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进程与中印关系调整——兼谈三角关系分析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关系论文,范式论文,中印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成员的异质性决定了东亚区域体系的包容性、合作进程的开放性、主体参与的自主性。虽然东亚地区主义还远未形成既定规范和具有强制力的机制，但东盟意识① 正在演变为东亚特性②，东盟方式③ 成效明显并得到越来越多参与者和其他行为体的认同。东亚特性和东盟方式是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两个层面互动的结果，即东亚地区体系内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成员与地区体系的互动，这两个层面也是东亚合作进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向度。前者是一种单元层次的互动，互动本身是体系成员相互建构身份的过程。后者是单位与区域体系的互动，互动建构双向认同：一方面是成员对体系进程正在孕育的规则和规范以及集体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区域体系对成员身份的认同。
东亚特性外显为演进中的地区体系属性，其功能则是规范参与者的行为，进而调整成员国之间关系，这也是两个向度间内在逻辑统一的体现。东亚合作所建构的区域体系结构既是物质的，更是社会文化的。“因为行为体的行为以对方表达的意义为基础，而表达出来的意义又是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朋友手中的枪和敌人手中的枪并不是同样的物；而敌意恰恰是一种社会关系，不是物质。”④ 当然，任何区域合作都不可能是政治或经济单维的，即使初衷是基于某一领域，但随着合作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功能性作用的显现，区域合作朝着政治、经济、社会多领域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欧洲一体化和东盟建设进程都印证了这一逻辑。
中国和印度通过增进与东盟的关系而加入了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东亚共同体建设不仅为中印提供新的合作平台，而且进程正在孕育的合作模式和行为规范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影响双边关系和两国的域外行为。本文试图从上述两个互相关联的向度来分析东亚合作背景下中国和印度的行为以及中印关系。
中印两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程
鉴于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印两国与东盟关系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各自参与东亚区域体系和体系与成员互动的历程。从成员-体系向度看，作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参与者，一方面中印都认同东盟方式；另一方面两国参与的过程也是被地区体系接纳和认同的过程，即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体系对冷战后中国和印度积极参与行为的认同。
就印度对东亚区域体系的认知和行为而言，东盟成立之初，印度反应冷漠。20世纪70-80年代，印度与东盟在地区安全(柬埔寨、阿富汗等)问题上立场对立，关系敌对。冷战后，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和实现“世界大国”的理想，印度着手调整与东盟的关系。1991年，印度国大党拉奥政府明确提出了旨在改善与东盟关系的“东向政策”；1992年和1995年，印度先后成为东盟的部门对话伙伴和全面对话伙伴；1995年，印度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2003年11月，印度继中国之后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签订了《反恐合作宣言》、《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2004年，印度与东盟签订《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开始了印度与东盟合作的新纪元，也标志着长达13年的印度东进战略取得了重大成果。
印度为落实“东向政策”同东盟签订的一系列政治、经贸、安全协定以及加入以东盟为核心的条约或组织，证明了印度对东亚合作进程和已具雏形的相关规范的认同；2002年印度与东盟开始“10+1”对话进程，意味着业已启动的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或者说演进中的东亚区域体系对印度参与的接纳认可；2005年12月召开的“10+6”东亚峰会则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演进中的东亚区域体系和印度之间双向认同第一阶段的完成。
中国一直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但由于历史、领土纠纷、意识形态差异、传统思维等因素，东盟对中国一直怀有很强的疑惧心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一步调整了对东南亚的政策，把加强区域合作、增强互信作为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定而负责地奉行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政策，对缓解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提出了“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主张。在具体行动上，1994年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发起的东盟地区论坛，并于1996年正式加入该论坛；1994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经贸委员会”，2003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该框架内进行；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参与“10+3”合作框架；2002年11月与东盟签署了具有自我约束性质的政治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还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10月，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区域外国家，以实际行动向东盟和世界郑重承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现在和将来都是东盟和其他邻国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2004年中国支持以东盟为核心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提议。在上述实践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对邻国采取的积极接触行动。所有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和战略筹划都能反映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上的积极姿态”，中国也因此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赢得了东亚地区成员的普遍赞誉，被绝大多数成员“视为一位好邻居、一个建设性的伙伴、一位细心的听众、一个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⑤。
中印两国在各自发展同东盟关系实践中，以东盟方式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原则已被包括中印两国在内的所有成员接受，东亚特性因而日渐显现，东亚国家间彼此正向认同程度也不断提高。中印两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行为规范具有“外溢”或发散功能，能够延伸到东亚区域合作以外的多边和双边关系领域。
中印在参与东亚合作进程中建构双边关系
从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范式考量，印度的“东向政策”和中国的“睦邻外交”战略必然在东南亚地区产生重叠，中印之间的竞争和制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东盟或者是其他东亚合作进程的参与者都可能成为中印两国用来牵制对方的力量，从而形成传统的以权力争夺为特征的多重三角关系网。然而，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正在孕育的区域文化和规范、中印两国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中印相互认知的调整和双边关系发展势头等正在改变着历史逻辑，催生出新的国际关系演变逻辑——合作安全、共同发展。
