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的“新常态”：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的新动力_新常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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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一)经济新常态下的旅游业“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新常态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时期稳定存在的特征(刘伟、苏剑，2014)。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特定产业发展中需要遵循的基本逻辑。

      面对经济新常态，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业逐渐成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的增长点，其自身也逐渐进入一种“新常态”(王兴斌，2015)，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一是新战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施行、国务院旅游业相关发展意见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发布，以及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旅游发展国家战略得以确立。二是新需求，旅游经济进入以国民旅游需求大规模释放为特征的大众旅游发展新阶段(戴斌、夏少颜，2009)，旅游休闲消费逐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个性化、多样化趋势。三是新供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等新因素为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显著扩大了旅游业的供给能力。四是新业态，发展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会展商务、文化创意等综合性旅游产品体系，加强产业融合，培育新的业态、增长点和商业模式，是顺应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二)旅游业“新常态”的空间响应

      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视角看，需要关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的均衡问题(刘志彪，2015)。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结构性转型，都会牵涉到空间的改变(卡斯特斯等，2005)。空间是旅游产品赖以生产和消费的载体，旅游业发展始终伴随着空间结构的演化。其间，在资本注入、需求助推、消费转型、产业调整、制度创新、价值链再造等动因作用下，新的旅游业空间被不断地再生产(黄剑锋、陆林，2015)，而不同类型、属性、功能、能级、尺度空间的生产导致了空间结构的演化，空间生产成为旅游地空间格局重构的基本动力与逻辑内核。为此，新常态下旅游业的新战略、新需求、新供给、新业态需要新空间的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格局的支撑，空间重构反映了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的方式转变、结构转型、动力转换。空间生产为新常态下的旅游业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空间生产强调对生产的分析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包括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元素，三者分别对应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Lefebvre，1991)。空间生产是人创造符合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空间产品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物质资料在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从而创造出“为人”空间(庄友刚，2012)。其间，资本、权力、文化等力量对空间进行重新塑造，使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叶超等，2011)。目前关于旅游业空间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从空间生产视角切入来探讨旅游业空间结构演化及重构的研究鲜见。事实上，面对中国人口众多、消费需求庞大、城市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处于关键时期、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国情，空间生产已成为不同尺度和类型旅游地空间演化和重构研究中的共同科学问题。

      二、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业空间格局重构特征

      探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业空间生产与重构的动力和模式，有必要考察旅游业空间格局演化的基本过程和特征。省域尺度的旅游地是国家旅游业发展格局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空间单元，选取省域尺度，以安徽省为例，从旅游业空间格局变化过程中把握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的基本特征。

      (一)研究方法

      衡量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包括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这4项指标加权测算旅游业综合业绩；旅游景区和旅游饭店是旅游业发展的基本空间载体，通过4A级以上景区和星级饭店考察旅游业的接待空间。以安徽省3大区域(其中皖南为旅游业先发区域、皖中为旅游业成长区域、皖北为旅游业后发区域)和各地级市为单位，考察2000至2013年旅游业综合业绩、4A级以上景区数量、星级饭店数量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将全省14年的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用熵值法(陈明星等，2009)确定4项指标权重分别为0.211、0.252、0.265、0.272。空间结构通过锡尔系数、集中度指数、区位商三类指标测度。本文相关数据来自2000至2014年《安徽统计年鉴》《安徽年鉴》及安徽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锡尔系数主要考察空间单元之间分布的差异程度，分为总体锡尔系数和分解后的区间锡尔系数、区内锡尔系数。计算公式为(蒋天颖等，2014)：

      

      式中，T为总体锡尔系数，n为研究地区的个数，

表示i地区旅游业占比，

表示i地区人口占比。T指数越大，表明地区差异越大。将总体锡尔系数进行分解，得

      

      集中度指数主要考察规模较大的若干空间单元的份额。计算公式为(李智山等，2014)：

      

      式中，

表示旅游业占比，n、N分别表示规模最大的前n个地级市和地级市总数，计算n=1、n=4、n=8时(即首位、前4位、前8位城市)的旅游业地理集中程度。

      区位商主要考察产业的专门化程度。计算公式为(候景新、尹卫红，2007)：

      

      式中，LQ为i地区的旅游业区位商，

表示i地区旅游业占比，

表示i地区人口占比，区位商大于1时表明该产业是该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区位商越高表明产业专业化程度越高。

