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美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美学论文,现状及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技术美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纵的来看，填补了以往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研究的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应用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与文艺美学并驾齐驱。横向而言，国外工业美学、技术美学研究的兴盛期主要在本世纪初到六七十年代，80年代以后反到比较冷清和低落，而我国则正方兴未艾，并且，理论探索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逐步形成着中国技术美学研究特色。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高涨，及美学寻求新的增长点等诸因素不无关联。
尽管我国技术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种种情况表明，我们还不能说这种研究已臻于尽善尽美，仍有许多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化，有许多新课题尚待开拓。这将是90年代或以后一个时期中国技术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技术美学基本理论的拓展和深化
我国技术美学研究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当代技术美学理论内容和体系。技术美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必须建构自己独有的概念、范畴体系，揭示自身研究领域的审美规律。而技术美，功能美，形式美，产品实用、认知、审美功能的关系，结构、形式与功能的关系等等都成为技术美学本体论的重要内容。这些技术美学中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技术美的本质则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美的本质即美是什么的问题是传统美学一直重点追索的古老问题，到了现代已渐渐放弃对它的苦苦追寻。技术美这个以往美学未曾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成了现代技术美学重要而崭新的课题。技术美作为一种日益突出的新的审美形态，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与其它审美形态的区别何在，等等，都要给予理论上的界定和说明。只有认识和解决这些技术美学基本问题，才能更好地解释物质文化领域许多复杂的审美现象。并且，对于具体审美设计活动也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一般都认为，技术美是技术美学的最高范畴，它是技术活动和产品所表现的审美价值，是一种综合性的美。从构成上看，技术美的主要内容是功能美，也包括形式美和艺术美的因素。
国内近些年对技术美以及功能美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关于技术美的本质，值得介绍的是李泽厚的观点。他认为，“前进的社会目的性成了对象合规律（如桥造得巧、飞机有气势）的形式，也就是说，善成了真的形式，人们直接看到的是善合目的性。飞机、大桥是为人服务的，但它所以能建成，却又是符合规律性的，这就是技术美的本质。”（《技术美学与工业设计》丛刊1第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一观点相对于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的“合目的的功能的力动表现”观点无疑是一提高，是李泽厚实践论美学观的应用和扩展，对于国内的技术美学研究颇有启发。然而，这一观点还只是一高度抽象化的观点，还不能显示出技术美本质的特殊内涵，没有体现美的本质与技术美本质的区别。
功能美是又一众说纷纭的难题。这一概念也是首次由竹内敏雄明确提出。由于功能美将实用、功效与美相关联，似乎直接与审美无功利性相矛盾，因而常常增加了人们认识上的困难。实际上功能美也是超功利性的。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功能美意见不一。有的沿用竹内敏雄关于技术美的观点即“合目的的功能力动表现”解释功能美，而缺乏新的内涵。还有的同志认为功能美是实用、经济、美观的和谐统一，是三位一体的整体美。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在所谓既实用、经济又美观中，美观包括产品的内容（即功能）美价值吗？如果包括岂不是用自身说明自身？如果不包括，那就指的是形式上的美观，如此，“三位一体”不就是实用、经济与形式外观美的“有机统一”吗？显然，这一观点缺乏思维的严谨和理论的说服力，没有指出功能美的真正的内容。关于功能美还有一种比较广泛而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功能美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所创造的产品实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从自己的对象化产品看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感到了一种自由，充分体现了这种自由的产品就具有了功能美。显然，这一结论与美的本质及上面所提到的技术美本质是完全同一的，这些观点都只是高度抽象性的结论。用此说明最一般的美的本质无可非议，然而在技术美学中如此界定技术美和功能美则显得不够准确，过于简单化，而没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尚未说清技术美与功能美的独特内涵及与美的本质的层次关系。当然，美的本质界定作为一种最高的概括，它囊括技术美和功能美，它们具有一致之处。但作为独立学科的技术美学研究应该揭示出自己核心范畴的独特内涵。这些都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
