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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1-0068-13
文学史家往往不甚关注班固的《两都赋》，——即使关注它，也往往只是因为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其实，《两都赋》对于汉赋的重要性远超枚、马等备受瞩目的赋家的作品，因为在这段历史中，它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这就是自觉追求且比较成功地确立了汉德与汉赋、汉文的特性。
一、西汉大赋的结构性缺失
汉代大赋，从枚乘的《七发》到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再到扬雄《甘泉》、《河东》、《校猎》、《长杨》四大赋作，都有一定的政教伦理追求，诸如讽谏王公贵族等，也都显示了看似怪异的取向的矛盾或者说方向的冲突。
这些大赋常包含一组耐人寻味的关系：正与反。自然这是就赋家的立意而言的：赋家的肯定和坚持传达着对王公贵族的政教伦理规范，属于正的一面；其批评和否定则映射着王公贵族们穷奢极侈的生活，蕴含着有悖政教伦理规范的东西，属于反的一面。然而从赋的实际构成和阅读效果来说，这两个方面的位置却恰好需要作一个调换。
《七发》是汉大赋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其正的一面是吴客陈说的第七事亦即“要言妙道”。① 所以吴客先后向病中的楚太子铺陈天下至悲之歌乐、至美之食物、至骏之车马、“靡丽皓侈广博之乐”、至壮之校猎以及“怪异诡观”，诱使他起来听之尝之乘之游之观之，可楚太子都说自己有病而不能(惟在说到打猎时显示了一点兴趣，病也有了点起色)；然而当吴客说到第七事，即庄周、杨朱、墨翟、孔子、老子、孟子等人集体制作要言妙道时，楚太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涩然汗出，霍然病已”。相对来说，吴客前面所陈说的六事处于反的一面，最后一事处于正的一面。这篇赋的开头，吴客说“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已经凸显了赋家的坚持。可是就文本的构成以及读者的实际阅读效果来看，所谓要言妙道根本就无法跟前面六事相比。单看篇幅，铺陈天下至悲之歌乐等六事的内容，洋洋洒洒有两千多字，陈说要言妙道的部分则只有寥寥一百来字，连具体内容都没有。
《天子游猎赋》更加凸显了西汉大赋正反两面的矛盾。该赋先写楚国使臣子虚出使到齐国，向乌有等人夸耀楚国云梦泽之盛大丰饶以及楚王在云梦泽射猎娱游的盛况。之后写齐国的乌有批评子虚，说：“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乌有用德行、信义压倒了子虚的铺陈，孰料他紧接着就夸饰齐国苑囿之大，说是“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芥蒂”，齐王在那里射猎娱游更非楚王可以比拟。最后写亡是公出来批评子虚、乌有，说：“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蕃，而外私肃慎，捐国隃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这是用君臣之义、诸侯之礼，来压倒子虚乌有对苑囿之大、游戏之乐的铺陈。亡是公又说：“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这是用仁君与民同乐、急国家之所急来批评子虚乌有，说楚、齐之王终日驰骋，不过是务在独乐而已。亡是公又说，天子乃解酒罢猎，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
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这是期望天子体恤国家百姓，振起政教伦理。亡是公还说，天子“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
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这依然是赋家期求天子推行以儒术为依归的仁义教化。但赋中亡是公的重点，却是铺陈天子上林苑无以复加的巨丽富饶，铺陈天子射猎时无以复加的雄壮威猛，铺陈天子娱游无以复加的欢快，以盖过子虚乌有的风头。跟亡是公所批评的子虚乌有的铺陈相比，亡是公本人的铺陈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赋家的立意来说，《天子游猎赋》正的一面是乌有对子虚的批评以及亡是公对子虚和乌有的批评，后者尤为核心，所谓“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与民同乐、以国政为急、施行仁义教化云云，其意在从政教伦理方面规范王公贵族；可从文本的实际构成及功效来说，处在反面的内容，即子虚对楚国云梦泽以及楚王射猎游乐的大力铺陈、亡是公对天子上林苑以及天子射猎游乐的大力铺陈，才真正得到了凸显，真正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和影响。乌有对渤澥、孟诸及齐王射猎游乐的铺陈具有同样的性质，不过篇幅较小，没有太多的直接描写而已。
赋作的实际构成和功效并不支持赋家的根本旨意，赋家的追求还是溢出了他的立意之外。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 卷二，65；扬雄也说：“赋者……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丽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2] 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3575这两种看似不同实则相通的说法凸显了赋家独特的审美追求。“竞于使人不能加”的追求落到实处，一个根本点就是“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而“苞括宇宙”和“总览人物”两者本质上也是一致的。能做到“苞括宇宙”，自然就可以产生“总览人物”的结果，因为宇宙说到底是人物存在的形式；反过来说，能做到“总览人物”，自然就达到了“苞括宇宙”的目的。《淮南子·齐俗》篇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3] 卷十一，798宇是横的空间，宙是纵的时间。把不同时空层面上的人和物压缩到同一时空层面上，刻意营造一种“于大不终，于小不遗”的艺术时空②，这就是“苞括宇宙”，同时也就是“总览人物”了。西汉赋家的这种审美追求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从纵的方面看，枚马等代表赋家的大赋每每将具有巨大时间跨度的人物或事件，浓缩在当下某个短暂的时间片断里。吴客邀楚太子尽力从病榻上起来听天下至悲之歌乐——由师堂弹琴，由伯子牙唱歌。师堂即师襄，是春秋时孔子的琴师。伯子牙即春秋时擅长弹琴的俞伯牙，跟善于听琴的钟子期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吴客邀楚太子尽力起来品尝天下最美的食物——由伊尹掌勺，由易牙调味。伊尹是商汤著名的贤大夫，易牙是春秋著名霸主齐桓公的宠臣，两人都精于烹调。吴客邀楚太子尽力起来乘天下至骏之车马，其马由伯乐挑选，其车由造父和王良驾驭。伯乐是春秋秦穆公时候的人物，极善相马。造父是周穆王周游天下时的驭手，其驾车一日可行千里。王良是春秋时赵简子的驭手，其使马，四马莫敢不尽力。吴客邀楚太子起来听要言妙道——由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孔子、老子、孟子等哲人集体制作。