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演变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国农村以其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和纷繁复杂，更是倍受关注，贫困问题就是其中的焦点之一。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许多“进步性”的变化，比如自然经济趋于解体，经济作物专业区域增加，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经营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成长，农民生活消费结构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等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从维持生存的绝对意义而言，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仍是非常贫苦的。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而言，无论是激进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激进派学者，尽管对“贫困”标准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实际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几乎都得出了“绝对贫困”的结论。仅以后一类学者为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①农业经济学家卜凯也指出：“中国农人的生活程度之低，从各方面皆可看出。收入方面既是渺小的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仅仅用于维持物质生活方面的要素。生活必须费用虽占入款的大部分，可是食物既缺乏营养，且又终年不变，衣服极粗，仅足蔽体，住室简陋，聊蔽风雨。”②社会学者柯象峤峯统计，农民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约有3/4。若以全国人口4.5亿计算，不下2.6亿人，约为全国的60％。③毋庸讳言，那个时代的知识人，为了急于复兴中国农村，改变中华民族落后之命运，关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描述，可能多少有夸大危机的成分，但我们绝不同意现在有些学者所说的，这些人的描述更多的是想象甚至是编造。一个时代的现实作品和社会意识总是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存在，将那个时代学者的研究贬斥为想象和编造，既违背了历史哲学常识，也是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的无知，更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不尊。当然，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不一定比此前更加恶化，但农民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已经被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所证明。要之，农民贫困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主流和本质的一个大问题，某个时段或某个地区的枝节的“改善”远不足以撼动这个主流和本质。近些年所谓“改善”和“发展”说，仅具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④我以为，中国近代农村的问题已经不是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与之相连的是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只有对此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真正深入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处，也才能真正谈得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应该说，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从未停止过讨论，但只有到了二三十年代，这一讨论才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危机感才愈加强烈起来。其背景显然与这一时期的时局动荡和社会思潮的活跃有关：一是大革命结束前后，与革命前途相关联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尤其是中共革命的大规模实践，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民贫困问题的探讨；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和知识界提出了“复兴农村”的口号，而复兴农村的前提则是要了解此前中国农村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矛盾、农民贫困的状况，由此掀起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和讨论的高潮；三是受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东三省和水旱灾害集中爆发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一度陷入低谷，农民生活更加困难，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国民政府统治力的薄弱，也为学者的自由论争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总之，由于以上的机缘，社会各界对当下乃至整个近代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贫困的问题更加关注，争论更加激烈。正如社会学家李景汉所言：对于农村问题的症结与其解决的办法，近年以来已经发表了极多的言论，提出了不少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均有其独到之点。⑤迄今，这些言论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思想遗产，然尚未引起相关学界应有之重视，仅在一些实证研究中作为资料引用，至于思想史、学术史视域下的探讨尚付阙如。本文之主旨，就是钩沉相关史料，将最具代表性的论争做一梳理，以反映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思想脉络。与此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农民史研究提供对话的起点。也就是说，首先应该弄清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说的，由此出发继续进行相关研究，超越前人，避免有人动辄自言学术创新的梦话。历史并不遥远，这一学术史、思想史的阐述，相信也能为当今的中国农村建设、社会建设提供一些认识上的借鉴。
