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研发模型认知的中美日政府基础研究
王一鸣1，陈 虎2
(1.青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摘 要： 二战后，美国受布什研发线性模型的影响，极其重视基础研究，认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最终将获得更多科技成果产出，并一直持续至今。20世纪70年代，日本受司托克斯总结的巴斯德象限影响，更多地重视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投入，在科技产出上获得快速突破。当前，我国更应该重视新巴斯德象限的作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与政策倾斜，注重以新型研发机构或企业为载体的契约式、商品化基础研究，助力我国在原始创新上获得新突破，破解美国“贸易战”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封锁。
关键词： 基础研究；新巴斯德象限；契约式基础研究；商品化基础研究；后学院科学
1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困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学研究与高新科技产业开始了快速追赶欧美的过程，GDP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然而，这种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对欧美日韩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自身原始创新能力依然较弱。虽然论文发表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是高精尖、引用率高的论文数量远低于美国[1]。专利申请数量上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国际专利申请注册数量位居全球前三，中兴通讯在过去5年累计申请注册数量为1.37万件，然而大部分专利并不是基础性研究与突破性专利。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我国高端芯片进行技术封锁，国内某些公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近期对我国相关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芯片产业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我国在较长时间内对研发的认知尚难确认是否有一定的理论模型指导，但确实存在“短、平、快”的认知误区，更加强调研发的试验与发展部分，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仍显不足。为此，2018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我国基础研究方面的相关问题。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与产出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尤其是在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上。我国研发强度(R&D/GDP)常年低于美国、日本，在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重中，差距更加明显(具体见图1)。根据国家科技部统计数据，21世纪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重常年在5%左右，2010年甚至仅占4.6%。在近年对自主创新的重视下，2017年的占比才勉强提升到5.5%。同一时期，根据OECD的数据，美国基础研究占比长期稳定在19%左右，日本在13%左右，韩国增长更为迅猛，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从12%左右增长到18%左右，并保持稳定。从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研究支持基金看，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1986年刚起步时，经费不足1亿元，近几年有较大增长，2017年财政拨款经费提升到287亿元，翻了几百倍，即使扣除通胀等因素，也说明国家对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然而，即便如此，与之类似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2017财年就获得了75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支持，按当前汇率约是我国的两倍。在对基础研究多年来的认知偏差下，我国内地诺贝尔奖科技类获得者至今仅屠呦呦先生一位，而且她获奖的成果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前完成的。
图1 中美日3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重
(数据来源于OECD及各国政府网站)
2 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认知——布什研发线性模型
2.1 布什研发线性模型的提出
1945年，当时的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布什(V·Bush)明确指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布什[2]认为，研发活动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一步步线性展开的，学术界后来一般将其简称为研发线性模型(具体见图2)。他明确地指出，新产品和新工艺并不是生来就完善的，它们根源于基础研究中产生的新的科学概念或原理，因而，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2]。
图2 (美国政府对研发模型的认知)布什象限模型 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等的线性关系
