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与研究——《中国莎学简史》补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莎士比亚论文,简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读孟宪强先生的大著《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简称《简史》），颇有收获，作者不畏烦难，广泛搜集资料，致使《简史》内容十分丰富，堪称“一部关于近百年来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各个方面颇有概括性的力作”。但读后，发现有关中国莎学发展历程部分的若干事实、多有疏漏，特写此文加以补遗。
英国著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名字，何时为中国人所知晓，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据戈宝权先生考证，莎士比亚的名字在中国，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介绍过来的。咸丰六年(1856)上海墨海书馆刻印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译的《大英国志》中提到了莎士比亚。[1]《简史》也从此说。据笔者接触到的资料，发现在中国最早提到莎士比亚的是林则徐，他在广东主持禁烟时，曾组织部下辑译有《四洲志》，该书辑译自英国学者慕瑞(Hugh Murray)著的《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 of Geography)，《四洲志》第三十节谈到英国情况时，记道：“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2]显然，这里所记的“沙士比阿”，即莎士比亚。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工诗文”文学家的形象。
清末中国驻外使节或旅外人士，在欧洲观看过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并有记述的，除了《简史》提到的郭嵩焘与曾纪泽之外，还有张德彝、戴鸿池和康有为。[3]
张德彝在他出使德国所写的《随使德国记》（《五述奇》）中，曾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古历一月四日于柏林乃戏园观剧，并详细叙述了世界名剧《哈姆雷特》的剧情，[4]此段文字很可能是近代中国人关于莎士比亚剧作具体情节最早的记述，比严复在1894年译注《天演论》时，有关《哈姆雷特》的介绍较为详细，并且早4年。《简史》第225-226页讲严复第一次将哈姆莱特的故事介绍给中国，这一说法显然不确。
戴鸿池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记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古历二月八日于法国巴黎观看过《罗米欧与朱丽叶》，称赞演出“妙绝一时，哀动顽艳”。对剧情也作了详细记述。[5]戴氏对剧情的记述，大致反映了剧中两位主人公殉情的悲壮行为，这些记述颇具中国文学笔法，这说明戴氏对异域文化的欣赏，自然而然地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戴氏在介绍剧情之后，大发慷慨地说“谚有之，‘好事多磨’，中外一致，亦可惨已”。戴氏这些评述亦应是一种比较文学艺术研究。
康有为在宣统元年(1909)旅英期间，于伦敦观看戏剧演出后，诗兴大发，写诗歌一首，题记为“仙女幽逸如离骚九歌者，昔士卑亚多有之，令人超超，作出世像”。[6]这样的题记，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离骚》、《九歌》与莎士比亚戏剧相提并论，这是又一种中外文学比较。
在清末，出使人员中提到过莎士比亚的还有李鸿章，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于英国参观时的一次外交场合上的致词中曾有下列内容：“然英人之文章理学，亦复代有名流。以余所知，若培根之善格致物理，若显根思皮儿之善为诗文，若施本思，若达文，若赫胥黎，则又皆文学、性理、格致选也；况其所口诵而手写者，复能身体而力行之？国于是强，民于是富。”[7]在这篇致词中，李鸿章把显根思皮儿（莎士比亚）与培根、施本思（斯宾塞）、达文（达尔文）、赫胥黎并列，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名人大加推许。
清末去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林汝耀，在留学期间阅读过莎士比亚的原著，并有所记载，他在介绍苏格兰大学必读书目时记道：
文学类千九百七年指定之四书：
1.Shakespeare's Midsummer Night's Dream with notes；（即《仲夏夜之梦》——引者注）。
……
千九百八年指定之四书：
1.Shakespeare's Macbeth with notes；（即《麦克白斯——引者注）。……[8]
几乎与林汝耀在英国阅读莎士比亚原著的同时，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原文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EnglishClassic Series)，附有汉文释义，此书即英文散文学家查理士·兰姆和玛丽·兰姆编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此书曾广为发行，至1922年共出版19版，汉文释义执笔者为甘永龙。书前的凡例说明出版的目的在于“增进诵读之兴味，唤起文学之观念”。编写释义的原则是“专为英文程度较高者而设句诠字，释取足达意而上，其浅近而易知者则概不阑入”。“凡一字而数解者，则只释在本书中之意”。释义较详，近两千条，此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莎士比亚的原著。
