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强国之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强国论文,之梦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以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构成开端，整个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苦难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与探索史。综观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历史，多少爱国人士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共识下，有感于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并以各自的理论主张及其躬身实践，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强国之梦；但这些美梦却旋起旋灭，无一能得到实现，在中华民族经济历尽坎坷、终于全面腾飞的今天，简略回顾这一历史道路，无疑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贫穷孱弱，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后工商业发达的西方列强形成巨大反差。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对海外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剥削和奴役的过程。因此，当亚洲、非洲、美洲、澳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沦为西方殖民地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的中国，便成为他们虎视鹰瞵、竞相争夺的对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始而利用鸦片贸易劫掠中国财富，继而通过发动鸦片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咎在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而且还在于中英军事技术力量对比悬殊。英国侵略者以区区48艘兵舰和10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队横扫东南沿海、直逼大沽海口这一严峻事实，促使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抵抗派人士，率先提出了发展中国军事工业的设想，以期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如林则徐在广东备战时，曾组织人员大量翻译海外书报，了解西方情况以及有关欧式大炮的制造和应用知识，并购置了一批洋炮加以研究；他多次向道光皇帝上书，建议效法西方，建立一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新式水军，以抵御英国兵舰的侵略。魏源则更是鲜明地提出了“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命题，建议在广东设立造船厂和火药局，聘请法、美两国技师来华指导制造工艺和传授使用方法，并积极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免因仰仗洋人而受其牵制。
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主要停留在改变中西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考虑问题，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但在清代中叶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中国社会，这种学习西方的政治主张，则不失为一种开阔的胸襟和理智的思考。倘能付诸实践，尽管难以导致国家的真正强盛，也绝不至于在后来的御侮战争中屡受欺凌。然而，清朝统治阶级雨过忘雷，不思进取，“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海疆之事，转喉触讳”（无名氏《软尘私议》）。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不仅未被清政府采纳，他们反而因触怒主和派而遭到贬谪。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因军费开支和战后赔款陷入财政危机，加重了对国内人民的榨取。外敌入侵下内政苛虐，终于引爆了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主的全国性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并未摆脱旧式农民起义的范畴，农民军所要求建立的只是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在世界进步潮流的冲击下，太平天国后期领袖集团曾采纳洪仁玕建议，颁发过《资政新篇》革新政纲，在经济上提出效法西洋，兴办工厂、矿山、铁路、银行、火船、汽船，鼓励私人投资和创造发明，以及与西方国家自由通商，平等交往，但不许外人干预内政等方案，旨在将中国变成一个工商业发达，能战能守，“与番人并雄”的富强国家。
《资政新篇》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它在注意军事建设的同时，侧重强调发展民用工业，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使中国变成“富智之邦”。这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的强国方案，较之单纯在军事方面“师夷制夷”的主张显然高出一筹，它反映了太平天国有识之士的政治远见与开拓进取精神。《资政新篇》的资本主义理想虽然超越了农民军夺取土地的要求及其平均主义愿望，但从洪秀全等人对《资政新篇》的赞同来看，倘若有和平环境加以试验推广，亦有可能被人们逐渐接受。然而因当时战争环境严酷，《资政新篇》所制订的各项政策始终未曾实行，随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洪仁玕等人的强国设想也就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烽火尚未熄灭，英法侵略者又寻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促使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人士图强自救，他们在“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采西学，制洋器”，开始了以制器练兵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早期洋务运动以“求强”相标榜，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官办军事工业；后来，由于大批军事工业的兴建带来了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洋务派又基于“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这一认识，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变“师夷制夷”思潮的坐而论道为起而躬行，首次充当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载体，它所创办的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为后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洋务派的“富国强兵”口号融合了林则徐、魏源发展军事工业与洪仁玕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并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接受，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近代西方的强盛，得助于社会制度、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俗习惯各方面的革新与进步。洋务派在政治上抱残守缺，企图通过孤立的、亦步亦趋地仿效西方的“声光化电”求强求富，藉以维护和巩固清王朝“修齐治平”的封建统治。这种离开整体环境的皮毛改革，内耗于吏治腐败、管理混乱，外受洋人技术力量牵制，弊端丛生，收效甚微。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一役，洋务运动外强中干的本质初露端倪；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神话最终破灭。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也就偃旗息鼓，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暗淡陈迹。
