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涵义论文,美国论文,年代初论文,冷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及地位发生了极为深刻的转变。1960年代末，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在东亚扩张的巨大威胁”，而深深陷入越战泥淖；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全面对抗的持续发展，使得其决策者难以将战略注意力及相关资源集中于对付来自苏联这一主要冷战敌对大国的挑战；美国卷入越战引起了国内公众日益深化的沮丧与愤怒，造成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分裂与动荡；与此同时，在美苏核竞争及空间竞争中，苏联不断加强其实力地位，从而对美国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中的整体战略态势产生了震撼性影响。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必须同时在世界各个地区(尤其是在东亚)对付来自共产主义势力及其“激进民族主义同路人”的各种挑战，美国面临着实力地位及战略配置因“扩张过度”而严重失调的情势。
在这种“扩张过度”现象的背后，是当时存在于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一种基本缺陷：美国决策者不能够或不愿意理解，世界上的“共产党革命”有着各种类型，除了共性外，它们是由种种特定的具有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环境和条件所造成的。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起，伴随着中苏两党和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严重分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日益深化的内部分裂状况。然而，直至1960年代后期，华盛顿却一直未能真正“从中渔利”。整个1950-19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席卷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潮流结合在一起，其力量和影响不断发展，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为遏制这种发展所作努力的失败，则迫使华盛顿在冷战中究竟哪一方——共产主义还是自由资本主义——代表着“历史的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守势地位。在这方面，美国深陷越战泥淖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尽管美国决策者一再作出尝试，却依然找不到任何可行的途径，或者赢得越南战争，或者使得美国从战争中“体面地脱身”。美国在越南进退维谷的情形，极为突出地揭示了华盛顿在196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自身力量与所追求目标之间失衡的战略窘境。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人们有理由认为，美国似乎正在成为冷战中失败的一方；至少，人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会成为冷战中获胜的一方。
重大的变化开始出现于1960年代末。美国的冷战大战略自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起，以对华政策及东亚战略的调整为中心，发生了以“选择性收缩”为基本特征的重大转变。当这一转变过程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大致完成时，美国在全球性冷战对峙中的战略地位与态势均得到了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善：美国冷战战略中自1950年代起便一直存在的“东亚错位”现象①消失了；尽管越南战争的结束并未循着美国的思路和设想而发生——同美国决策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战争之后在越南出现的是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国家——但是，战争结束本身却在战略层面为美国实现“选择性收缩”创造了必要条件，从而为美国赢得战略上的长期利益创造了必要前提。
在美国全球与东亚战略调整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中美关系于1970年代初的“解冻”以及此后在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心照不宣的战略同盟”关系(tacit strategic alliance)。②与此同时，美国在冷战中的敌对阵营内部却出现了致命的分裂。越战结束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甚至连中国和越南这对昔日的“同志加兄弟”也反目为仇，互相将对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对冷战发展更具全局性影响的是，中国于1970年代末在扬弃苏联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同时，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一历史性进程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地位的变化，逐步从体制外的“挑战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利益相关者”。③所有这一切，同1979年底克里姆林宫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导致苏联在整个1980年代都陷入“阿富汗泥淖”)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苏联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与力量配置因“扩张过度”而严重失调的局面。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益失去了自身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性选择”所必须具备的力量、潜力和感召力。冷战最终将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为标志而结束的前景，也由此而出现在地平线上。
为什么美国不仅能够在“越战失败”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在“越战之后”的战略调整中重新确立自己在全球冷战中的战略优势地位，并进而成为全球冷战的“胜利者”(其实，更为准确地说，也许应该是“幸存者”)？为什么苏联却未能躲过深陷“阿富汗泥淖”的险恶处境，而在面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情势时，应对失当，最终招致亡党亡国的命运？寻求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于构建全球冷战历史的大叙事，也对于理解构成后冷战时期国际情势的一些基本要素及其涵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回答上述问题时，首先当然要看到，冷战不仅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和战略对抗，更是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越战失败”之后的内外调整，同其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有着基本的联系。苏联难以招架入侵阿富汗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根本上来看，则是同1980年代末苏联制度所面临的日益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分不开的。(否则，人们便难以解释，为什么面对比阿富汗危机冲击力远为巨大的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危机，苏联不仅生存了下来，并在战后变得更为强大。归根结底，前者牵动了苏联制度合法性的神经，而后者却为苏联领导人提供了加强合法性的机会。)
在中外学术界，关于中美缓和，越战失败对美国的冲击与影响，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进程与结果，各种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大多数学者的关注重点，在于这些事件发生的国内与国际背景，它们对于冷战的整体均势结构以及各有关国家之间力量对比演变的影响。本文则试图以东亚地区的冷战历史演变为重点，以中国的冷战经历为主要参照因素，就美国冷战战略从19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重大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冷战进程及结局的影响加以探讨。笔者认为，尼克松政府为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所作的努力，也许是美国整个冷战经历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战略调整，中美关系解冻则构成了美国冷战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中美缓和之后形成的两国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所产生的冲击波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对冷战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乃至冷战的性质均产生了全局性的深刻影响。中美缓和为冷战带来了新的涵义：它使华盛顿在认识到美国本身的力量限度以及国际政治多元化倾向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全球战略加以重新界定和相应调整；它造成并加深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对手阵营的深刻分化；它也为美国——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则是为自由资本主义——在同共产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实际对抗和“话语对峙”中占据上风，开创了新的空间；同时，它还为中国最终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从所有这些意义上来说，全球冷战的结局以及构成后冷战时代世界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是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这些关键性变化中成形的。