技术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上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不奇怪。柏拉图就曾慨叹美是难的。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技术美学研究的深入，对技术美、功能美等问题的解决将不断接近完善。
技术美学基本理论研究不仅要解决技术美本体论问题，也要开展对物质文化、技术产品的美感或审美经验、审美意识研究。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比较薄弱。
技术美学解决人与物质文化的审美关系，必然面临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产品美）的相互作用问题，这是一种新型的主客体审美关系。人们对技术产品的审美经验既与艺术审美心理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只有揭示出这种审美经验上的特点，才能更深入地寻找到技术美学内在、独特的规律。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1.技术品审美经验中知觉与行为的合一。艺术美感是静观发生的，它不需要欣赏者行为的参与，基本上是一种知觉心理过程。而产品深层美感的发生则是心理行为交叉进行的过程。正如杜夫海纳指出的，“美是在一种与对象有时是更为智力性的、有时是更加肉体性的接触中，给我们显示的。就是在这样的经验之中，技术对象才能为我们审美化。”（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有如人们既攀登又观赏高山时，才能最好地与高山交流。当然，技术对象的形式美、装饰性的艺术美亦可在知觉静观中完成，而对技术对象的功能美的深层体验则需要知觉与动觉的配合、感知与使用的统一。使用、操作等行为能强化或消解人们对产品的审美态度。
2.艺术创造常常给观者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得象外之意、韵外之旨。真正的艺术形象只有经过观者的审美再创造才能最终完成。接受美学则充分揭示了观者在欣赏文艺作品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在接受美学看来，任何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都存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样我们可以说，艺术美（本文美）是尚待完成的美，是一种合理（艺术创作规律）的期待美。艺术审美经验中，需要对艺术形象的“填补”和再创造，从另一方面看，也就需要主体审美素养的全面和思维的活跃。艺术美对它的欣赏者具有更明显的选择性。
产品美的决定性基础在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之中，它是附属于其实用功能的。德国美学家本泽曾提出过一种对象理论，他认为技术对象与艺术对象有明显不同。技术对象是依据规划、计划要求制作的，是预期的成果，完全按技术功能的自然规律来确定，其审美价值具有决定论性质。艺术对象是非预期性的，其审美具有非决定论性质。审美的非决定论性质，使作者主观意愿有较大的冗余度，从而作品也就蕴含观者审美再创造及想象发挥的主动条件和可能。技术对象的审美决定论性质则显示出观者想象及审美再创造的被动及有限。因而，产品美对其欣赏者的选择具有宽泛性特征。
3.人在艺术审美欣赏中，常常引发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思考，促使人追求真、善、美，树立完美向上的人格精神。因此，它对人生理想的形成，对美育的作用比较强烈。欣赏产品美，并不直接与人生观、世界观相联系。但由于产品美也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有力确证，故产品美又往往引发对人类创造力的感叹，使人们热爱生活，勇于和善于创造美好未来。
以上只是浅述笔者几点看法。开展技术美的审美经验研究，将成为技术美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它不仅能揭示出物质文化审美创造和评价的心理奥秘，对技术美本质等问题的解决都将具有帮助，并且对丰富审美心理学研究也不无意义。
二、中西技术美学史研究
目前国内技术美学研究大多是关于基本原理的研究，对技术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还很少。并且，对西方技术美学思想产生、发展的介绍也只限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如新艺术运动、包豪斯及工业设计的兴起、发展过程等等。其实，技术美的创造不只是大机器生产出现以后才有，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和方法，它不仅包括机械化工业技术，也包括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技术。因此，技术美的创造及其思想也不只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正如竹内敏雄所指出的：“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同人类历史一道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代的手工艺也好，现代的工程技术也好，都包括在内。只是在它们之间，功能的效率相差悬殊，而只要随着那一种产品都符合各自的目的，并伴随着那种程度的美的效果。那么，在它的技术美的结构上就没有本质的差异。”（见《技术美学与工业设计》丛刊1第20页）
