章玉政，2012)，有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认为此事件最大受益者是长微博，人们在博客空间完成最终的信息消化，在微博空间发起新一轮的社会动员(刘涛、肖明珊，2012)。已有研究提及媒体在韩寒神话构筑过程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未能分析到底是怎样的作用。把“韩寒现象”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有石力月(2012)，其认为，“韩寒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是9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机制，而微博论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公共讨论的特征，但目前参与者对于“韩寒现象”的反思主要囿于自由主义框架，它与“韩寒现象”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此次论战似乎难以真正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另一篇影响较大的博客文章《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作者肖鹰(2012)提出建立在反智文化时代语境基础上的韩寒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既是一个超值的娱乐消费偶像，又是一个“自由代言”的政治符号。
二、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分析媒体(以报纸为例)对“韩寒”的报道框架。在慧科讯业的数据库中，检索标题包含“韩寒”的新闻，最早一篇是2000年6月2日《钱江晚报》的《少年韩寒首部长篇引人注目〈三重门〉动销速度惊人》，检索时间截止到2012年10月31日，共获得11295篇报道，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内容重复的报道。本文采用话语包裹的框架分析路径，分析媒体上有关韩寒的报道。甘姆森(Gamson)认为，媒介话语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阐释性的“包裹”(packages)，它们赋予议题以意义(Gamson,1989:1－37)。每个“包裹”都有一系列元素，他们象征着包裹核心的框架和立场。他们将这些元素分为隐喻(metaphors)、典范(exemplars)、标志词(catch－phrases)、描述(depictions)、视觉图像(visual images)、根源(roots)、结果(consequences)、品质诉求(appeals to principle)八类。首先，笔者仔细阅读这些报道，将它们划分成若干包裹，发现身份标签是最明显的特征，在不同身份标签之下，媒体呈现出怎样的韩寒形象。其次，分析这些包裹所采用的结构框架、隐喻、描述等，目的在于分析媒体对韩寒形象持何种态度，媒体的报道倾向是怎样的，用何种手段来建构韩寒形象。
三、分析结果
(一)报道数量
从2000年6月至2012年10月，国内报纸关于韩寒报道的数量分布(见表1)，反映出不同时期媒体对韩寒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媒体对韩寒的关注度也是韩寒这十多年人生的折射。试看图1中的高峰点所对应的时间内发生的新闻事件。
媒体对韩寒的报道数量在2000年至2001年略有增长，但相对比较稳定。媒体报道出现的第一个峰点是2000年8月。韩寒1999年参加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2000年出版小说《三重门》，畅销200多万册，成为中国近二十年来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这一年韩寒休学，韩寒被贴上“文学天才”的标签，也引发社会关于“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讨论。这也是韩寒第一次被作为“现象”公开讨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都给予关注。
2001年至2004年，媒体对韩寒的报道数量较少，2003年全年只有36篇。休学后，2001年韩寒来到北京，“在北京漂泊的四年几乎已经是韩寒成长历程中的最低谷，有一阵子他几乎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消失”(陈鸣，2012)。报道的第二个峰点是2001年11月，报道韩寒要自导《三重门》，报道倾向是质疑的，新闻标题如“韩寒口出狂言说拍戏”；描述韩寒的词语是“口无遮拦”、“注定扮演不安分且引人注目的角色”。
从2005年开始，媒体对韩寒的报道数量显著增长。2005年，韩寒回到上海加入大众333车队，并开始博客写作。赛车和博客成为媒体关注韩寒的两个焦点。第三个峰点是2006年3月，报道韩寒通过博客和白烨、陆天明、高晓松论战，媒体常用的词是谩骂、网络群殴。第四个峰点是2007年1月，媒体热衷报道韩寒博客成为中学语文试卷改错题。一直到2008年6月，媒体每月对韩寒报道数量突破百篇(192篇)，媒体报道韩寒为莎朗·斯通开脱，被骂脑残；在电视节目中说老舍、茅盾、巴金文笔很差；9月韩寒博客批“金鸡”、“百花”奖，和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斗笔。2009年5月，韩寒办杂志征稿开天价稿酬。
