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对人论文,本质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把写在德尔斐神庙门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作为自己的哲学格言。苏格拉底是为了服从德尔斐神的要求,履行自我审查和自我认识的宗教义务,因而关心对个体的人的探讨。柏拉图在解释这一格言时,意识到了苏格拉底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主张把人的问题投射到更大的平面图上去,认为不应当在人的个人生活中,而应当在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研究人。自此以后,对人的认识似乎成了一个阿基米德点,始终困扰着各种不同流派的哲学家。
人的属性是认识人的出发点,而人的属性则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一般地讲,属性是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人的属性只能是在人与他人、人与他物的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中才会体现出来,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人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也有自然的质、社会的质、精神的质。由此,有些论者也把人的属性称为人的本质,例如把人的自然属性称为人的自然本质,把人的社会属性称为人的社会本质等等。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人的基本因素的内在联系。那么,人的根本性质究竟是什么呢?
一、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
哲学史上各种流派的哲学家都曾对“人是什么”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为我们积累了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料。
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漫长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本质的。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在观念上形成一个“人”的概念,必须在人自身与自然界的区别达到一定的程度,并具备了较为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
对人进行理论的探讨,在我国古代于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尚书·泰誓》已经提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谓之“惟人万物之灵”。墨子认为,禽兽用羽毛、利爪这些自身的自然构造来保障自己的生存,而人则“赖其力”即依靠劳动来维持生存。荀子认为,只有人才能“裁其非类,以养其类”,这已经多少认识到人之所以超出其他动物,在于他有能力利用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性问题是这个时期各派思想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告子主张“生之谓性”、“食色,性也”,说的都是抽象的人性。在整个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人性问题主要侧重于从伦理道德角度进行探讨。直到宋代的朱熹,他主张“性,即理也”,把人性看作是“天理”的体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主张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为反对朱熹的禁欲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夫之还反对先验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
在欧洲,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曾把人、自然、社会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认为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人身上包含着宇宙的全部要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可贵的。德谟克利特用原子论说明了人的物质性,指出人的灵魂也是原子构成的,只不过这种原子比较精细圆滑而富于活动性质。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人是“政治动物”,是试图说明人与自然物的区别,但他把这看成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合群的性情”,对人性的认识仍然没有超出动物性,也不能正确说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真实本质。
欧洲的中世纪,神学观点居于统治地位。基督教的教义把人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物,并从“原罪”中引出人的本性。人一方面有着与上帝相通的神性,另一方面又有使他陷入罪恶的肉体,所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因此,人只有摒弃自然的欲望,皈依宗教,信仰上帝,才能达到本质的复归。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反对宗教神学斗争中,进一步批判了以神性贬抑人性的观点,宣扬抽象的人性论。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人性论,把人看作是一种具有更高感觉能力的动物,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自身,即人的自然本性。拉美特里认为“人是机器”,爱尔维修宣称人“只是一个感性实体”,趋乐避苦的肉体感受性是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永恒本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人性论把人从感觉实体上升为思维实体,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自由。康德认为,人只有不受感觉世界的支配,服从自己理性发出的“绝对命令”,才是一个自己主宰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黑格尔很注意人的社会性的本质,但由于他把人规定为理性的自我意识,所以这种人的本质仍然是抽象的。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反对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人是一个感性的类的存在物,“一个自然本质”。
现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在研究人的问题时尽管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共同的缺陷仍然是脱离人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讨论人,他们或者宣扬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生物属性,或者宣扬人只是一种理性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就是由这种理性造成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专门讨论一下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观点。他以独特的方式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或“文化的动物”),是想开辟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说: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1]
这段话反映了卡西尔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也就是说,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活动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说到底,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人,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了“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人的唯一本性。在卡西尔看来,对于“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因此,关于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地是关于文化的哲学。认真分析卡西尔的思想,其中有不少可取的地方。第一,他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劳作、创造联系起来,同人的本质来自劳动的观点十分接近(work译成汉语既可作劳作,也可作劳动)。他所说的人的这种劳作,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说明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这是值得借鉴的。第二,他认为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这不仅摒弃了抽象的人性,并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合理的。