当代西方对这方面专门、系统的研究很少见。传统西方美学一直把“艺术哲学”作为美学的主要内容，因此，非艺术的美包括产品美问题多不为美学家所重点探讨。然而，由于美学也要回答日常物质生活领域审美现象，所以传统美学中也常常涉及某些技术美学问题，这些都可构成西方技术美学思想史的内容。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首先对技术产品、实用品的美进行了探讨。他第一次指出实用品的美在于效用、功能。他从产品对人的目的价值关系中考察美，深化了毕达哥拉斯派、赫拉克利特等人仅从事物外在形式探寻美的观点，把对美的判断与事物对主体的价值联系起来，开启了物质产品中美学问题的新思路。法国美学家德尼·于斯曼说过，“人们在西方思想的早期源流中，就能发现工业美学的萌芽”。苏格拉底之后的西塞罗、古罗马的维特鲁威，直到近代培根、休谟等人关于人工制品、建筑美的观点，都涉及了技术美学问题。特别是休谟初步看到了功能、效用与审美经验的某种联系，并着重从心理上去分析，而不是象苏格拉底那样归为一种单纯的哲学结论。但不可否认，他又把功能情感与审美情感的复杂联系简单化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人们对产品美感形成的心理原因。
到了现代，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对象的审美价值。他们试图在自己的美学理论中对此加以分析，扩大研究视野，为理论体系纳入新的内容。前面曾提及的法国现象学派美学家杜夫海纳，以及实证主义美学家查理斯·拉罗、美国自然主义美学代表人物托马斯·芒罗、英国形式论美学家赫伯特·里德、德国符号论美学家马克斯·本泽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技术美学的相关问题，为技术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除了一般美学理论中所包含的某些技术美学思想内容外，西方工业设计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技术美学思想，这些常常为国内某些研究者视为技术美学学科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由于这方面介绍较多，兹不赘言。
在此，还需指出，应当开展对西方现代工业设计之前审美设计思想的研究，其中的内容与西方设计史有相通之处。挖掘、整理这一较长历史时期（主要是手工业时代）的审美设计思想，对拓展西方技术美学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中能窥视到西方设计文化及技术美学思想的历史传统和特色。
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灿烂的科技文明，技术美的创造及思想也极为丰富和发达。目前，国内有些同志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古代技术美学思想除中国古代美学中包含的部分内容外，大部分则保留在各种工艺学、科学著作中，如《考工记》、宋应星《天工开物》、李诫《营造法式》等。因此，这方面研究应注重吸收、利用相关学科如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科技史、中国设计史等研究成果，从客观历史资料出发，用技术美学基本观点梳理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使对中国古代技术美学思想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拿出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来，这将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工作[笔者关于中国古代技术美学思想的具体观点，曾在拙作《中国古代技术美学思想三题议》（《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及《中国古代技术美的创造及其观念的发展》（徐恒醇等著《技术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做过论述]。
三、强化技术美学的应用性
技术美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不能停留在形而上的抽象议论层次，而应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用于指导当代物质审美文化建设。
技术美学对实践的介入主要通过设计活动来进行。它不仅为最佳而合理的设计观提供思想基础，也为设计活动提供理论指导。技术美学不只是美学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延伸，更是人类实践过程中审美创造智慧的结晶和运用。当代技术美学研究不应只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技术美，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懂得怎样才能创造和实现技术美。
