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隋唐五代史研究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史研究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接近世纪末的唐史研究是以研究者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成果的丰硕为其特点的。1998年11月18～23日，在陕西西安市及扶风县召开了’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唐史年会，参加者有各界人士300余人， 提交论文150余篇，是历届年会论文数量最多、质量较高的一次， 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成为世纪末总结性和继往开来的盛会。
在学界不断创新的基础上，本年度又出现了30余部各具特色的专著、论文集，它们是：1.黄永年《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3.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5.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6.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7.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8.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9.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0.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1.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2.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4.《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磬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以下简称《韩》，厦门大学出版社）15.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集》十六（以下简称《魏》，武汉大学出版社）16.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陈》（新疆人民出版社）17.赵守俨遗著《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8.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李锦绣《唐代制度史述略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2.韩昇《隋文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3.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4.宋大川《唐代教育体制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5.赵文润、 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6.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27.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8.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同上）29.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同上）30.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31.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32.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33、34.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3、4辑（中华书局）
此外，集众多学者之力的《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问世是唐史和敦煌学界的大事，《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也已在年内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由于世纪之交的迫近，唐史学会拟对百年学术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评价，综述性的回顾文章开始陆续发表。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第1 期）与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第2期）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 郝文以三个阶段动态地展示了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以唐史为主）的全面成果及发展进程，并对敦煌学认识有待提高的方面作了理论性的概括。荣文也自清朝中后期西北舆地之学开始，总结了包括隋唐五代在内的西域史从研究起步到80年代迅猛发展的过程和成就。同年还有李斌城、牛来颖《1997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1期），陈俊强、张文昌、赖良俊《1950年以来台湾地区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下）（《唐史论丛》七）等文，均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信息。
本年各类专题论文，总计超过500篇。 现仅就笔者所见重点介绍如下。
一、政治史研究