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学术领域的大师。就这样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汉代，巨大的时间距离被消弭了，赋作的意境因此具有了极大的时间维度。《天子游猎赋》在这个方面似不如《七发》典型，却也有极鲜明的表现。比如子虚夸说楚王游猎时，“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彫弓，右夏服之劲箭”，使“阳子骖乘，孅阿为御”，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干将是春秋时候擅长冶炼的工匠，据说他造成了雌雄宝剑，雄曰干将，雌曰莫邪，为天下名器。而传说中黄帝成仙上天时，群臣举弓抱之而号，其弓即为乌号弓(乌者於也，表示感叹，号者号呼痛哭也)。黄帝在古史传说中常居五帝之首，其邈远可想而知。“夏服之劲箭”是指夏代神射手羿的箭。至于阳子，学界或说是指仙人陵阳子，或说是古代贤人，或说即伯乐(其名为孙阳)。孅阿是古代传说中月神的驭手。剸诸是春秋时为吴太子光杀死吴王僚的刺客。又比如乌有夸说齐国奇珍异产如此之多，以至于“禹不能名，禼不能计”；亡是公夸说天子游乐时，有“青琴虙妃之徒”极其声色。禹和禼均为尧之臣属。青琴、虙妃均为古代神女之名；传说虙妃本伏羲氏之女，溺死于洛水，遂为洛水之神。赋家把这上下几千年、贯穿神话和现实的人与物汇集到艺术想像的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使赋作在时间维度上达到了极致状态。单是那乌号之雕弓、夏服之劲箭，就闪耀着遥不可及的荒古时代的光芒。
从横的方面看，枚马等人的大赋每每追求极其邃远的空间。子虚说楚王游猎的云梦泽“方九百里”，其中高山蔽亏日月，上干青云。乌有说齐王的苑囿吞八九个云梦泽于胸中亦毫无感觉。亡是公描绘天子的上林苑，说其大是“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虖西陂”；而其中树木之巨是“长千仞，大连抱”，其中林木之广是“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亡穷”，其中离宫别馆则是“弥山跨谷，……俛杳眇而无见，仰攀撩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亡是公还说给天子演奏音乐的钟有十二万斤，钟架有一百二十万斤，可见其形体之巨大；歌唱时领唱者有千人，和唱者有万人，以至于“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可见其场面之巨大。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赋家力图把艺术空间伸延到极致的审美追求。
以上两个方面就是苞括宙、苞括宇，不过仅此尚不足以说尽西汉大赋审美追求的独特性，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即从人的精神情感层面上看，西汉大赋追求的是达到巅峰状态的体验。《七发》写吴客所说七事，乐歌是“天下之至悲”，食物是“天下之至美”，车马是“天下之至骏”，女乐是“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校猎是“校猎之至壮”，游观的是“天下怪异诡观”，言论则是“天下要言妙道”，这些都是十分典型的表现。其中厨师是古往今来水平最高的厨师，如伊尹、易牙；驭手是古往今来水平最高的驭手，如王良、造父；相马者是古往今来水平最高的相马者，如伯乐；懂道术、有智略的人物是古往今来水平最高的人物，如庄周、魏牟、杨朱、墨翟。射猎时，“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鸷鸟。……履游麇兔，蹈践麖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有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八月十五广陵曲江之涛，则是“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直使人踣焉，洄闇凄怆焉”，真所谓怀山襄陵磨铁销铜无往而不胜。为制造世间最有震撼力的精神情感体验，一切都追求极致，射猎作为人的力量，江潮作为自然的力量，都被推扬到了极点。《天子游猎赋》也是如此。亡是公说天子射猎时，“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推蜚廉，弄獬廌，格虾蛤，
猛氏，
要
，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徒车之所閵轹，骑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与其穷极倦
，惊惮詟伏，不被创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填坑满谷，掩平弥泽”，面对人力，猛兽竟如此弱小可怜。在古代艺术领域，西汉大赋空前绝后地表现了这无与伦比的力量，给读者带来了最有震撼力的体验。——其实，力图使作品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竞于使人不能加等，又何尝不是为了营造这臻于巅峰状态的审美体验呢？
西汉大赋致力于打造这种境界，自会使用其标志性的手法即铺陈，用《七发》的话说就是“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排比组织词语来连缀同类的物事，把赋家营造的艺术空间填塞得满满当当的。《七发》写苑囿池沼中禽鸟繁多，“混章白鹭，孔鸟
鹄，鹓
，翠鬣紫缨，螭龙德牧，邕邕群鸣”，琳琅满目；其草木，是“漃漻筹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闾，极望成林。众芳芬郁，乱于五风。从容猗靡，消息阳阴”，林林总总；而使唤美人来娱乐王公贵族，则是“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娵、傅予之徒，杂裾垂髾，目窕心与；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嬿服而御”，真是美女如云。《天子游猎赋》写子虚铺陈楚国的云梦泽，云“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其高燥则……其埤湿则……其西则……其中则……其北则……其上则……其下则……”，亡是公铺陈上林苑水上、水中名物，云“于是乎蛟龙赤螭，
渐离，
，禺禺
鳎，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
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丛积乎其中。鸿鹔鹄鸨，驾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
卢，群浮乎其上。泛淫氾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这些主要是物类的铺排。至于天子率将士狩猎，“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等，则主要是事类的铺排了。不过事类的铺排常常也跟物类有关，比如将士动作的对象貔豹、豺狼、熊罴、野羊本有互相连带的意义。运用这种铺排，使大赋在时空以及精神情感层面上达到极致状态，是赋家自觉的追求。