二战后，欧洲千疮百孔，基础研究很难在短期内重新有效地开展起来，因而也不能作为美国技术进步的源头，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研究成果。在这个转折点，布什强调需要培育美国自己的基础研究能力，并且指出如果某个国家在基础研究上根基薄弱，即使其在机械工艺上有独到之处，也不能保证该国工业快速发展或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国身份。布什的研发线性模型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美国科技政策，使基对基础研究空前重视。当时，美国正面临与苏联争霸的局面，如何在军事、国防、科技等领域对苏联保持绝对优势，是美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布什关于研发活动的线性模型报告适时地给国家科技政策指明了方向[2]。布什等通过研发线性模型指出，只要给基础研究不断投入，它就会不断在科技研发上获得大的产出。
2.2 布什研发线性模型对美国政府基础研究实践的影响
在研发线性模型的指导下，美国是最早并且持续地将基础研究置于国家科技发展政策重要位置的国家[3]。
典型的重要支撑措施表现在：一是在1950年成立专门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这是从联邦政府层面，统筹管理并支持美国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NSF通过项目的方式对申请者提供资助，资助范围广，迄今几乎涉及所有自然科学类基础研究以及部分社会科学类基础研究项目。NSF向全美国2 000多所大学、学院等科研组织基础研究项目支持，支持经费总额度约占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预算的25%[4]。2017财年，NSF获得75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支持；二是从研发经费上看，由于联邦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也引导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等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在1957年及其后10年中，美国大学获得的基础研究经费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总体上看，基础研究经费常年在全美所有研发经费总额中占比近20%，例如2003年占比19.1%，2009年占比19%[4]。与之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常年仅占比5%左右，由于美国常年研发经费投入额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如果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换算成具体的美元投入经费，差距将会更大；三是在立法上对基础研究提供支持。1958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强调加大大学基础研究支持力度，进一步引导美国大学重视起基础研究。
第三种类型，是直接由具有一定基础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团队创立的，典型代表有我国寒武纪公司。寒武纪公司的创始团队是一批从事多核深度学习处理器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2014年和合作者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多次获得处理器架构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其基础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获得了科学共同体的高度赞誉，从而促使这些科研工作者向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方向前进。2017年，寒武纪完成A轮融资，成为全球智能芯片领域首个独角兽初创公司，在2018年B轮融资中，已经被估值为近30亿美元。寒武纪就是一个典型的符合新巴斯德象限的公司，其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优势突出，芯片架构和指令集成完全自主，满足华为契约式、商品化的基础研究需求，在华为麒麟970处理器上提供了关键IP授权，并在华为Mate 10手机上实现大规模商用，也为自身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化利润。
2.3 当代美国政府对布什研发线性模型的坚持
对于基础研究，历届美国政府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21世纪初，奥巴马总统首次当选后，就签署了《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2009)，增加近200亿美元政府预算用于科技研发，其中一半以上投向基础研究。在第二个任期，又发布了《美国国家创新战略》(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2015)，强调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6]。即使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也强调继续增加基础研究经费。由此可见，自1945年后，研发线性模型一直影响着美国决策层，在政府层面持续关注美国的基础研究能力与发展，并在政府预算中不断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3]。
山西陈醋采用大曲发酵，选用高粱、大麦、麸皮、谷糠等谷物作为原料，糖化剂采用大麦、豌豆制成的大曲，再经过蒸、酵、熏、淋、晒等生产工艺酿成[17]。它的特点有酒醅发酵周期长、醋醅发酵温度高，发酵过程中会将一半成熟醋醅熏醅，将淋醋后所得生醋经“夏日晒、冬捞冰”等陈醋老熟工艺，制成成品。
3 巴斯德研发象限模型影响下的日本政府基础研究
3.1 巴斯德象限模型的提出