从19世纪70年代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民用工业，突破帝国主义殖民经济与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桎梏开始踽踽起步。甲午战争前夕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纺织、面粉、火柴、造纸、印刷及采矿业方面，如方举赞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立的继昌隆缫丝厂，徐润和徐鸿复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等等。这一时期的民办工业特点是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根本不能同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投资、并享有清政府特权保护的企业竞争，因而处境困难，难以获得充分发展。到1894年，中国的民族资本总额仅722.5万银元，而同一时期的官僚资本达2796.5万银元，外国资本则达5433.5万银元（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方列强援用中日《马关条约》条款，以利益均沾为借口，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门户开放”。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着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并由此催生出1894-1898年间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刷新内政，抵御外侮”的滚滚思潮，终于淹没了“中体西用”的洋务余波。维新派在积极宣传政治改良、倡导君主立宪的同时，也针对中国贫弱交困的社会现状以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无孔不入的危急情况，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如康有为认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通之法，富国为先”（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的官办、官督商办等经营形式，认为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由国家经营外，其它一切工商业均应听任民间自由经营，并由国家在培养人才、供给技术资料、减轻捐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帮助。康有为特别重视工业，认为工业不仅能富国强兵，还能使民众“日新日智”，因而主张将中国“定为工国”，通过发展民族工业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守旧、愚昧的局面，使中国走上“无敌于天下”的富强之路。梁启超更是将机器生产视为“富国第一义”，认为机器生产如纲执目，能带动各经济部门并行运转，因而也力倡“以工立国”，要求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近代工业化的产销轨道。
康有为、梁启超的经济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见解；另维新派能将改良政治作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大进步。但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环节互相依存，极为顽固，非暴力革命手段不足以促其解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很不成熟的状况下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几乎没有同封建势力进行过认真的较量，而迫在眉睫的求亡需求又使他们忽略了对封建势力的严峻斗争。维新派企图依靠傀儡皇帝的支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求变法图强，这种软弱的政治运动不啻与虎谋皮。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光绪帝被囚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而流于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被迫出逃国外，留下“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的深深遗恨。
在维新运动前后，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蝉蜕而出，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如光绪年间的状元张謇在1894年“大魁天下”之后，就没有凭借科举及第致身台阁，而是利用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弃官就商，创办新式企业。张謇把“振兴实业”看作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他说：“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根本在于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亡其本，不知其花与果将何附而自生？”（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针对当时中国纺织业与钢铁业在国际上的贸易逆差，先后力倡“棉铁主义”，主张重点发展棉铁工业。他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惨淡经营，先后办起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包括运输、货栈、机器修配乃至垦牧公司在内的二、三十个企业，成为清末士人经营实业比较成功的典范。
张謇关于实业地位的论述，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他所提倡的“棉铁主义”，也有利于消弱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但张謇的“实业救国”以回避政治革命为前提，他的一时成功得力于自己的状元身份，这种大海孤舟般的个人奋斗，于当时灾难深重、哀鸿遍野的中国社会并无多大裨益。况且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排挤与封建主义政治势力的掣肘，张謇的企业也经常陷于经费拮据、原料紧缺、产品滞销等困窘境地。辛亥革命后，张謇出任中华民国实业部长，他草拟了各种实业计划，幻想大展鸿图。但始而在经费上得不到袁世凯军阀政权的支持，继而又在贷款上受挫于英、日政府，致使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张謇近30年苦心创办的企业，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最终陷于失败。
在中国近代史上，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国理想推向高峰的，无疑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清末革命派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次将鸦片战争以来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理想，纳入改造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国家独立、人民民主、社会经济繁荣三方面予以整体考虑的。孙中山对发展实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但将这一问题看作“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而且认为这是使全国几亿人民摆脱贫穷困苦的关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怀着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为发展国民经济而制订了一个宏伟的《实业计划》，其中包括在中国南部、中部及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构成联接全国各地的六大铁路系统；修建全国公路网和内河水运网；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矿藏；发展各种轻重工业等。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具有远大的目光。孙中山这一计划的许多设想，包括他提出的修建长江三峡水电站的方案，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但孙中山当年却根本无法实施。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身弱点，清末革命派对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缺乏深刻认识，他们既低估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盘根错节，同时也低估了落后传统势力对新生事物的顽固抗拒。