从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美国冷战战略中的“东亚错位”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自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之后，中美关系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处于全面对抗状态。在美国决策者中占主流地位的认识是，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是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整体威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构成这种威胁的精神脊梁的，则是一种以彻底摧毁美国和资本主义西方的全球性统治为目标的“疯狂的历史使命感”。④朝鲜战争之后，随着中美对抗的持续发展，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注意力越来越向东亚转移，他们普遍认为，比之苏联，“共产党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具有更为疯狂的性质”，因而也具有“更为危险”的性质。⑤这样的看法，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对亚洲的军事干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1954年，在越南共产党人在抗法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引用“多米诺理论”，就印度支那危机对美国所可能造成的战略层面的威胁进行了阐述，他们强调，如果华盛顿允许根据中国革命模式而崛起的“共产党叛乱”在印度支那得逞的话，那么，整个东南亚和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在内)便有可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在“共产党侵略”面前倒下去，从而完全摧毁美国和“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和地位，并进而危及美国在冷战中的整体战略地位。⑥
发生于1954-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将美国带到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边缘。在处理这两次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和军方领导人甚至考虑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使得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在美国战略思维中被推到了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层次。⑦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的历届美国决策者都坚持认为，如果美国允许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共产党革命运动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不受遏制地得到发展，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便会受到致命的损害。这种信念和看法，对美国逐步卷入“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亦即越南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直接军事对抗，在美国的冷战经历和经验中，也许便不会有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后续章节了。⑨
正是出于“遏制共产党中国”的目的，从1950年代初期起，美国决策者对于台湾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价值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台湾和“台湾问题”在美国冷战整体战略部署中的地位因而上升。直到1940年代后期，台湾在美国冷战战略部署中，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是在中共在内战中打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以后，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许多美国决策者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仍然试图推行“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并未对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出由美国为其提供军事保障的承诺。⑩当时，华盛顿也没有将台湾包括在美国西太平洋地区防卫圈之内。即便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的制订，也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使得台湾在美国战略排序中的地位从边缘向中心靠近。(11)只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尤其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对抗——之后，台湾在美国战略思考中的排序地位才开始大幅度上升。华盛顿的决策者和军方领导人越来越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他们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界定，以及关于这些“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何种威胁的评估和设想，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就构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为了应对朝鲜战争后期来自中国的日益加强的威胁，而推出“放蒋出笼”政策的基本背景。(12)1954年12月，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华盛顿又决定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使台湾及“台湾问题”在美国战略部署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的同时，极大地加剧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和战略对抗。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决策者作出了动用第七舰队为向金门岛国民党部队提供补给的国民党舰只护航的决定，中美两国关系再次被带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13)整个1950-1960年代，在中美两国先是在日内瓦、以后转到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会谈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最重大的障碍之一。(14)
然而，对于华盛顿来说，东亚和东南亚并不是一个美国同自己的冷战对手进行正面对抗的理想地区。从战略角度来看，美国在冷战中最主要的对手是苏联。到1950年代中期，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两大冷战联盟体系的完全形成，也随着苏联成为第一个将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的国家，全球冷战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一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变得更为明显和突出。然而，在美国的实际军事部署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却获得了华盛顿的更多关注。美国全球战略态势和地位因而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和失衡。
随着美国在亚洲地区镇压“共产党叛乱”努力的不断升级，美国决策者发现，在如何对待非殖民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冷战国际政治问题”时，自己面临着一种进退维谷的困窘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多种意义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欧洲殖民大国自身的实力地位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殖民统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出现了空前的衰退现象。在主要西方大国中，美国是唯一没有显著的殖民主义传统和负担的国家。美国的创建，是通过独立战争从宗主国英国获得独立的结果。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哲学，因而将自由和自决(包括民族自决)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基本价值。(15)从道理和逻辑上来说，非殖民化原则是同美国的建国历史以及文化和价值观念高度契合的，因此，美国本来应当能够从非殖民化历史进程的发展中获得其他西方大国所不能比拟的话语优势和实际政治收益。(16)如果美国决策者们能够通过政策实践来展示美国历史以及立国精神同二次大战后兴起的非殖民化潮流之间的天然联系，他们本来应当能够使得美国在同自己的冷战敌手的对抗中，获得某种话语上的主导权和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从而大大扩展美国在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17)
