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观音与王鼎《焚椒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音论文,焚椒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焚椒录》是一篇罕见的辽代笔记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小说作者王鼎，字虚中，涿州人，辽道宗清宁五年擢进士第。咸雍、太康之际为翰林学士，方侍禁近，适逢萧观音（1040-1075，辽道宗懿德皇后）之死。《焚椒录序》云：当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互为证足，遂使萧氏蒙被淫丑，不可湔浣。而王鼎妻之乳母，有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故知乙辛奸构、陷害萧后之详情。同时，司徒萧惟信又向王鼎讲述了事件的始末，二人“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于涕淫淫下也。”其后，王鼎因醉与客忤，怨道宗不知己，被告发，遭杖黥之刑，罢官，流徙镇州，“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为俟后之良史。”时为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春三月。
《辽史·王鼎传》载：“当代典章多出其手。上书言治道十事，帝以鼎达政体，事多咨访。正直、不阿人，有过必面诋之。寿隆（当系“大安”之误）初，升观书殿学士。”《萧惟信传》载，惟信曾任北院枢密副使，加太子太傅、南院枢密使、南府宰相兼契丹行宫都布置，“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争不得，复告老，守司徙，卒。”《焚椒录》又载“当乙辛、张孝杰毒刑拷打赵惟一，逼其诬服与萧后私通后，“狱成，将奏。枢密使萧惟信驰语乙、孝杰曰：‘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更为思之！’不听，遂县狱上之。”
这说明：王鼎、蒙哥、萧惟信都是萧观音冤案的知情人。王、萧为人正直不阿。蒙哥与王鼎关系密切。因此，一、《焚椒录》所叙萧观音事翔实可信。二、王鼎十分同情萧观音，且有同病相怜的遭遇。故怀着为萧后洗刷冤诬的激情来写作，目的是供史官采录，为萧后平反昭雪。
由以上第一点，使《焚椒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使我们得以了解萧观音冤案始末。由第二点和《焚椒录》全文照录之萧观音的诗记号疏谏，使《焚椒录》具有笔记小说的文学性质，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评价萧观音的文学成就。本文即拟就以上两点略加探讨。
一、萧观音冤案是宋朝以前最荒唐的文字狱
关于萧观音（懿德皇后）的死因，《焚椒录》云：“鼎观懿德之变，固皆成于乙辛（耶律乙辛，时任南院枢密使）。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宫帐。其次则叛家之婢（指单登）得近左右，此祸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惨无匹，固无论；而孝杰（张孝杰，时为参知政事）以儒业起家，必时于大义者，使如惟信（枢密使萧惟信）直言，毅然诤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则太子可保无恙，而上亦何惭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声，自保禄位，卒使母后储君与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册所书未有之祸也！二人者可谓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则《十香词》安得诬出后手乎？至于怀古一诗，则天实之，而月食飞练先命之矣！”（括号中文字为引者所加）。
王鼎认为，萧观音之死，有四方面的原因：1.始于伶官得入宫帐，叛家婢得近左右。2.成于耶律乙辛之凶残无匹，张孝杰之昧心同声，自保禄位。3.萧观音好音乐与能诗善书。4.天实为之。
其第一点，指伶官赵惟一能奏演萧观音所作《回心院》词，而诸伶无一能者，萧后尝召惟一奏演。《回心院》词乃萧后被辽道宗“心颇厌远”之后所作，故使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所谓“叛家婢得近左右”，指皇太叔重元叛乱，事败，其家婢女单登收为宫婢，善筝及琵琶，每于赵惟一争能，怨萧后不知己。萧后召登对弹，登远不及，愧耻而退。道宗常召登弹筝，萧后谏曰：“此叛家婢，女中独无豫让乎？安得轻近御前！”于是遣单登到外院当值。单登深为怨嫉。