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误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两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因此，他将政权辞让给袁世凯后，即集中精力抓铁路协会，并着手制订《实业计划》，志在发展交通，开发矿藏，发展民族工商业。孙中山等人天真地相信中国经过一场社会革命后，只要着力推进工业近代化，就一定能赶上和超过西方列强，“执全球之牛耳”。但窃取中华民国政权的袁世凯及其党羽，实际上只是一批前清封建余孽，他们势衷于卖国求荣，残民以逞，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毫无兴趣可言。袁世凯败亡后，中央政权仍被北洋军阀操纵，各派地方军阀长年割据混战，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的强国理想，同样遭到无情幻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因忙于欧洲战事，减少了对华资本输出，加上国际上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大，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在1912年至1919年的八年中，民族资本兴办的工厂有470余家，资本近一亿银元，超过了以往40年的总和。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民族工商业生产的“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仍然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如当时的中国棉纺织业的产值虽已高达5000万银元，但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仍在一亿银元以上。况且外国商品只需缴纳5%的进口税与2.5%的子口税，即可行销全国；中国商品却要受到层层盘剥，部分商品所纳税额竟在其成本一倍以上（彭明《五四运动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又加紧了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在帝国主义低税率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加上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与横征暴敛，中国民族工商业繁荣期旋即结束，民族资本陷于长期萧条的境地，一般工厂都难逃亏累、负债、倒闭或被外商兼并的命运。从1921年到1927年，仅“纱厂之破产换主者”，即达“二十余厂”（《国闻周报·主要工业之哀鸣》）。“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这既是当年某位实业家破产后的绝望悲叹，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族工商业生产凋零残破、走投无路的生动写照。
“九·一八”事变后，在抵制日货、设厂自救的爱国主义浪潮推动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生产曾一度复兴，到1936年臻于鼎盛。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币制混乱，专营垄断，以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又阻遏了这一发展势头。直到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产值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经11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才仅仅积累起17%的近代工业经济，83%的经济成份仍然是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而在这17%的近代工业经济中，又有89%隶属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
综观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生产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其一、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肇始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需要，这种救亡图存、多难兴邦的经济实践，与近代西方单纯追逐个人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生产符合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发展需要，因此尽管其经营者的阶级属性与政治派别各异，但都具有爱国主义倾向和时代进步意义。
其二、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吸取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勇于摆脱“夷夏之辨”的陈腐说教与盲目排外的封闭心理，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胸襟与穷则思变、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基调。这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生产从无到有、屡仆屡起的力量所在。
其三、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理论和实践，从林则徐、魏源的发展军事工业，到洪仁玕的发展民用工业，到洋务派、维新派的富国强兵口号，再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近代的实业家们尽管认识高下不一，但大都觉察到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综合国力在抵御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中的关键作用。他们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来中华民族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并终于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基础和一定的物质基础。
其四、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国之梦。这些梦想家们不乏信心，不乏勇气，不乏开放的胸襟，不乏埋头苦干的精神，有的还不乏远大的目光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但结果却一一遭到失败。究其原因，除了梦想家们本身的失误之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不能提供振兴国民经济的社会政治条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生产步履维艰，无法获得长足发展。
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生产的停滞和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即一个国家若想发展民族经济，求得自身的富强，首先就必须创造有利于振兴国民经济的社会政治条件。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国近代的实业家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依存关系缺乏理性认识，他们试图在不改变社会制度、或者略略改良社会制度、或者虽然改变社会制度但却并不彻底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强调并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结果，他们依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所创办的近代企业，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动乱、民生凋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层层夹击的整体环境中，只能落下菟丝附麻或淮北种桔之类的悲剧命运！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想要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破灭，乃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20世纪初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曾热情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国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孙中山先生的美好愿望，正在我们伟大祖国逐渐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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