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环境调控下集体领导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变化_领导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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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背景

      面对愈加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已经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全能型、指挥官式的领导者来获得领先的竞争地位,企业的运作更多地需要依赖整个高层管理团队(简称高管团队)的集体领导力。目前的高阶理论研究主要关注首席执行官(CEO)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行为等因素对组织性结果的影响,对整个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的探索还较为少见。高层管理人员(简称高管)权力分布主要指权力如何在高管团队的成员间分布,权力平均分配对应的是理想的集体领导力。权力不平均分配、绝大部分集中于极少数高管团队成员(如CEO),对应的是个体领导力。现有相关高阶团队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个体领导力的研究,尤其是对CEO个人主导的高管团队的研究,而对权力分布较为平等的集体领导力的研究则涉及较少,且有些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例如,有的研究认为,以权力不平等为体现的个体领导力会损害创造力,限制信息共享和合作,降低决策质量,给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地,集体领导力会通过增强信息共享、决策质量、团队创造力和凝聚力等方面为企业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有的研究则认为,以权力不平等为表现的个体领导力会避免集体决策的弊端,从而为企业带来更高效率和更全面的决策过程,进而给企业绩效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上述的不同论证或许都有其在特定边界条件下的合理性,但是究竟是高管团队的个体领导力还是集体领导力更有效?如何发现造成这种有效性的边界条件?这是学者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研究认为,现有研究之所以对高管团队集体领导力的研究出现一些难以定论的矛盾观点,主要原因是忽略了领导力形成和发生作用的情境变量以及高管之间的权力动态博弈过程。高管团队集体领导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集体领导力该时点的静态值和变化值所共同决定。以往的研究没有关注集体领导力的动态变化,导致可能出现矛盾的结果。为分析动态情境下高管团队个体领导力与集体领导力的有效性,本研究基于多层线性模型对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开展研究,以期探究集体领导力和其变化值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将行业环境的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2 理论与假设

      2.1 个体领导力、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

      集体领导力是一个相对于个体领导力或直线型领导力的概念,在近年来的研究中逐渐受到学界和企业界的关注。集体领导力具有的一个重要结构特征是多位领导者共同施加领导力。权力是领导者对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力。在权力分布平等的高管团队中,权力制衡让高管得以集体决策、共同对企业施加领导力,表现出集体领导力。对于权力分布不平等的高管团队,大部分权力和决策由极少数高管所掌握(如CEO、董事长),因此,表现出的是个体领导力。权力分配的博弈过程不仅包含了高管之间的沟通、共识与协商,还需要把提高企业的集体利益作为博弈的整体目标。由此,高管间的权力制衡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专业化分工、各司其职的共享型或分布式领导过程,更是一个充分交流、确定共识、协商管理,集合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智慧的集体领导过程,以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一些研究认为,在权力分布不平等、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管的高管团队,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核心高管或许能够促成更高效的决策过程,对企业业绩产生有利的影响。有研究认为,若每个高管都有平等表达自己建言的权力,可能会产生浪费时间的、效率低下的讨论,从而错过关键的战略制定时机。相反地,当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管时便可有效控制决策过程,进行高效率的决策。

      然而,从领导力的主要维度“领导(影响)过程、领导-下属关系和决策机制”几个方面分析,权力集中在少数高管的个体领导力对企业的绩效会有不利的影响。在领导(影响)过程方面,权力的不平等会引起办公室政治。办公室政治会使得高管对自身所持有的有价值信息进行保留,而不是开诚布公,这会制约整个高管团队所能获得的有效信息以及高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恶化领导(影响)过程,对决策产生不利影响。与之相反,集体领导力则更有利于促进信息共享、协作和共同的决策制定。集体领导力可让高管团队对决策持一致态度,使得企业更能执行显著的战略变动,把握关键机会,获得竞争优势。

      在领导-下属关系方面,当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管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强有力的经理人/最高领导者可能会利用自身的权力和信息不对称优势,在自身和企业所有人之间制造屏障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维护或攫取自身利益的做法会制造代理冲突,对企业的业绩、市场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权力分布较为平等的集体领导力高管团队而言,拥有支配性权力的最高领导者不能轻易地设置一个屏障来为自己攫取不正当的利益。此外,集体领导力高管团队中的权力制衡也会减少高管为自己攫取利益的可能性。

