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荆楚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荆楚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由于历史文献缺略所带来的人们对于楚文化的模糊认识。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楚国不仅农业发达，商业繁荣，而且有最先进的纺织业的冶铸业，其髹漆、竹编、木雕等工艺是精妙绝伦，举世无匹。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精美异常、完好如新的丝织、丝绣衣衾，出自江陵马山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小型楚墓。最早用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的青铜器，是十年前发现的楚器。最早的一批铁器包括农具、兵器等，除个别例外，都是近三十年间出土的楚器。先秦的金币和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先秦的漆器，就出土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几乎全部出自楚墓。就文化艺术而言，先秦的竹简，几乎都是楚简；先秦帛书已见一幅，帛画已见两幅，也都出自楚墓；毛笔从楚墓中出土多支，可见世传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之说不可信。从位于楚国腹地的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发掘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阵容之壮观和性能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即使在日常生活方面，楚人也能领先潮流，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先秦的唯一一双竹筷出自楚墓，最早的一架木床，也是楚人的遗物。凡此种种，无可辩驳地证明楚文化在中国上古文化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她是中国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优秀的最具活力的民族文化之一。
荆楚既指楚人，也指楚国和楚地。荆楚精神则指掩藏在灿烂辉煌的楚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了解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极有意义的。
一 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关于楚人先祖的情况，先秦古籍记载的十分简略，且多与神话传说相混。从现有材料来看，楚人的先民们生活在伊、洛二水之南，即今河南嵩山、新郑一带，北与虞、夏二族为邻，南则有庞杂的九黎部落联盟。后来“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与中原民族发生冲突，楚人的先民们站在中原民族一方，为击败九黎，恢复秩序做出了贡献，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因为楚先民属于颛顼部落联盟，故楚人奉颛顼为先祖。火正的职责是观象授时，直接服务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其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故号祝融。楚人以祝融为始。祝融部落担任火正及司天之官时间较长。尧、舜时，以重黎的后人担任火正。夏、商两朝，祝融氏仍是司天地之官。自唐尧时起，中原华夏便不断发动对三苗的战争，祝融部落也参加了南征三苗的战斗。然而，祝融部落既不属虞、夏二族，也不属三苗部落集团，地理位置上又处于华夏与三苗之间，华夏把祝融部落看作与三苗类似的南蛮，而三苗则把祝融部落看作是中原诸夏。当夏人进攻三苗时，祝融部落虽然予以协助，但夏人仍然将楚八姓中的己姓昆吾、苏、顾、温、董和董姓鬷夷、豢龙翦灭。祝融部落被迫南迁。殷人灭夏建立商朝后，称以祝融部落为代表的长江中游诸部落为荆或荆楚，所谓“维彼荆楚，居国南乡”。《诗·商颂·殷武》记载了殷人南征荆楚之事，所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祝融八姓中的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又为商所灭。商末周初，祸融八姓中的芈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和淅水一带，过着艰苦而古朴的生活。其酋长鬻熊很有政治头脑，他归附周文王，从武王伐纣。《史记》说他“子事文王”，“子”可能是文王给予内附的异族酋长的一种封号。鬻熊死后，其子熊丽继任酋长，仍事周唯谨。熊丽之孙熊绎在周成王时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号为子男五十里。尽管这只是弹丸之地，但楚作为周天子的封国毕竟有了正式的国号，有了政治上的立足之地，祝融的后人便将楚作为自己的族名了。楚文化的起点正是从这弹丸之地开始。
楚人立国之初，处境颇为艰难。《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说楚王筚路蓝缕，也许不无夸张。然而，楚国所都丹阳，地理条件并不优越，物产也不富饶，北方诸夏实力雄厚，东边的扬越，西边的濮人，势力也很大，楚人要在这块穷乡僻壤上生存下来，实在并不容易。楚王筚路蓝缕，正是楚人艰苦创业的形象写照。
