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实践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抽样调查论文,政治学论文,概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03—0016—05
中国政治学20世纪80年代得以恢复之后，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和政治学理论问题，自1990年以来，国内学者郭正林、 何包纲和朗友兴、 沈明明、 杨明等都基于抽样调查的数据公开发表过研究成果。 此外，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例如：Melanie Manion,Kent Jennings,Tianjian Shi,Wenfang Tang,Jie Chen等也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经验研究文章。曾经有学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抽样调查进行过系统的归纳①。但是，对于1990年以来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过总结，因此本文将从1990年开始，对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一些实践进行考察，以期勾勒出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基本特点。
一、抽样调查的种类
抽样调查是研究政治学的具体方法之一，属于经验研究的范畴。抽样调查按照抽样方法可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大类。概率抽样就是按照一定的概率以随机原则抽取样本，使总体中每一个体都有一个已知不为零的被选机会进入样本。最大的优点是知道每个样本的入选概率，能够计算抽样误差，从而推论总体。如果按照数据采集方式进行划分，抽样调查又可为邮寄访问、电话访问、入户面对面访问、网络访问等。邮寄访问以向受访人邮寄问卷的方式采集数据，该方法的采访成本不高，但是回收率通常比较低。电话访问目前在西方国家应用得比较广泛，但是在我国还没有具备良好的应用条件，主要局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不易获得符合标准的居民住宅电话的抽样框，如果采用计算机辅助的电话调查系统（CATI）进行随机拨号，常常会遇到非常高的空号率或者非住宅电话。二是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目前还未达到能够使用电话访问的要求。网络调查的样本代表性问题不宜解决，网民通常具备系统性的特征，例如，2005年我国网民中18—30岁的年轻人占了55.1％，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网民占54.5％②。此外，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对于学术研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问卷内容要求简单，问卷不宜过长。
入户调查相对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成本高，但是可以通过入户访问的方式解决邮寄问卷回收率较低的问题，并且对于研究内容的难度和容量的限制较少，可以保证学术研究的要求，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精神健康调查”的中文版问卷长达269页，包含3000多个变量，但是拒访率（8％）、中途拒访率（0.2％）以及调查成本都在正常范围之内③。
不同的研究目标决定着不同的抽样设计和数据采集方式。在大多数学术研究中，出于对推论研究总体的需要，大都采用概率抽样设计和入户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在此将集中讨论概率抽样设计下、入户面访式的政治学主题的抽样调查，对于非概率抽样调查和概率抽样调查中的邮寄访问、电话访问，网络调查不做探讨，另外对于那些虽然是概率抽样设计下的入户面访式抽样调查，但是不符合抽样精度要求和数据采集质量要求的调查也不进行讨论。
二、1990年以来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实践
本文将国外政治学期刊、中国学期刊、民意和社会调查期刊，国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以及这几方面的学术著作都纳入数据采集的范围，按照“中国”、“政治”或“政策”或“政府”、“调查”或“数据”等关键词进行全面搜索，采集关于研究中国政治的抽样调查的信息。然后在所有的信息中，集中关注概率抽样设计下的入户面访方式调查。结果发现，采用概率抽样设计和问卷入户面访式调查的研究并不多见，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政治学调查还不到30个。这些抽样调查的主题主要分布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政治参与研究（包括公民政治与意识、参与行为）、乡村选举研究、政治文化研究（包括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研究等）、政治精英流动等方面。
在这些调查中，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的是这样几个调查：1990年“中国地方政府和政治经济的四县研究”、美国学者史天健教授主持的“1990政治行为调查”和“1993—1994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研究”、美国学者Ronald 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香港学者李连江教授主持的“乡村选举研究”、美国学者陈捷教授主持的“北京调查”和“江苏调查”，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持的“1995—2004北京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调查”。
1.政治体制改革研究。1990年第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的概率抽样调查是“中国地方政府和政治经济的四县研究”④。该项目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合作进行。该项目的主持人包括许多知名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例如：Samuel J.Eldersveld,Kent Jennings,Kenneth Lieberthal,Melanie Manion,Michel Oksenberg，陈哲夫、贺和风、沈明明、谢庆奎、杨明等。1996年，该课题组对原来的样本进行了“固定样本跟踪调查（panel）”，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中心合作进行。该项目的研究主题是地方干部和群众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以及影响他们态度的原因。具体包括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评价、对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不同层级的领导、利益团体、媒体对地方问题和政治改革的看法等等。在抽样设计方面，该项目选取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四个县，然后在每个县中按照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PPS）的抽样方法，逐步抽取了乡镇、村、家庭户，最后在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作为受访人，样本量在2000左右。