单因论
所谓单因论，就是一些学者侧重从某一方面论证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大略言之，有以下六种：
1.有的学者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始自外国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于是，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归之于外国列强的侵略。经济学者、“重工派”代表人物之一袁聘之就持此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内在的农业生产之落后，而是外来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穷乡僻壤，帝国主义对农村不断的残酷榨取，这由1842年以前中国农村经济未曾破产，而破产的加速又为近几年资本主义的长期恐慌、对中国大量倾销的时期，可以证明。也就是说，农业建设如果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则农民的收入不仅不能增加，甚至还要减少，1933年全国的丰收就是一个例证，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反以丰收为灾。至于农业生产增加后，企图以农产品的大量输出，来提高或保持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在事实上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长期恐慌的今日，在各帝国主义者施行货币关税，用尽各种方法倾销其农产品及掠夺原料的今日，只是一种幻想。由此可知，救济农村不是建设农业可以济事，必须阻止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才能达到目的。⑥
2.有的学者强调人口因素
在清前期，中国人口由顺治朝的5000多万迅速增至康熙朝的1.2亿、乾隆末年的3亿和道光朝的4亿余。自此以后，人口膨胀及其危害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社会焦点，洪亮吉、汪士铎的言论曾盛极一时。在二三十年代，主张人口压力巨大的学者也是相当之多。不过，其中特别强调人口压力导致农民贫困者，主要是农业经济学家乔启明。他认为，近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迭经外铄内发种种因素的摧残，几已濒于破产。目前国家一切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与农村人口过剩多有直接关系。我国虽称地大物博，然地虽大而多不适于利用。今后利用科学，改良生产技术，或调整土地利用，固能增加生产，然人口增加若不予以有效的限制，仍难解决人口与食粮问题。总之，我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本原为人口过剩，今后提高我国生活程度之道，固在增加土地，或促进文化，而人口问题之首获解决，尤为重要。苟此人口过剩的核心问题，得其解决，则其他一切问题不难迎刃而解。⑦
3.有的强调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推翻皇朝帝制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时代。每次战祸，必致战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于是，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军阀战争的恶果。如统计学和经济学家陈其鹿以陕西农村为例指出，农村破产，已至山穷水尽之境。此种灾荒之造成，主要原因不出袁世凯时代所遗留残余军阀的恶劣影响。举凡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杂项摊派的剥削、粮食牲畜的供应、不兑换流通券的发行、土匪之遍野，无一而非军阀所造成。贪官污吏不过为军阀的爪牙，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则在杂色军队统治下而愈形猖狂，至于高利贷不过为民穷财尽后之自然现象，皆非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无非为军阀争夺地盘与军费之浩繁。⑧
4.有的强调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不良
所谓政治与社会秩序不良，既与上一因素相关，但又不尽然，其涉猎范围较广。著名学者胡适认为，全国农村大都陷入了破产的状态，这里面的因子很复杂。有许多因子是由于世界的变迁、国际的关系，但绝大多数的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困穷，都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括太苦，负担太重。现时内地农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在这种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贱种哩!”⑨他不同意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导致了中国农民贫困，“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⑩
5.有的学者强调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是中国历史上的老问题，只是近代以后尤其是民国以后更加频繁罢了。起予通过山西几个村镇的研究指出，农村的种种衰颓，有的固然是由于他们特殊的经济背景所造成，而大部分是历年天灾、人祸和整个政治的、经济的恶因的反映。这几个镇的情况可以代表中国农村一般的情形，至少可以代表山西的农村。(11)
6.有的学者强调农民负担苛重
苛捐杂税古已有之，历代王朝官民矛盾的激化往往由此而起。相比而言，民国以后，中国农民的负担有明显加重的趋势，引起学者的重视。财政学者任树椿认为，农村经济之崩溃，固有其他种种关系，而田赋问题，关系农民经济与国家财富，至为重大。历来中国田赋之积弊，实罄竹难书，如附加税之繁重，税则之紊乱，征收制度之不良，在在足以使农民负担加重，农民生活困苦，国家收入减少。(12)
以上所列，不一定全面，但可以看出，对中国农民贫困持单因论者，学术背景比较复杂，他们一般是从各自的角度和理解强调某一方面的原因，并提出中国农村社会改革的意见。衡诸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实际，各家看法均不无道理，皆为社会存在的部分反映。不过，他们仅从一个或主要从一个角度进行分析，显然有失偏颇。
多因论
