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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的形式来论诗，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用整首诗专门来评论作家、作品，表达诗学理论观点的作品，虽然出现较晚，但越到后来数量越多，内容越丰富多彩，有对作家、作品和诗风的评论，有对诗学理论的直接阐述，也有对自己“诗心”的表露。因此，本文就古代论诗诗中涉及较多的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阐述。
“第一功名只赏诗”——论诗和诗人的地位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诗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只有古文能和它相提并论。《诗三百篇》被列为儒家经典，不仅因为其“曾经圣人手”，据说是由孔子亲手删定的，而且也因为其本身的价值。这就是《毛诗序》中所说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超过诗，所以圣明的君王总是要“以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后代诗人渐多，诗作也不再可能被奉为经典，但诗的地位仍然是很高的。后代诗论中推崇诗的崇高地位、强调诗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可以说是代不乏人。论诗诗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唐代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其中一首说：
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
麒麟阁是汉代建在未央宫内的楼阁，为图绘功臣之所，其中挂着大功臣霍光、张安世等人的画像，这些人或是经国有方，或是杀敌有功，汉宣帝把他们的像挂在其中，以示崇敬。司空图说他自己也有一所麒麟阁，而且“第一功名只赏诗”，可见他对诗是如何重视了。宋代杨万里《跋汪省干诗卷》说：
自古诗人太瘦生，可怜辛苦选虚名。诗家杂压君知莫？压尽三公况九卿。
认为诗人虽然多贫穷，瘦骨伶仃，只有虚名而无实惠，但他们却有着崇高的地位，比朝廷中官爵最高的三公还要高，那些九卿更是等而下之了。这些说法当然不免有文人自我标榜的习气，但他们主要的不是为个人、为自己争，而为全体诗人争，以使社会上认识到诗人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唐代郑谷《静吟》诗说：
《骚》《雅》荒凉我未安，月和余雪夜吟寒。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
雪夜中，月光下，诗人和朋友一齐苦心吟咏，由于房舍简陋，不免时有寒意袭人，但每当吟得一佳句，诗人们不由得鼓掌大笑，其心中之愉悦快感，非一般人所能领受，真正是“得句胜于得好官”，与佳句相比，好官又算得了什么？官不能和佳句相比，金玉珠宝也不在话下，唐释贯休《苦吟》说：
河薄星疏雪月孤，松枝清气入肌肤。因知好句胜金玉，心极神劳特地无。
唐代李中《叙吟二首》其一中也有“往哲搜罗妙入神，隋珠和璧未为珍”之句。在他们看来，真金美玉，隋珠和璧，这些稀世珍宝，与诗人的佳句比较起来，就不免相形见绌了。财官不能与诗相比，美人呢？也不行。宋代杨万里《读笠泽丛书》说：
拈看唐诗废晚餐，旁人笑我病诗癫。世间尤物言西子，西子何曾直一钱。
西子是千古流传的美人，历代赞赏其美色者众多，而在杨万里看来，与唐诗相比，那她简直是一钱不值了。
诗中自有无穷乐趣，而且诗的好坏，是完全决定于诗人自己的学识，才气的大小和灵感的有无，世俗上的拉关系、走门路在这里是没有用处的，人的钱财和官位在这时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清代刘大观《与人论诗四绝句》其三说：
劳人思妇寻常语，采入一轩成《国风》。独有斯文难力取，王侯输于布衣雄。
历史上不乏通过巧取豪夺而得到高官和巨富的，但以同类手段而作出好诗佳文的，则从来没有过。这也是许多自命不凡，坚守“君子固穷”知识分子，能够以诗文自豪，以诗文为终生事业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古代，无论穷者达者，有多少人是“此生精力尽于诗”（陈师道《绝句》）？这恐怕是难以统计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历代都有，而且数量绝不在少数。有的人认为这样做很值得，元好问《感兴四首》之一说：
梦中惊见白头新，信口成篇却自神。“天上近来诗价重，一联直欲换青春。”
诗后自注说：“后二句梦中所得。”他梦中还在作诗，可见其好之深；虽然“惊见白头新”，为作诗连头发都早早地变白了，但他却毫无悔意，甚至认为连天堂上神仙们也以“近来诗价重”，所以为一联好句而耗费青春，那还不是归有价值的事吗？有的人却持相反的态度。如温庭筠《蔡中郎》：
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枉抛心力作词人。
他说因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远远不如蔡邕时代那样“爱才”，所以自己写作诗词，不过是“枉抛心力”，得不到当权者的赏识。清代宋湘《说诗八首》最后一首说：
读书万卷真须破，念佛千声好是空。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
正是有无数的诗人“一生缠死笔头中”，才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才使诗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光辉璀灿的珍宝。当然这种现象，也必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精力尽于诗”，哪还有精力去干别的事情呢？这恐怕也是“多少英雄齐下泪”的原因之一吧？