1.政治事件与人物。政治史研究中，对于隋及唐初政治及人物的讨论仍引起较多关注。杨翠微《隋文帝以隋代周》（《齐鲁学刊》第3 期）一文从周宣帝在位前后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出发，探讨了隋文帝以隋代周的过程及原因。王光照《隋文献皇后与开皇世政治》（《中国史研究》第4期）以隋初政治的风云人物文献独孤皇后为中心， 研讨周隋之际皇室联姻的种族、地缘关系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特征，从而对诸如中宫妒妨、易储等问题提出别具新意的解释。韩昇《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厦门大学学报》第2 期）和《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学术月刊》第9 期）分别探讨了隋文帝在平陈和镇压南方地方豪族的反隋斗争后，对南方采取的怀柔政策，以及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用人方式。
本年研究唐高祖的文章有王荣全《有关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七）和刘蓬春《唐高祖私许易储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关于武德之际李渊、 李世民父子及兄弟间的宫廷喋血，刘蓬春《“玄武门之变”伏兵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具体讨论了事变的伏兵地点和人数问题。王素、 邵干才《玄武门之变真相》（《文史知识》第3期）认为晋阳起兵首谋为李世民， 对《大唐创业起居注》所以归功李渊提出新的解释，并认为玄武门之变祸首为李渊。杜文玉《从唐初官制看李世民夺位的基本条件》（《唐史论丛》七）从李世民所兼各类官职分析他占有军事、人才优势，并论述了他控制中枢决策权和拥有中央地方权势的事实。刘进宝《常何与隋末唐初政治》（《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常何归附瓦岗军及降唐平刘黑闼，以及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作了进一步探索。他的《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第1 期）讨论了“征东夷”的问对与唐太宗父子面临攻高丽困境的关系。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 期）将北周、隋、唐初三个时期的士族政策进行了比较。本年研究唐太宗的文章还有雷戈《唐太宗的政治哲学述略》（《北方论丛》第3期）、 许辉《唐太宗的人才思想述论》（《学海》第3期）等近十篇。
本年出版了《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全书收载文章37篇，涉及武则天家世、称帝、年号、朝廷政治、心理品质、礼仪、建都、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其中，梁恒唐《谈武氏家族的起源和繁衍》讨论了武氏家族的起源、迁徙及在文水县的兴衰。黄正建《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猜测》根据杨则墓志和其它史料，提出武则天的外家并非隋代宗室。王鸿宾、胡春英《关于〈风峪石经〉中的武周改字和武则天时期的佛典翻译》与李方《关于〈风峪石经〉中的监护官员——兼论唐前期写经使及判官》是关于武周时“风峪石经”的专门研究。除论集外，宁志新《武则天时代政治风气剖析》（《韩》），刘矩、刘鸿雁《武则天是成功者吗》（《社会科学战线》第5 期）与赵澜《武则天时期的礼仪与政治》（《福建学刊》第2期）等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朱长文《〈唐登州司马王庆墓志〉所见唐前期山东半岛若干史事》（《魏》）则利用王庆墓志，论述了山东半岛在高宗武则天之际战争中作为海上运输基地的作用。
讨论玄肃之际政争的文章有任士英《唐玄宗传位史实辨析》（《人文杂志》第5 期）。刘玉峰《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文史哲》第4 期）认为，朋党之争均属派别之争而非士庶之争。刘学沛《李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韩》）讨论了两《唐书·李泌传》的资料来源，以及李泌的政绩、与道教关系等。郑学檬《〈旧唐书·裴度传〉注释札记》（《韩》）指出《裴度传》是中唐大事记，笺释了裴度出使魏博、于私第见客等事，对裴度邀功说提出质疑，并从朝谒应对礼仪上分析了裴度提出“藩镇不合议军国事”的原因。卞孝萱《罗隐〈说石烈士〉发微》（《韩》）通过对罗隐《说石烈士》一文的分析，考察裴度平淮西的背景，认为韩愈《平淮西碑》的被毁是李逢吉、皇甫镈内外勾结陷害裴度的结果。罗隐之文，反映了唐代举子不正当的行卷纳卷之风。本年与政治人物事迹有关的文章还有刘瑞、穆晓军《唐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考释》（《唐研究》四）、杨秀清《曹议金执政臆谈》（《敦煌研究》第3期）、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陈》（《敦煌学辑刊》第2期）等。
2.政治制度。制度史的研究，近年取得深入进展。李锦绣《唐代制度史述略稿》是作者关于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成果，内中篇章涉及职官、教育、军事和交通、社会制度等，多为前人所未论。她的《唐代视品官制初探》（《中国史研究》第3期）依据敦煌文书及其它史料， 对以往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唐代视品官名称、选授、产生及消亡作了探索，认为视品官在开元以后的废止体现了汉魏以来贵族政治时代的结束，反映中国无论从官制演变还是社会变革均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艾冲《隋代总管府制的发展与废止》（《唐都学刊》第4 期）讨论了隋代总管府开皇仁寿中作为地方行政最高权力机构集权性的管理模式及其发展、废止的过程和原因。赦松枝《汉唐时期尚书省的演变》和任士英《略论唐代三省体制下的尚书省及其变化》（分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3期）均讨论了唐代尚书省的特点及变化。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中国史研究》第3期）从唐代宦官专权及政治中枢演化的角度， 考察了枢密使的建置始末、职权及其权力发展原因、与神策中尉的关系等。认为唐后期处于宦官集团权力颠峰的枢密使，已与宰相、翰林学士共同构成新的政治中枢，取代了原三省的格局。胡沧泽《唐代的御史台及其变化》（《韩》）指出玄宗时御史机构及规定已用法典形式固定下来。安史乱后，因地方节帅兼宪衔、使职出现及宦官权势，御史台职权削弱，其变化与唐王朝盛衰基本一致。李方《唐代西州勾官编年考证——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之三》（《敦煌吐鲁番研究》三）对文书中所见西州勾官姓名、职务按年代作了排比分析。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考察了押牙（衙）一职的名称、来源和职权。此外顾吉辰《敦煌文献职官结衔考释》、杨秀清《试论金山国的有关政治制度》也对唐代官制进行了探索（并见《敦煌学辑刊》第2期）。