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对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干涉和卷入，华盛顿的上述潜在优势在国际政治的实际对抗中被消融和瓦解了。在中国、印度支那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的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无一例外都有着深广的国内背景：共产党革命在这些国家发生，首先是这些国家和社会内部在近代不断积聚汇合起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最终失控的结果。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那里的共产党人(甚至包括主要依靠苏联支持而成为北朝鲜革命政权头号领导人的金日成)都是革命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并都在自己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以各种方式站到了最前列。东亚和东南亚每一个取得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国家，在共产党人有关其革命历史的表述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必定是关于共产党人如何在摧毁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西方大国同本国反动派联盟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一系列叙事和“传奇”。凡是在共产党人能够对革命的使命和任务做出比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保守派对手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表述并使之转变为政治行动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便往往能够为自己所推动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赢得更为深厚的群众性支持，从而为革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18)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预，从一开始便同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的殖民事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美国是以法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同盟者和法国殖民事业的继承人的身份，开始卷入印度支那的。(19)毫无疑问，得到华盛顿支持的吴庭艳政权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权。然而，吴庭艳政权本身——以及吴庭艳死于1963年11月政变后继任的历届西贡政权——由于收罗了大批法国殖民时代的“合作分子”，并始终未能摆脱充斥整个政权的腐败与无能现象，因而根本无法在同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人的对抗中，成为越南民族主义代表力量的真正有力的竞争者。华盛顿则由于受到冷战大环境的制约，并缺乏对越南国情与历史的基本了解，而选择在越南激进与保守民族主义的对峙中，站到代表后者的西贡政权一边。从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的历届美国决策者深信，以中国为楷模和后盾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威胁”，同共产党力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挑战相比较，对美国利益构成了更为致命的威胁。(20)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尽管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意识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共产党对手”同非殖民化事业和进程有着显而易见的深刻联系，但他们却发现，除了使用美国军事力量进行对抗之外，自己别无选择。(21)
所有这一切，使美国因在东亚地区战略上“扩张过度”而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战略的范围。当美国对越战的卷入在1960年代后期达到顶点时，华盛顿也在同美国的冷战对手关于究竟哪一方代表着“历史的未来”的“话语对抗”中处于实际上的劣势和守势地位。当时，华盛顿决策者中的任何人只要对美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和战略情势有所了解，便不可能不意识到，为了使美国在同苏联集团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对抗中取得上风，就必须对美国的冷战战略实行重大调整。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战略调整和中美解冻的缘起
以上便是尼克松于196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时所面临的情势。尼克松对于美国在全球冷战中战略地位的调整，首先是以承认美国力量和影响的限度为逻辑出发点的。所谓“尼克松主义”的前提，是尼克松(以及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认识到，国际政治已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22)就其基本政治特征而言，冷战仍然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然而，如果美国要保持并加强同苏联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必须对自身的全球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以便充分地借助于所有可能为美国所利用的国际政治力量。
尼克松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政治和战略领域。他知道，要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要实行对中国及东亚的新政策——他就必须面对从根本上对美国冷战战略作出调整的重大挑战。早在就任总统前，尼克松便在1967年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中，提出了关于美国应当如何在战略层面重新界定亚洲冷战的一系列新看法。(23)尼克松和基辛格清楚地意识到，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将会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收益：从眼前来看，这将会有助于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极大地加强美国在同苏联的全球性对抗中的战略地位。(24)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便立即指示基辛格对改善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25)
以1960年代美国对华认识的演变为背景，我们对于尼克松在考虑如何改善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时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给予特殊的重视，便不会感到奇怪了。冷战初期，美国对华以及对东亚战略和政策的制订，曾以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为主要目标之一。(26)(因而，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当中苏之间真的出现分裂现象时，华盛顿却在1950年代晚期和几乎整个1960年代并未对此真正加以利用。)自1960年代初起，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便已经逐渐意识到，同中国在东亚的全面对抗已经使得美国力量面临“扩张过度”的境地。出于改善美国在东亚以及全球范围的战略地位的宏观考虑，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都曾考虑过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问题。到约翰逊执政后期，在美国学界、舆论界和一些国会成员(如参议员富布赖特和曼斯菲尔德)中，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重新审视对华关系的声音。(27)然而，当时处于冷战顶点的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弥漫着反共气氛；很多美国政治人物仍然将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铁板一块；同时，当时正经历“文化大革命”最狂热阶段的中国也并不存在同美国改善关系的环境和条件。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制约，在华盛顿决策圈中处于最顶层的权势人物们，自然难以发展出富有创意、具有建设性以及实行可能性的对华新战略。