楚人一方面要为生计奋斗，另一方面还要服务于周王室。楚国君要负责为周天子守燎以祭天，贡苞茅以缩酒，贡桃弧、棘矢以禳灾，做着大巫的工作。稍有不周，就会成为周天子或其他诸侯讨伐的口实。这虽然加重了楚国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但也加强了楚与华夏文化的联系。正是这种强大的压力，促使楚人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自熊绎历五世至熊渠，楚人实力渐强，便趁周夷王中原动乱自顾不暇之机，西伐庸而东征鄂，揭开了楚国扩充疆域的序幕。到西周末东周初年，楚国疆土已扩展到方圆数百里。然而，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并没有消颓，而是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若敖、蚡冒是当周宣王和周平王之世的楚国国君，尽管这时楚已拥有富饶的江汉平原，却仍在披荆斩棘、艰苦奋斗。这种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正是楚国得以由弱变强、楚文化得以繁荣昌盛、楚文学得以绚丽多彩的根本原因。
与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相伴生的是楚人的尚武好勇的奋斗精神。尚武好勇并非好战喜斗，而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自立于民族之林而必需的竞争意识。上古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常常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贪生怕死，畏首畏尾，这个民族就没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创业和发展了。楚人尚武可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先秦史籍所载楚兵器著名者甚多，如大屈弓、鸟嗥弓、繁弱弓、忘归矢、铁矢弩、宛路矰、菌路矰、铁釶、鲛革甲、肠夷甲、组甲等等；各种规格的楚墓中一般都有兵器随葬；楚墓出土兵器种类繁多，有剑、戈、矛、戟、镞、钺、殳、锻、匕、弓、弩、盾、甲等等。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也于楚墓中出土，可见楚人对兵器的珍爱。《新序》载有楚君熊渠射石饮羽的故事，反映着楚人尚武好勇的奋斗精神。在楚人心目中，只有敢于驰骋疆场，视死如归的男子，才是真正的男子，而贪生怕死，居逸求安的君主是遭到楚人唾弃的。因此，楚国君臣上下都有强烈的求胜心和使命感。楚武王死在伐随途中，楚文王死在伐黄途中，楚共王临死前，仍对自己亡师于鄢悔恨不已，要求大夫给以恶谥。楚康王继位五年未曾出征，便派人告令尹子庚说：“国人谓不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左传·襄公十八年》）楚人的这种尚武好勇的奋斗精神，与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正是楚人腾飞的两翼。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屈原何以在《国殇》中要那样深情地歌颂在疆场视死如归的勇士了。
二 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
楚国之所以能从一个方圆五十里的蕞尔小国发展为绵延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楚国国君之所以能从一个被周天子歧视而不准与盟的异族酋长成长为称霸中原的盟主，除了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尚武敬业的奋斗精神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楚人在文化上所奉行的兼收并蓄的宽容政策和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
楚人立国之初，国弱民贫，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如东南的扬越和西南的濮人、巴人，而文化上也逊于中原诸夏。然而，楚人的先民与华夏先民长期交往，对中原文化颇多了解。自夏至商，楚人先民被迫南迁，又广泛接触蛮夷文化。诸夏视楚人为蛮夷，蛮夷视楚人为诸夏，充分说明楚人处于其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南北文化的彼此激荡既给生存在这文化冲突带的楚人以巨大的压力，又给他们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对于楚人来说，无论是谨守诸夏的发展模式还是重复蛮夷的生活道路，楚国都会无所作为，可能很快就会被强邻所吞并。楚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墨守成规，而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同时，注意从南北文化中汲取营养，师夷夏之长技，熔南北于一炉，大胆创造出兼采夷夏，独树一帜，具有鲜明地域特点和个性特色的楚文化，从而获得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楚国也因此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征服强邻，称雄诸侯。
楚人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体现在生产、生活、思想、制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例如，陶鬲是上古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的烹饪器，殷式鬲早已定型，周式鬲在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然而，楚人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制造了楚式鬲。据考古学家的意见，楚式鬲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夏变夷，即仿华夏先民创造的鬲类器加以改变使之能为蛮夷所接受；第二阶段是用夷变夏，即按照蛮夷罐形鼎的传统，改变鬲的形态，创造出初步体现楚人风格的萌芽型的楚式鬲；第三阶段是熔夷夏于一炉而别创新制，即创造出兼采夷夏鬲类器之长，真正具有楚人风格的成熟型的楚式鬲。楚式鬲的形成过程，正可看作楚文化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