“1995—2004北京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调查”⑤ 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和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共同合作实施的一项长期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PPS的抽样方法，每年在北京市城八区随机抽取50个居委会，1100左右具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的成年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访问，自1995年11月开始，每年进行一次，目前已经完成2004年的调查，累积了10年的数据。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人们对改革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损益的感受；对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反腐倡廉等改革开放中热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对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认识，对市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措施的评价和对政府工作的期望；人们的收支状况、消费投资行为、生活质量的变化、一般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等等。北京大学教授沈明明，哈佛大学教授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学者曾利用该数据库公开发表了研究成果。
2.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研究。“1990政治行为调查”⑥，是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于1990年主持的在政治行为和态度方面的第一次科学有效的全国概率抽样调查。该项目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合作，于1990年12月至1991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西藏除外）展开调查，目标样本为18岁以上、居住在家庭户内的中国成年人口。该项目采取分层、多阶段、PPS的抽样方法，分为乡村和城市两层。该项目的研究主题包括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行为、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1993—1994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研究”⑦，是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关于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行为、政治态度方面的全国概率调查。调查执行时间为1993年9月至1994年6月。该项目采取分层、多阶段、PPS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西藏除外）抽取了3425个18岁以上的住在家庭户中的中国成年人口进行了访问。
3.乡村选举研究。目前关于研究中国农村基层选举的文献非常丰富，使用抽样调查方法的研究也在近几年来逐渐增多，美国学者Kent Jennings和Melanie Manion都曾利用四县调查研究过中国农村基层选举的问题，史天健教授也曾利用他主持的全国调查研究过该类主题。1999年，香港学者李连江教授主持了“乡村选举研究”⑧，专门研究中国乡村选举的状况。该调查在江西省某县按照PPS的抽样方法，抽取了5个镇，在每个镇抽取4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40个18岁以上的人进行调查。调查分为选举前和选举后两波，分别在10月和11—12月执行。利用该调查李连江教授和欧博文教授（O' Brien）等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为中国农村基层选举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关于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调查还有何包纲、朗友兴于1998年主持的浙江省村民选举经验研究⑨，美国学者陈捷教授主持的2000年江苏调查⑩，中国学者郭正林教授主持的“2002广东乡村治理问卷调查”(11)，等等。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具体的几个省、几个县内，采用全国范围内概率抽样调查的研究还比较少。
4.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研究。在多数的政治学调查研究中都会包含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研究变量。本文上述列举的抽样调查也都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世界价值观调查”(12)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项跨国研究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数据资料。该调查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哈特主持，聚集了世界上社会科学领域内众多优秀学者而共同进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人们的基本价值观、生活态度、政治态度、政治倾向、一般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有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态度等等。世界价值观调查采取统一的多阶段、PPS的抽样方法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使用同样一份问卷，利用入户面访的方式采集数据。到目前为止，世界价值观调查已经进行了四波调查：即1981—1982年间的第一波，1990—1991年间的第二波，1995—1998年间的第三波，以及2000—2002年间的第四波。中国在1990、1995和2000年参加过该项调查。目前该调查的前三波数据库已经在美国密西根大学ICPSR（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网络数据库上登载。
另外，抽样调查是青年研究广泛采用的方法。在这些研究中经常有一部分内容专门研究青年的政治态度，政治参与和行为的问题。例如：199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发展状况调查”、“京、穗、港青年比较研究——政府与政治专题”等等(13)。关于这方面的抽样调查情况可参见高中建、梅志罡、风笑天对1983年到1992年间，以及马德峰对1993年至1999年间的青年抽样调查研究所进行的总结(14)。本文在此不做讨论。
5.政治精英研究。美国学者陈捷教授主持的“北京调查”(15) 是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合作进行的，研究中国城市大众和精英的社会政治特征、政治态度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一项抽样调查。该项研究分别于1995年、1997年、1999年，在北京城八区范围内，采取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抽取了720左右个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政治精英研究、政治态度研究等方面。