问题是，这种竞于使人不能加的审美追求恰恰造就了赋中反的一面，它使赋家偏离了自己的政教伦理担当，偏离了规谏王公贵族的社会价值取向，——那凸显了大赋审美追求的反的一面几乎完全淹没了那正的一面，淹没了赋家力图规范天子诸侯、君臣上下的政教伦理坚持(当讽谏偏于婉转的时候，情形更是如此)，由此造成了一种恐怕连赋家都始料未及的结果：真正能够显示大赋特色和成就、能够对听读对象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容，通常是他们从政教伦理层面上批评和否定的东西。这就是西汉赋家深刻的矛盾：从审美上追求的那一面，正是他们从政教伦理层面上批评和否定的东西；从主观上说政教伦理追求凌驾于审美追求之上，而客观上的情形却刚好相反。所以在他们笔下，批评者常常会给被批评者留下广阔的空间。乌有之于子虚，亡是公之于子虚乌有，均是如此。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基本趣味并无差异，甚至被批评者仅为小巫，批评者则是大巫。所有这些，都使赋家的政教伦理追求落入了下风。这就是西汉大赋的结构性缺失，枚马等赋家怎么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教伦理追求呢？
西汉末的扬雄是枚马之后班固之前最重要的赋家。在审美表现方面，他前期的《甘泉》、《河东》、《校猎》、《长杨》等赋显示了新的特质，比如创作思维进一步接受楚辞的影响，想像空间更开阔，表现形式更富丽等，不过总体说来，其审美追求完全延续了司马相如赋作的精神。《汉书》扬雄本传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2] 卷八十七上，3515尽管扬雄大赋的确强化了政教伦理追求，强化了讽谏王公贵族的功能，强化了现实针对性，可审美和政教伦理追求的内在冲突却依然存在着，那种对极致状态、巅峰体验的审美追求依然淹没了赋家更看重的政教伦理追求。
有必要问，赋家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政教伦理追求，牺牲审美追求呢？这跟他的读者对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东汉前期，王充曾感慨：“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语惊耳动心也。”[4] 卷二十九《对作》，1179又感慨：“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4] 卷八《艺增》，381大赋作家既然想通过赋作来规范和引导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就不能不小心因应这种现实。他们不得不采用一种足可吸引读者对象的形式，来传递对读者对象的引导和规范。大赋之所以竞于使人不能加，部分原因就在于顺从了读者对象的审美要求。吕祖谦云：“游宴之逸，人君之所乐也；谏诤之直，人君之所不乐也。以其所不乐而欲夺其所乐，此人臣之进谏所以每患其难入也。然则进谏之道将奈何？曰：进谏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乐吾之言。戒之以祸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乐也。”[5] 经部一四六春秋类，《左氏博议》卷一如果不能使王公贵族喜好自己的作品，试图以作品谏诤王公贵族的赋家就没法实现自己的政教伦理追求。赋家本来就处于审美和政教伦理追求的冲突中，其特殊读者对象的存在加剧了这种冲突，也加重了大赋的结构性缺失。其结果，本想以丽辞传达法度的赋作，最终只落得个“丽以淫”，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6] 卷二《吾子》，49；本想讽谏人主的赋作最终却发挥了相反的劝勉作用，所谓“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6] 卷二《吾子》，45。汉武帝喜欢神仙，相如献《大人赋》言仙无实效，讽喻天子不要虚妄求仙以害国害民，然武帝读后反仙仙有凌云之气。汉成帝喜欢广修宫室，扬雄献《甘泉赋》，铺陈甘泉宫之豪华侈靡壮伟美丽，暗示此等工程非人力所能为，鬼神才可完成，以讽喻天子不应穷奢极侈，可是成帝不觉，为之不止。[4] 卷十四《谴告》，641—642这些事实，凸显了大赋实际功效背离赋家政教伦理追求的窘况。所以王充指出：“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4] 卷二十七《定贤》，1117而《汉志》则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2] 卷三十，1756大赋徒然巨丽奥妙，在制止伪妄、崇尚实际教化、讽谏王公贵族方面没有什么实际效用。
扬雄认识了大赋“劝而不止”的实质，由此“辍不复为”[2] 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3575，且斥之为“童子彫虫篆刻”[6] 卷二《吾子》，45。这种激烈的行为，说明他在政教伦理方面较枚马有了更强烈的追求，暗示了政教伦理追求对赋家的根本意义，也凸显了大赋使赋家政教伦理追求落空的结构性偏失。扬雄之辍不复为虽有因噎废食的味道，却预示了大赋内部将产生新变。接下来便可以说到班固了。
二、《两都赋》对“汉德”的定性
《两都赋》再次给我们带来了趋于极致状态的审美体验，尤其是西都宾铺陈的那一部分。比如他描绘天子率将士校猎云：“……期门佽飞，列刃钻
，要趹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叠双。飑飑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猿狖失木，豺狼慑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顿犀犛，曳豪罴。超迥壑，越峻崖，蹷崭岩。巨石隤，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这种文字所造成的巅峰体验，与西汉大赋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是后来居上。然而班固并不刻意追求这些，确立“汉德”和“汉文”的独特性才是他的根本目的。
汉代有五德终始之说，大意是指人类历史按土、木、金、火、水或者木、火、土、金、水相克或相生的模式，周而复始地运行。③ 不过在这个架构里面，汉朝究竟属于何德，起初并没有共识，而有水德、土德、火德等异说。西汉末年以后，汉为火德的说法成了不易之论。班固也认同汉承尧帝，为火德。其《典引》篇云：“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载熙，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是以高、光二圣……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7] 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1376—1377“炎上”指火德，“烈精”形容火德之盛。《典引》篇还说：“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溯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7] 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1380在五德终始的架构中，班固把汉德推扬到极高的境界。《典引》篇甚至说：“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7] 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1381以为汉家历代天子，其德可臣彼古代帝后，其功可君彼古代百王，其荣照耀宇宙，其尊无有匹敌。对本文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班固持守的这种五德终始说，乃是把两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的，从高祖刘邦到世祖刘秀，从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到显宗明帝，并不刻意去做区隔。