      在决策机制方面,当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管的高管团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高管会对是否建言有所顾虑,担心会因此损害处于权力支配地位的高管的利益,面临较大的个人风险。此外,处于弱势地位的高管难以反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高管提出的错误决策。在弱势成员与强势成员的博弈中,高管团队可能会浪费资源与效率,失去了灵活寻找替代方案的机会,最终会降低企业战略的长期适应性,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权力分布平等程度较高的高管团队而言,决策过程并非为少数高管成员所支配,而是采用集体决策的方式充分地集思广益,以提高战略决策的质量。

      目前关于高管权力、集体领导力的研究主要是在西方主流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下进行。中国文化背景更强调人际和谐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的CEO也更加强调合作、沟通和分享。鉴于此,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集体领导力的有效性会更加显著。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高管团队中表现为权力平等性的集体领导力与未来的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2 集体领导力的变化与企业绩效

      本研究认为,高管团队成员的权力分布是由高管团队内部互动与治理结构、企业战略执行结果与绩效、外部宏观环境3个方面共同形成的结果:①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股东、董事会和其他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主体会基于各自利益对高管权力进行治理。反过来,高管也有可能利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漏洞进行反向治理,以期获得更大的权力。在这种治理与反治理的过程中,权力分布会动态地反映最新的均衡或失衡现象。②高管团队会根据组织战略的执行效果等组织性结果来改变战略决策过程,即过程与结果是相互作用的。例如,当企业面临新的市场领域的竞争时,企业的战略决策会要求增加市场与产品的创新,高管团队中将会有更多来自市场开发、产品研发的专家型管理者,权力分布会向他们有所倾斜。当企业的战略要求更高的运营效率时,来自运营等部门的管理者权力随之变大。③除企业内部因素外,企业外部的宏观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也会影响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高管团队的行为受到市场状况、法规制度、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当外部环境迫使企业调整战略时,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也会发生改变,权力会向相对重要的部门倾斜。此外,外部环境中的市场地位、竞争态势、跨国经营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高管团队的权力状况。

      综上所述,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高管权力分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即某一时点的权力分布是该时点高管们权力博弈的结果。各方通过各自拥有的权力竞争资源(如战略决策能力、经营能力等),在权力竞争中获得优势。权力分布集中化的逻辑是权力会更多地配置于能力较高的高管,即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进而提高企业的业绩及股东的利益。由此,当一个企业的权力分布逐渐趋于集中化,则意味着更多的权力集中于能力较高的高管。若能力较高的高管控制了企业,企业的业绩将可能得到改善。然而,如果该高管团队的治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则可能导致权力并不趋向于能力较高的高管。于是,高能力不能获得与经营业绩有关的权力显性回报,在自利机制的驱使下,高管会为了获得权力所隐含的好处(如对下属的控制感、隐形货币收益等)而进行权力斗争。“棒打出头鸟”的斗争形势使得高管相互间的权力分布逐渐均衡,没有哪一方有支配性优势,会呈现一个“搭便车”的现象。即使由少数高管控制了高管团队,激烈的权力斗争也会使得他们更容易失去原有的权力,以致权力分布逐渐分散。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若一些高管集中了较多的权力,他们或许已经能较好地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若再进行权力斗争,则可能面临较大的机会成本。相反地,若权力逐渐分散化,则会降低权力斗争的机会成本,相对地提高权力斗争潜在的收益,激发高管们进行权力斗争。如此,将加重公司的内耗,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高管权力分布集中化的趋势将对企业的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地,高管权力分布均衡化的趋势可能对企业的未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高管团队中表现为权力不平等性的个体领导力的增加(即集体领导力的减少)与未来的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3 行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行业环境的动态性会从提高信息处理需求和提高管理自主权两个途径正向调节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波动的行业环境中,较高的不确定性使得高管更加难以进行战略决策。由此,波动的行业环境会提高战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处理的要求。这时就更需要利用集体领导力来集思广益、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集体领导力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会更为密切。