其第2点，耶律乙辛为魏王、北院枢密使，因讨平重元之叛有功，加守太师，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使宜行事。威权震灼，倾功一时。《辽史》本传称其“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逐殆尽”。然唯萧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为怏怏。萧后子濬册为皇太子后，乙辛益复嫉妒有蓄奸，图谋陷害萧后。太康元年，皇太子始预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谋。时单登妹清子，嫁为教坊朱顶鹤妻，方为耶律乙辛所昵。登每向清子诬萧后与赵惟一私通，故乙辛俱知之，欲乘此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词，中有“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哪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之句，使单登骗萧后说，此词是宋国皇后所作，求萧后手书一遍，就成为“双绝”了。萧后手书此词后，他们即诬为萧后作以赐赵惟一者。萧后书毕，又于纸尾书己所作怀古诗一首。乙辛遂命单登与朱顶鹤告状，由自己密奏道守。道宗大怒，使参知政事张孝杰与乙辛穷治之。乙辛以毒刑逼供，赵竟诬服。道宗曾指萧后所作怀古诗问张孝杰说：“此是皇后骂飞燕也，为何更作十香词？”孝杰对曰：“此正是皇后怀越惟一耳！”道宗问何以见之，孝杰曰：“‘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二句中包含赵惟一三字也。”道宗遂命即日族诛赵惟一，并令萧后自尽。
其第3点原因，近乎吹求，不足深辩。第4点所谓“天实为之”，指萧后所作怀古诗，确含“赵惟一”三字。“月食、飞练”之“先命”，是说萧后母临产时，梦月坠复东升，光辉灿烂，忽为天狗所食，惊寤而生观音，时为重熙九年五月五日。其父萧惠认为，梦兆是此女必大贵而不得善终，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所谓“飞练”，是说道宗清宁元年12月，萧观音册封为皇后，方出阁升坐，扇开簾卷，忽有白练一段，自空吹自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问：‘此何也？’左右曰：‘此天书，……’”。而萧后终以白练自经，时年36岁。
萧后怀古诗中含“赵惟一”三字，纯属偶然，不必置辨。至于月食、飞练事，乃辗转传闻之小说家言，亦可不论。
萧后冤案的根本原因在于失宠和道宗的“性忌”。
笔者认为，萧后之死，因系单登、耶律乙辛、张孝杰造成，而其根本原因，则始于道宗对萧后之“心颇远厌”和道宗之“性忌”，故乙辛等奸构顺利得逞。而“心颇厌远”的原因，又在于萧后“慕唐徐贤妃之行，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劝道宗以“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为前车之鉴，“尊老氏驰骋之戒”。此正萧后之德也，何罪之有？萧后既失宠，道宗必移宠于别院，故咸雍之末，遂希幸御，难得一见，此隔阂所由生也。单登得萧后手书后，曾对清子说：“老婢淫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见其白练挂粉脰也！”道宗既远萧后而宠他人，又性忌，必疑后怨己，故防闲之心生。所以乙辛、张孝杰等精心创作的诬状，能使道宗深信不疑。其次，萧后遣叛家婢单登外值而招其怨恨以致陷害，起因也完全是为了保证道宗的安全。故萧观音之死，乃政治悲剧而非爱情悲剧。
再次，萧氏本为才女，《辽史·萧后传》称：“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好音乐。”既被道宗疏远，作《回心院》词，而伶人中只有赵惟一能演奏，可谓深得后心，故萧后赏识赵之才。她与赵的关系，充其量为知音而已。萧后又重《十香词》之才而忽略其鄙下之趣，故“读而喜之，即为手书一纸。”然于纸尾复书已所作怀古诗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是以己作之“骂飞燕”诗为结，亦可谓卒章显其志之意，故此举也未可厚非。
最后，张孝杰以萧后怀古诗中含有“赵惟一”三字为据，证明萧后与赵私通，遂使道宗下定处死萧后的决心，此乃辽代特大文字狱，也在中国历史上，足以使明清两代制造文字狱的宿儒们愧对前贤。
《焚椒录》西园归老跋曰：“余读《焚椒录》，乃知元人修史之谬也。”他举出萧后的谏猎疏和单登乞萧后手书“十香淫词”以及张孝杰于道宗前曲证《怀古诗》之事，而《辽史》皆失载。
此外，《辽史》王鼎传称：“寿隆（1095年改元）初，升观书殿学士。但《焚椒录序》末署“大安五年（1089年）春三月，前观书殿学士臣王鼎谨序。”《焚椒录》题下亦署“大辽观书殿淡士臣王鼎谨述。”显然，《辽史》本传所载“寿隆初”，系“大安初”之误。至于《焚椒录序》末署“前观书殿学士”，乃是因为大安五年三月之前，王鼎已被“夺官、流镇州”了。
二、萧观音的文学成就
《焚椒录》（《说郛》汲古阁本）载萧观音诗4首（五律1首、七绝2首、骚体诗1首），词10首、疏奏1篇。这是萧观音传世的全部创作，也是最早、最可靠的记载，弥足珍贵。本文即据此务加分析。
清宁二年八月，道宗猎秋山，萧后从行。至伏虎林，命后赋诗，后应声曰：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哪敢猛虎不投降。
这是一首口占七绝，即是应制，又是应景，更主要的是歌颂了辽国及道宗的声威。末句“哪敢猛虎不投降”，又与地名“伏虎林”贴合，堪称工巧。前两句由出猎阵营之壮励，写到辽国南征东扩之雄心和气势，可谓题旨重大，又切合皇后身份。第三句所谓“灵怪大千”，囊括了野兽以及“南邦”、东邻之“敌”；而“破胆”之前，着一“俱”字，有力地托出了辽国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威风万里”。故道宗听罢此诗，不禁大喜，对随臣说：“皇后可谓女中才子！”随口吟出完全符合规律的七绝，亦可见萧观音的诗才和素养。