唐代科举兴盛，仍继续引起研究者的思索。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中国史研究》第1 期）具体考察了唐代科举制度科目设置、考试放榜过程的演变，以及在考生来源、考试风气、授官状况方面的变化及制举情况。李锦绣《唐代教育史中的几个问题》（《文史》第44辑）从唐代的教育体制出发，研究了唐代国学中“大成”的设置，以及礼学在德宗朝列为举选科目，和书法教育在唐代深得重视等问题。侯力《关于晚唐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第4 期）和《唐代家学与科举应试》（《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1 期）是作者关于科举制度的系列研究。前者指出晚唐科举依然承继中唐脉络，其“殿试”首创，以及“敕赐及第”、“恩科”等变化，对宋代以降科举有很大影响；后者阐述了唐代家学与应试教育的互动关系。刘海峰《“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韩》）探讨了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礼制研究是近年新拓展的领域。姜伯勤《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韩》）详细考察了文宗时宰相王涯整备“礼”与“令”的背景、内容，及其与甘露之变的关系，指出王涯改革限制藩镇、内使诸司及神策军宦官权势的意义，认为其继续保持礼令权威的思想是文宗抑制节度使革新政治的产物。高明士《隋唐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唐研究》四）认为礼为政教之本，唐代礼典有其现行性，但权威性则依附在古典礼经与当代律令上。皇帝的敕格优于当代礼典，通过教育与法制研究，可具体掌握专制皇权中礼律的本质。任爽《唐代礼制论略》（《史学集刊》第1 期）与《礼乐制度与唐代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发展》（《求是学刊》第4期）两文宏观论述了唐朝礼制的历史地位和礼制与唐代政治、 社会及文化的关系。盖金伟《唐代郊祀制度初论》（《新疆师大学报》第3期）从郊祀制度趋于完美化的社会政治、礼乐和宗教环境入手， 分析了其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影响。
3.法律。官吏的犯罪及处罚是唐朝法律的重要内容。谢元鲁《唐代官吏的贬谪流放与赦免》（《韩》）考察了官吏得罪皇帝或政治斗争失败及犯罪流贬的具体情况。张艳云《唐代左降官与流人异同辨析》（《唐史论丛》七）指出，“左降官”与“流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章比较了两者配往地点、量移和发遣时限、活动范围等方面的差别。周东平《略论唐代的“坐赃”》（《韩》）具体讨论了唐律中广、狭二义坐赃的概念。认为二义的混用，反映了传统法律文化在人们心目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刘毅然《唐代惩治受贿罪研究》（《晋阳学刊》第4 期）研究了唐律中关于受贿罪的立法规定及特点。
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略》（《史学集刊》第1 期）分析了唐代司法制度的组成、程序，以及保障等级特权、司法权不独立等特点。本年研究法律制度的文章还有李春凌《略论贞观年间法制的几个特点》（《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 沈宁英《唐代律令中的贱民略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等。此外， 程喜霖《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魏》）论述了西汉过所形成，唐代过所从发展完善到被公验完全取代的过程，认为中日过所在功能、内容、形式上大同小异。
4.军事。朔方军的建立关系到唐政权的生存和稳定。李鸿宾《羁縻府州与唐朝朔方军的成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 期）论述羁縻府州与朔方军的建置和关系，指出朔方军的建立是对羁縻府州的替代，预示着唐廷以军事手段取代行政羁縻政策的变化。他的《朔方军的建置发展与胡兵蕃将》（《北大史学》5）一文， 认为朔方军因吸收蕃落势力，军内形成蕃汉两大系统，是造成朔方军强盛的根源。
沙知《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唐军府名掇拾》（《敦煌学辑刊》第1期）则是在前人基础上，将增补汇集的74军府分道逐一作了考释。孙继民《〈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杂识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三）从敦煌P.3474背文书的内容讨论天宝军队的衣装勘验制度，认为这一制度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唐前期军队管理的严密。冯培江《P.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的僧兵武装》（《敦煌研究》第2期）通过文书探讨了归义军初期僧兵来自诸民族的原因并探讨了归义军政权建立，及其大中收复河西受到僧界支持的情况。
马俊民《唐朝刺史军权考——兼论与藩镇割据的关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指出，唐前期刺史掌地方兵，玄宗时扩展为掌军镇边防兵，抵御外扰。唐后期试图以刺史掌军权，并密切刺史和中央的行政关系，在削弱藩镇权势方面起过一些作用。
二、经济史