除了政治学者所做的抽样调查研究以外，美国社会学家Andrew G.Walder等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1996年合作进行的一项全国范围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现代化”（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调查(16) 是一项不可忽视的研究中国政治精英的录用、流动等内容的大型抽样调查。虽然这项调查的研究主题属于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但是Andrew G.Walder等学者关于政治精英的研究曾多次被政治学者所引用。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PPS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西藏除外），随机抽取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总样本数为6840个，完成有效样本6090个。该调查中提供了丰富的关于政治精英的受教育经历、生活经历、代际流动、社会网络、家庭经济、社会背景等方面的第一手数据，是研究中国政治精英流动的重要资料。
三、1990年以来中国政治学抽样调查的特点
综合笔者所查找到的抽样调查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对比西方学者所做的政治学调查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国内学者所做的政治学抽样调查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和不足：
1.使用概率抽样调查方法的研究大大少于规范研究。笔者在国外政治学期刊、中国学期刊、民意和社会调查期刊，国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进行全面检索时发现，在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中，使用概率抽样调查方法分析中国政治或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屈指可数。肖唐镖、陈洪生两位学者曾经对1994年至2001年国内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论文，进行了方法论方面的评估，结果发现在293篇政治学研究论文中，有196篇属于规范研究，97篇属于经验研究。在经验研究的文章中，采用随机调查的仅有1篇(17)。
2.国内学者或机构独立进行的研究项目非常少。在中国政治学方面的概率抽样调查中，国外学者或机构所主持的研究占多数。在笔者所能搜索到的概率抽样调查中，只有少数几项调查是国内学者或机构独立进行的研究项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抽样调查是一种需要大量成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尤其是符合概率抽样设计的全国调查的高额成本，更加使得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望而却步。在我国学术界能够独立承担这些调查成本的学术研究机构非常少，而且国家在社会科学方面提供的研究基金也无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国内的学术研究机构仍旧主要以采访执行单位的身份与国外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合作。
3.研究选题和设计缺乏自主性，研究主题范围比较狭窄。由于受到单一执行单位身份的影响，国内学者或机构在多数调查的研究主题和调查问卷的设计方面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目前多数抽样调查的研究主题集中在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政治民主化方面的研究，大都关注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行为、人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相反，对于更为具体的、现实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和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信心、预期和承受能力，对政府责任与权力、资源配置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而且，对于抽样调查可以发挥优势的公共政策评估和预警、政治体制改革效果和影响力评估、政治和社会深层次变化方面的研究也不够深入。
4.概率抽样调查方法的实践运用还不太成熟。主要表现在抽样执行过程中发生破坏样本代表性的问题，在数据采集方面质量控制不够严格等问题。概率抽样调查在抽样方面包括抽样设计和抽样执行两个过程，多数调查能够在专家的支持下，得到比较科学、合理的抽样设计方案，但是在抽样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可能破坏概率抽样科学性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抽样框质量不合格和抽取住户地址的不规范操作问题等，从而破坏了样本的科学代表性。在抽样框方面，在中国进行的入户调查主要使用两种资料，一是居委会或派出所掌握的户籍资料，另外是直接到居委会辖区内现场数地址，然后按照一定的间距抽取居民地址。使用户籍资料常常会面临户籍资料不完整、资料老化、人户分离现象严重、流动人口无法被纳入等问题。而使用地址资料，则常常会遇到居委会辖区界限不清，一户多址和民用、商用地址混合等问题，使得抽样框的质量下降。面对这种问题，多数学者或机构没有对所使用的抽样框质量做出评估。在实地抽样的执行程序方面，有的调查允许抽样员在遇到应该抽取的家庭户不合作的情况时，可以替换样本，或者在地址内抽取受访人时也可以替换样本，这些方法会严重破坏样本的代表性。
在入户调查的数据采集方面，有的调查允许非受访人回答问卷，这种做法对于态度性和知识性测量指标可能产生较大的危害，因为每个人的态度和观念都是不同的，家人代替受访人回答问卷从理论上会破坏样本的代表性，而现实中这种破坏的程度又是不可知的，这些不规范操作无疑会大大降低抽样调查的效果。
5.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规范性不足。多数国内政治学学者所发表的关于抽样调查的研究文章不够规范，主要表现在能够详细报告抽样设计、研究总体和调查总体以及数据采集方式的文章非常少。肖唐镖、陈洪生在其文章中也曾经指出，在他们抽取到的97篇经验研究的文章中有87篇没有明确的样本交待(18)。另外在发表的文章或著作中，也几乎没有报告调查的抽样误差状况。这些信息对于读者们了解抽样调查的误差和进行参数估计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情况的介绍，读者们在没有数据资源可以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的情况下，是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据确认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的。另外在数据分析方面的不规范性也会使读者们陷入困惑之中，尹海洁曾经对我国社会学定量分析方法方面的不足做出过总结(19)，政治学的抽样调查中也存在这些问题。