在日常生活器皿的制造中，楚人尚且能兼采夷夏而标新立异，其他方面更是如此。春秋早期，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落后于中原诸夏，甚至不及东南的扬越，但在楚伐扬越占领其青铜冶炼基地铜绿山及其附近地区后，就把越的冶炼技术与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的优质青铜器，而且创造出中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以及黑漆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终于后来居上。楚国的铜礼器大都有较浓的楚国风格，如楚式鼎、球形敦、环钮夔足盘、兽头提梁盉、平底着地匜等，而铭为“盏”的铜礼器独见于楚国，被称为“四不象”，充分体现着楚人的创造精神。
楚国的兵器制造技术原本落后于诸夏，铸造技术也落后于吴越，然而，春秋中后期，这一差距迅速缩小，以至楚后来居上。春秋晚期及战国楚墓出土的青铜剑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居列国之首。多头戈、多头戟和弩机均为楚人发明。铁兵器也是楚国最先使用。1984年从当阳曹家岗五号墓出土了一件铅锡合金甲，可以弯曲而又颇为坚韧，实为先秦防护兵器之翘楚。楚国兵器制造不仅吸收北方诸夏陆战兵器的长处，而且吸收了南方蛮夷水战兵器的优点，从而形成兼容南北的楚式风格和楚国气派。
在农业生产方面，楚人的先民原本擅长刀耕火种的北方耕作技术，楚国控制江汉平原后，很快便掌握了火耕水耨的南方耕作技术，并向蛮夷学习农田水利经验。尽管蛮夷擅长筑陂决水，但这种农田水利始终只是小型的。第一个社会性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是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这也反映出楚人善于学习和创造的特点。
楚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也有别于春秋战国时的其他各国。老子思想的深邃神秘、屈原作品的丰富想象和瑰丽语言，均为列国所不及。即以文字而论，楚文字属于中原华夏系统，但却从南方民族的审美要求出发，创造出了有别于北方各国的新书体，体现出特殊气派与特殊风格。虫书滥觞于楚人，鸟书的创始国非吴越即楚。有学者指出：古文字书体可分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不可复识。楚人在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也无不具有自己民族的特殊风格与特殊气派。
楚人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南北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政策上，也体现在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上。楚人在先秦民族结构中处于亦夷亦夏、非夷非夏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较少民族偏见，不搞民族歧视。中原诸夏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容易产生民族沙文主义，对少数民族常常存在民族偏见，执行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兼人之国则堕其城廓，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土地。而楚人则与之相反，兼人之国则修其城廓，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楚灭国可考者，除汉阳诸姬外，共六十余国，楚人没有像诸夏那样俘敌为奴，而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鼓励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所以楚之灭国很少有复起反叛的事发生。公元前640年，曾国曾策动汉东诸侯反叛楚国，楚以令尹子文为统帅伐曾，虽大败曾国，却并没有将曾国翦灭，而是“取成而还”。中原诸夏坚持的是“尊王攘夷”的民族政策，而楚人却主张“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实际上坚持的是混一夷夏的民族大一统大融合的民族政策。这种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是楚人有容乃大的文化开放精神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反映出楚人的宽阔胸襟和宏大气魄以及高度的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实现中国统一，推动社会发展无疑是具有十分积极和进步的意义的。
三 念祖忠君的爱国精神
爱国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共有的一种情感，并非楚人所独有。然而，将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予以提倡和弘扬，使之深入到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心中，成为他们的自觉自愿行动，却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和楚人相比。
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来自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楚人的祖先是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拼搏而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所以楚人对祖先有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尊重祖先，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尊重自己民族顽强拼搏的传统。楚人奉祝融为始祖，祭祀十分虔诚。鬻熊是楚之先君，曾“子事文王”，为楚立国打下了政治基础，楚人同样不忘祭祀他。《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的别封之君夔子不祀祝融和鬻熊，楚人以为大逆不道，举兵攻灭了夔国。鬻熊原居丹阳，他的子孙们为了怀念他，也将自己居地名为丹阳，今湖北枝江、安徽当涂都有丹阳。郢（今湖北江陵）本是武王时的陪都，文王都郢后保留了郢的称名。由于郢是楚文化茁长期的故都，所以尽管楚后来多次迁都，却都以郢命名，如湖北宜城之鄢郢，河南淮阳之陈郢，安徽寿县之东郢等。虽然诸夏也有易地不改名的事例，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楚国这样对祖先所居之地如此敬重、如此怀念，易地不改名达四五次之多者。