然而，在1950-1960年代中美对抗从总体上来看不断升级及深化的同时，两国关系还有着双边冲突的“上限”得到控制的另一面。当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不断升级时，中美两国并没有因此而再次卷入到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去。事实上，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充满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在总体上将中国领导人视为充满“侵略性”、“缺乏理性”并“狂热不羁”的国际行为者；但另一方面，在处理越南危机的实际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又将自己政策制定的前提确定为，中国领导人在制订对越南的政策时，能够表现出行为上的延续性、连贯性和行事时的“有限理性”。中美对抗因而出现了一种极有意思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严重对抗的情况下，在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也并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冲突底线上，通过由己方行动和言词对对方所发出的“信息”以及对于对方相应信息的解读，找到了同对方实现妥协的某种实际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的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了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这种情况，在1965-1966年间北京和华盛顿面对越南战争因无限升级而可能失控的可能性时，围绕着避免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实际共识”而就双方可以或应该做什么和不可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信息传递”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28)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奇特的“相互信心”的存在，为中美关系在尼克松出任总统后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如果我们将1969年底、1970年初中美两国外交官在华沙恢复直接接触当作中美缓和进程的实际起始点的话，那么，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实现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整个进程历时大约两年时间。尽管在中美双边接触中，双方并没有将战略互利问题始终挂在嘴上，但双方都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这两个经历了近20年全面对抗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它们都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一战略层面的重大问题。在美国方面，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考虑是，如果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便有可能在同苏联在战略武器控制和缓和等问题上的谈判中，使自己占据更为强有力的地位。(29)在中国方面，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排下，对中国所面临的外交战略形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应当为对付苏联威胁而考虑“打美国这张牌”的意见。(30)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1972年2月21日他和尼克松会谈所涵盖的，应当主要是“哲学”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最高层次的战略问题。(31)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构成中美在尼克松访华结束时签订《上海公报》基础的，是双方的这样一种共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里所使用的语言，显然是将苏联当作潜在的目标的。(32)
然而，中美《上海公报》关于中美双方在阻止苏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寻求霸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战略利益的表述，还只是公报全部意义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以双边声明方式发表的一项重要国际文件，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经过双方反复协商而形成的最后文本，一方面，让双方以清晰而平实的语言，对己方在重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作出陈述；另一方面，又对双方存有共识的问题予以阐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华盛顿对于双方在国际关系基本原则问题上共同认识的下述强调：“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33)
乍一看来，人们或许会认为，北京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便一直是“万隆精神”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因此，中美《上海公报》的文字表述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代表着中国外交的胜利。其实并不尽然。在《上海公报》中以双方共识的形式出现的这段文字还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曾经高举“反对美帝”旗帜的激进“革命国家”，在界定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时，现在竟然允许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分享并使用自己的语言，这其实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大收获。在所有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在连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非殖民化”这两种历史现象时，起过比中国更为重要的作用。直至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中国所起的这种作用在极大地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力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传播自由资本主义的能力。(34)美国和中国关于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享有共识的声明，在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同时，也有助于华盛顿减少第三世界各国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反感，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为华盛顿将自由资本主义同非殖民化进程连接在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新的空间。从这样的视角来看问题，中美《上海公报》中纳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陈述，实际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步入由“革命国家”向“常规国家”转变的“社会化”进程的体现。(35)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台湾和越南问题
在涉及中美之间如何才能达成缓和这一具体问题时，两国领导人必须面对并克服双方在越南和台湾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否则，要达成两国关系的基本缓和便是难以想象的。从一开始，对华盛顿和北京来说，越南和台湾问题之所以极为困难，并不仅仅是由于战略和政策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越南和台湾都涉及双方的信誉和合法性这样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
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越南问题确实令他们“极为头痛”。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卷入，导致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对于人力和其他资源的最为广泛的动员，并造成美国社会自身的深刻分裂。然而，这样的投入仍然没有给美国决策者带来战争将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的任何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他们必须使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同时，他们也知道，为了维护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信誉和地位，他们又不能仅仅以从越南撤出美军便完事大吉。(36)美国的世界性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信守自己在冷战环境下作出的种种承诺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的。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鉴于冷战从根本上来看也是一场关于自由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生活方式优越性的测试，美国是否能够既不背弃自己在越南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又体面地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便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的合法性的大问题了。