      (二)空间格局演化与重构特征

      根据安徽省2000至2013年先发、成长、后发三类区域及各地级市旅游业锡尔系数、集中度指数、区位商的测算结果，发现旅游业空间格局呈现异质性、地带性、集聚性等方面特征。

      在空间异质性方面，从城市之间的差异看，旅游业地区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总体发展趋势。地市间旅游业综合业绩锡尔系数由2000年的0.343在小幅波动中持续上升至2009年的0.472，其后逐年降低，整体差异逐年缩小。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区域间锡尔系数的走势与城市间锡尔系数基本一致，以2009年为峰值，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从区域内部的差异看，先发、成长、后发三类区域锡尔系数的运行区间分别是0.207-0.284、0.170-0.271、0.074-0.241，极差分别为0.077、0.101、0.167。旅游业相对发达区域均呈现先升后降的总体趋势且差异的波动较小，而旅游业后发区域则总体上升且波动较大(图1)。

      

      图1 2000年以来安徽省旅游业综合业绩锡尔系数

      在区域地带性方面，不同类型区域的旅游业空间格局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地带性分异明显。从旅游业综合业绩即产出来看，先发区域旅游业的区位商经历了先持续上升再小幅回落的过程，总体保持在2.4以上，旅游业属于高度专业化部门；成长区域的区位商在波动中抬升并接近1，正在成长为专业化部门；后发区域的区位商总体呈现下滑态势。从旅游业的主要接待空间景区和饭店来看，先发区域在旅游业产出区位商保持高位的同时，景区数量的区位商总体处于下降态势，说明该区域景区的体量较大、能级较强，旅游接待空间生产的效率较高；成长区域景区和饭店的区位商经过多年上升已超过1，接待空间生产的较高效率为旅游业产出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后劲；后发区域景区和饭店的区位商均明显高于旅游业产出的区位商，旅游业未来空间生产的潜力可观(表1)。

      

      在产业集聚性方面，集聚态势明显，集中程度较高。2000年以来，旅游业综合业绩的CR4和CR8值总体上升随后小幅回落。2000年全省63.14%和84.46%的旅游业产出集中在前4和前8个城市，2013年已分别上升至71.98%和90.79%。旅游业产出主要集中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这些城市通常也是区位商超过1的地区，并以这些城市为核心形成了若干旅游业集聚区。但在这些集聚区内部，旅游业的增长极往往由一个逐渐变成多个，为旅游业空间的持续生产和综合产出的辐射带动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景区和饭店的集聚程度明显低于旅游业产出的集聚程度，集聚区以较少份额的接待空间贡献了较多份额的综合产出，可见，非集聚地区的接待空间生产存量有待转化为旅游产出优势。此外，综合业绩的集中度自2012年起出现回落，旅游业多年来的集聚态势开始趋向稳定(表2)。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业空间生产与重构的动力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需要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一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基本的关系(刘世锦，2014)。旅游系统由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及其之间的通道组成(Leiper，1979)。为此，从市场力、政府力、内源力、外向力四个维度分析经济新常态下旅游业空间生产与重构的动力。

      (一)市场力

      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旅游需求是推动旅游地空间生产的原动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常态化、大众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活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旅游需求大规模释放，散客比重大幅度提高，游憩休闲空间的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泛在性潜力。一方面，旅游需求对旅游空间数量和质量，特别是旅游资源吸引力和旅游设施供给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促进了旅游地游憩空间的再生产，而消费能力和产业规模的扩大所发挥的乘数效应也为旅游地空间生产规模和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再生产的创新的游憩空间成为一种创新的旅游产品供给，不断地激活着新的旅游需求，从而使旅游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是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消费空间的生产则是资本创造需求的有效手段(殷洁、罗小龙，2012)。作为城市化、全球化浪潮中重要的消费空间，旅游休闲空间的生产成为资本循环的重要目标，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投资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向，这加速了旅游业空间体量的扩张和空间结构的演化。景区和饭店等基本接待空间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渐优化，而小城镇、主题公园、城市综合体、电子商务、装备制造等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逐渐成为旅游业投资的新的热点领域。资本的进入导致旅游产品和业态的变化，进而导致旅游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多元化，市场中的资本循环通过空间生产这一行动变量在空间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政府力

