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市场考验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中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速下滑了，职工下岗了，物价负增长了，负债率高涨了，投资“套牢”了，能源消耗量居然呈萎缩趋势了，干什么都不赚钱了，经济学家说通货紧缩了。
1999。
一个人们颇为生疏的词在各种媒体以最高频率出现：通货紧缩。一个数十年中仿佛远在天边的现象一夜之间就来到了我们身旁。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有三个重要现象引人注目：一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自1992年达到14.2%以后持续下降，1996、1997 、 1998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9.6%、8.8%和7.8%，1999年预期为7%； 二是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特别是“下岗”人数从1993年的300 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891万人，此后两年分别为1151万人和892万人；三是物价长时间连续走低，到1999年6月底，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经从1996年4月以来连续39个月同比下降，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连续21个月同比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自1998年3月以来连续15 个月同比下降。
这就是通货紧缩？
这就是通货紧缩。
物价连续走低、失业状况严重以及开工不足、增长率下降，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在1996年实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软着陆”以后正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
市场经济，经济运行中的一切内在矛盾都要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市场上永远有两种东西不断对峙、不断交换、不断平衡。这两种东西，一种叫实物，一种叫货币。“以币求货”的人多，物价就涨，单位货币的内在价值就降低。滥发票子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道理就在于此。“以货求币”的人多，物价就跌，单位货币的内在价值就上升。单位货币与实物量之间对比关系的这种“紧缩”性变化就叫通货紧缩。道理很简单。
我国目前的货币供给是不是偏紧？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992年至1997年，我国的三种货币供应量指标，即货币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幅分别为21.4%、26.2%和29.4%，而1998年的增幅分别只有10.1%、11.9%和14.8%，均不及此前些年年均增幅的一半。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以货求币的惟一选择只能是降价以求。
货币少，多发票子不就行了？不行。“以货求币”是表层，深层次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以货求币？
因为三方面原因。
一是存量资产普遍“缩水”。由于市场价格普遍下降，企业的资产价值实际上也在不断降低。资产缩水而债务不缩水，负债率就会不断上升。资本被严重“套牢”而无法变现偿债，于是才有了“债转股”；
二是资本收益率不断下降。通俗说，也就是干什么都很难赚钱。财政部调查资料显示，1995年至1998年，在被调查的4 万家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3%、38%、43.4%和48.8%。既然不赚钱，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套现保值；
三是增量资金找不到有利的投资领域。从1996年5月15日至1999年6月1日，居民存款利率降幅达79.51%，货款利率降幅达46.72%。 为什么降息？说到底是因为投资已经赚不出利息，人们已不肯借钱投资。
由于这三个原因存在，投资者纷纷从持有实物资产转向持有现金资产。与此同时银行有钱贷不出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1997、1998年末，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的余额分别为7476亿元、9197亿元，1999年上半年更急升为12140亿元。 资本从投资领域不断退回到一般货币形态的现金。这种现象叫什么？叫资本紧缩。物价下降和钱更“值钱”，这仅仅是现象，资本紧缩才是本质。
货币、资本毕竟是价值形态。真正的威胁还在于实物领域。1998年全国货运量总计只相当于1997年的99.68%，1996年的98.11%；同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仅相当于1997年的98.43%，1996年的97.88%。这两项重要的实物量指标呈现为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紧缩”形势并非仅仅存在于价值形态，在实物经济领域也已明显显现。
通货紧缩。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世纪“门槛”前先给了我们一次“预考”。
世界市场普遍过剩，支柱产业成长缓慢，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预期不良投资风险增大，消费环境恶化，技术进步偏还要迫使厂家压价“甩卖”，成因是国际性、结构性、体制性诸因素叠加。
“全党抓通胀”好像还是昨天的事，这“通缩”怎么说来就来了？其原因主观与客观都有。
首先是国际性因素。
