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合作与国际新秩序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国际新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国际和地区格局处于重大转型时期。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两大地区组织为主要平台的亚太地区合作的兴起，无疑为新时期国际关系调整和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
一、亚太地区合作与国际关系的调整
由于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多边合作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与促进每个国家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在亚太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首要和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
亚太地区是美、日、中、俄等大国势力纵横交错的地方。冷战时期，它们之间有的是敌对关系，如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和美国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袖和全球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有的是盟友，如美国和日本；有的是战略伙伴，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与美国。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处于不稳定和不明朗的状态。冷战结束在亚太地区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一边倒”的政治巨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首先，中国、越南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屹立在亚洲的东方；其次，大量冷战后遗症和安全热点并没有消退。例如，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对立仍然持续；朝鲜南北分裂依旧；围绕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的多国竞争进一步加剧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亚太地区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隐患和变数。鉴于几乎所有这些重大的地区安 全问题无不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大国的切身利益和态度。在亚太地区开展卓有成效的对 话与合作，有助于缓解各种紧张局势，创建一种良性的大国关系模式。
在安全合作方面，1994年正式开始运作的东盟地区论坛是由东盟国家利用冷战结束大国竞争出现短暂的空隙时期建立起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拖住美国、扶植日本、约束和改造中国，并让俄罗斯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大国平衡战略意图。[1]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进程中，虽然东盟中小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论坛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在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的合作意愿和参与程度。上述四大国由于担心它们在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生直接碰撞，愿意利用东盟地区论坛作为相互间安全关系的“润滑剂”，同时也可以牵制对方的影响。[2](P235)东盟地区论坛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活动，成员国代表可以进行直接的接触，了解对方对安全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这对大家都很有意义。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多边安全合作，阐述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界部分人士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从而增进了中国与地区各国的信任和相互关系，优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日本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安全合作对话，有利于开拓它的岛国胸怀，学会与亚洲邻国平等友好相处。同时，日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取信于国际社会；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和核大国，通过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安全组织的对话，建设性地参与到亚太地区事务中来。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和亚太地区最大的权力中心，希望促成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立 ，以此作为对它现有联盟关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而亚洲国家可以通过让美国参与地区 多边安全对话活动，借助集体的力量制约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由于东盟地区 论坛作为“东盟方式”的一种扩展形式，采取了“求同存异”、“先易后难”、“循序 渐进”的方法，避免一开始就触及地区敏感问题，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为亚太地 区一个成功的官方多边安全框架，成为地区大国进行外交接触便利的场所。”[3](P57)
在经济合作方面，成立于1989年11月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目前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合作平台。尽管在其主要议程中，没有将政治和安全问题列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APEC发挥着“准政治对话”(paradoxical apolitical political dialogue)功能。[4](P117)特别是由于东盟地区论坛没有领导人会晤机制，而APEC是亚太地区唯一设有年度领导人会议的组织。APEC系列会议，特别是高官会议、双部长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了亚太地区多边外交的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APEC也具有“多边搭台，双边唱戏”的特点。在实践过程中，APEC为中美关系由冷战后期的“战略伙伴”到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润滑渠道。作为亚太地区甚至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双方战略利益的严重异化，潜藏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与一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合作与相互适应的关系。(注：有关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请参阅[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苏长和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任何对自己地位的挑战企图和行为，它把遏制中国的崛起作为其未来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中美关系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彼此缺乏正常的交流机制造成的，现实与便利的弥补措施就是通过多边渠道借助外力摆脱困境。APEC多边机制自1991年以来无疑起了促进中美两国沟通的重要桥梁作用。