2009年11月，这时候韩寒已被贴上“公民”、“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美国《时代》周刊撰文“中国文坛的坏小子”；有媒体比较韩寒和郭敬明：公民韩寒和商人郭敬明。从2009年11月至2011年3月，媒体开始对韩寒做高密度报道，可以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韩寒完成了从“差生韩寒”到“公民韩寒”的转变。2010年4月，韩寒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达到第一个显著高峰(478篇)。2010年7月，韩寒杂志《独唱团》上市，媒体描述的词语是一鸣惊人、疯抢、热捧；陈文茜批韩寒肤浅等；韩寒回应假学历。2011年3月，韩寒首度承认当爸爸。之后媒体对韩寒的报道有所降温。
从2011年11月开始回暖，至2012年初，媒体对韩寒的报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连续两个月都超过700篇。2011年12月23日至26日，韩寒连发《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韩三篇”)，将韩寒再次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而此次聚焦也为公众重新审视韩寒提供了契机。2012年初，韩寒被麦田及方舟子等人质疑作品有人代笔，“方舟子韩寒论战”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方韩论战难有定论，之后媒体对韩寒的报道有所回落，但是从报道数量上看，与2010年、2011年相比未出现明显衰退，都在100篇以上，在2012年9月又是一个峰点(497篇)，主要报道一是韩寒告百度侵权胜诉，二是韩寒婚外情绯闻；媒体对前者的报道倾向中性偏正面，对后者则偏负面。可见，韩寒的“公知”身份受到比较大影响，已难回2010年的高度。
(二)刊载版面和媒体
从韩寒出现的报纸版面看，最多的是文化娱乐新闻版，关于他出书、做音乐、做杂志、和别人论战，甚至绯闻、私生活；其次是体育新闻版，关于他赛车。剩下的是评论版、副刊，多是一些评论家、网友对他的评价、随笔。韩寒更像是娱乐明星，这符合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崇拜向娱乐消费偶像转变的趋势。
就报纸种类而言，晚报、都市报上关于韩寒的报道比例大，而党报、机关报关于韩寒的报道比例小，且中央级党报极少刊发此方面内容，特例是在2000年7－8月《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起关于“韩寒可以上大学吗”的讨论，另外《中国青年报》有过一些报道。韩寒一直在体制外，自17岁成名，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媒体对他的评价都不是正面的。到2008年后韩寒被媒体命名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以批评政府的姿态参与评论社会公共事务。党报的读者对象是政府机关人士，它刊登的内容以正面报道为主，很少报道娱乐新闻，另外赛车作为一项小众的体育赛事，也很少进入体育新闻报道，因此，党报很少报道韩寒。
就报纸名称而言，为分析哪些报纸更加关注韩寒，笔者做了时间段的划分(见表2)。2005年以“韩寒”为标题的报道数量突破100篇，这一年韩寒开博客，可视为一个转折点；2008年韩寒博客开始较多关注社会公共事务，媒体的报道倾向发生转变，可视作另一个转折点。在第一段(2000－2004年)，进入报道数量前10位的报纸只有一份党报，并且还是最权威的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它的华东版在2000年刊登了21篇关于韩寒的讨论文章，在这5年中排名第一。另外有2种青年类报纸，早期对韩寒的讨论集中于他“问题少年”和“青年作家”的身份；来自上海的报纸有2种(《新闻晚报》和《上海青年报》)，这和韩寒来自上海有关。在第二段(2005－2007年)，进入报道数量前10位的报纸基本都是晚报、都市报，上海有3种报纸进入前10，《新闻晨报》更是排名第一。上海报纸的这种报道热度在第三段(2008－2012)让位于南方报纸(《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和《新快报》)。《南方都市报》排名第一，它的报道内容涵盖了韩寒写作出书、赛车、博客等方面。在第三阶段，韩寒完成了从差生向公民的身份转变，这与南方报纸的密集报道有关。
(三)报道框架
从媒体对韩寒的报道中，笔者归纳出六个身份包裹：青春作家、差生、车手、博客写手、公共知识分子、人造偶像。需要说明，媒体建构的韩寒形象正是这多重身份的交织，如韩寒的作家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对韩寒的身份也有不同侧重；博客写手和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前后不同阶段的身份。在不同的身份下，媒体对韩寒报道的隐喻、标志词、叙述话语有所不同(见表3)。