通货紧缩其实并不只到了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呈现出普遍的过剩与紧缩特征。1998年时，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质产品价格都呈不断下跌趋势。国际石油价格从1997年起就一路下滑，1999年初曾跌破10美元／桶的30余年来的历史低点。在农产品国际市场上，1998年末时小麦、玉米和生猪的价格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1998年4季度， 白糖价格减至10年来的最低点。在全球有色金属市场上，1998年铜价下降28%，铝价下跌23%，镍价下跌40%，锌价下跌38%。其中镍价跌至了11年来最低点。1998年全球钢的生产能力为10亿吨，预计2000年时全世界的总需求量不会超过7.5亿吨。在传统物质产品全面过剩的同时， 高科技产品也出现了明显的过剩态势。1998年是世界计算机产业进入90年代以来价格下滑与销售疲软形势最严峻的一年。其中全球半导体芯片的市场销售额比上年下跌了9%。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1998 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为6.5万亿美元，比1997年减少2%，是198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外部需求低迷不仅导致了出口不振和外部供给对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且不断下滑的外部市场价格实际上形成了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巨大压抑。1998年，在价格不断趋降中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比1997年增长了6.89%，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的实物销售量并未减少。物价的连续走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强大的外部竞争价格牵制的结果。
其次是结构性因素。
什么叫结构性因素？
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原来需要的现在不需要了。能源原材料曾长期是“瓶颈”，可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了，于是就有了1997年纺织业的“压锭”，1998年煤炭业的“关井”，1999年钢铁产业要压产10%，化工产业的纯碱要压产5%；
二是现在需要的生产不出来。1998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比上年增长了91.76%。但目前市场上98 %以上的手机是外国品牌；
三是能生产的又竞争力不强。“翻两番”过程中，我国许多产业在扩张中偏重于较为便宜的初级技术、适用技术，例如买“二手设备”。现在看，“便宜没好货”是千真万确。目前这种低度化的技术构成已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已形成的技术竞争力又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中国已是世界第一的“彩电大国”，彩电业为什么还举步维艰？因为设备工艺面临技术寿命趋于完结的威胁。由于传统的模拟彩电技术正在为数字技术所取代，厂家被迫选择在固定资产被彻底淘汰之前尽量收回部分投资的降价战略；
五是重复建设，规模不经济的小生产线遍地开化，由此导致了成本居高难下和过剩形势下的恶性竞争。
再次是体制性与政策性因素。
如果说结构性矛盾主要存在于供给领域，那么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由体制性与政策性因素引起，即社会经济利益矛盾与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仅从消费需求看，一是在各项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未能及时到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改革导致了对未来预期的恶化，人们有钱不敢花；二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迫切需要调整，“有钱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钱的人想买也买不起”，收入差距扩大是形成消费“断档”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消费环境改善缓慢，不仅“乱收费”屡禁不止，过去在短缺环境中形成的各种抑制消费的政策规定仍严重制约着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
“事儿都赶到一块儿”，有偶然也有必然。
扩张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出口退税率，降息加薪收利息税，鼓励人们“花明天的钱”，政策的滞后作用不可小视。世界经济增长加速，国际市场物价已经回升，外部环境趋于改善，“拐点”可能已经悄然而至。
最高决策层说：抓通胀我们有了一定经验，反通缩我们还没有经验。
我们的确还没有经验。但我们的确已经做了很多。
从1998年增发1000亿国债和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力度起，中国的反通缩政策正在不断趋于完善和渐成体系。其变化，一是从一般地增加财政负债与加大财政支出转向运用货币手段与降低财政发债成本相结合，例如连续降息；二是从非区别化地刺激消费转向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相结合，例如开征利息税；三是从单纯地鼓励人们增加开支转向与促进收入增长相结合，例如为公职人员加薪和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生活费标准；四是从简单地增加政府投资转向利用财政资金带动民间投资、从强化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与结构调整和增强产品竞争力密切结合，例如财政技改贴息；五是在强调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强对出口的扶持，例如提高多种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六是在努力调动居民金融资产存量的同时大力开拓信用资源，例如发展消费信贷；七是在启动信贷消费热点上更密切地把推进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突破体制性障碍结合起来，例如改革住房制度和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等。
在政策不断完善和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外部环境也出现了趋于改善的势头。
其表现，一是世界与亚洲经济均呈现增长加速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由于亚洲经济的复苏，199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达2.2 %左右，2000年可望进一步增加到3.4%。太平洋经合理事会预测， 亚太地区1999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从上年的1%回升至2.6%，2000年将提高到2.9%。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更为乐观， 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从上年的2.6%提高到4.4%。