此外,他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动物,认为人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人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动物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质上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有批判地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于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历史上各种人的学说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都没有对人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说明。它们的根本缺陷,主要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去认识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首次正确地揭示出人的本质,创立了关于人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从而说明了人的本质,并把它作为观察和解决人的本质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固然都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但最集中地体现人的本质的是其社会属性。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生产活动(这是实践活动的基本活动和主要内容),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性的活动。人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中也改造着自己,改造着自己的认识能力。因此,人的本质同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创造的社会关系是同一的。
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发现
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关于人的理论的建立属于同一过程,在这同一过程中两者的内容实质也是同一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思想,特别是提出并阐明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实践”概念凝结着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它在肯定旧唯物主义重视感性真实的基础上否定了它的直观性,它在批判唯心主义关于精神能动性超验假设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中关于人类活动具有特殊能动性的思想。于是,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肉体,把肉体只还原为自然的进化,也不再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思维,为思维预设超验的来源。“社会实践”概念中凝结着人的自然力、人的意识性,又凝结着人的社会规定性。这样,唯物史观的“社会实践”概念为说明人的本质,为自然主体和意识主体的统一,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这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中的人,必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关系中才能把握到人的真正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表述,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实践,不仅说明了人的本质的生成基础,而且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变革社会,才能在现实中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发展,这是历史上人的学说的革命变革。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理论,有着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一)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统一了人的本质体现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中的相互联系。
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历史上各种流派的哲学家中,都曾分别地提到了。但是,他们共同的主要缺陷是:第一,他们都只是孤立地谈论其中的某种属性,割裂三者的相互联系,或者相互对立起来,因而不能从三者统一的联系上去理解人的本质。第二,由于他们割裂了这三种属性的联系,不仅片面地理解人的属性,而且必然把人的本质抽象化。旧哲学不能把人的这些属性统一起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三者统一的现实基础,即不懂得社会实践。在旧哲学中,不只是唯心主义不了解社会实践,即使“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3]
马克思承认的自然属性,但这是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去理解的,这就不只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归结为与动物相同的那种生物本性和生理特点的自然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动物和环境之间的纯粹自然的联系,无论是人自身的肉体,还是和人发生关系的外部自然界,都在生产劳动中被社会化了,因此,人的自然属性应该看成是一种社会化了的自然属性。
从社会实践基础上看,人的本质不是感性、思维等某一方面的共性,而是包含多样性的统一,是贯穿人的所有属性,体现各种特性之间的联系:同时,人的本质也不是无差别的联系,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既找到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特性,又能说明人与人之间所以有差别的普遍规定性。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用来说明现实中人与人,人的一种特性与另一种特性之间差别的普遍规定性。由此,才能克服旧哲学的抽象性,把人理解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从而真正说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说明人的各种精神活动的现实基础。
从实践观点去理解,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必然表现在社会关系上,但它也不能脱离人与自然、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作为现实的人,其社会关系是通过意识活动的主观形式实现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社会、意识三者统一的结果。
(二)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的概念虽然与人性的概念有关,但不是完全等同的。人性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一切人之为人的共同属性。旧哲学所了解的人性就是人的某一方面的共同属性,并把这个共同属性作为人的本质,这就不能不具有它的抽象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仅是人所具有的各种属性中的根本属性,而且是必须能够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所具有其他属性的内在根据。“要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生产劳动, 这就是人把自己和动物相区别,并提升为主体的根本特征和内在依据。
生产劳动是唯有人所具有的主体活动,其本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特性,而是一个包括一系列关系的系统。有的论者就把它称为系统质,意思是说当人作为要素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时,便形成现实的社会系统。系统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整体性质,既为人类整体所具有,也映现并积淀在单个人身上,在人的自然特性和实践活动、思想活动中打上系统质的烙印。因此,系统质包括: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变换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贯穿在这两个方面中的人的活动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人的本质,只有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才能实现,也才有现实的意义。这样,马克思就克服了以往哲学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类”特征的抽象缺点,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自我创造的本质和根据。
(三)人的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