1.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张泽咸《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第1 期）和《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4 期）是他研究汉唐间边疆少数族地区农牧生产的姊妹篇。三文各自探讨了在汉唐时朝代更替及复杂变革中，不同地区农牧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特点。杨际平《唐朝水利政策及其成就》（《韩》）反对“唐不重视农田水利”说。指出唐在兴修、维修水利工程及在沿海一带修建捍海堤塘成就显著，并有完善严密的水利管理制度。
金滢坤《从敦煌文书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布纺织业》（《敦煌研究》第2期）研究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绵、麻纺织业及布匹使用情况。 魏明孔《唐代私营作坊手工业之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 期）讨论了唐代各类私营手工作坊设置规模和雇佣分工状况，提出官私作坊结合是唐代的突出的特点。傅玫《唐诗所反映的唐代茶叶生产情况》（《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四周年纪念文集》）认为诗中提到的炒青法制茶至少在中唐以前已有。王赛时《论唐代的造船业》（《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唐朝水上船舶的活跃程度和区域分布， 探讨当时的造船业规模、类型和制造技术等，勾勒出唐代造船业的历史风貌。
徐明德的《七至九世纪亚洲第一国际大港——中国扬州港》（《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扬州港的商贸状况、 地理环境和历史地位。陈衍德《唐代消费经济的几个发展特点》（《韩》）认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唐代消费经济具有商品性、文化性、奢侈性的三个特点。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唐研究》四）介绍了日本发现的我国唐五代生产外销日本陶瓷的遗址，并研究了商船来往停泊路线、贸易情况，探讨了中日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影响。孙彩虹《唐五代时期中原与契丹、奚的互市贸易》（《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 期）、薛平栓《论唐代商人阶层的经济实力》（《唐史论丛》七）和虞明旭《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浙江学刊》第1 期）分别研究了民族互市贸易、商人和商帮。此外，研究地区与城乡经济的李庆新《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地——论唐代粤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广东社会科学》第1 期）和戴顺祥《唐宋时期东南亚地区城乡产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述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 《唐宋时期城乡经济分配和消费关系浅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 期）等也具较新内容和角度。
2.田制、户口、赋役。均田制的讨论至今仍有余波。卢向前《唐代西州均田制的普遍意义——唐代西州均田制之一》（《文史》第44辑）综述关于西州田制的不同看法，认为西州田制仍是全国田制的缩影，而非特殊形态。西州土地文书“准式”办理是执行国家法制，其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授等均带有普遍意义。陈国灿《略论唐五代的各类“地子”及其演变》（《韩》）分别考察了唐诏敕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地子”一词的含义，指出它在内容上具有多样性。认为归义军时期官布、柴草、各种差役是两税外的加征。杨际平《再论唐代敦煌户籍中的田亩四至“自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第3 期）分析敦煌户籍手实中永业、口分田四至中的“自由”问题，认为均田制下仍存在私田。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敦煌研究》第3期）研究了土地买卖中中央和地方的三级管理机构及土地买卖程序。 他关于土地政策的文章还有《论隋代土地制度的政治与财政的关系》（《学术界》第1期）、 《论唐代土地买卖政策的发展变化》（《韩》）和《论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等。
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残卷跋》介绍了德藏2405户籍残卷，并确定了文书的定名和年代。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和家族法——以析户、合贯（户）为中心》（《唐研究》四）讨论了隋唐之际的人口政策与相关问题，以及封建皇朝对家庭结构的干预。他的《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魏》）讨论了武则天已降敦煌吐鲁番地区与户籍脱漏并行的“丁口虚挂”现象及其原因。宁欣《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从唐大都市特色出发， 论述了唐长安城人口构成之一的举选人群体的流向与组成。牛来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州县析置的经济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讨论了均平土宇、 任民乐迁的理念与人口政策的关系，并通过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析置州县的规模及其变化，透视社会经济发展中人口流向及地区经济发展趋势。