在同中国方面的谈判过程中，基辛格等美国谈判者反复地试图向中方解释，华盛顿为使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时所面临的种种两难处境。基辛格向中方说明，尼克松政府已经下定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的决心；在美国的荣誉和信誉得以维护的前提下，华盛顿愿意制订并遵守逐步从越南全部撤出美军的时间表。(37)事实上，基辛格所需要的，正是中国能够在这方面为美国提供帮助。
在处理越南问题时，中国领导人同样有着自己关于信誉和对外政策合法性方面的考虑。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角度来看，中国之所以向越南共产党人提供援助，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安全及其他相关利益；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这更是由于中国对于越南的支援为北京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述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实例；而反过来，这又为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国内持续推行超常动员，提供了一种国际环境上的基本理由。(38)因此，若要中国就其对越政策作出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基本的国际信誉和承诺产生负面影响，并进而对毛泽东的“革命后的革命”的宏伟事业的合法性造成冲击。
正是由于中美之间关于越南问题的讨论对双方来说都涉及信誉与合法性的基本问题，毫不奇怪，双方的讨论并未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正式的协议。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就各自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作出了自己的表述，从而明确地表现出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巨大分歧。然而，华盛顿通过讨论，成功地向北京传递了一个关键性的信息：如果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确实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霸权努力的共同斗争中发挥作用的话，他们就必须帮助美国创造条件，以使美国能够从越南战争中脱身。毛泽东显然接收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这一信息，他因而指示周恩来：“美国要从越南撤军……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就不能就为自己。”(39)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能够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本身，便已经为美国从中美缓和中获得重要的战略收益创造了又一个条件，而只有到越南战争结束后，这种收益在战略层面的全部意义才会更为充分地表现出来。
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缓和进程中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障碍，其中当然有着军事和战略层面的内容。同时，和越南问题一样，对北京和华盛顿来说台湾问题也是一个都涉及各自信誉和合法性的问题。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如何处置由台湾问题所带来的信誉和合法性的挑战，是一个较之如何应对台湾问题在军事与战略上对双方构成的挑战，要困难和艰巨得多的问题。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便在以整个“共产党国家集团”为主要敌人的冷战战略的制订与实行中，一直将台湾视为这一战略的“东亚战线”的一个基本支撑点。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持续对抗中，台湾对于华盛顿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战略价值。在19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期间，国共之间对抗的升级也造成了中美对抗的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曾达到几近爆炸的边缘。然而，美国并没有因此便对台湾作出不加限制的战略承诺。1960年代初期，在中美全面对抗仍然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蒋介石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曾企图利用大陆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采取大规模“反攻大陆”的行动，华盛顿却以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制止了蒋介石的行动企图。(40)到1960年代后期，台湾海峡的形势从总体上来看已经稳定下来。即便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以及中美对抗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台湾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中，并不是一个“明显而急迫的威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同1950年代的情形相比较，到了1960年代，台湾问题在美国冷战战略中所占据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时，其中也包含着台湾在美国整个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的涵义。为了达成同中国关系的突破，尼克松和基辛格愿意大大减少美国对台湾在军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11日秘密访问北京时，他已作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从而为尼克松拟议中的访华铺平道路的准备。根据基辛格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记录，双方关于台湾问题的重大突破，实际上是在会谈的第一天，在双方试图建立对于对方立场的基本了解时，便已经达成的。在这一天的会谈中，基辛格根据事先所作的准备，花费了大量时间，就美国关于一系列国际问题(也包括台湾问题)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表示，华盛顿准备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国军事力量，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改善，继续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基辛格还同美国国务院在几个月前刚刚所作的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大唱反调，向周恩来明确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还强调，以这样的政策为背景，华盛顿坚定地主张，台湾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
周恩来立即抓住了基辛格声明的涵义，尤其是基辛格关于华盛顿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满意。尽管周恩来在会谈中继续强调，所有美国军事力量必须从台湾撤出，美台防御条约也必须立即废除，但他同时还表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将继续存在的分歧，不应当成为阻止两国改善双边关系并在和平与稳定中共存的障碍。(41)当毛泽东听到关于美国将从台湾部分而非全部撤军的汇报时，作出了一番极有意思的评论，他指出，美国人正处在从猴子变人的进化过程中，“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相比之下，越南问题具有更大的紧迫性。(42)鉴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便一直将台湾问题的解决视为中美之间改善关系的前提和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的态度意味着台湾问题的现况将不会成为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尼克松访华问题上达成协议的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后者访问北京的48小时之内，便达成了关于尼克松将于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的协议。