韩寒的第一个身份标签是青春作家，媒体一方面用数字表明韩寒作品畅销，把韩寒描述为“文学天才”，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传统作家对以韩寒为代表的青春作家及作品的评价，批评的声音较多，如有市场但没有深度等。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韩寒作品的读者恰是传统作家忽视的群体——中学生，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很多中学生读的只有教材和教辅。同龄人写书给同龄人看，更容易产生共鸣。韩寒成名10年，是他的读者、粉丝和他一起成长的过程。
早期媒体报道韩寒的另一个身份标签是问题少年，功课不及格休学的差生，这与“文学天才”形成极大反差。报道框架是“教育体制的叛逆者”，媒体呈现的韩寒是另类、叛逆、张狂。“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等语言让媒体把他比作白卷英雄张铁生。差生韩寒的这种“反体制”的形象一直延续到后来。
车手身份包裹下，开始媒体报道韩寒到北京练赛车，是业余玩票，用写书的钱玩车，延续韩寒玩世不恭的形象。但伴随韩寒的出色成绩，媒体的肯定声音占主导。2009年韩寒代表中国参加世界车王争霸赛，有报道说他“为国争光”。在韩寒赛车报道中，媒体也呈现了其“反体制”的一面。如2009年中国房车锦标赛上，韩寒和队友“竖中指”表示不满。媒体惯用“作家车手”指称韩寒，作家身份为韩寒赛车吸引了媒体和粉丝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项小众赛事的影响力；反过来韩寒赛车的表现又为其偶像形象加分。
2005年韩寒开博，2007年9月博客访问次数过亿。韩寒在博客中有关于他的书和赛车，更多的内容是对各方面社会现象的评论，从韩白之争，到炮轰诗坛、“金鸡”“百花”奖，媒体说“韩寒就没有消停过，想骂就骂，话大的没谱”。韩寒每次在博客上的论战都会吸引传统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热点事件，吸引更多受众围观。这种聚焦为韩寒的影响力做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和铺垫。
韩寒媒介形象的转折点是在2008年至2009年。从2008年开始韩寒发表了较多关注社会公共事件的博客。之前韩寒博客已聚集了高人气，韩寒评论的又是热点社会问题，韩寒的“反体制”立场，引来媒体和意见领袖的高度评价，韩寒作为偶像被建构。媒体对韩寒的评价集中体现了社会对80后一代人的评价。2008年是评价的转折点，之前媒体对80后的报道偏负面，冠以“垮掉的一代”，之后媒体报道一致转向肯定，冠以“鸟巢一代”、“有责任感”的一代(王芳，2009)。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80后为主体的年轻人在2008年汶川地震、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中的表现。汶川地震，韩寒自己驾车到灾区去，通过博客发布信息。韩寒在博客中评论的热点问题，诸如关于北川政府采购豪华越野车、央视新大楼失火、在电脑上强制安装过滤软件“绿坝”、“钓鱼执法”事件等，延续其“反体制”的形象。因为韩寒表达观点“直面心灵，回归常识”，所以媒体把他比作是《皇帝新装》里说真话的孩子。
从2011年底的“韩三篇”开始，到方韩论战，新一轮的媒体密集报道中，一直质疑、批评别人的偶像韩寒被质疑，“说真话的孩子”被质疑为“皇帝的新装”，韩寒是被团队包装出来的“人造偶像”，公民韩寒实际是“商业韩寒”。
四、讨论
13年间，韩寒被媒体第一次集中报道是2000年因为退学，韩寒作为“差生”和“文学天才”的混合体触发了教育体制的问题；韩寒在2010年达到他人生的一个高峰，以批判社会不公树立起“公民韩寒”的形象；2012年韩寒又因为被质疑代笔，“偶像”、“天才”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韩寒媒介形象的转变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热点事件环环相扣。方韩论战没有定论，不管韩寒是否是被“包装”出来的，他能够成为较长一段时期舆论焦点，正说明他身上具备一定的“公共性”。
(一)差生韩寒与素质教育问题
韩寒最初被作为现象讨论，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原因是他两个身份的极大反差：七门功课不及格、退学的差生、作品《三重门》畅销而被称为青春作家的代表，这触动了多年来公众对于现行教育体制中弊端的神经。较长一段时期，学习好是评价学生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央视《对话》节目就是把韩寒和传统标准的好学生黄思路比较。《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起的讨论也是“韩寒可以上大学吗”。可见，韩寒现象背后是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评价好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成绩吗？不上大学是不是就一定没有出路？