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适合日本、韩国这样以技术为取向的国家，日本政府在实践中，也是更多地将经费投入由应用导向产生的基础研究上[7]。同时，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对基础研究积极投入经费，在实践中，日本的一些大企业，例如东芝、日立、佳能等也确实在基础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经费，虽然这种基础研究在短期内不能立即得以应用，但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被要求在生产实践中获得有效应用。
3.2 日本政府基础研究与巴斯德象限
一些符合新巴斯象限要求的，从事契约式、商品化基础研究并通过提供研发服务、研发成果，从而获取直接经济收益的新型研发机构或企业不断涌现出来，一般可以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从企业内部实验室发展而来、从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发机构转化而来以及由科研工作者直接创立。
图3 巴斯德象限模型 [7]
3.3 巴斯德象限影响下的日本基础研究实践
总体上，日本历年的基础研究占整个研发投入比例约为12%，低于美国，且在总经费投入上也远低于美国，如图1所示。
布什的研发线性模型在美国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迄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在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G7发达国家——日本，情况却并不一样。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D·E·司托克斯[7]在对日本在二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日本在科技研发中重视的是“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科研经费也向此倾斜，这与美国的布什线性模型不同。司托克斯指出，二战后日本并没有全力投入基础研究，却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工业强国，产品覆盖面广，甚至在美国本土也有热销的汽车、电视、洗衣机等日本工业产品，并且成功进入G7俱乐部。司托克斯从研发起因角度，将布什的线性模型发展为二维象限图[7]，如图3所示。仅追求基本知识而不考虑应用的纯基础研究，被命名为玻尔象限，这主要来自于玻尔当年探索原子结构时的典型案例；仅考虑现实中的应用，不追求基本知识突破，这被命名为爱迪生象限，典型代表就是爱迪生当年从事的发明研究，起因是为了应用。另外，既追求基本知识的增长，也考虑现实中的具体应用需求，这被命名为巴斯德象限，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所从事的细菌微生物学研究是典型代表。同时，科技史中仍然存在既不追求基本知识，也不考虑应用的研究，司托克斯没有命名这个象限。
这些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帮助日本企业在产业、产品上最终获得很多创新突破，也使日本成为亚洲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截至2018年，共有24位)。例如，2014年日本科学家因为“蓝色发光二极管”中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2009—2010年日本国家科技政策研究所关于“科学创造过程调查”的大范围调查研究报告可见，在日本，从事科研的科学家的研究动机确实受巴斯德象限影响，这种现象在私营企业的基础研究中更为突出[11，13]。
有数据显示(见表1)，在科研成果高被引的研究者中，大学里从事巴斯德象限研究的占比47.5%，而在私营企业里竟然高达近70%[11]。由此可见，日本私营企业的基础研究也深受巴斯德象限影响。即使从日本全国科研机构的平均值看，高被引科学家中的一半比例仍然从事巴斯德象限的研究。
第一种类型，美国萨尔诺夫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公司作为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实验室成立于1942年。自1987年独立以来，萨尔诺夫公司一直保持较高的盈利率，拥有近千人的研发团队。该公司专门研发世界领先技术，并通过与客户及投资人合作使之快速进入市场，其主要研发领域为[20]：①数字电视研发。作为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联盟成员，萨尔诺夫公司在开发和测试高清晰度电视技术标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美国高清晰度电视技术标准制定者之一，研发并提供电视和计算一体化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服务；②计算技术研发。萨尔诺夫公司提供包括宽列计算机影像、平行计算机和图像处理应用的研发技术，并且正在研发相关技术改进治疗乳腺癌的乳房X线照片的精确度；③生物芯片(bio-chip)研发。利用自身长期从事微电子研发方面的技术积累，萨尔诺夫公司正在为生物医药公司研发能够迅速检测出数千种可能用于新药物的化学制品成分的生物芯片技术，以及能够迅速检测出空气中细菌类型的生物芯片等技术；④集成电路系统研发。萨尔诺夫公司为美国军事武器制造商提供研发服务，为重要军事武器等的集成电路芯片提供研发设计，也研发军事应用级别的可视化红外线焦点平面系统。
表1 日本不同研究机构从事巴斯德象限研究者的占比估计 [11]
更进一步，从图4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认知，基于巴斯德象限，已经突破布什线性模型前半部分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严格二分法，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实际上是交融在一起的。
图4 (日本政府对研发模型的认知)巴斯德象限模型 打破布什线性模型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分法
4 后学院科学视角下的基础研究模型新演进
4.1 后学院科学规范
齐曼[14](J·Ziman)通过研究科学发展演变过程，认为当代科学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并将其定义为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或者产业科学(industry science)。同时，类似学院科学社会规范的5个特性——CUDOS，齐曼将后学院科学的社会规范总结为PLACE，与CUDOS相对应，即Proprietary(所有者所属)、Local(服务于局部)、Authoritarian(权威所统辖)、Commissioned(任务定向)和Expert(专门性人才)5个新规范。