      波动的行业环境可以提高高管团队的管理自主权。管理自主权是指高管实施管理行为的自由程度。在稳定的行业环境中,企业的运作遵循规范化和程序化,高管并无太多的空间来实施自己的新战略与管理方案。在波动性大的行业环境中,常规的战略和管理方式很可能会失效,这时会给予高管更多的管理自主权来制定新的战略。高管团队的行为与企业的绩效会有更强的相关性。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 企业面临的行业环境动态程度越强,高管团队的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越强。

      前文论证了权力博弈的过程会使权力趋向于集中在能力较高的高管手中。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波动大的行业环境让逐渐集中权力、较高能力的高管拥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使他们更能充分发挥自身能力优势,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作用;而权力较低、能力较低的高管则难以在波动大的行业环境中做出有效决策来影响高管团队及企业绩效。鉴于此,在波动性高的行业环境中,高管团队权力分布不平等的增加与企业未来业绩的关系将有所上升。相反的,在行业环境波动性较低时,企业更愿意按照行业范式来运行,高管决策对企业的影响较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b 企业面临的行业环境动态程度越强,高管团队的权力不平等的增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越强。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对2009-2013年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①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剔除了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数据;②为降低异常值的影响,剔除了2007-2008年牛熊市大幅波动的数据。在剔除掉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有4 627个公司年度的观测值。本研究采用申银万国公司的行业分类标准,相比于海外研究采用的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该公司的行业分类标准更好地考虑了中国行业和企业的特性,更匹配中国经济的背景。本研究设定因变量为t+1年的数据,而自变量、控制变量和行业调节变量为t年,以便控制变量之间的先后因果关系。本研究使用恒生聚源数据库中的财务和管理数据。该数据库被机构投资者和研究者所广泛采用,数据质量有充分的保证。

      3.2 变量

      3.2.1 因变量:企业绩效

      通过参考高管团队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本研究选择托宾Q值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以往一些研究会使用会计业绩来衡量企业绩效(如资产收益率等)。然而,会计业绩仅仅反映了过去的业绩。本研究中的托宾Q值计算方法为财年期末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权益市场价值)与总负债(债务账面价值)的和除以总资产(资产的账面价值)。托宾Q值分子部分的股票市值受到市场的影响。根据有效市场理论,股票的市场价格综合反映了所有公开信息。由此,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托宾Q值不仅与该企业的会计业绩有密切关系,还与市场对该企业未来的预期发展和其他关于该企业的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如果市场认为该企业的高管团队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对该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那么其股票会被更多投资者所持有,托宾Q值将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这个逻辑上看,托宾Q值相对于一般的会计业绩指标(如总资产回报率),能更加全方位地衡量企业的表现。

      3.2.2 自变量:权力不平等性、权力不平等性的增加

      为了测量集体领导力,本研究抓住集体领导力的主要特征——权力被多位领导者所分享。基于特征,采用权力平均分布的程度来测量集体领导力。权力在高管团队中分布得越平均,则对应的集体领导力程度越高;反之,对应的个体领导力程度越高。参考FINKELSTEIN和权小锋的权力测量方法,对高管团队中的每个高管,测量他们在权力的4个维度(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上的得分,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然后,将4个维度的权力得分投影到提取出的主成分上合成为总分。结构性权力通过两个指标测量,即高管薪酬除以团队中最高薪酬、高管职位数量除以团队中最高职位数量。所有权权力采用高管持有该公司股份数除以团队中最高股份数。专家权力采用高管任期除以团队中最高任期。声誉权力采用高管教育水平(本科以下=1、本科=2、硕士=3、博士=4)除以团队最高教育水平。在计算出每位高管的权力得分后,求出每个高管团队的权力得分标准差,标准差越高,则意味着权力分布越不平均,大部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个体领导力。相反,标准差越低,则意味着权力分布越平均,大部分权力分散在多数高管成员手中,体现出较高程度的集体领导力。将权力得分的标准差命名为权力不平等,采用每家公司的年度高管数据计算每年的权力不平等,权力不平等越大,对应的集体领导力程度就越小,对应的个体领导力程度就越大。此外,再计算权力不平等的年度间的增加值,用t+1年的权力不平等减去t年的权力不平等。该值如果为正,其含义为个体领导力在年度间增加了,集体领导力在年度间减少了。将该值命名为权力不平等的增加。