韩寒能够成为偶像，有作为偶像的神秘光环，吸引粉丝崇拜；也有平凡人的一面，获得粉丝认同，产生共鸣。媒体呈现出的韩寒是：不读书也可以写书，不上大学也能养活自己，赛车实现梦想。媒体也经常刊发韩寒对于现行教育理念、制度的批评，甚至一些极端的言论被媒体热炒，如“学文学没必要上大学”、“高考作文很蠢”等，增加了韩寒作为“偶像”、“神话”的传奇和神秘色彩。这为韩寒后来成为“意见领袖”积聚了领袖独具的个人魅力(Charisma)，使得数量庞大的韩寒粉丝既崇拜韩寒，又明知韩寒不可复制。粉丝在偶像韩寒身上寻找认同：饱受应试教育之苦、对之深恶痛绝的中学生，在韩寒退学、批判现行教育理念和制度中找到一种替代性满足；韩寒因为儿时喜欢选择做专业车手，而且成绩出色，大学毕业拼命找工作、面对高房价的80后，在韩寒追求自己儿时梦想、做职业车手身上找到替代性满足。在认同的力量下，才有相当比例的韩粉不在乎韩寒是否“人造”。
(二)公民韩寒与公民社会推进
如前文分析，韩寒媒介形象的转折点，一是2005年开博客，二是2008年发博文评论社会公共事务。公民韩寒形象的型塑有如下重要背景：
第一，网络作为新媒体对于神话的建构和解构都有重要作用。早期，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名，《三重门》畅销，传统媒体对其报道、讨论，影响力还是有限的。2005年韩寒开博客，利用网络扩大他的影响力。前期韩寒写博客以“骂人”为主，每次论战都能够引来市场化报纸的报道，为韩寒积累人气。2008年韩寒博客转向公共事务，这一年中国网民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韩寒通过博客针砭时弊，与庞大网民形成的民意互动又符合商业网站的点击率需要，从这个角度而言，韩寒是网络时代的偶像。韩寒神话的建构用了十年时间，而这一神话却只在一两个月中被解构，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网络的力量。
第二，韩寒的博客满足了公民社会推进中公众的心理需要。在过去20年里，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公民社会”从西方语言进入到中国的学术语言，再成为媒体、公众、非营利组织的日常语言(高丙中，2012)。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徐永光，2008；朱健刚、陈健民，2009)。伴随网络的发展、公民社会的推进，网民需要参与社会事物，需要表达。韩寒善于用文字表达，他的博客能获得过亿的点击率，喜欢他文字的人说他是用“常识”，写的东西“解气”、“过瘾”，因而，韩寒是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公共事务表达的需要。韩寒自己说“公共知识分子”犹如“公共厕所”，是“泄愤”。韩寒的博客充当了社会矛盾“减压阀”的角色。
第三，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些社会矛盾在新世纪集中凸显，如贫富差距拉大、贪腐问题、就业问题、高房价等。韩寒的博客能够有过亿点击量，他批评的事情多是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这些事件恰恰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特别是涉及权力部门的腐败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经济问题中心化的发展思路是以悬置政治的方式展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退场使得社会实践丧失了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2008年以后的韩寒恰恰扮演了一个“重返政治”的批评者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敏锐地捕捉到了韩寒的独特意义(石力月，2012)。
(三)媒体、意见领袖的作用
媒体对韩寒报道的框架，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即从以批判为主的框架，到有争议的框架，再到以肯定为主的框架，最后回归比较中性的框架。媒体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聚焦作用，媒体最先把韩寒推到公众面前，然后把他当作“问题”来引起公众讨论，韩寒从小人物成为明星、偶像。二是固化作用，在早期青春作家和问题少年的报道框架下，受代际差异的影响，媒体确实戴着“有色眼镜”。在记者、公众心中都有一个认知基模：像韩寒这样不上大学，靠写本书只能出名一时，走不远的。媒体建构了韩寒叛逆、个性、狂妄、另类、自我的负面形象，这些形容词成为一段时期内韩寒，甚至“80后”的标签，影响了公众头脑中的“刻板成见”。三是放大作用，新闻追求的是异常、冲突，媒体需要韩寒与众不同、甚至是很出格的言论。韩寒的特立独行、敢想敢做、敢说敢骂，都能够吸引媒体的注意力，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韩寒的博客就是媒体报道韩寒的最佳新闻来源。韩寒身上包含了吸引媒体的各种“矛盾”要素，如差生和文学天才，七门功课不及格，参加作文大赛获奖、出书；退学玩赛车，成为中国最好的职业赛车手之一；文笔犀利尖锐，现实生活中又表现得温和腼腆；具备偶像气质和容貌。这些都可以成为媒体报道韩寒的新闻价值点。四是命名作用。“公民韩寒”这一形象的建构，一方面是韩寒博文的转型，转向针砭时弊的时评；另一方面是媒体的“命名”或“确认”。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传媒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阐述的“媒体专家”，都能够解释南方系媒体、《亚洲周刊》、《时代》等媒体在赋予韩寒“公共知识分子”地位中的作用。布尔迪厄这样解释：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这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如今，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在同行间的声誉(布尔迪厄，2011:88－89)。