4.2 后学院科学视角下基础研究的“契约式”与“商品化”特性
联系到本文探讨的基础研究，在后学院科学视角下，定向性(Commissioned)的学术规范更多表现为研发人员与相关方的“契约式”研发活动。由于当代研发领域技术复杂性导致的研发等投入越来越大，科学共同体越来越迫切需要外部研发资金投入。此时，政府(以及企业等)作为并行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一种存在，更多的是作为科学的投资方存在，而科学共同体已经演变为满足外部需求的科学活动的执行方。因此，为了从外界获得更多资助，科学共同体内的研发人员，包括科研院所或者高校以及企业内部相关研发人员，与政府或者企业签订契约，从事被要求的、规定的、定向性研发活动，在后学院科学视角下，研究的起因已经受“契约性”影响，不再是学院时代根据自身兴趣、无命题式的自由研发活动。因此，契约式研发活动是后学院科学可行的“定向性”规范的必然延伸，它决定了当代研发活动在契约关系约束下，必须首先以研发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而不再是研发人员以认知未知的自然世界为首要目标，并且受这种契约关系影响，形成科学研发人员新的职业伦理规范。同时，这种契约式活动由于研发全球化和研发外包(R&D outsourcing)的大趋势[15]，变得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科学研发的经济效益已经不言而喻，研发活动中不断出现的知识产权交易和研发服务等商品化趋势，实际上也是衍生于后学院科学中“所有者所属”(Proprietary)的规范。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大力推进，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面临全球化和研发外包趋势，这种“所有者所属”的特性得以向商业利益靠拢[16]。以前的学院派科学家仅仅满足于科学共同体内的名望或者社会给予的荣誉，而对于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回报基本不作考虑。这种名望、荣誉与经济利益分割的局面正被不断打破，并且由于研发工作中需要投入各种资金和人力资源等不断扩大的压力，大学里的部分教授与科学家也渐渐将自身研发工作类比于一般商业活动，为了维持自身研究工作迫切需要从已有或者未来研发成果中获得经济利益[16]。
参考美国的经验，我国在政府意识与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的作用，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投入中的占比，争取早日达到10%，并继续提高至与美国等持平。通过政策鼓励与引导有一定研发基础的高新企业开展更多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在芯片研发、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可以从财政、税收角度考虑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新巴斯德象限在形成更多可商品化的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同时，必将在高端战略性基础研究领域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将我国科技实力带入一个新的、更高发展阶段。
由试验数据可知，对于同1个试验温度测点，5次测量的温度值会有波动，当温度波动大于0.2 ℃时，传热系数K值的测量值会出现明显的波动[9].具体数据如表6、表7所示.
4.3 基础研究的新巴斯德象限模型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强调当代研发活动在学院科学的公有性、祛私利性等规范向后学院科学中的所有者所属、定向性等规范的必然延伸——契约化和商品化基础研究，导致新巴斯德象限诞生(具体见图5模型)。这个象限主要以新型研发机构或企业为代表[18-19]，从事研发外包活动，在更多地依赖基础研究突破性成果、具有高度技术复杂性的生物医学和集成电路芯片领域较为常见。
图5 新巴斯德象限模型
日本在二战后的早期科技政策，由于受当时外部条件以及自身资源等因素限制，仍然强调研发的应用、试验与发展功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足，这在日本1956的《经济白皮书》上就有反映[8]。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后，发现之前的科技发展路径已经难以支撑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需要进行变革[9]。日本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首相亲自担任主席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由日本政府中主管工业、科学等的资深部长级人物担任[10]。日本科学技术委员会通过广泛调查和研究，得出重要结论：日本也需要更多地发展自己的基础研究。当时，受国际贸易赤字的进一步影响，日本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日本不回归到基础科学知识储备中，就很难在世界贸易中获得足够的竞争力，所以关于基础研究的认识被进一步强化。但日本政府强调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即巴斯德象限研究[11-12]，而不是对玻尔象限的研究，也不是一种泛化的对基础研究的全面投入。
在2017 年年初，公司海外项目拓展，从基层队招聘比较有经验的司钻（班长），我所在基层队的一名42 岁的班长包某十分想报名参与。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队施工紧、任务重，人员紧缺，如果包再调走，会对我们的队伍的平稳运行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考虑该员工年龄和家庭以及身体状况，队领导班子研究觉得包某并不适合去国外工作。而说服他放弃报名的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综上所述，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对是企业财务胜仗的保障兵，科学化提高电算化的管理水平更是是重中之重在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同时，更能够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同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内外经济环境与企业实际情况，灵活把握管控的方式方法，力求摸索出一套完善灵活的成本管理和内控体系模式。