与单因论相比，更多的学者主张多因论，即从多侧面、多角度解释中国近代农民贫困的原因。他们之中，多数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专家，也有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改良派。
卜凯一向被称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技术学派”代表人物。他认为，农村的贫困是由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人口的繁密、劳力的过剩、农民平时积蓄的缺乏、水利不修、交通不便、森林太少、缺乏信用组织等项，因此主张人口节制、公允地租、改善运输机关、推广信用制度、增进农业技术、整理水利等项。(13)
著名哲学家、乡村实验派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破坏力量有三：一是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即兵祸、匪祸、苛征等；二是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即外国之经济侵略；三是文化侵略的破坏力，即礼俗风尚之改变等。三大破坏力以文化居先，而政治最大，因破坏不外两面，国内与国外的，国内的固当由政治负责，国际的侵略其责亦在政治。(14)
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认为，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崩溃，中国文明的进步之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中国农民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即：缺乏知识力，不但没有适当的知识，更不识本国的文字，如何能取得知识，更提不到享受文化!在生计上，生产低落，经济困难，生活在生存的水平线之下，没有增加生产、改善经济组织的能力。身体衰弱，对于公共卫生毫无办法，真是病夫的国家!更要紧的是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的陶冶，缺乏公民的训练，无法自立自强。(15)
国际联盟驻华技术合作代表拉西曼，在为国联行政院及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中指出，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危机的基本原因是：生产技术不精，农业产额低微，高利借贷，赋税过重(尤以附加税为然)，以及国内大部分所通行苛刻而不经济的佃租制度。(16)
财经专家朱偰认为，农民经济没落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而每个方面又可细分。一，自然原因。如水旱、蝗灾、瘟疫频繁。二，政治原因。税捐繁重，间接消费税多，加重平民负担，直接税如田赋及营业税皆落在生产者身上，而受其害最烈者，厥为农民；公债泛滥，中国历年发行公债超过游资两倍，其代价就是信用膨胀，游资集中都市，农村金融偏枯，农产品价格暴跌，甚至地方典当等铺也纷纷倒闭，农民欲求高利贷维持生存而不可得。三，经济原因。在工业化过程中，机器工业以及洋货的倾销剥夺了中国农村副业；入超日趋增加，现银外流，金融益趋紧缩，物价更趋跌落；洋米进口增加，压低国内米价及麦价，摧毁了国内农业。(17)
社会学家李树青通过对北京清华园附近一个村庄的研究，认为导致农民贫穷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土地分配不均。土地分配不均是构成农村崩溃最主要的原动力，土地过细的分割是农民贫穷的主因。二，人口与劳力过剩。人口过剩不过是劳力过剩的结果，因都市中新兴工业逐渐没落，劳力市场狭窄，于是大批失业的农民必然导致人口过剩的现象。三，佃租率过高。由于半自耕农及佃农的众多，导致佃租率过高。四，利息苛重。高利贷资本是破坏农村最有力的原素，将来如无法制止农村金融的不断向外流动，则农村金融愈枯竭，高利贷资本愈活跃，而投资于土地者亦愈少，结果是农村土地日益荒废，农业再生产行程日益萎缩，农民生活程度也日益低落，势必整个农村完全破产。(18)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地租剥削，苛捐杂税，手工业衰落，天灾人祸是导致农民生活贫困的重要因素。一，土地分配不均。虽然一个社会的生活程度最后决定于生产力，但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不能提高所有农民的生活水平，因为土地分配不平均，每家所得农产物分配也不平均，从而导致一些农民不够食用。二，地租剥削与苛捐杂税。中国农民所支出的项目并不全是消费，还包含着地租、捐税和摊派。中国土地上至少有1/4的收获在地租项目及类似的剥削制度下，脱离了生产者的掌握。一半的农民靠所剩余的一部分不够维持生活，不能不靠借贷过活。三，中国农村手工业遭受机器工业和外国货的冲击，迅速衰退，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乱，农民连维持一种最低下的生活标准的传统的调整办法也做不到了。四，天灾人祸。灾祸、劫掠、敲诈、瘟疫等意外的打击，各种非法的摊派，供给过境军队的消耗以及各种强拉的工役，这些是比土地制度更紧急的。(19)
社会学家吴景超归结了五个方面的原因，包括土地没有充分利用，农业产量低，分配不公平，人口数量太多以及各种封建剥削等。(1)农民的农场太小。平均不过24亩左右，还有许多农场不到这个数目。(2)生产方法落伍。无论是小麦、稻米、玉米或棉花，中国农民的成绩都远不如他国农民。(3)交通不便。农民的出产品在市场上得不到善价。(4)副业的衰落。许多副业的出产品与外国的出产品相竞争而被淘汰，农民丧失了一笔重要的收入。(5)各种剥削势力。地主、高利贷者、奸商、苛捐杂税、股匪与劣兵的骚扰等，都造成中国农村普遍的破产。(20)
经济学者归廷辁认为有六个方面。(1)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我国腹地，无论穷乡僻壤，都充斥着洋货，农民的土产和幼稚的工商业日渐萎缩，自足经济被破坏殆尽了。(2)地主豪绅及商业资本之剥削。地主豪绅的重田租和高利贷剥削不减于往日，反而变本加厉。(3)捐税之繁重。中国目前捐税之繁重已达登峰造极，超过农民负担的限度，加速了农村破产和经济崩溃。(4)农作物价格惨落。农作物价格惨落，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使农民感到经营农业的绝望。(5)副业之衰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的丝和茶两种副业一落千丈。(6)天灾人祸频仍。天灾使农民终岁辛劳的结果概被摧毁，人祸使农民不能安居乐业。(21)
还有一些学者所列举的原因，就更多了。如社会学家言心哲认为有九个方面，包括：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略，农村金融机关的缺乏，赋税繁重，商人、土豪、地主的剥夺，战争的祸害，农村社会缺乏组织，农村不事生产的人口增加，交通不便，水利不讲，灾荒流行等。(22)农村社会学家顾复认为有十个方面，包括：耕作面积过于狭小，农业组织不备，农民生计困难，租种农颇多，金融机关不振，灾害流行，官民的轻视，农村缺乏指导者，财政困难等。(23)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总结为十二个方面，包括：农民太无知识，收入太少，交通不便，缺乏资本，没有领袖人才，政府太不负责，社会忽视，地主压迫，金钱外溢，兵灾匪祸，农民保守性太重，没有组织等。(24)