同时，APEC进程为各成员国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广阔舞台。通过主办一年一度的APEC系列活动和会议，东道国成为本年度亚太外交的关注点和中心。它们可以通过设 定活动日程，参与制订APEC各项重要的规则以及充当各方立场协调人而进行穿梭外交活 动，充分施展各自的外交技巧和能力。如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利用主办APEC年会机会 ，果断提高了APEC的规格，将APEC活动由部长层次提高到国家领导人最高级别，并在会 议期间提出了组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在1994年的APEC会议中，印度尼西亚作为东道主，在设立APEC2010/2020年贸易自由化目标，协调东盟成员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成员立场差异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在主办1995年APEC会议期间，在制订APEC行动议程、倡导APEC方式和推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其实际行动出色地完成了充当APEC东西方成员“协调人”的任务。当亚洲的许多成员经济 体正在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缓慢的复苏时，美国经济由于遭到恐怖袭击而陷入困境。中 国作为2001年APEC东道主，发挥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促使会议发表了《北京倡议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提出了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主张和措施， 同时又照顾了美国的利益。为了确保APEC的经济合作目标和主题不至于被政治突发事件 所干扰，中国果断促成了继续推进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上海共识》。中国正是 通过成功举办2001年的APEC领导人会议，突显了大国外交的地位和作用。
二、亚太地区合作与国际新秩序的建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东盟地区论坛和APEC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亚太地区合作，催生了以“开放的地区主义”、“合作安全”和“APEC方式”为主要特征的亚太合作精神，或称为“亚太方式”。“亚太方式”的成功运用，在经济上有效地阻止了在亚太地区出现新的贸易集团(trade bloc)；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遏制了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
1.“开放的地区主义”是对传统区域合作思维的一场革命 在“开放的地区主义”原 则指导下的亚太经济合作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它突破了传统的贸易集团的封闭模式 ，积极鼓励成员经济体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实行贸易自由化，并且通过各种便利化措施和 各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来支持这种自由化。正是以“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作为制度建 设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APEC在推进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努力保持与全球多边贸易 体系的一致性。在行动上，APEC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均优于关贸总协定(GATT)第24条对地 区安排的规定。因此，以“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为指导的亚太经济合作，“在地区主 义和全球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并为二者之间的过渡提供了全新而宝贵的经验。”[5]( P202～203)“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实施，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成员 和区域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匀所带来的各种潜在冲突，促进了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及相 互依存态势的形成。
2.“合作安全”是对集团政治和军事同盟安全模式的否定 合作安全观是目前亚太地 区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主导性的理念。合作安全是以综合安全为基本出发点，认为安全 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合作安全包含了三层意义：一是包容性。它包括参与者的包容性和 探讨议题的广泛性。所谓“参与者的包容性”是指合作安全要求在安全安排问题上可以 同时容纳志同道合(like-minded)或非志同道合(non-like-minded)的行为主体参与。合 作安全的概念强调国家和其它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参与到合作安全的进程中。所谓“探 讨议题的广泛性”是指合作安全不应仅限于军事层面上，还应具体到非传统意义上的但 可能恶化国与国之间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冲突的问题。二是强调推进参与国之间建立“对 话的习惯”。参与国家之间应当定期进行磋商，而且最好应该认识到建立正式的对话机 制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三是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安全。合作安全理念与军事同盟有着 根本性的不同，也有别于传统的集体安全构想。首先，军事同盟的基础是结盟双方或多 方必须有共同的假想敌，而合作安全没有共同的敌人，合作的目的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 ，它以对付潜在的共同威胁或彼此约束为合作的基础；其次，军事同盟最大的特点之一 是它的封闭性，它是在限制打击对手的过程中维护同盟成员国的安全利益。而合作安全 是开放性的，不同的安全利益的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安全利益；第三，军事 同盟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实现安全战略的目标。而合作安全则主要通过政治对话、多边制 度安排，增加透明度，加强相互信任等手段来减少冲突的发生和升级。合作安全观念与 集体安全观念的主要差别在于“就像预防性药物不同于治疗急性病的药物那样，合作安 全是为了确保有组织的侵略无法开始或不会大规模进行下去。”[6](P4)合作安全提倡 与潜在的对手进行合作，从而有效防止冲突和战争的爆发。集体安全的作用则是通过建 立对侵略者进行集团的制裁或打击的绝对优势力量，形成一种威慑，从而阻止侵略行为 的发生。
3.“APEC方式”是对国际关系规则的重大修订“APEC方式”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和实践结晶。中国为“APEC方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6年11月出席苏比克会议时所做的发言中首次系统地指明了“APEC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7]关于“APEC方式”的重要意义，曾经长期担任中国驻APEC高官的王嵎生大使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指出：(因为“ APEC方式”)“适应了APEC存在巨大多样性实际，兼容、照顾和代表了发展中成员和发 达成员的不同利益，反映了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要求。它体现了求同存异、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原则，以磋商代替协定，避免了由于集体谈判方式容易引起的利益冲突以及 对一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合作方式，符合冷战后世界人 民追求和平、团结和发展的愿望。”“‘APEC方式’的诞生对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 经济体制显然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有着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8](P106)具体来说 ，我们认为，“APEC方式”的运用，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