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宣称，他只是在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晤中简略地”谈及台湾问题。(43)这一说明，同近年来已经解密的基辛格—周恩来会谈记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基辛格之所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讲实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担心这一问题在美国国内所可能产生的反响。同时，这还因为台湾问题有着巨大的象征性涵义，并因而同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推行冷战战略的信誉及合法性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华盛顿来说，台湾并不仅仅是美国冷战军事部署中一艘“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也是“自由世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堡垒和树立的榜样。在美国国内政治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自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发生“是谁失去了中国”的政治辩论以来，便一直存在着影响巨大的“中国院外集团”。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要想办法抛弃华盛顿对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承认并停止美国对台湾的援助，较之衡量中国大陆和台湾在美国冷战全球战略中所占分量的轻重，是一个困难和复杂得多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和周恩来在起草上海公报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自己的政治智慧，找到能够既尽可能有力并恰当地陈述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又能为对方接受的语言。基辛格于1971年10月20日—26日第二次访问北京时，和周恩来就公报文本中除关于华盛顿对台湾政策的个别表述方式以外的几乎全部内容达成了协议。(44)在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28日访问中国期间，当双方为解决公报文本中仍然存在的少数细节问题作最后努力时，主要涉及的还是台湾问题。(45)双方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为华盛顿将美国从台湾撤军同中国作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保证联系起来的立场，找到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对北京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问题的解决视为中国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最后，仍然是双方基于战略大视野而表现出的灵活性，使双方得以就公报文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所有细节，达成了协议。(46)
中美《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所使用的语言，使双方有可能在实现双边关系解冻的同时，不致损害各自的“国际信誉”和对于合法性的关切。同时，中美双方在达成《上海公报》中所形成的协议与默契，也改造了“台湾问题”本身及其在中美关系中的涵义，这固然大大减弱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潜在的爆炸性质，但又使台湾问题能够以非战争的方式更长久地存在下来。对华盛顿和北京来说，这样的“台湾问题”将持续对它们提出种种挑战(有时甚至是极为严峻的挑战)——即便在冷战结束之后，来自“台湾问题”的挑战仍然是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事务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中美关系解冻和美国冷战战略的再界定
从1940年代中后期起，世界便因冷战而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阵营。由尼克松访华而实现的中美关系“解冻”，则对冷战世界起到了“重新塑造”的作用。中美解冻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持续将近20年的全面对抗，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在中美缓和的基础上，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地位和冷战战略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中美缓和大幅度地改变了处于全球范围对抗之中的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华盛顿的决策者因而能够将美国更多的资源和战略注意力用于对付苏联。与此同时，莫斯科的领导人们出于同时应付西方国家和中国的需要，面临着苏联的力量更有可能出现“扩展过度”的局面。这构成了华盛顿1972年5月与苏联的战略核武器谈判获得成功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并为19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进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美缓和改造了东亚地区的政治版图，也使华盛顿能够对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至关重要的利益”重新作出界定。随着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开始扮演新角色，台湾在美国东亚和全球战略中的意义和分量发生了变化。在台湾本身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重要性明显减弱的同时，它对于美国战略利益的价值也越来越多地不是通过其本身、而是通过中国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地位的变化而显示出来。当美国开始从越南战争中大规模脱身时，中美缓和使得美国不至于因此而陷入一场不可从中自拔的“信誉”及“合法性”危机，并对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形成致命的冲击。
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两国之间出现“心照不宣的战略同盟”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的政治结构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北京和东京的关系大幅度改善。1972年9月，亦即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仅仅7个月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经过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中国和日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又反转过来，减少了“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对于美日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这还为中日两国于1978年正式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签订友好互助条约打开了大门。
中美关系的解冻还为华盛顿创造了从未有过的条件，使之得以在美国的冷战敌手和潜在敌手中间“打入楔子”。对北京来说，同华盛顿的新关系极大地加强了它同苏联对抗时的实力和潜力。伴随中美之间关系改善而来的，是中苏对抗的深化，以及北京和河内之间关系的恶化。中越两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曾保持着亲密的盟友关系。从1960年代后期起，中越两国关系开始走下坡路。中美关系的解冻加深了北京和河内之间的相互猜忌及潜在敌意。(47)1975年，在越南战争以共产党人的胜利而结束之后，北京和河内之间的潜在敌意迅速升级，最终导致中越这两个昔日的“兄弟国家”在1979年初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害。
进入1970年代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便不断得到发展的世界范围的非殖民化进程，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从昔日的殖民地几乎全部退出，而达到了最后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缓和为华盛顿提供了新的机会，使美国决策者在自己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表述中，有了一条新的理由，说明非殖民化进程同美国及资本主义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其实并不相悖。比较之下，反倒是苏联及其“仆从国家”由于自己在1970年代后的一系列行动(如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以及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等等)，而更容易被归入反对非殖民化进程和反对民族自决的行列之中——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情况更是如此。
冷战转型和走向终结的开始
对于美国来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全球冷战已经具有10年前所没有的种种新的涵义。自从冷战自1940年代中后期爆发以来，就其性质而言，这便一直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有关意识形态、制度和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对抗。中美关系解冻——尤其是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的形成——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两种不同选择之间的根本差异。中苏对抗的持续和深化，同中越冲突的升级结合在一起，终结了曾一度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所享有的“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共同意识。
正如本文业已指出的那样，越南战争并没有以美国所希望的方式结束。然而，越战结束之后的东亚局势却朝着从战略层面来看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方向发展，并对全球冷战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在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起步，中苏冲突的深化，以及中越冲突的爆发这三个互有联系的历史大事件结合在一起，在冷战的实际发展中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以及话语及表述上的新的空间。从1960年代末开始的冷战转型的过程，也因而朝着越来越有利于美国和资本主义西方的方向发展。