由于楚王筚路蓝缕，带领人民群众经过无数代艰苦奋斗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所以楚人的爱国思想与忠君思想紧密相联。春秋战国时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但楚国的王权却特别巩固，楚人忠君思想比诸夏普遍强烈。楚晋鄢陵之战，统帅中军的司马子反醉酒败事，共王派人责备他，同时也表示宽恕他，但子反以为“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终于自尽了。（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避难，途经郧县，斗怀要杀昭王替父报仇，被其兄斗率制止。斗率说：“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警告其弟，如果乱来，会被他杀死。（见《左传·定公四年》吴师追至随，昭王从臣子綦藏好昭王，自己冒充昭王就缚。昭王逃难途中，商人屠羊说一路侍奉，事平之后，昭王要给他高官厚禄，被婉言谢绝。（《史记·楚世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楚人念祖忠君并不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而是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结合在一起，是以发愤图强、为国争光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楚人出战，始终怀着必胜的信念。楚军战败，统帅往往知耻自责，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少有诿过偷生者。武王之子屈瑕伐罗，败绩，屈瑕自缢。晋楚城濮之战，楚属县申、息之师损失惨重，统率楚军的令尹子玉自缢于方城之外。康王初，令尹子囊伐吴失利，虽整军而还，仍在途中伏剑而死。平王时，吴人潜入楚境取吴王遗弃的夫人而去，司马薳赳追吴人不及，当即自缢。即使国君出征失利，也同样要受到国人责难。文王与巴人战，败归，大阍鬻拳不让他进宫，文王只得移兵伐黄，获胜而归，病逝途中。鬻拳安葬文王后，随即自尽。
正是由于楚人的念祖忠君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是以振兴楚国为旨归，所以这种爱国精神才能变为楚人自觉自愿的行动，才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才与所谓“愚忠”划清了界限。楚国国君很了解自己民族的民族性格，无论贤或不肖，都不敢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都以丧权辱国或弃民叛国为耻。共王有鄢陵之败，终生自愧，弥留之际要求大夫在他死后给他加上“灵”或“厉”的恶谥。灵王末年发生宫廷政变，远离郢都的灵王没有采纳右尹子革提出的“亡于诸侯”的建议，认为那是自讨没趣，而坚持返郢，于途中自缢。怀王被骗入秦，秦人“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怀王宁愿客死他乡而不愿割让楚国一寸土地以返国。怀王因此得到楚人的深切怀念。
楚人爱国精神建立在强烈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这种自信心激发出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在诸夏面前，只有楚国国君敢于公开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在周室面前，也只有楚人敢于问鼎之轻重大小。第一个“请王室尊吾号”的是楚国，第一个自立为王的也是楚国。西周末郑国的史伯就曾预言：“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若周衰，其必兴矣！”（《国语·郑语》）后来楚的强盛证实了史伯的预言。楚被秦灭后，楚人曾立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果然，秦统治十年后，楚人便揭竿而起，以“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为号召，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建立了汉建。
和氏献璧的故事集中代表了楚人忠君爱国而又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据说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奏而献之厉王，厉王让玉人来鉴定它，玉人说是石不是玉，王以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氏又奉其璞献之武王，武王让玉人来鉴定，又说是石不是玉，王又以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氏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氏回答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以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玉，于是命名为“和氏之璧”。（见《韩非子·和氏》）这则故事中，和氏对楚国的忠心和献宝于国的决心正反映出楚人忠君爱国的传统美德。
四 信神近鬼的浪漫精神