第一，“APEC方式”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高度融合。一般认为，成功的地区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同质文明基础上，而亚太地区是一个具有广泛多样性文明的地区，这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并存和交汇之处。文明的差异是否注定成为冲突的潜在震源?而体现了成员之间“平等协商”原则的“APEC方式”有效地弥平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隔阂。“APEC方式”的基本内核来源于亚洲文化的“和平主义”和“中庸平和”之道，但同时兼顾了西方文明的开放与平等精神。“APEC方式”成为连接太平洋两岸不同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APEC方式”是对传统国际法原则的有益补充和修正。在一定意义上，“APEC方式”所采用的规范可以归类为“区际国际法”。所谓“区际国际法”是指世界某一个地区的国家在它们彼此关系中发展起来并适用于它们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9](P5)APEC以平等协商为决策机制，以集体协调的单边主义为执行机制，以首脑承诺为拘束力的保障机制，显示了一种“隐形压力”(peer pressure)和“信誉约束”，[8](P8)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开创了“解决问题的新文明”[10](P218～219)。同时，APEC突破了传统国际组织法的主权国家观念，引入了“成员经济体”(Member Economies)新概念， 成功地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它是第一个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时吸收为正 式成员的官方国际组织。APEC的“软制度化”的成功运作促使人们反思传统的法律化合 作方式的局限性，从而对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变革，对区际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 深刻的启示意义。
第三，“APEC方式”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典范。由于坚持了“APEC方式”，以及成员 之间持续的相互适应过程，在拥有世界40%人口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巨大差异的APEC成员之间，没有发生对抗和冲突，而是实现了“共赢”的合作。尽管APEC成员中包 括了美国、日本两个超级经济体，但是APEC合作并没有被大国主宰。相反，在“APEC方 式”下，发展中成员作为“道义上的多数”，做出的贡献更多一点。“APEC方式”尽管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但没有采取对抗的形式，也没有排斥 任何成员的利益，所有成员都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尽管存在分歧 ，也没有采用长期对抗态度，而是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寻求共同利益，取得共识， 不断推动APEC合作。这有力地表明，对话、协商、互谅互让与平等合作是世界的希望， 对抗在今天的世界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所以，“APEC方式”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南北 合作的新模式。[11](P173)总之，“APEC方式”的不断完善和在全世界的推广，必将为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做出重大贡献。
三、建立综合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可能选择
目前，亚太地区合作基本上是沿着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两条平行路线行进的。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本地区过去和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多样性现实的。但是，长此以往，必定难以适应将来更深层次的地区一体化发展需要。事实上，这种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多层次平行发展现象，不可避免地造成功能重叠和资源浪费，或者可能形成三不管的“灰色地带”。随着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的政治和安全的信任程度大幅度提高，建立一个覆盖整个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综合性、全面性、多功能的地区合作制度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未来多功能的地区合作制度的建立，首先，应该根据现有的机制加以改革和逐步完善，而不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制度另起炉灶。如强化东盟地区论坛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召开东盟地区论坛峰会，提高其合作层次和规模；其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合并现有地区组织的功能，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建立新的合作组织。按照国际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使命结束，而是会寻找新的更高的合作目标。APEC目前拥有21个成员。既有大国也有城邦小国及经济地区。范围包括了美洲、南太平洋、东亚和东南亚。其中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有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有地域上横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强国俄罗斯。而且，美、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力。长期以来，APEC在接纳新成员的时候除了考虑经济联系因素外，还有一 个不言而喻的政治目标，就是寻求建立在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新的力量平衡。事实上， APEC在讨论自由化方式和期限、经济技术合作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都在积极寻找各 方面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平衡点。APEC在政治方面的长期任务就是，保持美国对东亚的接 触、促使日本的积极参与和将中国纳入国际和地区秩序。[12]目前，APEC的发展主要借 助贸易自由化的推力，但是，一旦2010/2020年目标实现，APEC将面临空心化或解散的 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它的领导人会晤机制，扩大合作范围，适当 地将合作领域扩大到经济以外的社会、政治和安全问题。第三，建立ARF和APEC这两个 地区组织制度联系，整合它们的部分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人建议首先在两个组 织的非官方的“第二轨道”，特别是在APEC的主要智囊机构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 会)和ARF的主要智库CSCAP(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之间建立固定的联系，协调统一议程 ，避免不必要的功能重复。[13](P14～15)同时，考虑建立东盟地区论坛与APEC各自所 属的工作小组层次的合作与协调机制，使这两大组织保持相互支持和同步发展的态势。
总之，随着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进程的逐步向纵深推进，亚太各国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必然相应得到提高。在市场将各国经济利益一体化的同时，其它方面的地区共同利益也必将进一步增多。由于各国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建立在平等互利、合作互信基础上的“后霸权主义时代”亚太新秩序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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