以上所列多因论者，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多因论者所持观点，显然比单因论者更加全面，但与之仔细对照，实际上多是对单因论中几个或多个方面的综合和添加。尽管如此，它们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实际；第二，多因论者对所列出的各种因素，一般都是并列视之，而未分别主要和次要，颇有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味道；第三，不仅主次不分，所列各个因素之间还经常出现相互重叠、同义反复的现象，缺乏因果勾连。也正是由于二、三两个方面的原因，多因论者对中国农民贫困的解释深度大大降低了。
双因论
所谓双因论，就是认为中国农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所致。尽管有的论者可能将之细化为诸多因素，但终究归结或概括为这两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持此观点者，既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其他从事社会经济研究的学者。这一观点，最为当今中国学界所熟悉。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主要有潘东周、许涤新、千家驹、薛暮桥、钱俊瑞、陈翰笙、孙冶方、钱亦石、王亚南等。他们或者为中共革命理论家，或者为“中国农村派”的重要成员，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分配派”。
潘东周的主要观点，是地主、军阀、高利贷、商业资本等封建剥削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危机，而这一切又都是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第一是地主，地主利用其土地私有权，向农民收取50％以上的地租。第二是军阀制度之苛捐杂税的剥夺，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不承担非常重的负担。第三是高利贷的剥夺，高利贷资本利用农民的贫困，用很高的利息借谷米借钱予农民，使农民得以完成纳税而过最低限度的生活。第四是商业资本的剥夺，城市商人到农村中收买农产品，不付给农民以适当的价值，而压制农民生产品的价格。而这一切剥夺的主要动力，是帝国主义。商业资本事实上是帝国主义的买办，高利贷资本多半是城市钱庄在乡村的代理人，而钱庄又是帝国主义银行的支配物。地主取得了生产品之后，同样是卖给帝国主义的买办。世界上没有一国的农民，还像中国农民这样受剥夺。农民既然受了非常严重的剥夺，以至农村生产技术日益落后，而造成现在的危机。(25)
千家驹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做了非常明确的理论升华。他认为，中国农村所以破产的根本原因，第一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的统治，它要从殖民地农村中榨取更多量的原料，同时又输进农村日用品，经济容量过小的农民抵不住这猛烈的打击，自不得不趋于完全屈服。另外，国际金融资本通过银行、钱庄、商人、地主而对农民作高利贷的剥削，使破产的农民更陷入贫穷。第二是由于残余的封建势力的剥削，这种剥削复可分为经济的与超经济的。高率租佃是使农民破产的一个原因，军阀官僚的榨取是使农民破产的又一个原因。不过，在这里，绝不是把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势力与封建势力在农村中的剥削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上他们是“二位一体”，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即帝国主义者维持在中国的封建势力，中国的封建势力则凭借帝国主义而尽了它的代理人的作用。(26)不仅如此，千家驹还对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改良理论进行了批判。譬如，对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农村改良实验理论。千家驹认为，平教会以为中国社会的病根是85％以上农民的“愚穷弱私”，但仅知道“愚穷弱私”这种表面的现象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去追究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会愚、穷、弱、私?要真正探究起“愚穷弱私”的社会经济基础来，就不能不承认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是造成中国今日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27)他还对国联对华技术合作代表拉西曼博士关于中国农业报告书进行了批评。千家驹认为，并不反对农业技术的改良，而是不能把农业技术改良看做今日救济农村的对症良药和唯一的锁钥。只有在社会生产关系已经根本变革了的社会，农业技术改良才有充分的、广大的发展前景。在天灾人祸、水旱交迫、农民求生不遑、求死不得的情形下，我们还怎能希望他们来改良生产技术?农村的金融已枯竭到“欲求一元以购置种子而不可得”，还怎能奢想他们来改良农具?单纯再生产都也不能维持了，更哪里说得上扩大的再生产。况且，在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民生产所得几至于全部提供给地主们的佃租、政府的苛捐杂税、高利贷者的利钱去了，他们所剩下的往往不足自家的温饱。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一定会归结到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铲除封建经济剥削这两点上。(28)
薛暮桥对此问题的研究也颇为深入。他认为，促成中国农村经济总崩溃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地主豪绅们的各种半封建剥削，而它的导火线便是灾荒的蹂躏和世界经济恐慌的袭击。灾荒和恐慌的交织，引起农业生产力的极度衰落，耕地缩小，荒地增加，劳动力过剩，都达到了空前的严重程度。在这情势下，中国农民们的生活就陷入最悲惨的境地，树皮草根成了各地贫苦农民们的普通食料。(29)与此同时，他也对当时一些比较流行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譬如，有的学者把自然条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认为“人口繁密”和“耕地不足”导致了中国农村破产。薛暮桥却指出，与其说是由于“人口繁密”和“耕地不足”，宁可说是由于大批劳力和大批土地因受现存生产关系阻碍无法配合起来比较切实一点，这种矛盾是庸俗的人口论者所不理解的。有的学者把生产技术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认为中国生产技术如此落后，没有力量在世界市场上同人家竞争。