第二种类型，在我国比较著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从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大基因具有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等技术平台，在商业化过程中能够大幅度降低相关费用。华大基因现有的新一代测序能力以及超大规模生物信息计算与分析等能力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Science》等世界顶级科研期刊上发表多篇广受关注与引用的论文，而且已经在海外成立了多个研究机构。得益于自身突出的科技研发能力，华大基因可以提供广受客户信赖和欢迎的相关基础研究服务，从而获得很多高附加值的研发服务收入。 2017年，华大基因上市，市值最高时超过1 000亿元人民币。
从基础研究产出案例看，在布什研发线性模型提出后的35年间(1946—1981年)，英国与法国分别只有38人和6人获得诺贝尔奖，而美国猛增到109人[5]，是英国和法国之和的两倍多，彻底扭转了美国之前基础研究依赖欧洲的被动局面。2018年，诺贝尔科学奖项获奖者共8人，其中4人是美国学者。2018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篇科研论文中，72篇是美国学者的成果。上述基础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也确实如布什线性模型所指出的那样，在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国外典型案例较多，例如英国的ARM公司主要从事各类集成电路芯片研发服务，与世界各国大型目标公司订立研发协议，随后提供相应的研发服务方案或IP授权，在集成电路芯片研发类公司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于2016年被日本软银以300多亿美元收购。1887年在法国年成立的以巴斯德命名的巴斯德研究院(法语：Institut Pasteur)，如今也成立了多家独立的生物医药研发公司，从事契约式、商品化的基础研究活动，与一些大医药公司展开合作。当前，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一些风投基金开始介入基础研究领域，与科研工作者或科研组织签订具有详细规则与要求的契约，并且要求最终成果能够商品化，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21-22]。
同时，仍然存在契约式的、不考虑商品化的纯基础研究，例如在大学里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受契约限制的课题研究，并不必然考虑商品化利益，可以命名为新玻尔象限。新爱迪生象限的纯应用研究主要发生在企业内，在企业内部边界内，应用研究的任务依靠行政组织的日常运营要求下达，主要是命令式的，而非契约式关系。这些应用研究成果如果让渡或授权给外部企业等使用，则必然会收取IP授权费用或者专利转让费用等，这就是典型商品化交易。图5左下角象限仍然存在研究活动，但既不接受契约式主导，也不考虑商品化以获得利益，这在后学院科学时代仍然存在，譬如一些根据自身爱好与兴趣自行开展研究活动的科研工作者，主要存在于高校或NGO组织等。
5 新巴斯德象限对我国当前基础研究的借鉴意义
美国现在对我国高科技封锁与限制更加严格，在贸易战背景下，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同时，美国在与中国的沟通过程中会更加关注我国对专利、技术等保护措施，要求我国停止对外资企业实行的“市场换技术”及“强制技术转让”行为。未来我国也会遇到美国在20世纪初面临的类似局面(欧洲在二战后千疮百孔，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基础研究，美国无法从欧洲获得更多新的基础研究成果，因而必须依靠自己进行基础研究，此即布什提出线性模型的背景)，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打破美国对我国高科技封锁的局面。只不过，我国当前依靠的指导模型不应再是布什模型或巴斯德模型，而应该是更适应时代的新巴斯德象限。新巴斯德象限对于我国基础研究以及创新驱动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Jiang G M等[31]用硫酸铁在640 ℃下焙烧含锌渣1 h，在硫酸铁/铁酸锌摩尔比为1.2的条件下，进行水浸提取有价值的金属硫酸盐进行回收，锌的回收率可达92.4%。
5.1 理论意义
5.1.1 新巴斯德象限进一步消解了布什线性模型后半部分的二分法
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模式分为三个维度，描述(description)、解读(interpretation)和解释(explanation)。(Fairclough 1995)因此，本研究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文本分析，主要分析新闻语篇的词汇选择和及物性；第二阶段话语实践分析，主要分析新闻的报道模式；第三阶段社会实践分析，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阐释两家报纸中嵌入意识形态的异同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新巴斯德象限的提出主要是为突出基础研究的契约式和商品化演进趋势，即基础研究成果等可以直接商品化并获取经济利益，从理论上打破了布什线性模型后半部分的二分法(见图6)。从我国具体国情看，即是消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的持续影响。从具体实践看，新巴斯德象限中基础研究直接商品化并获得经济利益，这在芯片研发、生物医药研发等高科技领域更为常见。