旧的哲学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之所以是抽象的,不仅在于他们孤立地理解人的某一特性并加以绝对化,而且也不承认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看不到人的本质的可能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关系,于是就把人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某一特性推向极端,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旧的哲学关于人的学说所持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方法。
人的本质作为人自身的根本规定,与其他事物一样,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这种连续性和一贯性贯穿于一切历史时代,为人的一般形态提供稳定存在的基础,并使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都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但是,如果肯定劳动生产是人所以成为人的根本基础,那就必须承认人是由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的本质也只能在自己的活动的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和展开。这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人一经出现就完全形成并永恒不变的,恰好相反,它是一个过程,有着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劳动生产实践既然是人的本质的生成基础,因而可以认为,人的本质所具有的丰富内容都以潜在形式存在于它的活动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劳动生产各种因素结合方式不同而产生的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本质,在内容、程序和性质上也是各不相同的。既然生成人的本质的基础的劳动生产实践是变化发展的,人的本质当然也是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
同时,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在人自身存在着客观和主观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力量沉睡在人身之内,等待实践的唤醒。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受到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人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只能部分地实现自己的本质。因此,在现实性上,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本质就有不同的表现。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不断创造着愈来愈符合人的本质要求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使其展现出来的人的本质也就愈充分、愈丰富。
(四)人的本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马克思提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本性。”[5]同马克思一样, 恩格斯在分析平等观念时,也肯定了人的共性。他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6] 人的共性当然不是指人和动物共有的生物特性,而是指贯穿在实践活动中的心理、习惯等人类共同的特征和倾向。人的共性作为人类共同的因素,从纵的方面看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人身上的稳定发展因素;从横的方面看,是指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因素。人的共性的每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实践的制约。
一般地说,构成人类共性的内容主要有这些方面,一是人类活动的协作性。社会的人、现实的人,都以群聚的方式存在和行动。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可理喻性。虽然不同时代、不同集团的人们存在不同的心理、认识和意识形态,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和信息交流方式,但都可以相互译解,相互转换。三是人与人之间的类意识。社会的所有的人都从自身出发,把其他作为同类。类意识是形成道德、法律的共同意识基础,也是人满足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必要条件。人一旦丧失了类意识,就将失去社会关系的保护作用。
肯定人的共性,同时也肯定人的个性,而且,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具体性,必然肯定人的个性。人的个性是共性的具体表现。个性是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下,从事不同活动的各个社会集团、群体和个人所具有的作为人的不同特点。人的本质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个性,才能表现出来。脱离个性,人的本质就会被抽象化。“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7]
三、人的本质和人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是个性集中而突出的表现。“个人隶属于一个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8]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是我们深入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人的本质和人的阶级性相互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人,有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具有不同的要求、思想和感情,因而他们的本质也是不相同的。在阶级社会中,具有对抗性质的生产关系表现为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而作为这种关系承担者的个人,便具有阶级的性质。
社会在产生了阶级以后,人就分裂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即具有阶级属性。对阶级属性的自觉,产生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意识到了由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特点利益和特点要求。阶级意识能够提高本阶级的自我意识,增强自我信心,使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而统一该阶级的行动。这样,属于一定阶级的个人,他的意识在一般情况下是由阶级意识规定的。“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9]于是, 人的本质也就表现为阶级本质。
然而,用唯心史观去看待人,人不是生活于现实世界中属于一定阶级的具体的人,而是脱离阶级、脱离历史的纯粹抽象。这是抽象的人性论,因为它“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0]。在费尔巴哈那里,就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从而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用人的宗教感情来说明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解释为“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批判了费尔巴哈,说明宗教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中,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及其矛盾和斗争发展的产物,并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
对人的认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自从苏格拉底引证了“认识你自己”的格言以来,宗教思想家们把“认识你自己”看成是一个绝对命令、一个最高的宗教和道德原则,甚至文艺复兴时期怀疑论思想家蒙田都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实证主义者孔德也说,“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历史”。但是2000多年来,人们始终只能在迷宫中徘徊,无法真正解开这个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认为,人认识自己首先是认识人的属性和人的本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认识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以及自己活动的规律等等,并作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为人们成功地走出迷宫提供了指路明灯。*
注释: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87页。
[2][3][4][8][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24、85~86、86、86页。
[5]《资本论》第1卷,第669页原注。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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