“挥毫当得江山助”——论游历对创作的重要影响
古人早已认识到，“作诗不过情、景二端”。情是诗人内心之情，自不待言。而景，则主要是指大自然的景物。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都有秀丽的景色，足以引起人们的赞叹，而那些名山大川，更是不能不激起诗人心中的诗潮，催化出无数流传千古的佳句美篇。对于“江山之助”，诗人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宋代杨万里《寒食雨中同舍人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其一：
城里哦诗枉断髭，山中物物是诗题。欲将数句了天竺，天竺前头更有诗。
说的是，在城里每天见惯了的景物，没有任何新鲜感，所以诗思艰涩，费尽心力也难成。而到了山中，却处处都感到新奇鲜明，物物都可以作诗。二者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诗人还能不感慨江山之助吗？
宋代朱松《杂小诗八首》其一说：
江南风物略知津，便觉诗成笔有神。不向九江看五老，故应犹未是诗人。
他说对江南的景物，只要稍微有所领略，就会感到下笔如有神助，这是他的亲身体会；所以他进一步认为，如果不到江西九江去看庐山的五老峰，那就还不能算作真正的诗人。这当然是极而言之。不过，象李白等大诗人，确实都在庐山游览过，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陆游也有同样的认识，他在《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中说：
文字尘埃我自知，向来诸老误相期。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如果不到潇湘，怎么能有这些优美的诗篇呢？宋代的洪适《次韵苏瞻明登巾山》中说：
好句联翩见未曾，品题今日欠钟嵘。登临自有江山助，岂是胸中不得平。
登山临水，自然景物，美不胜收，激起诗人诗思如潮，“好句联翩”。这些都是诗人自述其亲身体会。同时他们对别人的诗作，也有这样的认识。陆游《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其中一首说：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用欲缕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
他认为得江山之助，这种作诗之法，是“自古”以来就相同的，闭门在家中苦思冥想，是不容易写出好诗来的。杨万里《下横山滩望金华山》说：
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句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闭门觅句陈无己”（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中句），据说宋代诗人陈师道，每当构思诗篇之时，就把家中的人赶走，自己在屋中绞尽脑汁。杨万里认为这不是好的方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则更容易产生诗兴。对陈师道，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也批评他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不过，如何构思，如何才容易写出好作品，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惯，不能强求一律。陈师道也自有其好诗在，“闭门觅句”对他也许是适用的，对于般人大概并不是一种好方法。
以上的观点都是说诗人得江山之助，大好的江山可以激发诗人的诗情。诗人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山河的美景才激励了诗人的创作，诗人的诗篇，又使江山的美妙，名声远扬，引来更多的游览者，诗人的作品与江山相得益彰，同放光彩，都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宝贵财富。
“评诗加倍要寻思”——论作家和作品的评论
在历代论诗诗中，评论作家和作品的内容，占了绝大多数。从《诗经》《楚辞》到历代大小诗人，乃至民歌和无名氏的作品，都有一些人用诗来评述。当然，由于作者的不同，评论对象的不同，论诗诗中这类作品也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
象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一首那样，以一首诗来评论一段历史时期、一个时代的诗风的论诗诗，还有许多。清代龚自珍《歌筵有乞书扇者》诗说：
天教伪体领风化，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每一王朝，发展到晚期，都是政治腐败、社会混乱、民生凋敝，面对这种状况，稍有良知的诗人自然会感慨不已。感时愤世、反映现实的诗篇，也许有些艺术上粗糙一些，但比起那些无病呻吟却精雕细刻的作品来，价值显然要高得多。生当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清代晚期，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的龚自珍，自然要对历代“中晚”时期，又能“略工感慨”的作家加以赞赏了。短短一首七言绝句，就把历代王朝末期诗文的特征，显要地揭示了出来，这是何等的概括能力！
用论诗诗来概括一个时代的诗风，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陆游《观渡江诸人诗》说：