陈明光《试论汉唐之际田赋的纳税通知与完纳凭证》（《韩》）认为，官府征收田赋的通知和凭证受到文字载体及书写材料限制，到了宋代才得以统一印刷。雷绍峰《P.3418背〈唐沙州诸乡欠枝夫人户名目〉研究》（《敦煌研究》第2期）讨论了文书中枝与枝夫的名目、 征收枝柴及对象等问题。殷红梅《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域的赋役》（《西域研究》第3期）分析唐代租庸调法在西州的执行，以庸緤代番役、 户地税征收纳钱纳柴的特色以及杂徭色役的执行情况，并讨论了安西四镇和羁縻府州的赋役纳贡与商税征收。李天石《敦煌所出卖身、典身契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第1期）对八件文书的年代作了考察。
3.财政。何汝泉《唐户部司职事田繁变简述略》（《唐史论丛》七）和《再论唐代度支使的产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前文论述户部司职权被使职取代和职事恢复、职能变化，成为财政三司之一的过程；后文讨论了度支使产生于乾元元年的时间、原因，以及天宝以前“别官判度支”的性质及度支使停罢等问题。李虎《唐代的市舶使和市舶管理》（《历史研究》第3期）考证了市舶使始设时间、 地点和人选。认为地方长官是唐代市舶事物的主要管理者，岭南节度使虽掌全权，但不兼任市舶使而是押蕃落使。
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的经济政策》（《唐史论丛》七）对涉及开元经济政策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作了探讨。庄华峰《五代时期东南诸国的政策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第4 期）认为，五代东南诸国发展生产、互相竞争、避免用武寻求和平，以及采用雇佣、租佃的两种农作经营方式是其经济获得开发带有普遍性的原因。
董希文《唐代酒业政策探析》（《齐鲁学刊》第4 期）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酒制度。李锦绣《唐代的飞钱》（《文史知识》第8 期）说明了飞钱自剑南茶商发明至引入国家财政的过程。指出，由于国家最终将飞钱局限于三司汇兑领域而使之终唐之世没有发展为纸币。
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军资库司初探》通过对归义军军资库的考察提出，军资库作为地方藩镇或州府财赋储藏的专门仓库，晚唐已出现，宋代发展为州府一级的综合性财库。军资库的重要反映了归义军节度使对藩镇财权的牢固控制。张亚萍《唐五代归义军政府牧马业研究》讨论了敦煌牧马业及归义军马政（两文分载《敦煌学辑刊》1、2期）。
三、外交、民族史
1.制度、政策。黎虎《汉唐外交管理体制的演进及其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 期）和《唐代边镇镇抚机构——都护的外交管理职能》（《人文杂志》第6期）是他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的部分成果。 前文指出汉唐时期确立、完善以鸿胪主客为主管的外交机构和以地方行政、军事边防及边镇抚系统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指出唐代完善成熟的标志是具备了外交政策与执行、政令与事务分离的特点。后文则具体归纳了都护府在外交、民族事务方面的管理职能。韩昇《七世纪的唐朝与高句丽》（《韩》）分析了从武德到贞观年间唐与高句丽关系的变化，认为唐对外政策的核心是确立国家间的政治秩序。
史界关于“萨宝”一称来源和含义存在争议。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四）考证萨宝一称最早来自印度地区，作为官职的转化在粟特地区完成。其称呼随粟特人移居中国而引进，并逐渐成为唐廷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唐研究》四）研究了蕃州建立与民族部落的关系，指出安史乱后藩镇乃胡人与胡化汉人组合的类似蕃州的共同体。河朔藩镇以蕃州模式处理内务及与朝廷关系，遂形成唐后期藩镇与中央斗争中难于化解的矛盾。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第1 期）考察了南选实施的具体背景与岭南溪洞豪族势力发展的关系。
2.民族与民族关系。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研究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两朝政治关系史的著作，旨在通过研究突厥兴衰与隋唐的相互作用影响等问题进一步理清这一漠北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相互交往的历史脉络。 薛宗正《吐谷浑与西域》（《西域研究》第3期）考察了吐谷浑经营西域的历史，及其吐欲浑衰亡后，唐朝接管鄯善、且末等情况。刘再聪《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内迁的回鹘——兼论甘州回鹘的渊源》（《敦煌研究》第3期）认为， 回鹘部族不断集中向河西地区内迁是甘州回鹘形成的渊源。陆庆夫《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同上）对归义军时期党项的踪迹、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与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凉六谷部的关系作了探索。他的《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第1期）认为， 归义军晚期存在回鹘化的问题，此后出现的沙州回鹘政权即是它的继续和结果。钱伯泉《于阗国使刘再昇的国籍及出使过程探微》（《敦煌研究》第1 期）通过考证敦煌土官刘再昇成为于阗国使出使后晋的经过，证明于阗国是通过曹氏归义军政权而与中央王朝保持正常交往的。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的研究》（《敦煌研究》第2期）考证了两件文书的年代和关系， 认为通过文书所表现的胡粉用于施舍和交易，反映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市场在粟特等胡商推动下的繁荣和粟特人对敦煌佛教发展的巨大作用。马驰《论仕唐蕃人的汉化》（《唐史论丛》七）指出，因唐政府羁縻政策而进入汉族经济和文化圈并跻身于唐统治阶层的蕃人，在给中原带来“四夷”文明的同时，也逐渐与汉人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的心理素质也有了变化。
四、社会史