      鉴于旅游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保护、空间效率与公平等因素，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权力和制度引致的空间生产虽然是非物质形态的，但可以约束或促进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从而间接作用于具象的空间生产(殷洁、罗小龙，2012)。以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为代表的空间政策是新常态下政府对旅游业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政府由此在空间生产中承担空间构想的角色。旅游发展战略规定了旅游业空间生产的尺度和能级，旅游规划则规定了空间生产和重构的基本格局，重点旅游区空间生产资源的集聚加快了旅游业的专业化并对后发地区产生辐射效应。当然，这些政策和规划的着力点应从过去主要致力于促进资本形成而转向促进创新驱动(刘志彪，2015)，避免粗放投资、盲目建设导致的旅游空间产能过剩和结构性失衡，在发挥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空间互联互通是政府力作用于旅游业空间生产的另一重要方式，主要通过区位整合、治理整合、产业整合来实现。在区位整合方面，将优势旅游空间的生产进行区位组合，形成新的高等级、大体量旅游区，实现区域旅游空间格局质的改变和产业能级质的提升。在治理整合方面，风景区与行政区一体化以及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体制增加了旅游业空间整合的可能。在产业整合方面，通过规划、资源、产品、交通、企业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清除市场壁垒，促进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空间互联互通反映的是统一市场的建立。应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处理好政府力与市场力的关系，通过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真正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内源力

      旅游地资源、文化、接待设施等内源力因素通过旅游开发的空间生产实践而生产出旅游产品，在旅游业空间重构中发挥内生性作用。在我国由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变的进程中，虽然模仿型排浪式旅游消费阶段并未完全结束，但个性化、多样化旅游消费已渐成主流。开发新型产品、提升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成为提高旅游业空间生产效益的方向。在发展传统观光旅游的同时，休闲度假、会展商务、养生研学等新产品、新业态大量涌现，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附加值更高，更符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求。为此，应主动适应新常态下市场供需的新变化，对旅游资源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再认识，将旅游空间生产由以往主要依靠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转变为更多依靠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新创意设计以及服务和管理提升的集约型方式，真正走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子。

      空间在旅游业中扮演着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双重角色，应充分利用、挖掘独特的地方性资源和地方性文化，使鲜明的地格与文脉成为旅游空间生产的核心优势。旅游业在空间上明显的地带性和集聚性充分体现了旅游资源和文化在空间生产中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形成极核、轴线、域面、网络形式的空间重构格局。同时，旅游对地方文化的发掘和利用既完成了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生活空间的再生产，又使文化在保护和传承中获得新的生机，从而实现空间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有机结合。此外，在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上，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接待空间的生产为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推动了完善的旅游目的地体系的建设。

      (四)外向力

      外向力是旅游地空间生产的又一重要动力。连接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交通通道是旅游业发展的控制性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的投资方向。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综合交通体系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旅游地的空间可达性，使重点旅游集聚区和部分后发地区快速跃迁至区域乃至全国交通网络和旅游目的地体系，空间尺度实现跨越，空间结构显著优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在建设高速交通网的新一轮国家层面旅游业空间生产和重构中有效增强了旅游业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潜力和后劲。在交通通道互联互通的同时，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群推进信息通道的互联互通，使智慧旅游成为新一轮旅游业空间生产的新兴动力。

      在经济新常态下，新的产业组织方式不断涌现，旅游地通过创新营销手段推动了产业的革新。在这其中，旅游地品牌形象在指导旅游产品体系建设的同时，通过政府、营销机构、企业的社会建构形成空间的表征，并与旅游者、居民在主客交往中形成的表征的空间实现空间的介质化。品牌营销中的旅游节事通过短时间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带动了全球化流动空间的生产，而这种流动空间的固化成为区域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新机制，使重大旅游节事和工程在旅游业空间重构中发挥系统性张力。此外，社交媒体、智慧旅游等大众传媒和互联网手段以及旅游影视宣传作品通过赛博空间和影视空间的生产，为旅游地空间生产提供了新的方式。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业空间生产与重构的模式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旅游业空间生产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新的增量空间的扩张，而更多的是通过空间结构、功能、尺度的改变来实现调整存量空间与做优增量空间的有机结合。因此，空间生产与重构的路径主要包括要素创生、结构改变、功能转换、尺度重组等。