中朝文有汉、唐风，南渡诗人尚数公。正使词源有深浅，病怀羁思亦相同。
这是对北、南宋之际诗人的总的评价。当时金兵南下，赵宋朝廷仓惶渡江，广大百姓深受战火蹂躏。这时的诗人，无论其水平的高低，大都能运用诗来抒发满腔的“病怀羁思”。但是到了南宋的末期，情况又不同了。戴复古论诗十绝其中一首说：
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
戴复古是南宋江湖派的重要诗人。当时正值国家生死存亡之秋，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而一些诗人却只知道吟咏风花雪月，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漠不关心。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到了杜甫、陈子昂这些大诗人，他们忧国伤时的作品，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令人感愤。他们的诗篇，就象声闻于天的“鹤唳”，而那些吟花弄月的诗篇，则不过是一些“乱蝉”的鸣噪。戴氏对杜、陈的推崇，对时风的贬斥，真是对比强烈。
评论某一时期诗风的论诗诗，更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比起用一首诗来评论一代、一时期的诗风来，论诗诗中更多的是用一组诗来较为系统地评论作家和作品。在论诗诗的发展史中，对后人的影响仅次于杜甫的元好问，作有《论诗三十首》，就是用三十首诗，系统地评论了从汉、魏直至唐、宋的诗坛，其间比较重要的诗人可以说都已论及。后代仿效元好问者，大有人在，最著名的又数清代王士祯。他作有《对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所论的范围则是从建安，历六朝、唐、宋、元，直至明末清初，历代大小诗人他情有独钟者，以及有所辨驳者，皆别而论之，还涉及到朝鲜使臣。王士祯之后，论诗绝句的创作更为繁盛，几十首乃至上百首的组诗，层出不穷。有些是统论历代的，有些是专论某朝的，有些则是评论同时诸人的，还有一些是专论某一地方诗人的，有些又是专论女诗人的。真可谓丰富多采，美不胜收。
论诗诗评论作家作品，历代著名的大家、名家，可以基本上都有所涉及。由于作者的角度不同，其观点自然不尽相同。比如韩愈对孟郊诗非常推崇，作品中赞赏之语不一而足，其《醉留东野》诗中的“低头拜东野”，甚至要“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推崇可谓备至。而苏轼有《读孟郊诗二首》，却极力贬抑孟郊，其一说：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错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蚏，竟日持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
诗中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孟诗的风格，结论却是读孟诗是得不偿失，要人把它放在一边。第二首一开始又说“我憎孟郊诗”，其贬抑如可谓已甚。韩、苏二位都是大诗人，二人的观点迥然不同，对后人不能不产生影响。
对著名作家作品的评论，可以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而对那些名气不大、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则可以给人们提供许多别的地方所不易得到的资料。
“片语精微妙入神”
——论诗诗的艺术特色
论诗诗是以议论为主来发表评论，但许多好的论诗诗，并不是干巴巴的空洞说教，而是充满情韵，富有诗味，耐于咀嚼。
中国古典诗歌，十分重视赋比兴的运用，尤其比兴手法的运用，可以使诗形象生动，意蕴丰富，使读者受到感染。论诗诗中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把枯燥的理论问题，以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出来，容易使人理解和接受。如李白《古风》中的一首：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裴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斧斤。（其三十五）
丑女效颦，邯郸学步，是一般人都熟悉的典故。“棘刺”几句用的是《韩非子》中的故事，说的是燕王好微巧，有人就欺骗他说：“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就给他很高的俸禄，结果发现此人不过是个骗子，郢人挥斧用的是《庄子》中的故事。这些是过去的一般读书人都了解的典故。李白用了这一连串的比喻，批评当时诗坛上那些雕章琢句、丧失天然的作品，不过是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作者虽未有明言，其观点却已为读者所领会。
有的诗表面看起来好象是叙述，实际是通过用典，进行比喻。如清代朱彝尊《近来》诗说：
近来论诗专序爵，不及归田七品官。直待书坊有陈起，《江湖》诸集庶齐刊。
陈起是南宋时人，他曾刊刻《江湖集》，专门选录流落江湖、穷困无官的诗人的作品。清初有人选当时著名的诗人百家，刊刻其诗集。可是朱彝尊却不在其中。凭朱的成就及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即使选十家也是应当有他的，后来的《国朝六家诗抄》中就包括了他。所以朱彝尊对此很不满意，挥笔写下此诗，指出选诗者仅以官爵高低来评判诗的好坏，比起当年的陈起，那真是天差地别。“论诗专序爵”，这当然是错误的标准，选诗者不过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交接达官贵人的目的。此诗平平道来，却含有深深的怨愤，后来诗话中对此事多有提及。