《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这是人们对楚人的一般印象。
信奉鬼神是中国上古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在先秦，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缺乏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对于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山川原隰、草木虫鱼等等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虽不乏具体细致的观察，却又无法揭示其中奥秘，对于人的生死贵贱、升沉荣辱虽有亲自感受，却又无力加以把握，于是，他们便以为世界万物都有生命，有灵魂，生命有生有灭，而灵魂却是不灭的，天地间的一切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冥冥之中有鬼神为之主宰，人们只有求教于鬼神，才能预知吉凶休咎，从而使行动达到预期目的。信奉鬼神是人类在无力征服自然界和掌握自身命运的情况下，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来征服自然界和掌握自身命运的一种幻想。尽管它是非理性的，但并不全是消极的。
不过，人们对鬼神的信仰在先秦往往要通过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较为全面的知识又进行过专门训练的巫来实现。因为只有巫才能使人神相通，给人以具体指导。先秦各国都信巫。也许由于楚国的始封之君熊绎曾兼任过周天子的大巫，所以楚人对巫特别尊重，认为巫是全知的导师，通过巫求教于神明，才能获得鬼神的庇护和帮助。巫在楚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楚平王时，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向他打听楚国国宝白珩。王孙圉回答说，楚国从来没有把白珩当做国宝，楚国国宝是观射父、左史倚相和云连徒洲。（见《国语·楚语》），作为大夫的观射父因身为大巫而楚人当作第一国玉，可见巫在楚国确实有崇高的地位。
如果把楚人尊崇大巫看作是楚人的迷信之深，那完全是一种误解。楚巫对于国家的一切都自觉地负有责任，这只看看观射父向楚昭王谈到的巫觋的职责就明白了。巫觋通于神明主要不是为个人祈福，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定、繁荣和富强。这样的巫，当然会得到人们的信任，被人们当作国宝尊崇。因为在楚巫身上，体现了楚人忠君爱国、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
楚人信奉鬼神，视野十分开阔。他们不仅信奉本民族的神祗，如东方太乙、日神东君、雷神云中君，以及司命、风伯、雨师、土伯、山鬼等等，还信奉北方诸夏之神和南方夷越之神，如高辛、轩辕、河伯、雒嫔、伏羲、湘君、湘夫人等等。楚人对各民族的鬼神信仰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态度与他们在文化上兼采夷夏、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在对鬼神信仰的态度上，楚人与其他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殷人信仰鬼神沉溺而不可自拔，完全拜倒在鬼神脚下，周人则“事鬼神而远之”，对鬼神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而楚人则事鬼神而近之，积极地利用鬼神为自己服务。在楚人眼里，鬼神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不必事事都请教鬼神；只要所持道理充分又出以公心，鬼神的决定也是可以商量改变的。例如武王时，郧、随、绞、州、蓼诸国相约伐楚，斗廉自请夜袭郧国，建议莫敖屈瑕坐镇郊郢，屈瑕要行卜，斗廉却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结果未卜出征，战胜郧师。（见《左传·桓公十一年》）平王时，吴师伐楚，令君阳匄和司马子鱼引兵迎敌，阳匄卜战不吉，子鱼以战时惯例应由司马令龟为由，要求改卜，得到吉兆，结果获胜。惠王时，枚卜新令尹，卜到子良时得吉兆，老令尹沈诸梁认为子良作令尹对惠王不利，改卜子国为令尹。即使对敬重异常、奉祀唯谨的神祗，只要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让他们受些委屈，相信他们会予以谅解。昭王十一年（前505年）楚吴交战，吴师集结于麋，昭王庶兄子期想用火攻，而昭王的另一庶兄子西以为上年有不少楚人战死在这个地方，火攻会使他们的灵魂不安，子期却说：“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左传·定公五年》）于是，楚师断然施用火攻，击败吴师。
楚人信巫鬼，却并不觉得自身渺小；楚人重淫祀，却更强调主观努力。他们依赖鬼神，是因为鬼神通情达理；他们信奉鬼神，是因为鬼神体现着他们的意志力量。尽管楚人生活在重巫、信鬼、淫祀的气围中，但楚人却不用宋康王射天笞地、铸铜为诸侯之像而弹其鼻的厌胜之术，也不用越人文身避害、凿齿示祥或濮人猎首邀福的自残之术。鬼神既是楚人信仰的崇拜对象，又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交流对象。尽管楚人心目中的鬼神也有狰狞恐怖、凶恶丑陋者，但大多数鬼神却富有情感，不少鬼神甚至是美男美女，人们与他们交往，思想是活跃的，感情是浪漫的，充满了人情味，富于想象力。楚人信神近鬼培育了他们的浪漫主义艺术精神，直接刺激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屈原《离骚》的情怀和《九歌》的瑰丽篇章，宋玉笔下神女与楚王的云雨之欢，便是这一精神的反映。
五 烛隐洞幽的探索精神
楚人在创造领异标新、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楚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北民族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的灵魂便是烛隐洞幽的探索精神。