反过来说，一定程度上，韩寒是善于利用媒体的，这与韩寒是否代笔无关，韩寒作为偶像、意见领袖，这种媒介形象背后确实有商业团队运作的痕迹，需要媒体的关注，因而媒体上有些报道的确是炒作，如2007年韩寒“持枪”登机事件等。韩寒的重要合作者、出版商路金波曾说过：“我希望饶雪漫走商业化的路线，韩寒就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他们俩绝不是女生版、男生版的划分，而是一个经济、一个政治。”
韩寒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建构与南方系媒体、媒体知名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对韩寒的高度评价密不可分。南方媒体对韩寒的关注较多，特别是《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南方系列的媒体多次推出对韩寒的专访，《南方周末》把韩寒评选为2009年度人物。时评家鄢烈山、梁文道，公共知识分子张鸣、陈丹青等发文赞赏韩寒，他们对韩寒的评价也会对公众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典型的是2012年初以麦田、方舟子等人发起质疑韩寒，一时网友站队分为“挺韩派”和“倒韩派”。各方搜集证据，试图“证实”或“证伪”，不能否认意见领袖在网友态度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结语
韩寒作为偶像被建构到解构的过程中，有太多值得去思考的东西。韩寒偶像神话主要是博客高点击率和媒体高密度报道，背后又是商业利益。媒体为韩寒积累了社会资本，韩寒又将社会资本进行转化，韩寒广告代言费已过千万，韩寒的博客影响力转化为商业利益。“不读书都能对社会拥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仅凭直觉也能把道理讲明白”的逻辑在此阶段成功地延续了韩寒成名时的“天才”形象，而此形象经由媒体的放大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症候，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知识界的话语，并强化了其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对立，而在这个不通过媒介则无以发声的时代与之互动结盟，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意见领袖。这种后现代的症候以其谈论政治的方式消解政治，这正是商业主义最为隐秘的秘密(石力月，2012)。
最后，笔者还想探讨传统媒体在“韩寒”议题报道上的不足。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在利益的追逐中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韩寒是热点，他的书畅销，他的博文点击率高，吸引眼球，这些都成为传统媒体争相追逐的动机。或许，媒体也希望通过韩寒神话“激励”年轻的孩子，成才的道路是多元的；通过韩寒博客，满足公众对社会问题“不满”的“愤怒消费”；通过韩寒神话“唤醒”民众对社会责任的感知和承担。“板子”全打在媒体身上固然是不客观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危险，媒体对韩寒的评价常常被认为是主导、主流意见，进而影响社会公众的意见，可能产生诺依曼所说的“沉默的螺旋”；网络上的公众更接近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可能出现网络上疯狂的粉丝的不理性的言论和行为；市场利益操纵下媒体可能看不清事实的真相，进而迷惑公众。在新媒体无孔不入的时代，单单依靠传统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也是有问题的，在2012年的“方韩论战”中，传统媒体基本上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公共论战之中来；新媒体为“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行文至此，想起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的观点，他把传媒问题放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秩序重构的主题上来展开，新闻业无法提供客观世界的真实图景，“新闻界……过于脆弱了，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李普曼，2003: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