梁启超曾注意到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除了在《饮冰室诗话》中把莎士比亚作为近代著名诗人加以评述外，还多次在其他论著中，提到过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梁氏在《新民丛报》第三号上刊载的《广诗中八贤歌》中；评价严复时，写道：哲学初祖天演严，远贩欧铅掺亚椠，合与莎米（谓莎士比亚及米儿顿，皆欧洲近世大诗人也）为鲽鹣，夺我曹席太不廉。梁氏意思是说，我们既要重视西方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但又不应该轻视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在1903年写的《新大陆游记》第28节《太平洋海电》中写道：“昔英国诗圣索士比亚作梦游仙吟有句云：‘吾有宝带兮，以四十分钟一周地球，”[9]在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一号（1904年12月21日出版）上，曾刊载有英国大诗家莎士比亚的图像。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王国维很重视莎士比亚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1904年，他在《教育偶感》一文中，论述了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强调指出了文学家所起的巨大而长远的教育作用，论述时，他把莎士比亚列为欧洲著名文学家之一。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也注意到了莎士比亚。马君武在1903年8月10日撰写的《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写道：“至十六世纪之末季。……而以利沙伯时代之最美产物，即戏曲也，历史小说册多价昂，不如戏曲之小册易购。而当时之最大戏曲家，即索士鄙亚Shakspeare也，即今之观之，若索士鄙亚为全时期之唯一代表者然。”[10]革命派主办的《江苏》杂志第十一、十二号合刊（1904年出版）的世界名人介绍专栏中，在介绍著名文学家时，即有狭斯丕尔（莎士比亚），称他为“诗家之王，剧家之雄也。其词一本于温柔敦厚。”在介绍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时，称他为“法之狭斯丕尔也。”
在20世纪初，对莎士比亚做过评述的还有著名文学家苏曼殊。他在1910年6月8日致同盟会会员诗人高天梅的信中写道：“大著精妙无伦，佩服！佩服！纳尝谓拜伦足以贯灵均（屈原），太白（李白），师梨（雪莱）足以合义山（李商隐），长吉（李贺），而沙士比（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朗费罗）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11]这样，苏氏进行了中外文学比较，认为莎士比亚可与杜甫媲美而齐名。在同一时期南社成员冯平也发表过与苏曼殊类似的看法，他在《梦罗浮馆词集序》中写道：“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拜伦）莎士比亚之歌，福禄特儿（伏尔泰）之词曲，以谓我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科学，诚相形见绌；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杜甫）、太白（李白）、稼轩（辛弃疾）、白石（姜夔）、灵均（屈原）诸光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其国学而学于人？”[12]
至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在倡导文学改革时曾对莎士比亚有所评述。胡适在1917年9月写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在论述文学改革必要性时，提到了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13]胡适在评述莎士比亚的成就时，表现了盲目崇拜的倾向，他说：“西洋文学的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二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精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肖士比亚和莫逆尔（今译莫里哀）更不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14]胡适在提倡白话文时，也曾以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为鉴。他在1918年4月写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活动曾促进了英国的“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国语。[15]胡适对林纾以文言文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持批评态度，他说：“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林琴南把肖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述体的古文！这真是肖士比亚的大罪人。”胡适主张“全用白话韻文之戏曲，也都译文白话散文。”[16]
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述逐渐增多，不仅见于单篇论文中，而且见于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中，属于这方面的著作，除了《简史》中提到的孙毓修著的《欧美小说丛谈》之外，周作人所著的《欧洲文学史》（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值得注意。《简史》第227至228页。介绍了此书的部分内容。因为有关内容系参照钱理群著的《丰富的痛苦》一书，未查阅周氏原著，所以多有疏漏，周氏在书中，除了分析了《哈姆莱特》一剧所反映的人性弱点之外，还评述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四个时期，喜剧之作风可区别为三。尤其是周氏还以亚里斯多德的悲剧之二元素，评述了《哈姆莱特》，指出此剧成功之处在于“哀怜恐怖，盖兼有之”。[17]
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出版于1927年，此书系郑氏根据英国著名文学家约翰·德林克沃特(John Drinkwater 1882-1932)的《文学纲要》写成。《文学大纲》的第二十章介绍了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并插有莎士比亚的图像及其剧作演出的人物图像7幅，使中国读者图文并茂地了解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
在论述莎学在中国时，切不可忘怀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吴宓先生的贡献。吴先生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素有研究，他在1929年写的《弗列得力·希雷格尔逝世百年纪念》一文中盛赞威廉·希罗格尔(Angust Wilhelm Schlegel)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译笔流畅，形神兼备。吴先生由威廉·希雷格尔翻译实践，还引伸出中国翻译西书的经验。[18]