技术美学研究不仅要解决带有普遍意义的设计观念、方法等宏观问题，也应该关注设计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把技术美学的基本观点微观化、具体化，用于解决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审美创造中的许多复杂的问题。这样，技术美学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有的设计人员曾抱怨，技术美学对他们的设计帮助不大。这其中既有对技术美学的误解，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技术美学研究局限于抽象议论、概念推演，而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
当然，技术美学并不是具体的设计方法，它具有“元设计学”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利用技术美学基本理论不可能直接设计出产品，但技术美学应该为逐渐贴近具体的设计活动而努力，为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在此意义上，技术美学又是大有可为的。
第一，可以从技术美学基本观点出发为产品设计和造型提出综合性要求。比如，技术美学关于产品的实用、认知、审美三种功能的划分对于产品设计就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三种功能也就是消费者对产品的目的性需求。任何设计都是根据人的目的要求来进行的，功能定位、功能分析是产品设计的直接前提，设计就是功能的客观化过程及结果。从当代设计发展趋势上看，全面考虑人的目的需求即物质实用和精神心理双重需求受到高度重视，人性化设计成为当代设计的新潮。“人性化”包括两方面，一是指物质实用功能齐全、方便，适于人的操纵、使用，并具有高效的特点；二是指满足人认知和审美的精神需要。从而产品不仅是人物质享受的对象及人体功能的延伸，同时也成为人精神的对象化产物。“人性化”是一种全方位考虑和满足人的目的的设计原则。日本设计教育家日野永一说过，“无论哪个时代，‘为人类的设计’这一点总是绝对不能忘记的”（日野永一《设计》第3页，湖北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这一观点即是强调对人的目的性需要的全面关注，产品设计应是对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关怀。“人性化”这个当代设计主题之一与技术美学关于产品功能的观点是一致的。
技术美学对设计实践的关注，也体现在它对设计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以回答，为设计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和选择策略。比如，对于“后现代设计”这一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兴的设计思潮，中国设计何去何从？技术美学也应做出自己的解答。
从技术美学看，无疑，“后现代”对设计观念进行了全面更新，它反对现代主义“形式依随功能”的设计原则，认为这把冷酷的利剑削平了所有产品的个性，从而造成产品语义的单一及审美价值的沦丧。后现代设计关心产品的个性特征和多种审美效果，这对于当代中国设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果说，现代主义设计过多强调的是技术、理性和对象客体，那么后现代设计则重在心理、情感和主体。可以说，“后现代”开创了一种新的审美设计思维和方式，反映着西方后工业社会人们迅速增长的精神、心理需求，它是一种设计美学的变革，为人们创造着一种新的趣味和美感享受。
然而，后现代设计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过于强调打破产品语言符号模式系统，力求从语义学混乱中创生个性和新的审美趣味，这样，尽管它创造了许多超乎人预料的产品，但语义交流的中断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认知的困难和审美的迷茫。因此，后现代设计在某些方面易与使用者发生隔离。当代中国设计应积极吸收后现代设计富有价值的内容，如产品个性化、审美丰富性的自觉追求，改变国内某些产品单调、模仿、缺少个性等状况，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后现代”设计中某些不足或不适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情况之处。对其亦不可生搬硬套，而应有取有舍、创造性地吸收，着力于建设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设计文化。
第二，技术美学又可根据各个设计领域的特殊规律，提出相应的创造和评价具体产品审美质量标准。前苏联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如中央医疗建筑美学指标科学研究所制定了公用房间家具质量水平测定法。家具质量和其它指标都包含有美学指标，如表现力、独创性、和谐性、完整性、与环境和风格的一致等等。对家具的美学要求包含在家具质量的技术要求之中。全苏工业美学科学研究所则通过试验确定了家具指标的分量为：实用属性从0.45到0.65，平均为0.55；审美属性从0.35到0.55，平均为0.45（参见阿·恩·切列帕赫娜《现代家具的美学》，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
审美设计创造和评价标准的指标化，可以使技术美学观点变得更为直接、具体和数量化，增强了实践上的可行性，同时也使技术美学进入了实证性研究，这些具有进一步探讨、推展的意义。目前国内个别研究者已着手这方面的初步探索。然而，它的实施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另外，创造和评价审美指标也不是凝滞僵死的教条，而是绝对与相对、稳定与变化的统一，它将随时代、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