《两都赋》有与五德终始说一致的内容，比如说刘秀“系唐统，接汉绪”等，可班固这里定位汉德，明显有另外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把批判西汉政教伦理作为起点。赋中西都宾代表西土耆老，极力铺陈西都长安四周崇山峻岭之险要，川隈土壤之肥沃，宫室建筑之宏伟华丽，天子射猎娱乐之无与伦比等，而东都主人斥责他不懂“大汉之云为”：“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秦人”这个字眼不是说西都宾时间上属于秦，也不只是说他地域上属于秦之故地，而主要是说他持守的政教伦理取向属于秦。东都主人又批评道：“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汉德之根本不在于《易》、《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的字面上，而在于其精髓和现实的深刻融会中，故而西都宾虽颇识旧典，却无以知晓汉德的究竟。需要注意，西都宾铺陈的是西汉帝王的思考、作为以及西汉时期的一些社会观念，简单地说就是西汉政教伦理的诸多层面，所以东都主人对他的批评，实意味着班固对西汉政教伦理的批评(其间主要关涉社会上层，却不限于此)。在班固笔下，甚至连代表西土耆老的西都宾都直言西汉帝王的奢侈，所谓“……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西汉十二代帝王全在被批评之列，无一幸免。
《两都赋》所谓汉德，蕴含着班固矫正西汉政教伦理，为大汉重新定性和定位的企图，这跟把两汉捆绑在一起考量的汉德大不相同。班固认为，西汉政教伦理并非一无是处，其与“亡秦之毒螫”相反的恺悌和功德是不容抹煞的，故西都宾咏赞道：“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于祖宗，膏泽洽于黎庶。”可从总体上看，通过批评和矫正西汉政教伦理之弊，来确立大汉在政教伦理方面的特性(即所谓汉德)，才是《两都赋》的基本考量；而东汉光武帝、明帝的“建武之治，水平之事”，则充当了班固政教伦理的理想范式，因此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④ 该赋始终贯穿着这一根本取向，值得深思。
西都宾夸赞长安山川形势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奥区焉。”西都于地理方面，一则肥沃膏腴、物产丰富，一则深险易于攻守。这恰是西汉王朝建都长安的基本考虑。当初娄敬劝说高祖建都长安，云：“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8] 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2716然高祖左右大臣多主张都洛，留侯张良却支持娄敬，云：“雒阳……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8] 卷五十五《留侯世家》，2043—2044于是高帝即日定计西都关中。文帝时候，贾谊检讨秦的过失，也称道三秦地利云：“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9] 卷一《过秦》下，16可见西汉士大夫乃至天子，多认同利用长安地利来建都的理念。然班固笔下的东都主人却批评西都宾说：“子实秦人，……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又说：“子徒……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班固瞧不起守山河之险以为界的做法，以德致人，使天下归附如辐条凑集于车毂之上，才是他对朝廷的政教伦理期待，所谓“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诚能如是，东西崤山、函谷关等可以据守的险隘又有何用呢？因此，班固跟都秦派的根本分歧，不在山川地理本身，而在经营天下的根本政教伦理观念。对他来说，建都于洛阳意味着立国观念的巨大改变：回复道德，以德治天下。——以德治天下者不欲依凭险阻，这本是娄敬游说高祖时说过的意思：“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8] 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2715—2716“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的传统被西汉帝王否弃，班固却以此为建都洛阳的根本考量，这也是他对“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的一个基本认知，是他对汉德的最高期待。
西都宾铺陈西汉帝王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极其奢侈之欲。班固则强调，东汉帝王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宗旨在于“备制度”。尽管所做事情相同，可为了满足贪欲和为了持守制度，自有天壤之别。西汉帝王常常打击凌驾于法度之上的游侠。郭解的父亲任侠，凭勇力抑强扶弱，济助他人，于文帝时被诛灭；以豪侠闻名于江淮间的符离王孟，还有以豪侠出名的济南瞷氏、陈周膚，于景帝时被诛灭；郭解于武帝时被族诛。[2] 卷九十二《游侠传》，3700—3704然而游侠在某些道德品质方面合乎大众的期待，所以深得崇仰。洛阳大侠剧孟的母亲去世，自远方送丧者盖有千乘；郭解入关，关中贤士豪杰知与不知，闻声争交欢。[2] 卷九十二《游侠传》，3700太史公司马迁痛慨儒墨两大学派排摈游侠，使秦以前的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他称赞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8] 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3181可见在西汉人的伦理观念中，游侠得到了颇多的支持。西都宾咏赞西都人物，云：“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凸显了歆羡游侠的观念。可东都主人斥责道：“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依班固之见，游侠之行事作为不仅背离了法度，而且“犯义侵礼”，根本就“不入于道德”，跟践履法度、恭敬而有道德威仪的人哪可同日而语。司马迁说游侠之德有足多者焉，班固则力图使人们从观念上明确游侠对礼法和道德的背离，矫正人们歆慕游侠的错谬，引导百姓走向正道，因此《汉书·游侠传》云：“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他甚至认为游侠身被杀、宗被灭也并非不幸：“……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2] 卷九十二，3698—3699在对待游侠的问题上，东都主人再次以法度和道德压倒了西都宾。班固为汉德定性，处处都突出了对道德和法度的坚持。
西都宾夸赞长安的宫室建筑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尔乃正殿崔嵬，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荡而出