清宁三年秋，道宗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萧后应制属和曰：
虞庭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能鹿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前一首七绝歌颂了辽国的开功，这一首五律歌颂了辽国的文治，诗人盛赞王朝承天永业之际，表现出经纶天地、股肱八方的雄才传略，襟怀阔大，颇具阳刚之美。诗律畅适，文词曲雅，开合对仗，总揽分承，无不得心应手，表现出纯熟的诗意和较高的造诣，首联以舜、周盛世喻辽。颈联承道宗之“君臣同志”并加以明确化，即“承天意”、“捧日心”，一致拥戴国君。颔联承道宗之“华夷同风”而以具体实例证之，极言文治教化之影响；这与“同风”具有本质意义上的一致，足见萧后对“风教”的理解十分深刻。这一联可谓工对，而其中“鹿蠡”对“鸡林”又成为工中之巧了。尾联在引《易经》，赞时运亨通，亦可见诗人之博学。
萧后生皇子濬后，曾向道宗上谏猎疏云：
“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畋之往戒，帝王炎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头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鸣之晨而纳之。”
上此疏的原因是：“国俗君臣尚猎，……（道宗）往往以国服先驱，所乘马号飞电，瞬息百里，常驰入深林邃谷，扈从求之不得。后患之。”《辽史·道宗本纪》载道宗在位46年，其远游出猎竟多达200处次，年均四、五次，为史所罕见。而在都城附近的“常所幸围场”打猎，更不计其数。
当道宗对萧后“心颇厌远，故咸雍之末，遂希幸御”后，萧后曾作《回心院》词十首，“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此词诸古文学选本多有刊载，作为辽代文学作品的压卷之作。全词以扫殿、拂床、换枕、铺被、装帐、迭茵、展席、剔灯、爇炉、张筝十种生活细节为题起兴，回思往昔，诚盼道宗回心转意，思义深长，情思绵绵，极为动人。第一首以环境描写表现孤寂冷落的遭际：“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可见失宠已久。第二首紧承前词，写“凭梦借高唐”，其思君盼君之真情更为具体悲怆。第三首写香枕“一半无云锦”，是因为“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怨而不怒，凄婉欲绝。第四首写铺被时“羞杀鸳鸯对”，睹物思人，以反衬手法突出题旨，增强感染力。第五首中“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第六首中“只愿身当出（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第八首中“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第九首中“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等句，被“西园归老”赞为“皆为唐人遗意，恐有宋英神之际诸大家，无此匹对也。”（注：见《焚椒录》附“西园归老”跋。）特别是第八首：“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以“情”与“理”的矛盾结构全词，极为精巧。银灯“生彩晕”和“故作青荧荧”，不仅是一般的对比、拟人，而是移情入物，又以物传情，极富个性特征，故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第十首：“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是《回心院》词的最后一首，严整地回应了了第一首的环境描写，使十首词成为结构完美、主题集中的组诗。虽只寥寥二十八字，但内容丰富，层层深入地切入题旨。头两句不仅写弹筝技艺之高超，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昔日两情缠绵的莺声燕语，可谓一笔并写两面，而又有明暗主次之分。《焚椒录》载萧观音“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由是爱幸遂倾后宫。”然则“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既与第一首之“网络尘作堆”、“青苔厚阶面”相应，又与“恰恰语娇莺”之往事构成强烈的对比。“络网”、“青苔”写深殿之荒凉孤寂，是静态描写，“风雨”则写深殿居室之惨淡悲凄，是动态描写。有声有色。静中生动，不禁回忆昔日的盛况；动中生静，又衬托出今日的孤凄。“恰恰语娇莺”与“窗前风雨声”的对比，形象地展示了道宗的移情别院给萧后造成的精神痛苦。十首词的中心是一个“愁”字，其原因是“孤闷”，表现是展转难眠，双泪长流，
“耿耿青灯背壁影，萧萧暮雨打窗声”（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故每首词的结构都归结到“待君”，可谓一唱三叹，情深意切了。而其风格则深合传统儒教“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为伤”的诗家三昧，足见萧观音对诗学的浸染之深。清人徐在《词苑丛谈》中论《回心院》词说：“怨而不怨，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之调尚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遗意也。”吴梅认为：山川灵秀之气，独钏于萧观音。