6.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的时间严重滞后于抽样调查的完成时间。在笔者进行资料搜索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利用所调查的数据首次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时间通常滞后调查执行时间2—5年左右。而且有些研究机构已经完成的许多调查项目至今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一些关于中国政治学的概率抽样调查并没有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不仅仅在于项目研究者本身的精力问题，也有政治学领域内的大多数学者对抽样调查的信任和认同的影响，也受到单一执行单位身份的制约。
7.缺乏抽样调查数据库的共享平台。数据共享在信息时代成为非常重要的资源提供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数据资源的共享平台，其中比较知名的政治学方面的数据平台是美国ICPSR网络数据库，许多学者在使用量化研究方法时，并不需要亲自去组织一项抽样调查，在ICPSR网络数据库那里，学者们可以得到5年以前的数据库和相关资料。但是在国内，至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平台或者机构能够提供资源共享的数据库，致使许多学者无法进行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而且各个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复性研究也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也曾指出这种局面“造成了许多调查组织低水平上的重复调查，专业规则建立不起来，形成不了彼此交流和评比的制约机制，专业水平的提高停留在每个调查组织自我探索和体验的境地”(20)。
导致上述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中国政治学领域内的学者或机构还没有足够认识到抽样调查的优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来进行学习和运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存在的生命力，在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内，更多的研究方法正在被综合地利用，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国内的部分政治学学者和机构正在不断地学习和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可以预期，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目前这种缺乏自主性、单一地作为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执行单位的局面将逐渐改善，抽样调查的方法也将和其他研究方法一起被综合地、科学地应用在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
注释：
① Stanley Rosen,David Chu,1987.Survey resea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Office of Resea-rch; Manion,Melanie,1994.“Survey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Learning from Local Samples”.The China Quarterly,No.139,pp741-765.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1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2页。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05/7/20/210342.pdf.
③⑤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④ 资料来源：美国密西根大学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网络数据库，http://webapp.icpsr.umich.edu/cocoon/ICPSRSTUDY/06805.xml,Study No.6805.
⑥ Shi,Tianjian,1999.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China.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⑦ Shi,Tianjian,2000.Rural democracy in China.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pp52—53.
⑧ Li,Lianjiang,2003.“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Asian Survey,Vol.43,No.4,p661.
⑨ 何包纲、朗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浙江省村民选举经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⑩ Yang,Zhong; Jie Chen,2002.“To vote or not to vote:An analys is of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village elec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6,pp689—691.
(11) 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问卷调查于2002年5—6月间，在广东26个村展开，共回收有效问卷1852份。具体抽样情况不详。
(12) 资料来源：Inglehart,Ronald,et al.World values surveys and european values surveys,1981—1984,1990—1993,and 1995—1997.http://webapp.icpsr.umich.edu/cocoon/ICPSR-STUDY/02790.xml.
(13) 吴鲁平：《城市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特点》，《青年研究》1995年第8期；箐妍：《京穗港青年“政府与政治”比较研究结果》，《青年探索》1995年第5期。
(14) 高中建、梅志罡、风笑天：《十年来青年问题社会调查的对象与内容》，《青年研究》1993年第7期；马德峰：《社会调查方法在青年研究中的应用现状》，《青年研究》2001年第4期。
(15) Chen Jie,2004.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Treiman,Donald J.,ed.,1998.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Provisional Codebook.Los Angeles:UCLA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I.3—I.5,I.17.
(17)(18) 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9) 尹海洁：《近年我国社会学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中的问题试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20) 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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