娑，洞枍诣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傈狡，犹愕眙而不敢阶。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棂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这些话是说：西汉宫室之规模乃仿照方的太微和圆的紫宫，华丽的门观高达天之半空，宏伟的未央宫建筑于龙首山上，材料珍贵，且极尽奇思妙想，仿佛应龙一般的房梁如虹霓高举，支撑在栋梁上的椽子如翅膀张开，……美玉雕刻成柱下的基础，金璧裁割为椽子头儿的瓦当，闪耀着浓艳的五色光泽，光彩夺目，形象鲜明；天子处理政务的前殿耸立如山，一层层构筑到极高的空中，经过骀荡宫娑宫，穿越枍诣宫天梁宫，飞檐上翘，屋角突出，其光辉竟能激射到太阳上，并由太阳反射回来；神明台文采斐然，屹然独立，偃蹇上升，超越云端，虹霓如同佩带萦绕于它的栋梁间，就连那轻捷勇猛之人都惊愕不已，不敢沿阶梯而上；人们攀登井幹楼还不到半腰，已经是头晕眼花，神志迷乱，放开栏杆，退后站立，如已经坠落而被留在空中，神魂恍然错愕，失去了常态，于是沿着回路下到低处……长安建筑之壮美奢华富丽堂皇，被西都宾铺陈得淋漓尽致。可东都主人却说：“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明帝时社会跟光武时候一样承平，于是在周成王所建洛邑旧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大，修建了东都，其宫阙宏伟高大，显赫庄严，光耀全国，统领八方，为天下之极则，庭院楼台虽光明奇美，却恰如其分：奢丽而不超越法度，节俭而不失乎礼制。东都主人强调的是东都虽有建造，却严格依循着礼法，惟此才是汉德之根本。
东都主人还对西都宾说：“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建章宫始建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周二十余里，宫殿台阁鳞次栉比，号称千门万户，其神明台、井幹楼等，是天子祭祀神仙的所在。甘泉宫是武帝扩展秦之林光宫而成，周回十九里。[10] 卷二，122—127，138其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置祭具以致天神。[8] 卷十二《孝武本纪》，458依东都主人之见，建章甘泉虽招待着神仙，却不足以跟东都的灵台和明堂相比。西都宾夸赞长安的苑囿池沼，云：“前唐中而后太液，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
。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崔崒，金石峥嵘……”唐中、太液为建章宫两大池沼，太液池在建章宫北，周回十顷，“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唐中池则在太液池南，周回十二里。[10] 卷四，264，261，266西都宾说其水广大如海，浩浩汤汤，然激荡着三座神山，其山高峻坚固，丛生的不死之药冬天都不凋零。可东都主人则说：永平之际，“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
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邹，谊合乎灵囿”——东都之苑囿池沼均以周文王等古代天子的灵囿和梁邹为楷模，不求奢华；又说：“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昆明池为武帝元狩三年(前120)所穿，周回四十里，池中复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10] 卷四，249—252但是它跟太液池一样，被东都表征道德之富的辟雍盖过去了。东都主人用洛阳统和天人的灵台和明堂，压倒了西汉的建章宫、甘泉宫，又用洛阳宣扬德化的辟雍，压倒了西汉的太液池、昆明池等鸟兽之囿。
辟雍、灵台和明堂是“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的凸显，也是班固所确立的汉德的核心表征。故东都主人盛赞永平之际，天下承平日久，天子“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三雍即辟雍、灵台和明堂，衮龙之法服殆即礼制规定的天子的龙袍。光武帝晚年初建三雍，明帝备三雍之教，是古代政教伦理的大事，屡屡为人称道。《后汉书·儒林列传上》云：“中元(光武帝年号)元年(56)，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7] 卷七十九上，2545—2546《肃宗孝章帝纪》载录有司奏言，称：“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昃，身御浣衣，食无兼珍。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僬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威灵广被，无思不服。以烝庶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7] 卷三，130—131《礼仪志上》也说：“明帝永平二年(59)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7] 志第四，3108《郭陈列传》载陈忠上疏汉安帝则说：“籍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贡，发于孝武；郊祀之礼，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备于显宗；大臣终丧，成乎陛下。”[7] 卷四十六，1561明帝备三雍之序，跟孝文帝耕籍田、孝武帝征孝廉以及元成二帝定郊祀之礼相提并论，可见其政教伦理意义之巨大。那么三雍之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班固何以屡屡拿它来压倒西汉长安的宫室苑囿池沼呢？建初四年(79)，汉章帝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对不同的意见亲自裁决，最后由班固写成了《白虎通德论》一书。其《辟雍》篇云：
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外圆者，欲使观者均平也。又欲言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也……
天子所以有灵台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辰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诗》云：“经始灵台。”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11] 卷六，259—264
辟雍、灵台和明堂凸显的是统和天人的道德教化。班固张扬三雍，以压倒西汉的宫室苑囿池沼，实际上是用更高的道德教化要求来矫正西汉政教伦理之弊，以重新定位汉德。
除此之外，西都宾还大力铺陈了西汉天子游猎之盛况，云：“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罘网连纮，笼山络野，列卒周帀，星罗云布……”东都主人则极力凸显东汉天子游猎之合乎法度、有所节制：“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四