中国上古文化是由各地域文化构成的，从文化的价值系统和思想方法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齐鲁文化为代表，俨如浑厚质朴的中原大地，蕴涵着坚韧执著的实践理性精神。儒家学说是这种文化的理论成果。南派则以荆楚文化为代表，宛如波诡云谲的云梦大泽，洋溢着玄妙奇瑰的浪漫情怀。道家学说是这种文化思想的结晶。
儒家先师孔子教导他的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种对于知识领域的求实态度正体现着北方文化的实践理性精神。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也不谈论三代以前事，他所思考的一般是有文献依据的问题。对于上古神话传说，孔子似乎不感兴趣，即使需要作出解释，也纯粹是理性化的理解。如孔子回答宰我、子贡、鲁哀公等关于“黄帝三百年”、“黄帝四面”、“夔一足”等问题，便将超现实的神话思维转换成现实的逻辑思维，使这些问题完全失去神话意义。孔子所关心的主要是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而对于鬼神世界则存而不论，反对他的学生去探讨这些问题。即使对于现实社会人生，孔子也只是主张从“仁”和“孝”入手去复周公之“礼”，并不去追问按照周礼所建立的社会是否公正合理，是否符合人性。儒家引导人们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重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要求人们加强自我约束，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确对于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不赞成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探险开拓，也反对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实际上人为地设置了思想禁区，造成了人的主体精神的萎缩，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实践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北方文学也偏于质朴、厚重，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基本思路不同。道家也关注社会人生，但它不是要人们如何适应这个社会，而是大胆揭露批判现存社会，引导人们探讨人类社会形成的原因，去追求人生的意义和目的。道家对上古神话传说有浓厚兴趣，或者说上古神话正是其思想活跃的触媒。他们不放过一切思想材料，企图揭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真正奥秘，寻找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根本原因，发现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先秦思想中，只有道家思想才具有形而上意义。
道家的先驱是楚国的先祖鬻熊。鬻熊所著《鬻子》被认为是子书之始。今传本《鬻子》为后人辑录，自然不能完全反映鬻熊的思想，但从中仍可窥见鬻熊的思想脉络。鬻熊说：“运转无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这种强调天地万物相互联系，发展变化，并努力探讨其原因的思想，开启了具有探索精神的南方文化的新思路，它是楚人长期不懈的生存斗争和发展探索的理论结晶。
鬻熊还提出过一个“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的逻辑序列，虽然它只是形成序列而不是生成序列，却激发了人们对宇宙生成规律的探讨。这里所说的“道”，也还只是认识中的一环，不具有本体的意义。《鬻子》中其他地方谈及“道”，也主要是治天下之道，不是宇宙发展规律的范畴。然而，对“道”的关注，毕竟为道学的形成开了先河。
道家学说形成于老子。老子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接受鬻熊等道家先驱的思想影响而形成道家学说。老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了楚人烛隐洞幽的探索精神。
老子不满于现存社会制度，对于仁、义、礼、智等儒家提倡的东西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所向往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上古神话传说的启迪与激发。上古神话的浪漫情怀，原始公社的平等精神，构成了道家批判现实的力量源泉。
老子赋予“道”以新的意义，他把“道”描述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老子·二十五章》）这样，“道”就成了最高精神实体，成了宇宙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老子把“道”作为认识世界、说明世界的本源，跳出了日常生活经验的局限，标志着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极大提高。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用“有”、“无”这对范畴来说明宇宙的构成，说明“道”，打开了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智慧之门。而用否定性概念来描述宇宙本体，更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对有限的否定，就是对无限的肯定，这就为人类的认识开辟了一条充满魅力而又永无止境的探索之路。
总之，荆楚文化作为先秦南方文化的代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荆楚精神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重视它、研究它、批判地继承它，让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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