异位妊娠在临床上也称为宫外孕，同时在临床中也属于一类急性腹部疾病，患者常见临床症状为阴道流血、下腹疼痛、压痛等，对于女性身体产生的伤害较大，若不及时干预治疗，可引起输卵管堵塞，造成输卵管破裂，甚者大出血，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1-3]。目前临床主要以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作为治疗异位妊娠的常见手段，因甲氨蝶呤剂量过大可增高患者不良反应率，过低则临床效果不佳，故在治疗方案制定过程中，如何合理选择甲氨蝶呤的给药剂量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4-5]。为此，本文收集了96例异位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不同方式肌内注射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异位妊娠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图6 (对研发模型的新认知)新巴斯德象限 模型进一步打破布什线性模型后半部分的二分法
5.1.2 新巴斯德象限是将基础研究直接与市场相联系的理论工具
我国有世界数量最多的本科生与博士研究生，实际上具备了充足的、不同层次的从事基础研究的智力资源基础，但是缺乏能将这些智力资源在基础研究市场上进行转化的载体，而新巴斯德象限指出了一种可行路径。努力发展新巴斯德象限，在基础研究上实现更多契约式和商品化突破，在带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同时，使得基础研究这种原始研发与创新能够“研发以致用”，即以自身提供的研发服务获得将基础研究成果直接商品化的利益，从而获得正向激励。
5.2 实践意义
5.2.1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与支持力度
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美国也经历过从轻视到重视的认知过程。20世纪初，按照汤浅光朝[23]对世界科学中心的定义，当时的科学中心仍然在欧洲边界内部，并没有转移到其它大洲。在这个阶段，美国自身原始创新成果极为有限。由于当时美国工业实力、经济实力与自身基础研究能力并不匹配，因而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幻觉，认为基础研究对科技产业发展影响甚小[5]。因此，美国认为没有必要花大力气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仍然可以借助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实现自身工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观念在二战后才渐渐被扭转过来[24]。
在这之前，当核磁共振技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研发出来时，科学家们仍然仅仅满足于名誉上的回报，把经济利润让渡给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而在后学院科学视角下，这实际上被看作一个失败的案例用以警醒后人[17]。更进一步地，政府和国内外企业研发外包需求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法规，也为各类研发机构迅速将“所有者所属”的研发成果转化为商业利益创造了法理和市场上的可行性。这种研发活动的“契约式”和“商品化”作为后学院科学规范的必然演进，催生了一大批以提供研发服务、研发成果而获取直接经济收益的新型研发机构或企业[18]。
⑥Jin S．，Jayne T．S．，“Land Rental Markets in Kenya:Implications for Efficiency，Equity，Household Income，and Poverty”，Land Economics，2，2013．
5.2.2 引导企业与社会力量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一直在所有研发经费的5%左右徘徊，且其中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投入，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比不足10%。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在早期也是由政府主导，例如1978年为74.96%，在美国政府引导下，政府投入比例开始渐渐降低，而企业投入所占比例不断提升，例如2008年为16.7%，2018年已上升为25.1%。
在新巴斯德象限的指导下，可以将更多政府基础研究项目外包给基础研究实力强、转化能力强的企业，例如华为、寒武纪等公司，并且引导企业进行一定的资金配套，在项目完成、评定后，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在给企业减负、减税时，尤其需要给予新巴斯德象限的企业或机构优惠政策。
由图3可知，数据量越大，算法的加速比越高，节点个数越多，加速比越高。本文算法较优于其他两种算法，一方面是因为本文设计了多引擎结构，对不同属性的业务由业务引擎分类计算;另一方面采用的QEA便于进行并行计算，从而加快了预测过程。
念活水资源管理“严”字经——访山东省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局长王永胜……………………………… 张瑜洪，田灵燕，刘岩岩等(17.63)
5.2.3 积极培育新巴斯德象限的新型研发机构或企业
在新巴斯德象限中出现的新型研发机构或企业更具有活力与转化效率，从事契约式、商品化的基础研究，可以直接向市场提供研发服务、研发成果，从而获取直接经济收益。按照其产生的3种路径，可以从以下3个方向进行挖掘和培育：一是推动并引导企业发展壮大自身内部研发机构，例如我国半导体芯片领域的著名研发企业海思半导体，就是从华为的一个内部实验室发展起来的；二是从高校或科研院所具备一定基础的研发机构，培育更多类似华大基因的新型研发机构。我国高校或科研院所一直是传统科研大户，但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上需要进一步努力挖掘并孵化相应的研发机构；三是推动具有高水平基础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及其团队孵化自身成果，成立相应的新型研发机构，政府部门则做好相应的配套支持工作，尤其是科技金融方面的支持工作。例如，寒武纪的创始人陈天石博士就曾经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是业界著名的青年科学家，在A轮融资中获得了国投创业(A轮领投方)等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支持。