1.家族、社区、城市。敦峰《略论唐后期政治经济变化因素对士族兴衰的影响》（《韩》）考察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各张氏家族受安史乱后社会政治经济变化诸因素影响，从官宦家族演变为以食力为主的地方性家族的历史和背景。杜文玉探讨宦官的系列文章《高力士家庭及其源流》（《唐研究》四）、《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 《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唐代宦官的俸禄与食邑》（《唐都学刊》第2期），分别研究了高力士出身的冯氏（盎）家族变迁史和宦官籍贯、家族形成及俸禄食邑等诸方面问题，否定了以往诸如闽、岭为宦官渊薮等不确说法。段玉明《大理国主段思平家世考》（《中国史研究》第2 期）追寻了段思平作为武威段氏的家系和迁徙过程。朱雷《唐末光州人入闽史实考》（《魏》）探讨了史料记载唐末光州人入闽以及闽政权建立的过程。张一平《柳宗元婚必大姓的婚姻观》（《河北大学学报》第2 期）揭示了柳宗元的贵族血统婚姻观。李浩《论唐代关中士族的家庭教育》（《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从家学和家风方面考察了唐关中士族的家庭教育。
本年社区、城市研究多集中于都城长安、洛阳及其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史念海、史先智《长安和洛阳》（《唐史论丛》七）全面论述了两城作为隋唐都城的缘由、规模，及其作为政治中心、经济都会、东西并峙的文化中枢的作用。此外，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一书，收录论文多篇，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对长安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及唐对周边环境的改造利用。姜波《唐东都上阳宫考》（《考古》第2期）论证了洛阳上阳宫的地望、 宫殿建筑特点及使用沿革。敦声波《“积石雪山十一州”考——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 期）研究了唐代“雪山”地区的建置沿革、部族分布及雪山党项的社会经济文化特点。
2.社会生活。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是关于隋唐五代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社会风俗、精神生活等社会生活史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一书深入考察了唐人有关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撰成《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住房面积考略》（《敦煌吐鲁番研究》三）和《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唐研究》四）二文，前文考证了唐宋敦煌地区的住房用语及面积；后文以韩愈为例，旨在剖析贞元元和间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经济来源等。
黎虎《唐代的食肆行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 期）和《唐代的酒肆及其经营方式》（《浙江学刊》第3 期）分别讨论了唐代食肆、酒肆的发展分布和经营特点。徐连达《隋唐的饮酒习尚》（《韩》）考察了唐代的酒名、酒色、酒具、酒价。张萍《唐代西北民族内迁及对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唐史论丛》七），高启安、索黛《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 卷内容研究》和《唐五代敦煌饮食中的饼浅探——敦煌饮食文化之二》（《敦煌研究》第3、4期）讨论了敦煌地区民族的、僧俗的饮食习俗。拜根兴《试论唐朝的献食》（《唐史论丛》七）则论述了唐朝献食活动及其对世风的影响。
陈寒《唐代公主的婚配特点及分析》（《人文杂志》第1 期）讨论了公主婚配之家的选择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第5期）通过墓志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 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谭蝉雪《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第1 期）和赵望秦《泼寒胡戏被禁发微》（《学术月刊》第2 期）分别考察了丧葬用鸡辟恶就吉的习俗来源与泼寒胡戏被禁的政治原因。李斌城《唐代社会生活的神仙色彩》（《炎黄文化研究》5 ）一文论述了体现于衣食住行、名字称谓等诸多方面的“唐代社会生活的神仙色彩”，葛承雍《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唐史论丛》七）揭示了唐京城“市井恶少”一类人物同时具有流氓和武侠的两种心态。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探讨了敦煌僧尼出家受戒、宗教活动、财产收入等。作为其中部分成果，他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常住什物的数量与僧人的关系》、《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遗产的处理和丧事的操办》（分载《敦煌研究》第2、3期）和《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与寺院常住斛
的关系》（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三文分别讨论了寺院常住什物及僧人使用、 僧尼丧事遗产支配及常住斛供给及被僧人侵蚀等问题。雷绍锋《〈癸酉年至丙子年敦煌平康乡官斋籍〉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 期）讨论官斋作为乡司独立主持的斋僧活动，认为具有力役性质，是真正的“乡役”。
五、宗教、文化
1.宗教。寇养厚《唐初三帝的三教共存与道先佛后政策——唐代三教并行政策的第一阶段》（《文史哲》第4期）和李金水《记唐中宗、 睿宗时期佛教政策的嬗变》（《厦门大学学报》第3 期）分别讨论了唐前期诸帝的宗教信仰及形成原因。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唐史论丛》七）批驳了关于灭佛背景是武宗与宣宗权力斗争和为查杀宣宗、毁灭其栖身地的观点。封野《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也反对会昌灭佛由李德裕策划的看法， 认为其时李德裕已失去武宗信任。