中印两国参与东亚合作进程既建构各自相对于区域体系的成员身份，又建构双边关系。从区域体系成员国间的互动向度看，中印无疑都有自己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和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但两国各自的行为模式和双边互动均受东亚特性内涵的“磋商对话”、“协商一致”、“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等非强制规范的约束。而且，合作进程孕育的规范不仅约束中印在东亚区域内的合作行为，还会产生外溢效应。这样，双边互动和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就成了推动中印关系良性发展的两个轮子。
从多边层面看，东亚合作进程为建构新型中印关系提供了一个多边平台。目前，国际体系依然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中印在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确存在着竞争成分和多重三角关系网，但全球化下的竞争又不同于以往，绝大多数是良性多赢的。正如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所言：“尽管中国很成功地强化了与韩国、日本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来稳定政治-战略平衡，但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印两国开展积极合作的场所。中国同在其他亚洲地区一样，正在努力构建以中印信任措施为起点的软安全框架，进而促进两国之间根深蒂固、长期未决的纠纷。”⑥ 印度政治家也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框架内解决与中国的合作问题，前总理瓦杰帕伊说：“在东南亚，印度与中国之间将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⑦ 中国-印度-东盟等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直接后果是东亚地区主义的加速发展和参与者观念的变化。目前，中印双方已经同意仿效与东盟谈判的模式，尽早启动有关建立中国-印度自由贸易的谈判，并提出把未来的中国-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区发展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区⑧。此外，中缅孟印次区域合作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从双边层面看，中印关系的改善过程同两国融入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在实践上大体吻合，这并非完全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有内在必然性。中印之间的互动是在一个国际“社会场”中进行的，“场”自身的属性和场内的交换规则对中印两国的行为即使没有强制性约束力，也会产生明示或诱导作用。对中印双方而言，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就是最具辐射力的“场”。在边界问题上，中越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和双边关系的改善给中印关系很大的启示。继2003年6月瓦杰帕伊访华时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后，同年10月中印在“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的基础上启动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机制；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时，两国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定指导边界问题解决的原则，第二阶段的任务是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首先制定双方共同认可的边界框架协议，然后据此进行划界工作。在增强互信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发展势头良好，高层互访和双边协定增强了中印两国间的互信度。中印签订的协定与对话机制有：1993年签订《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实际上启动了两国间的非正式安全对话进程，即“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兼有非正式安全对话磋商职能(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一度中断)；1996年签订《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互信措施的协定》，把中印关系定位成“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1999年7月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访华，两国外长商定把安全对话从“边界联合工作组”中分离出来，正式启动安全领域对华磋商机制；2005年1月两国正式启动每年一度战略对话机制；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在与印方签订《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的同时，还把中印关系界定为“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外，印度有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并被接纳为观察员，中国也获得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观察员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印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在经济贸易上，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如1991年双边贸易额仅为2.6亿美元，2004年增加到136亿美元，2005年达到187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达到300亿美元。⑨
东亚合作进程既是培育新观念的场所，又是变观念和信仰为行动的舞台。中印双边关系在参与东亚合作进程中不断加强，同时合作进程孕育的、超越传统思维定式和利益计算逻辑的新观念，也必然影响到两国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相互行为。因为观念和信仰“就像棱镜或者过滤器一样，不仅影响行为者的知觉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而且还为具体环境中的行为选择提供规范和标准”⑩。这种共享观念或知识共识是中印两国构筑新型国家间关系的信念基础。
启示：超越三角关系思维模式
东亚合作依然任重道远，但东亚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是在东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寻求和平途径的重要探索。在和平、发展、合作主题下，“一旦这些观念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就会成为人的自觉行动和国际社会的事实。”(11) 审视东亚合作背景下的中印关系调整，传统的战略三角制衡思维模式显然遭遇了很多反常现象，其中有些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三角关系的理论渊源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念，均势是核心。一提起“三角关系”，人们会立刻联想起中美苏三角关系，这是人们熟知而且也是最为经典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在特定年代和特定环境下，中美苏三角关系对国际关系结构起到了稳定器作用。从学理层面看，由于安全困境尚存，三角关系范式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确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正如国际关系理论界讨论的那样，在全球化背景下，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研究议程、解释力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合作共赢、非零和博弈、国际规范体系的日渐完备都在不断地弱化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不同程度地平抑参与体的安全焦虑感，也对传统的认知定式形成冲击。
如果说冷战思维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还有很强生命力的话，那么在学术研究领域，现实主义思维定式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忽视，各种各样的三角关系分析模式就既是这种思维定式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主义话语霸权的遗产。尽管这种范式已经不能对三角结构中每两个参与者之间或者三方间的合作行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似乎一提起三个行为体，三角关系分析就是当然的、最有效的、也是最无须劳神的方式。以中印关系为基点，“中印+1”三角关系提法很多，如中美印、中印越、中印巴、中印俄、中日印等各式三角关系。以中印美为例，中印美三角关系分析无非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即近年来美印关系升温，走出了冷战时期的美印关系模式。美印接近是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还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呢？答案见仁见智。但笔者认为，印美关系是在正常的国家关系范畴内的改善和演进，它符合和平、合作、发展的大势，并与中国国际战略设想相吻合。同样，中国增进与巴基斯坦、美国、斯里兰卡、孟加拉、俄罗斯等国的双边关系，也属发展正常国家关系范畴，印度方面也无需过于疑惧忧虑。