》，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舆乃出。……乐不极盘，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渫。先驱复路，属车案节……”显然，提升儒家经术对政教伦理的根基作用，是班固确立汉德的立足点。
以上就是《两都赋》的主体内容及其内在的逻辑对应关系。在班固看来，西都宾所铺张的每一个方面，都显示了西汉政教伦理的流弊，所以他总是受到东都主人的痛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暗示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在某些根本点上，西汉之政教伦理跟秦并无二致。惟其如此，代表他立场的东都主人才会责备极力铺陈西都地理人物、宫室苑囿以及天子娱游射猎的西都宾，说他是秦昭王秦襄王秦始皇的同调，不懂得“大汉之云为”，才会把西汉天子穷奢极侈的建章、甘泉跟秦的阿房宫相提并论，指责张扬长安宫室台观的西都宾是“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一方面，以西汉政教伦理和秦相比，班固肯定其恺悌和功德；另一方面，拿它和“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相比，班固强调西汉只是亡秦的延续。晋人司马彪似乎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了：“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
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7] 志第三十《舆服下》，3662依班固看来，西汉帝王在某些本质上还是承秦故，根本没有建起汉之为汉的特性；作为汉朝独特表征的汉德，其根本应是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为理想范式的道德教化和礼法制度。这些思考，突破了五德终始说的传统框架，显示了思想建构的勇气。
三、《两都赋》对汉赋汉文的定性
班固不仅要确立汉德，而且要予汉赋汉文以定性。如上所述，他确立汉德，基础是矫正西汉政教伦理的偏弊。他予汉赋汉文以定性，基础则是矫正西汉赋和文的偏弊，本文将主要从赋这一方面来谈。在《两都赋》前半，西都宾铺陈长安四周山川土地的险要膏腴、长安的盛丽饶富、宫室台观的高大壮伟，以及西汉帝王校猎娱游的壮观侈靡。在其后半，东都主人批评西都宾，说大汉开国皇帝定都长安，乃“计不得以已”，你侈陈“后嗣之末造”，盛称武帝、成帝诸后代帝王之事，实在太昏昧了；又说他“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从文章写作方面来看，这一批评也是意味深长的。西都宾铺陈的内容及其做派可说是西汉大赋的代表，基本上对应着《七发》、《天子游猎赋》、《甘泉赋》等作品中那喧宾夺主的反的一面，所以对西都宾的批评就意味着对西汉大赋的批评。而从东都主人的批评中隐约可见，在班固看来，西汉大赋依然张扬着秦的政教伦理，其铺彩摛文属秦而非属汉，就是说，西汉赋家没有确立汉赋作为汉代文章的特性。
那么，班固对汉赋又有什么定性呢？在《两都赋》末尾，东都主人授西都宾五首诗歌，即《明堂》、《辟雍》、《灵台》、《宝鼎》和《白雉》。西都宾称赞说：“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这一评判非常重要，需注意以下三点：其一，尽管“义正”、“事实”两句只是就五篇诗歌而言的，但揆度班固的本意，它所适应的文章体式并不限于诗，还包括文和赋。班固本人以及他作为参照对象的扬雄和司马相如都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诗作，若仅就诗歌方面做这种比较，毫无实际意义。其二，两句话参互成文，其意思可以理解为“义正乎扬雄相如，事实乎扬雄相如”，并不包含扬雄义不正但事实、相如事不实但义正的意思，两人的赋作都有义不正、事不实的毛病。《汉书·司马相如传上》评论《天子游猎赋》云：“亡是公言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云梦所有甚众，侈靡多过其实，且非义理所止”[2] 卷五十七上，2575，这一批评便包含着事不实、义不正两面。其三，司马相如和扬雄是汉赋数一数二的大家，班固为自己确立了超越这两位前辈的标准，就是义比其作品正，事比其作品实。然而从汉赋汉文的整个领域内看，班固在写作上追求义正和事实的比照对象又不限于扬马，毋宁说是西汉文学的全部主流作家，包括司马迁等。要之，义正和事实就是班固为汉代文章包括汉赋确立的特性。
究竟符合什么标准才算义正呢？班固的父亲班彪尝批评司马迁云：“迁……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7] 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1325班固则批评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 卷六十二《司马迁传》，2737—2738这些批评的合理性我们暂且不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班固所谓义正，意味着皈依五经之法言、圣人之是非。以此为圭臬来为汉赋汉文定性虽然有时代的必然性，却有着十分独特的历史意义。就政教伦理取向而言，《七发》呈现出诸子杂糅的状态，《天子游猎赋》基本上立足于五经和儒术，扬雄的赋对五经和儒术有更强烈的坚持，但由于西汉大赋具有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相关赋家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教伦理追求。《两都赋》就大不相同了。该赋全篇内容是东都主人用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为理想范式、以五经和儒术为根基的道德教化和礼法制度，全面压倒西都宾对西汉都城、山川、人物、宫室苑囿、游猎娱乐的铺陈和张扬，表征着赋家政教伦理追求在文本实际构成及功效方面终于占据了上风。这是汉赋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变。
当然，班固对西汉赋作没有一竿子打倒。《两都赋序》曾称武帝、宣帝、成帝时著作繁盛，使“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可班固同时又把赋的功能明确界定在“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之上，把赋定位为“《雅》《颂》之亚”；——通过把赋的本质定位在根基于儒家经术的政教伦理层面上，班固期求高扬其规范和引导世俗社会的功能，以节制赋家竞于使人不能加的审美追求，使大赋回到以美刺为宗旨的“丽以则”的《诗经》学本位上来。这是对西汉大赋传统的矫正和补充。《两都赋》的立足点确在通讽喻、尽忠孝两点。它颂扬光武帝、明帝之德，几乎无以复加；它借批评西汉帝王来传达关乎天子的政教伦理主题，也几乎无以复加。这些都体现了对义正的追求。而前文所论列的《两都赋》的主体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对应关系，无不贯穿着对义正的追求，都是对这一撰著宗旨的实践和体现。