      3.2.3 调节变量:行业环境的动态性

      行业环境的动态性由行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和行业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来测量,行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参考回归模型计算方法。首先,计算过去20个季度每个季度的滚动过去12个月的行业内企业销售收入总和的自然对数。求滚动过去12个月的值的目的在于消除季节性的影响。然后,把季节数据对时间(季度序号)进行简单线性回归。最后,求回归模型的标准误差的逆对数。逆对数越大,意味着环境不稳定性越高,即时间的发展对销售收入变化的解释效度越低。此外,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其他时间点的环境不稳定性。

      行业环境的可预测性同样参考回归模型计算方法。在使用前述的方法计算完季度的行业销售收入后,基于过去20个季度的样本数据,将t季度的行业销售收入作为因变量,t-1季度的行业销售收入作为自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后,用1减去回归方程的Adj-

即为该期的环境可预测性。该值越高,意味着下一季度的行业销售收入越难被上一季度的行业销售收入所预测,即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越高。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其他时间点的环境可预测性。

      3.2.4 控制变量

      本研究借鉴现有关于高管团队和托宾Q值的研究来设置控制变量。加入了企业规模、杠杆、资本支出作为控制变量。t年度的企业规模为t年度期末企业年报披露的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t年度杠杆率为t年度期末企业年报披露的负债总计除以t年度期末企业年报披露的资产总计;t年度资本支出为t年度期末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除以t年度期末企业年报披露的资产总计。

      4 结果与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见表1。由表1中可知,表现为权力平等性的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权力不平等性的增加与企业绩效也存在正相关,但是上述两个关系都不显著。考虑到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显著关系,可能会干扰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使用回归模型的方法来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由于一些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线性,因此,采用组内均值中性化(每个变量减去行业内的均值)处理后再进行回归。值得注意的是,要将第二层变量,即行业层级变量(行业环境的不稳定性、行业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对应到企业层级分析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性。研究发现,行业层级的变量与企业层级的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行业层级的变量可能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回归分析中,为更好地考虑行业层级变量对企业层级变量的影响,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使用HLM 6.06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回归系数的标准差采用稳健的标准误差来修正违背回归模型假设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HLM的回归结果采用了4个模型逐步递进(见表2)。模型整体的拟合显著性采用似然比(LR ratio)检验,以此衡量该模型相对于零模型(不包含预测变量的模型)的新增的解释效度。模型1仅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自变量,即权力不平等和权力不平等的增加。由于模型1和模型2未加入行业层级的调节变量,故其中的行业层级只包含随机效应。对于资本性支出,检验发现其组间方差差异性不显著,这意味着其行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别,因此,资本性支出的系数被设置为在不同行业间保持一致。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将行业层级的主效应添加到模型中。行业层级变量通过影响第一层模型的截距来发挥其主效应。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将行业层级变量的调节作用加入到模型中。行业层级变量通过影响第一层变量的斜率来发挥其对第一层变量的调节作用。

      表2 回归结果

      

      注:+表示p<0.10(双侧检验);零模型deviance=25 341.01。

      在模型1中,控制变量都是显著的。模型2与模型1的区别为在模型1保留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权力不平等和权力不平等的增加值作为自变量。模型2的HLM回归结果表明,权力不平等与企业绩效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r=-0.35,p<0.10)。由此,假设1得到支持。权力不平等的增加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r=0.47,p<0.05)。由此,假设2得到支持。