本文无意批判或否认三角关系分析范式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更无意颠覆这种研究范式。这里只是想提出一点：我们在研究中印关系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三角关系范式以外的视角，在呼吁放弃冷战思维的时候，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许需要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印关系长期的冷漠无疑同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西藏问题有关，日渐改善的中印关系今后仍将面临这些难题。但是，这些还都是具体问题，更为深层的困难恐怕是观念的转变和认知的调整。具体地讲，双方在评估和筹划中印关系时能否摆脱传统的战略三角关系思维定式的羁绊，超越第三方对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对有些人来说，似乎是异想天开，甚至被指责为“幼稚病”，因为客观事实是别人没有按我们“设想”的那样出牌。但笔者认为，有这样的顾虑是正常的，因为现实主义的观念和思维逻辑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其实，观念的力量也是无可估量的，(12) 只不过是一种潜在之物，看不见摸不着，并附着在物质载体上。观念“为探索导致行为动机的基本价值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些路标是不可能被忽视的。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把行为指引向特定路线上的作用。正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体系，对于在各种与基础性的思想情操同样兼容、可供取舍的行动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时起着决定性”(13)。人们常常说到的“客观性”在建构主义和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的视阈内并非先验的，“一切科学知识都并非描述性的，而是建构性的”(14)。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体系(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由社会、文化、个人建构起来的，同样具有主观性、偶然性、可错性。“无论在历史中任何时候被视作正确的东西，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会被当成错误的东西。而事实上也往往是如此。”(15)
冷战结束，时代变了，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和印度变了，观念思维也必须变化。2005年1月两国举行了中印关系史上的首次战略对话，印度外交部长纳特瓦尔·辛格在接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时说：“亚洲需要和平与发展，那些还带着‘实力制衡’以及‘利益冲突’等旧脑筋的人，已经跟不上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了。”(16) 观念的变化对行为体的影响不可估量，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观念虽不像物质和精神利益那样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但它造就的‘对世界的认识’却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使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观念确定的方向前进。”(17)
中国和印度都参与了东亚合作的进程，东亚峰会又给中印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源于区域一体化的启动、加速和合作效益的外溢，挑战则更多来自观念。
注释：
①“东盟意识”没有统一的定义，也并非地区文化意识的概念，而是源于东盟地区合作进程、旨在维护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一种区域合作意识，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注重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东盟意识有以下特点：整体性、自主性、融合性和开放性。参见梁志明主编：《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45-652页。
②有人把东亚特性(East Asia Identity)概括为5个“C”和1个“O”，即consultation(磋商)、consensus(协商一致)、cooperation(合作)、comfort level(舒适度)、closeness(关系密切)、openness(开放)。参见吴建民：“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合作”，《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3页。
③东盟方式在建立信任、避免军事冲突、培育合作性外交、促进经济相互依存、鼓励社会和人员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0+X”不仅可以消除中小国家对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忧虑，保持合作进程的稳步发展，而且可以避免东亚合作陷入传统的大国角力的困境。从社会化进程角度看，以东盟为核心、以合作进程的延续为特征的东亚地区主义起到了保持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合作的作用。
④[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认同与结构变化”，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金烨译：《文化与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⑤沈大伟：“演进中的亚洲地区体系”，《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4页。
⑥Swaran Singh,Chian-India Economic Engagement:Building Mutual Confidence,Okhla:Raman Naahar-Rajdhani Art Press,2005,p.159.
⑦Naesh Kumar:"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Towards Pan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n Development Bank,ed.,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2005.p.67.
⑧Mario B.Lamberte," An overview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sia,"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Asian-Economic-Cooperation-Integration.
⑨M.K.Venu," India,China may join hands at WTO ministerial" ,The Economic Times( New Delhi) ,19 September 2005.
⑩Alexander L.George,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Boulder,Colo.:Westview,1980,p.45.
(11)秦亚青：“观念的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1页。
(12)参见：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 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美]R.K.默顿著，鲁旭东、林聚任译：《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
(13)[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第321页。
(14)吕俊：“何为建构主义的翻译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2期，第35页。
(15)[美]史蒂芬·科尔：《科学的制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16)转引曲星：“2005：中国外交关键词”，《世界知识》，2006年第2期，第18-19页。
(17)[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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