      (一)空间要素的创生

      新的空间基质的生成是旅游业空间生产最直接的途径，主要通过新的生产技术、新的产品设计和新的商业模式注入新的空间要素。在新技术方面，高科技主题公园运用先进的光、声、电技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了一个集游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消费空间；在新产品方面，自驾、房车、露营等新兴旅游产品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满足新的消费需求，营造新的休闲和游憩空间；在新商业模式方面，节庆和事件促进了旅游业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空间聚合，电子商务和智慧旅游开拓了信息化的生产、流通、消费空间，影视传播则创造了全新的空间表征。旅游业新的空间要素的生成，往往与现有空间要素形成互补，构建出新的旅游目的地体系，并通过辐射效应带动更大尺度上空间系统的格局演化和重构。

      (二)空间结构的改变

      旅游业具有综合性，旅游目的地是一个综合体系。为响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业的各种趋势性变化，需要对现有空间要素进行结构性重整，通过系统结构的改变实现旅游地系统功能的涌现和空间资源的优化利用。通常采取打破界限、调整区划、整合区域、跨界合作等方式，完成空间表征向空间实践再向表征空间的让渡和转化。宏观上，实施高级别旅游发展战略，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政策空间和机制保障；中观上，通过区划调整高效率完成资源、市场、要素的整合，建立新的空间秩序和战略空间布局；微观上，交通通道的完善为旅游流空间的功能升级提供物质保障，内部交通网络的建设加强了旅游资源之间的联系，使其小尺度下的空间组织更加合理。

      (三)空间功能的转换

      随着旅游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和旅游消费的大众化、日常化，旅游产品的范畴不断拓展，旅游资源的内涵不断丰富，旅游业与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中的其他产业不断融合。在需求、资本、文化等要素的作用下，功能单一的传统工农业生产空间衍生出参观、体验、游憩等旅游空间。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凭借自然和人文环境优势吸引大量旅游者，农家乐、民宿、休闲农场等通过新的游憩空间的生产将独特的乡村性蕴于旅游产品当中。这种大规模、泛在化的旅游产品为新常态下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市场机遇和空间条件。其间，作为空间实践主体的原住民在表征化空间中获得空间生产的价值，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体现了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普惠取向。

      (四)空间尺度的重组

      全球化和市场化环境中特定的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空间尺度，节点可以根据发展需求通过尺度跃迁而形成新兴网络体系(张京祥、王旭，2012)。旅游地空间尺度的重组(特别是跃迁)是旅游业空间生产和重构的独特方式。一是内生型尺度跃迁，旅游地通过世界遗产、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A级景区等项目的建设以及大型会展节庆的营销，加入新的旅游地网络体系；二是外生型尺度跃迁，行政区划调整、发展规划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等使旅游地上升为高级别区域发展战略，组建新的旅游地网络体系。通过尺度跃迁而生成的新的旅游空间具有新的功能、产能、能级和更强的带动效应，并影响着旅游业整体空间格局的演变。

      (1)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旅游业也进入一种以新战略、新需求、新供给、新业态等为特征的“新常态”。新常态下的旅游业发展呈现方式转变、结构转型、动力转换三大变革。空间格局的演变和重构既反映了旅游业的重要变革，更为旅游业提质增效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作为空间演化和重构的逻辑内核，空间生产成为新常态下旅游产业变革与空间重构之间的行动变量，通过空间重构实现空间结构再平衡，进而实现旅游产业结构再平衡。

      (2)把握旅游业空间格局演化的基本过程和特征是探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业空间生产与重构的基础。选取省域尺度，以安徽省为例，从空间异质性、区域地带性、产业集聚性等方面考察旅游业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发现旅游业地区差异随着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总体趋势；先发、成长、后发三类区域的空间差异、集聚程度、专业化水平各异；旅游产业集聚态势明显，集中程度较高，但增长极出现分散化迹象。

      (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旅游业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变革期，旅游业空间生产与重构发生深刻转变。空间生产与重构从产业发展的隐性特征和结果变量转向显性特征和内在动因，从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转向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生产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生产，从增量空间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空间与做优增量空间有机结合，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

      (4)市场力、政府力、内源力、外向力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业空间生产与重构的基本动力，各种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市场力主要表现为需求推动和资本带动，政府力重点是空间政策和规划构想以及区域旅游空间整合，内源力主要是围绕旅游资源开发、品质提升、文化传承的一系列空间实践，外向力则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品牌形象塑造推广实现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转化。

      (5)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空间要素的创生、空间结构的改变、空间功能的转换、空间尺度的重组等不同路径，生产不同类型、不同尺度、不同能级的旅游业空间，并通过空间的生产实现区域旅游业空间格局的调整与重构，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背景下旅游业转型发展提供空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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