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一书收录了作者有关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21篇论文。其《回鹘之佛教》研究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历史、佛典翻译、功德思想、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他的《〈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三）一文介绍了《法华经》的出土、收藏版本及传译的情况和影响。摩尼教、景教、火袄教史称“三夷教”，均传自波斯。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四）探究了唐朝早期采取宽容及会昌后严加取缔的政策演变及其原因。他的《敦煌摩尼教〈下部赞〉经名考释——兼论该经三首音译诗》（《敦煌吐鲁番研究》三）讨论了“下部”二字的含义与经典的传播，认为音译诗是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主题歌。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唐研究》四）依据石窟造像，对地藏十王图像的早期形成、图像内容的嬗变过程以及图像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
本世纪以来，禅宗史上有关惠能目不识丁、后在五祖弘忍处成顿悟事似已成定论。王承文《六祖惠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提出， 惠能早年成长受家庭影响和溪洞地区特有宗教文化环境薰陶。典籍中其“目不识丁”的形象有可能是为了突出南宗禅不立文字的特征和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性。本年有关宗教方面的文章还有张先堂《晚唐至宋初土五会念佛法门在敦煌的流传》、马德《10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分载《敦煌研究》1、2期）、林仁川《唐朝景教的传播及其影响》（《安徽史学》第3 期）和张剑光《略论唐五代三吴地区的宗教信仰》（《学术月刊》第9期）等多篇。
2.文化。张荣方《唐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唐研究》四）论述了唐代史学阶段性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成就、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及本身发展特点，指出唐代是中国史学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文选》一书，自隋迄今，为学文者必读。饶宗颐《唐代文选学略述——〈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前言》（同上）讨论了隋唐之际学者治文选及文选学者的有关状况。认为唐代文选学盛行的三个原因是汉书学与文选学互补、大型类书著述兴盛、崇文弘文馆收藏图书资料的助益。赵望秦《〈毗陵集〉史料价值述略》（《唐史论丛》七）考察《毗陵集》作者独孤及生平及本书与唐朝盛衰之关系，认为其书可大量弥补史事记载之阙。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唐研究》四）以“持颂金刚经功德灵验记”为例，论述灵应小说在中国佛教史学上的价值，认为它与佛教经典流传彼此推波助澜，息息相关。梁瑜霞《史论传统对唐人小说的影响——兼论唐人小说以“传”、“记”命名现象》（《唐都学刊》第4 期）提出中国小说发展既受重史尚实传统观念影响，又得益于史传文学传统。同类文章还有《论唐人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内在超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 期）及李廷先《〈唐大和尚东征传〉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第3期）等。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是将使府制度与文学结合，对使府与文人和文化的关系及影响进行多方探索的著作。赵文润讨论了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沈世培《试论唐初政治上的王道复古》（《唐史论丛》七）针对学术界存在忽视唐初儒学地位的倾向，从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论述了唐初拨乱反正、改革旧弊的王道复古思潮。赵振祥《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6 期）讨论了文学随着商业发展和市民阶层扩大而呈现市民化、商业化、通俗化的特点。
金维诺《唐代在书画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评价了唐代作为古代绘画鼎盛时期，绘画成就的光辉灿烂。指出书画理论是这一时期创作实践的总结。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从考古发掘及北朝隋唐墓室壁画雕塑等探究隋唐造型艺术的渊源特征及变化。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对墓志花纹的艺术风格及时代特征作了比较（以上并见《唐研究》四）。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考古学报》第6 期）对唐代金银带把杯的形制重作分期，区别了输入品、粟特工匠在中国的制品和唐人在粟特影响下的制品，并讨论了粟特移民在中国制造业的状况。他还和张静合作撰写了《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传统与演变》（《考古》第6期）。 白化文《唐五代以后麈尾的演化》（《文史知识》第4 期）分析了唐以前麈尾与拂尘的不同及明清时代的二者合一的变化。
本年尚有研究李白、柳宗元等诗文人及墓志、古籍整理论著多篇，限于篇幅，恕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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