《回心院》词被之管弦，当更其动人。然史书并未提及道宗是否“回心”，可见他对萧后“厌远”之深。这就难怪奸人的阴谋那样轻易地得逞了。
萧观音在“十香淫词”后所题的七绝《怀古诗》（见前引），其意旨、格调、神韵、手法，确实可与唐人怀古诗比美，尤其深得刘禹锡咏怀登临诗之妙谛，如“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刘禹锡《石头城》）与“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极为神似。而“败雨贱云误汉王”之句，议论果决，态度明断，又具杜牧咏史之特长。不料诗中偏偏含有“赵惟一”三字，被张孝杰揭出，竟成为致死萧观音的最后一击。难道真如毛晋所说“凡古来才貌女子，多不克令终”（注：《焚椒录》附毛晋跋。）么？
我们认为，指出诗中含有“赵惟一”三字，正是张孝杰等陷害萧后的证据，试想：若萧后果真有意在诗中写出赵惟一之姓名，并赠给赵，以示对他的想念，此举必定要作得万分隐密，怎会公然手书，赠给曾被她斥逐的“叛家婢”呢？可见萧后此诗纯属“骂飞燕也”，故“擅圣藻”的道宗看后，也一语揭示出了题旨。只有蓄谋陷害萧后的耶律乙辛、张孝杰之流，才念念不忘地把萧后与赵惟一生拉硬扯在一起，在萧诗中寻求与赵的关系，千载以下，我们耳畔似乎还回想着他们在诗中发现“赵惟一”三字时大喜过望的奸笑声。
当道宗决定“赦后自尽”，“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许！”说“不许”的人，当然是“穷治”此案的乙辛、孝杰了。这就灭绝人性地斩断了萧后鸣冤的最的一线希望。于是，“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绝命词》”，“遂闭宫以白练自经。”其词曰：
嗟薄命兮多幸，恙作俪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华。
托后钩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
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岂祸生兮无联，蒙秽恶兮宫闱。
将剖心兮自阵，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遏飞霜兮下击。
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
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
这是一首骚体诗，分六章、三段；二章一韵，两章一段。结构严整，层次井然，可见作者面对死神的从容之态和深厚的诗艺素养。头两章写有幸为皇后，严谨自律，无愧于宗庙。中间两章写正欲有所作为，突遭小人迫害，祸起无征，沉冤莫白。末两章写子女与左右哀摧伤，爱莫能助，遂从容就死。第三章“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写自己欲佐道宗，励精图治的壮志雄心，也就不言而喻地表明了乙辛等人构陷忠良的祸国罪恶。第五章侧面描写子女与左右的表现，反衬出自己的飞来奇冤；萧后于椒房自尽，故王鼎以《椒录》为题。第六章呼天地、恨今古，可谓“精骛八极”，心游宇宙。“惨悴”二字，极为精辟传情，高度浓缩地呈现出作者即将蒙冤而死的心态和形象，孕含了人们对生的留恋和死的悲哀的共同感情。而最后两句“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极富理性，这乃是“已造妇人之极”的萧观音之个性的集中概括。她当年能仓促应变、一举平叛，如今又从容赴死，正体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英雄本色。
三、“十香淫词”应是张孝杰所做
由此，我们进一步怀疑害死萧观音的杀手“十香淫词”，很可能是张孝杰的创作。其理由有三：一是耶律乙辛陷害皇后，事关重大，只能与极少数死党计议。二是参与此事的单登、清子、朱顶鹤、张孝杰四人中，只有张孝杰具有写出“十香淫词”的“水平”。乙辛“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词”之“他人”，舍张其谁？若然，则张孝杰意趣和生活之淫滥，亦可想可知。还有，耶律乙辛得萧观音手书“十香淫词”后，遂“构词，登与朱顶鹤赴北院陈首，这“陈首”之“构词”，创作得合情合理，煞有介事，细节描写真实可信，恐怕除了进士出身的张孝杰以外，其他几个是想不出来，也写不出来的。《辽史》本传载：“孝杰久在相位，贪货无厌时，与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宜乎其昧心媚权贵、阿附乙辛了。我们若说萧观音死于张孝杰之手，当不为苛论吧。
祝注先先生在《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一文中认为：萧观音的作品“代表了辽代诗坛的一个高峰”，“品评辽代文坛，萧观音的文学成就就当是独占鳌头。”（注：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于这代作家中只收萧观音一人。）诚为确论。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是否可以说，萧观音是我国少数民族女作家中最杰出的诗人呢？是否可以说，萧观音是中国文学史上可与蔡琰、李清照、陈端生并驾齐驱的四位成就最高的妇女文学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