另外，虚诞本是西汉大赋很普遍的一个特点，而班固为汉赋定性的又一个标准却是事实。《两都赋》载录了如此之多的历史材料，令人惊讶。其所写西汉长安的地理、人物、城池、苑囿、台观、宫室等，信而有征。比如西都宾说，长安有太华山(按在长安以东)、秦岭(按在长安以南)、终南山(按为秦岭之一段)，其西有陇首(按为陇山之东端)、褒斜(按为古道路)，其北有龙首山，其东有函谷关以及东西崤山，其水有沣水(按在长安西南)、灞水(按在长安东南)以及溃渭洞河的通沟大漕(按在长安以东)，其渠有郑国渠、白渠(按在长安以北)；长安城四面有十二座城门(按南面有西安门、安门、覆盎门，东面有霸城门、清明门、宣平门，北面有洛城门、厨城门、横门，西面有雍门、直城门、章城门)，每一面有三条进入都城的平正宽广的道路；城内有九市(按六市在横门大街西，三市在横门大街东)；其主要宫室有未央宫(按在西南部)、桂宫(按在未央宫北)、长乐宫(按在未央宫东)、明光宫(按在长乐宫北)，另外有清凉殿、宣温殿、长年殿、金华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按在未央宫)，还有神仙殿(按在长乐宫)；其后妃之室有椒房殿、合欢殿、增成殿、安处殿、常宁殿、茝若殿、椒风殿，披香殿、发越殿、兰林殿、蕙草殿、鸳鸯殿、飞翔殿(按在未央宫)；其天禄阁、石渠阁典藏秘书，其承明殿、金马门为著述之庭；其苑囿有上林苑(按在长安城西)，苑内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按有建章、承光等十一宫，又有平乐、茧馆等二十五)，又有浩若河汉的昆明池，还有上兰观、豫章观等，昆明池中有牛郎织女二石人；建章宫内有栖立着金雀亦即铜凤凰的凤阙(按在宫东)，又有高耸的别风阙(按在东南)，其骀荡宫、娑宫、枍诣宫、天梁宫飞檐上反，金碧辉煌，其神明台、井幹楼高耸入云(均高五十余丈，西汉一丈约为2.3米)；其太液、唐中池广大浩淼，太液池中则有瀛洲、方壶、蓬莱三山；另外还有甘泉宫(按在长安北)等。这些山川建筑等，均有案可查。
《两都赋》还写了不少历史事件，比如：西都宾说，高祖建都关中，乃是“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按高祖五年(前202)，娄敬进言高祖“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称此举为“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高祖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洛阳。高祖疑而未决。及留侯张良赞同娄敬，明言入关便，高祖即日决计西都关中，拜娄敬为郎中，赐姓刘氏，号为奉春君。事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8] 卷九十九，2716—2717东都主人说，萧何度势权宜，以拓展长安的宫室制度。按高祖八年(前199)东击韩王信残余反寇，“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事见《史记·高祖本纪》。[8] 卷八，385—386耐人寻味的是，西汉赋家竞于使人不能加，与萧何“无令后世有以加”，恰好是异曲同工。西都宾说，萧何、曹参、魏相、陃吉谋谟于朝廷之上，垂统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令百姓作“画一”之歌。按《汉书·魏相丙吉传》赞曰：“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虖哉！”[2] 卷七十四，3151《萧何曹参传》记曹参死后，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2] 卷三十九，2021《两都赋》于西汉唯极力推扬萧、曹、魏、邴任相时的政教伦理，跟《汉书》完全一致。西都宾说，方士少翁拜为文成将军，栾大拜为五利将军，许诺为天子致神物，然怪诞不验，最终被诛。按其事可证以《史记·孝武本纪》。[8] 卷十二，458，462—471西都宾说，杜陵、霸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等地涌现了“七相五公”。按此说非虚。丞相车千秋为长陵人，黄霸、王商并为杜陵人，韦贤、平当、魏相、王嘉并为平陵人。田蚡为太尉，为长陵人；张安世为大司马，朱博为司空，并为杜陵人；平晏为司徒，韦赏为大司马，并为平陵人等。西都宾说西汉朝廷挑选官吏、豪强及经商致富者三等人迁往诸陵，以充奉陵邑，强干弱枝。按《汉书·地理志下》：“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2] 卷二十八下，1642西都宾说王褒、扬雄尝颂叹甘泉宫。按二人曾分别作《甘泉颂》、《甘泉赋》。西都宾说上林苑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等殊方异类。按宣帝神爵元年(前61)诏云“九真献奇兽”，见《汉书·宣帝纪》，颜注引晋灼曰：“《汉注》驹形，麟色，牛角，仁而爱人”[2] 卷八，259—260；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见《汉书·武帝纪》[2] 卷六，202；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见《汉书·王莽传上》[2] 卷九十九上，4077；条支东与安息接，国临西海，有大鸟，其卵如瓮，武帝时安息国发使来献，见《汉书·西域传上》[2] 卷九十六，3888—3890、《史记·大宛列传》，[8] 卷一百二十三，3163以及《后汉书·班彪列传上》李贤等注[7] 卷四十上，1340。西都宾说西汉天子娱游讲武，令长安以南的百姓起鸟驱兽，天子登长杨宫长杨榭观三军之杀获。按《汉书·扬雄传》载，成帝“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2] 卷八二七下，3557，西都宾所谓“起鸟驱兽”殆与此类。又《三辅黄图》卷五《台榭》：“长杨榭，在长杨宫。秋冬较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10] 290西都宾说“后宫之号，十有四位”。按《汉书·外戚传上》，天子夫人之号有十四等，即昭仪、倢伃、娙娥、傛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十三等，外加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一等。[2] 卷九十七上，3935西都宾又说成帝赵昭仪所居昭阳舍，壁带往往为黄金
函蓝田璧，饰之以明珠、翠羽。按此事可证以《汉书·外戚列传下》：“皇后(赵飞燕)既立，后宠少衰，而弟(赵合德)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2] 卷九十七下，3989壁带即壁中露出的像带一样的横木，乃壁带上的环形金属饰物。西都宾还说西汉朝廷“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按汉时课士分甲科乙科等。《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晁错者，……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史记索隐》引《汉旧仪》：“太常博士弟子试射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8] 卷一百一，2745《汉书·儒林传》：“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2] 卷八十八，3596至于“群百郡之廉孝”一事，《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2] 卷六，160所谓“百郡”乃举其全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有郡国一百零九，平帝元始二年(2)则有一百零三。显然，西都宾所说的上述人物事件均可征信。