吴先生在1922年写成的《诗体总论》一文中，在论证文学创作的想象力时，曾引述了莎士比亚的观点，对此，他写道：“诗人富有想象力，故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人每以诗人为狂，缘狂人之想象力亦强，故见神见鬼。昔柏拉图谓狂有四种，而诗人居其一。而莎士比亚亦谓疯人、情人、诗人，皆为想象力所充塞。实乃一而三，三而一者。诗人凝目呆视、忽天忽地，无中生有，造名赋形云云，皆可互证也。”[19]莎士比亚这段表述见《仲夏夜之梦》第五幕。[20]
吴宓先生很有审美见地，莎士比亚对疯子、情人和诗人奇特的动作形象是作了分别描绘的，而吴先生都从原著语文表述的内涵上，认定这段话是莎士比亚关于“想象力”的典型论述，由此可见吴先生对莎士比亚文艺思想的精心研究和深刻理解。
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吴宓先生在1930年10月25日游览了莎翁故乡斯达福（今译斯特拉特福）后，写下了《游莎士比亚故乡三首》（刊登在1933年5月第78期《学衡》杂志《文苑》栏中，是他《欧游杂诗》之四），这三首诗既描写了莎翁的故里，也表达了吴先生的观感和对莎翁的评价。
注释：
[1]详见戈宝权《莎士比亚在中国》，辑入《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2页。
[2]详见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杭州古籍书店影印书1985年第十二帙。
[3]曾纪泽在伦敦除了《简史》提到的观看过《哈姆雷特》之外，还三次看过《奥赛罗》等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演出，详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1985年，第332、889、898页。
[4]详见张德彝《随使德国记》（《五述奇》），转引自钟叔河著《书前书后》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张德彝(1847-1918)，祖籍福建，世居北京，籍隶汉军镶黄旗，曾入同文馆习英文，1886年被派出洋游历，之后，随崇厚、郭嵩焘出使英法等国。1887年又随洪钧到柏林使馆工作，1901-1906年任出使英、义、比国大臣，先后写有八部出使日记（《八述奇》）。
[5]戴鸿池：《出使九国日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1986年，第383页。
戴鸿池(?-1910)，广东南海人，官居礼部尚书，是清廷于1905年派遣出国的考察五大臣之一，于1905年底由上海出洋，与端方一起，考察了美、俄、德、意、奥等国，写有《出使九国日记》。
[6]详见《南蘭堂诗集》，辑入《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7]详见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1986年，第138页。
[8]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从书》1985年，第614页。
林汝耀，江苏金坛人，光绪年间留学，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习工科船政，1907年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本年副书记。
[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1985年，第511、512页。
莎士比亚梦游仙诗句见《仲夏夜之梦》，为剧中淘气精灵迫克的道白。
[10]《马君武选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192、193页。
马君武(1882-1939)，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留学德国，写有评述欧洲文学史的论文多篇，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广西大学校长等职。
[11]转引自柳无忌《苏曼殊传》三联书店1992年，第83页。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法号曼殊，原籍广东香山，出生于日本，青少年在日本求学，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卖国的清廷不满，有强烈爱国情感。但他意志薄弱，经挫折便想遁入空门，曾两次削发为僧，他多才多艺，爱好文学，精通中、日、英，梵等几种语言。
[12]转引自龚书铎主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9页。
[13][14][15][16]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81、139、132、140。
[17]详见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第135、136页。
[18][19]载《学衡》第67、9期。
弗列得力·希雷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 1772-1829)，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在思想运动在思想意识和感情上的代表，有关莎评散见于多篇论文中，其兄威廉·希雷格尔(August Wilhelm 1767-1845)曾将莎翁17种戏剧作品，译成德文。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1911年入清华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1921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归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和翻译课，期间创办《学衡》杂志，对英国文学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该院旨在培养兼通中西文化的专家。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在欧洲各国游历，写有《欧游杂诗》50余首，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主要讲授欧洲文学，1950年起在西南师院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1978年1月17日病逝。
[20]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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