直到1970年代后期，苏联和苏联集团在世界许多地区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权力与影响的竞争中，仍然常常以为自己这一方占有上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决定派遣苏联红军入侵阿富汗，支持那里已处于崩溃边缘的亲苏“共产党”政权，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莫斯科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同苏联支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家使命”高度合拍的(尽管到了1970年代后期，这种“国家使命”往往已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宣示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将出兵阿富汗视为为“苏联帝国”(从地缘政治上来看，它也是沙俄帝国的继承者)获得暖洋出口的千载难逢的时机。然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同僚所没有意识到的是，阿富汗对苏联来说其实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陷阱。他们所犯下的，是同美国决策者在决定卷入越南战争时所犯下的同样的错误。苏联的力量和能力因为卷入阿富汗战争而越来越陷入扩展过度的困境。
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就中美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战略合作问题，同卡特总统等美国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磋商。其间，邓小平就中国方面“教训河内”的意图，对美方做了通报。尽管卡特总统在给邓小平的亲笔信中表示，他不赞同中国对越南使用武力。(48)但在对于中越之间可能发生战争前景的实际处理和掌控中，美国却通过向中方提供苏联相关军事部署以及越方军事调动等情报资料，并通过对莫斯科提出公开警告，使北京方面获得了中国在当时所最为需要的支持。(49)2月17日，中国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对越“边界自卫反击战”。战争持续了一月之久，北京方面于3月中旬宣布撤军。然而，中越两国军队沿着边界的军事冲突并未就此停止，并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在断续进行。这一战争以及越南对于柬埔寨的持续性军事干预，为中美两国将相互之间的军事合作及冲突控制的努力实体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开始起步，并对全球冷战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个“革命国家”的身份进入冷战，在东亚和全球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包括构成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基础的“规范和准则”)提出挑战。中美解冻在战略和政策合法性的层面，为作为20世纪最重要历史事件之一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打开了最初的大门。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待问题：作为一种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在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再次出山后的1970年代末才正式起步的，但构成这一进程的一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却是在1970年代初伴随着中美关系“解冻”而形成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当时无人相匹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在1970年代初作出调整对美政策的重大决策，从而使得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中国对于国际政治分析和界定的基本框架中的位置，由必须坚决予以反对的“主要敌人”转变为一种可能加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的话，那么，邓小平再次出山后要推出并实行以进入由美国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对外开放”大战略，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肯定会困难得多。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国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关于“世界大战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的判断，停止了对于国外激进及暴力革命运动的支持，并相应地在1980年代初中期实行了大规模裁军。中国以这样的方式“退出冷战”，不能不对冷战的进程及基本走向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自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开始进入冷战，并一再以自己的方式在东亚和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统治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中国扬弃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早在全球冷战结束前的十余年间，冷战其实已经结束了。全球冷战以苏联及其阵营的瓦解而走向结束的又一个基本条件，由此而形成。
那么，从对于冷战发展这一关键性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如果人们必须从中得出一条最重要并最具关键性意义的启示，那应该是：正是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对于美国——即便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力量及影响限度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而对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基本目标以及侧重点的重新审视，使得他们有可能从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起对美国的整个冷战战略作出重新界定及相应调整。这就为美国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进程中由处于守势和居于下风，转变为重新获得战略层面的主导权，并进而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成为全球冷战的“胜利者”，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其实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应吸取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在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以后再度面临力量和资源配置严重“错位”和失调的挑战时，尤其如此。
注释：
①本文关于美国冷战战略中“东亚错位”现象的定义是：尽管冷战的逻辑重点显然是在欧洲，美国的主要冷战对手是苏联，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实际军事配置的重点却在东亚，并一再卷入在东亚——尤其是在越南——的军事冲突。
②将解冻之后的中美关系称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是基辛格的提法。1972年6月，他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提出：“中国人的态度已经从敌手的态度转变为只能被称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盟友的态度”。Kissinger to Nixon,"My Trip to Peking,June 19—23,1972",Box 851,NSF,NPM,p.2.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讨论，参见Evelyn Goh,Constructing the U.S.Rapprochement with China,1961-1971: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Chapter 10; Michael Schall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pter 10。
③参见Chen Jian and Li Xiaobing,"China and the End of the Global Cold War",in Malcom Muir,ed.,From Détente to the Soviet Collapse:The Cold War from 1975-1991,Lexington,VA: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2006,pp.120—131。
④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Vol.12,Part I,pp.285—298。
⑤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后美国决策层关于全球冷战、东亚局势和“中国威胁”的一系列评估中(如题为“美国在远东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和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美国决策者一再得出的结论性意见是，中共政权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力量结构”，因而，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敌人”是共产党中国，而不是苏联；美国应当准备采取“最强硬的政策”来应付来自中国的“威胁”。参见FRUS，1952-1954，Vol.12，pp.285—298；Vol.14，pp.278—306。