而东都主人所说光武帝、明帝诸事，亦往往有历史的依据，比如说：“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圣皇乃……赫尔发愤，……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这是指王莽作乱，刘秀以雷霆万钧之势于昆阳击灭其主力，登基于高邑，建都于洛阳，事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上》。[7] 卷一上，5—22东都主人又说明帝“绥哀牢，开永昌”。按永平十二年(69)，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事见《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7] 卷二，114东都主人还说，光武帝、明帝时期，“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此事可证以《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7] 卷七十九下，2588其中庠序、横塾均指学校，精庐亦为读书讲学之所。
从现代学术立场上看，《两都赋》不论是观念还是实际，都贯穿着一种自觉的史学追求，上述例子便是很好的说明。扬雄《长杨赋》尝涉及一些史实，诸如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建帝业，文帝躬服节俭，武帝用兵四夷等，杜笃《论都赋》铺叙的事实要更多一些，而《两都赋》毫无疑问是后来居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自觉地把“事实”当作为汉赋汉文定性、定位的根本，当作一个根本准则来实践，以矫正西汉大赋的虚诞之风。通观《两都赋》，只有几个片断显得有一点虚诞。例如，西都宾铺陈西汉天子射猎娱游时，提到“许少施巧，秦成力折”，东都主人铺陈明帝蒐狩讲武时，提到“游基发射，范氏施御”。许少、秦成均为古代勇士，游基即养游基，春秋时楚国善射者，据说可百步穿杨，范氏是古代有名的驭手。又如东都宾说明帝蒐狩讲武时，“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铤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戈矛高入云霄、旗帜触及云霓擦过青天之类的想像，是汉赋常有的夸诞之笔；山神保护于野、四方之神驾车随从、雨师洒道、风伯清尘之类的想像，则曾依稀出现在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作中，如《大人赋》云：“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摇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长离而后矞皇。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跸御兮，清气氛而后行。屯余车而万乘兮，
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灵圉为神仙的总称，五帝即东南西北及中央之帝，大壹即天神泰壹，陵阳即仙人陵阳子明，玄冥、黔雷、长离、矞皇、祝融、勾芒俱为神，伯侨、羡门俱为仙)，《校猎赋》云：“立历天之旂，曳捎星之旃。辟历列缺，吐火施鞭。……飞廉、云师，吸嗅
率，鳞罗布列，攒以龙翰”(飞廉即风伯)。要之《两都赋》对虚诞之事的仰赖，根本无法望西汉赋作之项背；它并不排斥铺陈和夸饰，但那是紧紧把握了事实前提下的铺陈和夸饰，它对极致状态、巅峰体验的追求是在现实框架上实现的。
《两都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它以“义正”为本，大力强化了政教伦理追求，用以“五经之法言……圣人之是非”为根基、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为理想范式的道德教化和礼法制度，全面压倒了西汉大赋的主体内容和基本追求；一方面它以“事实”为本，大力限制了大赋竞于使人不能加的审美追求，抑止了其夸诞不实的取向。惟此之故，它基本化解了赋家政教伦理追求及审美追求间的紧张矛盾状态，化解了大赋原有的结构性缺失，使赋家的政教伦理功能得以实现，使大赋真正具有了汉文的特性。其实，义正与事实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两面。义正意味着对五经之法言、圣人之是非的依循，而事实也有同样的意味。班固《离骚序》批评屈原，说他“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12] 卷二十五，250；既然“虚无”不符合“法度”和“经义”，则跟“虚无”相对的“事实”自然就有合乎“法度”和“经义”的意味了。
《两都赋》既凸显了班固以矫正西汉政教伦理之弊为前提定位汉德的基本思考，又凸显了他以批评西汉文章为前提为汉赋、汉文定位的考量和自觉实践(二者有共同的依归，对汉德的张扬恰是义正原则的彰显)。尽管人们常把贾谊的政论、司马迁的史传、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看成汉文的表征，可这些作家并没有像班固那样高度自觉地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为汉文定性；尽管文学史家对班固的关注远远少于这几位作家，可真正具有汉文特性的却是班固的作品。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太史公文与楚、汉间文相近”；“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若董江都、刘中垒，乃汉文本色也”；“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13] 卷一《文概》，59—62汉文的真正代表者是董、匡、刘、班诸家，但应首推班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为董、刘诸家无法比拟，而且是因为他有为汉德、汉文定性的思想和实践。在确立汉德和汉文的特性方面，两司马等为世人瞩目的作家无法跟班固相比。《两都赋》在汉赋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如《汉书》在汉文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样。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突出贾谊、两司马而相对漠视班固，跟他们偏执现代的文学观念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只是借助贾谊、两司马强调了自己在文学观念方面持守的那些要素，并没有如实地呈现汉文的历史。
注释：
①本文凡引用汉赋，主要依据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注省。
②《庄子·天道》篇：“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
③这种学说包含着相克、相生等诸多异同和变化，本文不作详细的耙梳，其详可参阅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见《古史辨》第五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
④古代崇尚“建武之治，永平之事”者颇多，《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称“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