薛暮桥却认为，生产技术的落后固然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之一，但它自身又是受了陈腐的生产关系的约束的结果。不合理的生产关系阻止我们采用机器，农民负担太重，旧式犁耙还怕无钱购置，哪里有能力来买价值昂贵的机器。农村副业破产，都市工业不发达，因采用机器而节省下来的人力没有出路，势必引起更严重的失业问题。总之，在薛暮桥看来，农村是封建势力的大本营，封建地主靠着他们占有的土地，总想束缚农民，强迫农民永远做他们的奴隶。这些封建余孽不能肃清，农业的落后也就成为免不掉的事情。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农村以后，封建势力受了一个严重打击，可是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攫取利润，并不是来解放中国农民，也不是改良中国农业。所以，他们非但没有肃清封建余孽，而且多少还在那里利用他们，通过他们来剥削中国农民。这样中国的农民自然更加苦了。因为他们要受两个主子的剥削，中国的农村怎么不会破产呢?(30)
除了以上学者，其他如钱俊瑞、孙冶方、陈翰笙、钱亦石、王亚南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都持大体类似的看法，不再赘述。
还有一些从事社会经济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政治倾向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但其基本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类似，也属双因论。不过，正是由于其政治倾向，后来的学者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大致一样的观点遮蔽了。
金融学家吴承禧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榨取，凡原料的收买、洋货的侵入、手工业的破落等属之。第二是由于豪绅、高利贷、军阀的超经济的剥削，一切苛捐杂税、重利盘剥、征发徭役等等皆属之，此外则尚有天灾一项，也是促使农村经济日趋崩溃的主要原因。农村金融的枯竭，虽是农村崩溃的一种悲惨现象，但它不是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它与农村破产的本质没有多大联系。(31)
经济学者陈振汉也认为，造成中国农村破产之原因，诚极复杂，然苟略加分析，则其主要原因仅为二端，一是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二是国内政治的紊乱。今日内地手工业的破坏，丝茶外销的衰落，既直接受帝国主义与国外市场竞争的影响；余如国内军阀混战、匪乱，亦莫不直接间接受其影响。至国内战乱频仍，灾荒屡见，税收繁重，皆政治未上轨道的直接结果，而如农民之贫愚弱私，亦莫非政治不良直接间接有以致之。(32)
经济学家吴半农的观点，也是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导致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化。与千家驹一样，他对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改良实验理论也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中国目前到这样“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决不在愚穷弱私四字，这四个字充其量不过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而已，它们其实都是穷的产物，而“穷”是中国农村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中国农村为什么这样穷困，其根本原因可分外在的及内在的两方面。外在的方面，第一是帝国主义商品长期的侵入，第二是军阀混战，第三是水旱天灾，第四是匪患，第五是苛捐杂税。至于内在的原因，则是地主、高利贷资本及商人资本三位一体的高度剥削作用。这些都是中国农村急剧贫困化的根本原因，把这些原因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破坏中国农村，或是说破坏中国社会的主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势力。(33)
综合上述双因论者的意见可以发现，以上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列举的具体因素，基本上也包括了单因论和多因论者所涉及的诸方面因素。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其一，双因论者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抽象能力，他们将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剥削，这是单因论和多因论者所缺乏的。其二，双因论者特别重视生产关系的基础性作用，认为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导致了生产力的落后。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此基础之上，为中共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依据，具有理论付诸实践的重要意义。而且，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他们占据了理论界的权威地位。这应当是此派理论家与其他学者(更多是书生论政)更大的不同之处。
余论
应该说，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过关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言论，对与此相关的人地关系、土地分配、农业经营、租佃关系、家庭手工业、民间借贷、田赋杂税等具体问题及其原因做过一些分析。(34)但只是到了近代以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其热闹、激烈和深刻程度为此前历史所未见，从而在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将以上农民贫困原因的讨论，划分为三个类型，即单因论、多因论和双重因素论。因为学术观点、政治立场的不同，不同学者之间进行了批评和反批评。总的来看，几种派别互有交叉，而以后二者更有影响。其中，以“农业技术派”和“土地分配派”的争论最为激烈。“农业技术派”的核心论点，认为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本症结在于农业经营方式落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与土地分配、阶级关系和封建剥削关系不大。而“土地分配派”则强调地权分配不均，阶级分化，封建剥削严重及其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交互影响。