论诗诗由于篇幅所限，往往采取“攻其一点”的方法。有些论诗绝句虽只有四句，却又摘录所论诗人的一句、甚至两句诗，只用两三句来加以评论。如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有几首都是如此。评秦观的一首说：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前两句在秦观《春日》绝句中，元氏以此二句与韩愈在《山石》相比，以显其纤弱。他所批评的当然不仅是这一首，而是对此二句来代表秦观的诗风。在元氏之前，敖陶孙就曾说“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但元氏贬低“女郎诗”，也引起了后人的不满，诗话中对此多有评论，论诗诗中也有一些。如清代薛雪《戏咏》说：
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环玉臂也堪师。
直接与元好问此诗唱反调，用的也是同样手法。他“拈出”杜甫《月夜》诗中“香雾云环湿，清辉玉臂寒”，这更是直接描写女郎的诗句，说明即使是“女郎诗”，也未必就不好。诗坛需要各种各样的风格，才会繁荣，论诗者不能以自己的好恶，片面地排斥某一种风格。
有些论诗诗具有深刻的哲理，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诗说：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这后二句“看似寻常”，却很深刻。有些诗句，粗粗一看，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细细品味，才了解到作者的用心良苦。好多事情，做成了之后，看起来都显得很平常，好象不要费什么劲，实际上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两句就不仅仅是光论诗了，同样也可以用到其它各个领域。这就是今天人们常常在文章中引用的原因。
有不少论诗诗前面有小序，后面有小注，这些序和注，有的写得很好，与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有些是记事的。如清代乾隆间的管世铭，有《追记旧事》诗，其中一首说：
诗无达诂最宜详，咏物怀人取断章。穿凿一篇《秋柳》注，几令耳食祸渔洋。
自注说：“丁未（乾隆五十二年）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一、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内语疵，奏请毁禁。”有人注释《秋柳诗》，认为其中有对亡明的哀思，某官僚就以此为邀功的借口，上奏要进行毁禁，幸亏管世铭等人回护，此议未得行，否则又是一场文字狱。这时王士祯已死去数十年，可见乾隆间清廷文网之密。此事不见他书记载，只有此小注，为后人研究王士祯和乾隆时的文学狱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如果没有此小注，这首诗读起来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
有的则是为了记事，才作一诗，如清代黄安涛《题一石斋集》说：
率意小心论不同，凭何辛苦证诗翁？晚年手稿多涂乙，须问当年老劂工。
自注说：“嘉善东门外有刘子端者，剞劂老手也。《一石斋集》是其写刻，亲见手稿改易甚多，行间字里，旁行斜注，几有不可认识者。刘尝为先子言如此，亦足见作者苦心矣。此段世无知者，爱题一绝志之。”为了记述这件鲜为人知、而又值得一记的轶事，作者写了这首诗，借诗和注，以使此事得以流传。这也是诗比文章灵活、方便的地方。这首诗对研究钱载的创作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有些序还对论诗诗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清代林晶彝《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前有小序，称：“金元裕之，本朝王渔洋、袁简斋、蒋苕生诸公，均有论诗，有尽当人意，亦有不尽当人意者”，并说己所作亦为“一隅之见，亦不能尽当后人之意也。”可见他并不自以为是，表明这些只个人的意见，有见得到的，也有不一定正确的。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最后一首说：
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
开始一首以“诗中疏凿手”自认，最后又以“撼树蚍蜉”自谦，表明作者既敢于论断，又不盛气凌人，并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被后人评论。“书生技痒爱论量”，中国古代的诗论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诗人的。而许多诗人，又喜欢发表一些对诗的评论和看法，这是古国古代诗坛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也是论诗诗所以能够有作者数百人，作品逾万首的基本原因所在。
清代成书《论诗绝句》其八说：
诗词一例吐清新，片语精微妙入神。便使钟、谭非法眼，也应愁杀钝根人。
这是对钟惺、谭元春《诗归》中所作评点的评论，认为尽管其选、其评不尽惬当，但其中确有精微妙入神的地方，可以启人灵思。“片语精微妙入神”，拿来评论许多论诗诗，倒是非常恰当的。论诗诗不仅可以给诗论研究者提供参考，而且有些确实可以启人灵根，使人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方面，都能有所裨益。
当然，论诗诗也有其局限。由于采用了诗的形式，而诗的语言句法和文章有很大不同，以诗来阐发理论就不能不受到限制，而且还易于产生歧解。比如元好问“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之意，就可以有截然相反的理解。这也是研究者应当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