5.2.4 回应时代对基础研究及其转化速度的更高要求
在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华为任正非指出，“过去那种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等科学家们按照程序做完”，时代已对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及其转化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巴斯德象限可以回应这种新的要求。在新巴斯德象限中，实际上，布什象限中经典的从基础研究到最终开发经营的商品化二分法，已经完全被打破并融合，新巴斯德象限是满足任正非所要求的一种全新的、从基础研究到商品化的、直接的研发方式。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专业教研室老师，基础课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对课程设置、课程目标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征询了其它三家球场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重构了专业课程体系。专业课分成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根据授课内容把每门课程分为校内授课部分和企业授课部分。总的原则是理论够用，注重实践。技能的训练以俱乐部服务和草坪养护为两条主线，要求学生掌握俱乐部服务流程和草坪养护的完整过程并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职业素养的培养贯穿到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训练学生基本礼仪、安全意识、沟通技巧、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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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Evolution of R &D Model Cognition on Government Basic Research of China 、USA &Japan
Wang Yiming1,Chen Hu2
(1.School of Marxism,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6,China)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d by V.Bush's R&D linear model,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basic research, believing that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mo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1970s, influenced by the Pasteur Quadrant summarized by D·E·Stokes, Japa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put of basic research caused by application, and made rapid breakthroughs in the outp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present, our countr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New Pasteur Quadran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asic research of contract type and commercialization, especially the basic research of contract type and commercialization carried out by independent R&D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to help our country make new breakthroughs in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to break the blockade of high-tech from the "trade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New Pasteur Quadrant; Contract Basic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Basic Research; Post-College Science
DOI ：10.6049/kjjbydc.201902025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OSID)： 
中图分类号： G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19)15-0024-07
收稿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青海省社科规划项目(19010)
作者简介： 王一鸣(1982-)，男，安徽肥西人，博士，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青海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科技管理等；陈虎(1987-)，男，安徽合肥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科技金融等。
(责任编辑：张 悦)
标签：基础研究论文; 新巴斯德象限论文; 契约式基础研究论文; 商品化基础研究论文; 后学院科学论文; 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