当历史已经过去，回过头去冷静地分析，应该说，由于学者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即中国农民贫困的问题是基本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探讨都一定程度或较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实际，很难说哪一种完全没有道理，或者说各种看法之间有什么截然相反的矛盾或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只是侧重点不同、理论深度有别罢了。(35)其实，也许更大的分歧主要是，各派在既有认识的前提下，对如何改革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就是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存在激进、温和之别。但无论如何，正如胡绳所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很有意义。”(36)当然，各派的改革主张是什么，这种主张是否具有社会实践意义，需要专文进行讨论，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任务，不赘。颇具吊诡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时代、社会性质和遇到的难题均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但舆论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年代的热闹局面，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或者其他称不上什么派别的学者，他们讨论和批评的对象往往是一致的，也即近些年来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同的只是导致这些社会矛盾的原因和解决之道。无论如何，论争的思维逻辑与二三十年代何其相似乃尔!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它又一次对我们的思想智慧提出了最为严峻的挑战。
注释：
①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②(13)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8、561～565页。
③象峯：《中国贫穷人口之估计》，《新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1年3月)，第181页。
④近些年来，有的学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以往所谓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不断恶化之说，属于偏颇之论，但现在又有的将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描画为“天堂”，认为中国近代农民生活处于不断改善之势，甚而认为多数农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则同样属于偏执之说。还有的以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来反证中国近代农民生活水平不低。笔者以为，以上说法远不能为历史资料所证实，甚至近于信口胡言了。三年困难时期，无疑是人类历史的灾难，农民生活达到了历史低点，而旧中国的灾荒时期，农民生活同样是非常恶劣的，即便是平常年头，农民生活也不能说就不贫苦。以三年困难时期，来反证旧中国时期农民生活水平高，本身就不符合逻辑。就整个中国近代而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虽不能说不断恶化，但也不是不断改善，而是有高低起落，处于波动之势。以学界争论较多的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而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一度处于低谷，从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危机，也是引发知识界大讨论的缘由之一。不过，在低谷之外的年头，农民生活比以前不一定恶化，甚至有所改善。尽管如此，就总体来看，中国近代农民生活不一定比古代就好。已有学者的研究证明，1930年代中期，江南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还不如19世纪初期。(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5～263页)也就是说，农民生活并未随着历史迈入近代而有所改善。
⑤(14)参见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1、123页。
⑥袁聘之：《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重农重工问题之探讨》(1935年8月)，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839～841页。
⑦乔启明：《中国农村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7～8页。
⑧陈其鹿：《陕西省农业金融之概况》，《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0期，1934年10月，第72～73页。
⑨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2卷第49号，1933年5月，第2页。
⑩《胡适之先生复信》(1930年7月29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11)起予：《大盂黄寨青龙镇三村访问记》，《新农村》第3～4期，1933年9月，第14页。
(12)任树椿：《中国田赋之沿革及其整理之方案》，《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1934年7月，第95页。
(15)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785～786页。
(16)李紫翔：《拉西曼报告书之农业部分的批评》，载千家驹等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6年版，第72页；千家驹：《我们对于农业技术改良运动的态度》，《中国农村》第2卷第7期，1936年7月，第21页。
(17)朱偰：《农村经济没落原因之分析及救济农民生计之对策》，《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第28～32页。
(18)李树青：《清华园附近农村的借贷调查》(1933年)，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8页。