      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对调节变量的检验。在加入了调节变量后,权力不平等、权力不平等的增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权力不平等的主效应变得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主效应被其自身与行业环境不可预测性的交互作用所解释。行业环境不可预测性与权力不平等的交互作用是显著为负的(r=-5.00,p<0.10),该交互作用与模型2中权力不平等的主效应作用方向相同,调节变量起到了增强权力不平等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作用。由此,假设3a得到支持。然而,通过行业环境不稳定性测量的行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对于权力不平等的增加,行业环境不稳定性与权力不平等的增加有显著为正的交互作用(r=8.52,p<0.05),与模型2中权力不平等的增加的主效应符号相同,意味着是正向的调节作用。由此,假设3b得到支持。然而,通过行业环境不可预测性测量的行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通过上述调节变量的实证检验,可发现虽然假设3a和假设3b中的行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都得到支持,但是两者是通过不同维度的行业环境动态性测量变量来产生调节作用的。权力不平等主要与行业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发生调节作用,而权力不平等的增加主要与行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发生调节作用。由此,本研究认为,在不可预测性高的行业环境中,决策者面临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企业业绩更多地受益于集体领导力所带来的集思广益的好处;而在不稳定性高的行业环境中,所谓“时势造英雄”,权力逐渐集中于高能力高管的趋势对企业的业绩有着更加显著的积极作用。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对企业绩效有影响的其他变量后,权力不平等与企业绩效是负相关关系,即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动态性较强的行业环境中,其效果会更强(见图1)。权力不平等的增加与企业绩效则是正相关关系,即个体领导力的增加(集体领导力的减少)与企业绩效是正相关关系,在动态性较强的行业环境中,其效果会更强(见图2)。

      

      图1 企业绩效与权力不平等和行业环境动态的交互作用

      

      图2 企业绩效与权力不平等的变化和行业环境动态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①将关于集体领导力的研究从静态视角拓展到了动态观点,从企业间的横向对比,以及同一家企业年度间的纵向对比两个视角来研究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拓展了现有的研究思路,丰富了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的研究理论。②将行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加入到研究模型中,检验了行业环境动态性对集体领导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显著的调节作用。行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突出了集体领导力在波动环境中的有效性,与领导力情境理论遥相呼应。揭示出集体领导力在不可预测性高的行业环境中具有更高的绩效;而在集体领导力的基础上逐步增强的个体领导力则在不稳定性高的行业环境中具有更高的绩效。该研究结果表明,后续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不同决策机制的领导力及权力的动态配置过程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③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高管权力理论和集体领导力理论拓展到以人际和谐、集体主义为主的中国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验证了相关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在于:①对中国上市公司改进公司治理体系、高管决策机制及领导力风格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在中国经济换档升级之际,行业环境大概率地进入更大的波动区间。本研究建议企业的高管团队在企业平稳发展和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集体领导机制,以便充分利用高管的集体智慧,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多重挑战。②对于那些处于变幻莫测、难以预测的行业环境,同时又需要变革创新的企业而言,高管团队应当灵活优化权力结构,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让那些拥有独到见解并对企业有价值的高管获得更重要的权力地位,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权力优化配置机制。③企业应结合集体领导机制,完善民主集中决策,以便在不确定性的行业环境中“时势造英雄”,使有能力的高管有效地领导高管团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6 结语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①受制于高管数据的可获得性,可能会忽略一些测量高管权力的维度。例如,难以获得高管之间的沟通、合作与冲突等组织行为数据,限制了在高管权力分布、集体领导力上测量的有效性。②关于环境动态性的测量主要关注的是行业环境方面的动态性,没有测量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动态性。样本区间位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期,这个特殊的宏观经济背景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③主要关注的组织性结果为企业的绩效,没有考察集体领导力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集体领导力的研究指出,集体领导力不仅会对业绩产生影响,对组织的态度性结果,如决策满意度,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后续研究可以拓展到其他的组织性结果变量。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更多地结合中国的情境因素进行拓展。有研究表明,华人企业相对于西方企业而言,更为广泛地体现出家长式领导的风格。一把手的家长式领导风格如何调节集体领导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除了家长式领导,中国特色的情境因素还包括国有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中,党委拥有显著的影响力。例如,在许多大型国企中,领导班子的成员往往多达10多个,很难期望整个高管团队成员享有比较相近的权力,但是,这个领导班子里的核心成员(如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等)是否有效地执行集体领导的原则,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则对这个企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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