二是部分重要物质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出现止跌回升，甚至大幅上扬的局面。到1999年8月下旬，国际市场原油平均价格已上升了94%， 北海布仑特原油价格甚至一度突破每桶25美元。在石化产品市场，聚氯乙烯的价格已从2月的每吨400美元升至5月的500美元。1999年，网络和通信业的大幅兴起开始带动半导体业的复苏。1999年6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金额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13.6%，其中亚洲市场较上年同期增长20%。与此同时，矿产品、有色金属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也出现明显回升。
三是随着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国际资本重返亚洲的趋势已经出现。资料显示，1999年第2 季度美国共同基金在亚太新兴市场的投资额上升了39.17%。7月，亚洲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强劲回升势头。《纽约时报》评论说“亚洲的天空又布满了礼花”。
在政策作用和外部形势好转的影响下，从1999年年中起，国民经济运行中通缩缓解迹象已经悄然出现。5月，外贸出口转为正增长，7月的增速达7.5%，8月更跃升为17.8%。7、8两月，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下降幅度呈现出缩小态势。与此同时，市场销售出现回暖势头，6、7、8三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4.4%、5.6 %和6.0%。
通缩已经走到“拐点”了吗？特别指出两个“不可小视”。一是对已出台政策的滞后作用不可小视，二是对第3 季度日渐转旺的销售形势不可小视。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需要的其实只是“放假”这样的“题材”，相当一部分人群已经在跨越消费升级的“门槛”。
用减产补贴消除供给剩余，有偿回收使用权促进公房上市，发长债补充社保基金，善待资本对再投资减免所得税，加大政府开支，补贴公共产品价格，对关键因素还需采取断然措施。
外部环境趋于改善，政策作用开始显现，我们现在能说有一半胜算了吗？还不能。
一方面，亚洲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债务危机和日本金融机构的破产事件仍在此起彼伏。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能否在短期内走出衰退，目前仍有待观察。人们对美国经济中的“泡沫”成分是否会破灭、对发生全球性金融动荡的担心仍未消除。
另一方面，已经出台的各项反通缩政策都明显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而且贯彻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实际困难，政策效果可能有限。例如，扩大财政投资的政策可能会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降息潜在地增大着人民币汇率风险，利息税尚未能跨越储蓄实名制的技术性难题，加薪遇到了地方财政与企业成本难以承受的阻滞，发展消费信贷与个人信用系统不完善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行百里者半九十”。从目前看，要真正走出通货紧缩，对关键因素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断然措施。
——并不是所有的供求失衡都能靠市场力量得到调整。
从实践看，一个明显的危险是需求的增长有可能为供给的更快增长所吞没。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必要实行更严厉的压缩与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政策。对有些消费刚性明显，对整体价格走势影响大的产品，例如粮食，应当考虑调整政策，采取消除供给剩余的坚决措施。1999年，我国的存粮将超过2.5亿吨。这个供给剩余相当于全年粮食总产量50%， 而且不可能为收入增长或价格下降所消化。只要这个供给剩余存在，粮价就将长期压制而无法回升。我们能否换一个思路，将目前仍在向市场发出增产信号的保护价政策调整为适度减产补贴政策？
——让人们的购买力真正用在买“改善”上。
人们都说，房价居高不下与收入有限的矛盾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其实这个矛盾只在人人都买新房时才存在。现在有多少人是住在大街上的？绝大多数人真正需要的是“小换大”、“少换多”、“远换近”。从实际情况看，关键是开放二级市场，推进公有住房上市，甚至让使用权上市流通，让人们有限的购买力只为“改善”的那一部分付代价。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由于没有租赁期限制，价值巨大的公有住房使用权实际上已经成为私人占有的财富而不可能无偿收回。
——改善预期的根本措施是充实社保基金。
人们最大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保障。改善经济预期，关键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键是充实目前“空置”的社保基金账户。一个可操作性的方案是利用当前利率很低的有利时机发行30年期的超长期特种国债，用发债收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是一个低政策成本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我国的债市规模可以大大扩充，另一方面社保基金还可以反过来再投资债市。
——有赚钱的机会才会有人投资。
扩张投资需求，根本地是要扩张民间投资需求。民间投资扩张的前提是要良好的收益预期。简单说，要有利可图才会有人投资。而通货紧缩的最大危害恰恰在于资本收益的紧缩。从根本上说，反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应当是善待资本而不是剥夺资本的政策。可考虑的一个政策是对用于再投资的收入减免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
——政府增支也是政策。
增加政府开支是传统的反通缩政策。除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技改贴息、加大扶贫力度、调整国防预算外，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还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增加对政府机构履行必要职能的预算，消除滋生“乱收费”的制度性缺陷，改善消费环境。二是为道路、桥梁、电子网络、信息传播媒介等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提供必要补贴，降低这些产品的消费价格。要鼓励而不是限制人们更多地消费这些公共产品。因为物流、人流、商流、信息流不断增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投资不断扩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