(19)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9页；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2页；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年6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394、405～408页。
(20)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页。
(21)归廷辁：《农村经济没落之原因及其救济方案》，《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第81～86页。
(22)言心哲：《农村社会学概论》，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355～359页。
(23)顾复：《农村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7～39页。
(24)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第5页。
(25)潘东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1929年7月)，高军主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71页。
(26)千家驹：《救济农村偏枯与都市膨胀问题》(1933年4月)，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406页。
(27)千家驹：《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1934年5月)，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28)千家驹：《我们对于农业技术改良运动的态度》，《中国农村》第2卷第7期，1936年7月，第17～21页。
(29)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趋势》，《中国农村》第2卷第11期，1936年11月，第55～57页。
(30)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4～5、122～128页。
(31)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1935年9月)，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568页。
(32)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第2页。
(33)吴半农：《论“定县主义”》，载千家驹等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6年版，第113～117页。
(34)参见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相关各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35)作为后来的历史学者，我们有责任要问，在二三十年代的所有主张中，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客观实际?显然，只有继续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应该说，当代学者在那个时代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农民贫困问题又做了一些研究。譬如，西方学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有的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有的强调人口增长、天灾和商业动荡的综合因素；有的强调人口压力的因素；有的强调人口和阶级剥削的双重作用；也有的学者对分配派和技术派提出了质疑。在中国，1949年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对这一问题的政治宣传多于学术研究，更未形成太多的争论。即便是学术论文，大多仍与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一致，即封建剥削和外国侵略导致中国近代农民的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学者主要从学术角度提出了解释。有的从多侧面分析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有的认为不能把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简单归结为外来侵略的结果，而将内因的作用置于次要地位，强调封建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天灾人祸的严重摧残；有的强调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是根本原因；也有的学者赞成农业技术派的观点，认为农业技术派找到了中国近代农村贫弱的根源。(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8页；[美]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7～51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60、307～308页；赵冈：《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312～332页；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88、89页；李金铮：《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30页；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1～23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温铁军等：《农村土地问题的世纪反思》，《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吴毅：《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凌鹏：《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散——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为例》，《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论证翔实了，但大多成果似未超出二三十年代的解释，更未取得共识，学术创新何其难也!看来，那个时代学者的争论，还得继续下去。
(36)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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