⑥FRUS，1952-1954，Vol.13，pp.1256-1257，1281；关于美国决策者就东南亚局势对冷战全局可能产生影响的分析，参见"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52; Neil Sheehan Hedrick Smith,W.W.Kenworthy,and Fox Butterfield,eds.,The Pentagon Papers,as 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New York:Quedrangle Books,1971,pp.28—29。
⑦关于美国决策层在1954-1955年以及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期间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的考虑，参见Gordon H.Chang,Friends of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26—128，170—171，189—190。
⑧关于“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的提法，见George C.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New York:McGraw-Hill,1985。
⑨在国际学术界关于美国冷战时期对外政策历史的研究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从美国视角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但仍然缺乏对这两次战争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探讨，尤其是缺乏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朝鲜战争如何造成了越南战争发生的背景、语境以及各种国内外政治条件，从而为美国逐步卷入越南战争铺平了道路的系统研究。
⑩参见Warren I.Cohen,"Acheson,His Advisors,and China,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3—52；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章“等待尘埃落定”(第103—132页)。
(11)Robert Accinelli,Crisis and Commitment: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1950-1955,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chapter 1.
(12)艾森豪威尔1953年初出任总统后，于2月2日宣布，“第七舰队将不再被用来保护共产党中国”，这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放蒋出笼”的声明。声明全文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p.61—65。有关西方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参见Robert Accinelli,Crisis and Commitment: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1950-1955,Chapter 5; Ronald W.Pruessen,"Over the Volcano:The Untied States and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1954-1955",in Robert Ross and Jiang Changbin,eds.,Re-examining the Cold War:U.S.-China Relations,1954-197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pp.77—105。国内学者较有见地的相关分析，参见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7页。
(13)Robert Accinelli.,"'A Thorn in the Side of Peace':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1958 Offshore Islands Crisis",in Ross and Jiang Changbin,Re-examining the Cold War，pp.106—140;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p.183—198; George C.Eliades,"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Eisenhower,Dulles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2,Winter 1993,pp.347—367；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第7—8章。
(14)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夏亚锋最近以英文出版的新著对会谈的全过程进行了讨论(参见Xia Yafeng,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1949-1972,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6)；李春玲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研究(1955-1958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中，充分利用美方资料以及近年来解密的中国外交档案资料，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最初三年——也是整个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多少还具备某种活力的时期——的进程进行了探讨。
(15)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冷战史学者、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曾就美利坚民族在自身政治发展中对于“自由帝国”的执着追求，做过极有见地的分析。参见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Chapter 1。在国内学者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王立新的相关研究，参见王立新：《意识形态和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章“美国自由主义的含义、特点和影响”，第3章“自由主义和美国人的政治观”。
(16)对于这一点，美国决策者是有清楚的认识的。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便提到：“美国作为反殖民主义大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的地位，对于自由世界来说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的财富。”引自William Bragg Ewald,Jr,Eisenhower the President:Crucial Days,1951-1960,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1,pp.119—120。
(17)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届美国决策者是认识到这个重要问题的。在各个时期美国决策层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许多美国决策精英一再提到，美国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战略难题是，出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需要，美国往往不得不同自己并不赞同也并不喜欢的第三世界“反动政权”站在一起，以便利用它们的力量来“遏制”共产主义以及反美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扩展。其结果，则是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带上了同美国的立国原则并不总是相容的反动色彩。参见Melvyn P.Leffler,"From the Truman Doctrine to the Carter Doctrine:Lessons and Dilemma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7，No.4，Fall 1983,pp.245—266；Jonathan Kwitny,Endless Enemies:The Making of an Unfriendly World,New York:Congdon and Weed,1984;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hapter 4。
(18)从比较的角度来看，马来亚(马来西亚)、缅甸以及泰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未能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取得上风并进而夺取政权，其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更为强大的保守民族主义势力，而共产党人则难以成为民族解放或民族独立运动唯一的或至少是最强有力的代表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在这些国家并未发生像越南那样的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共产党人仍然无法创造出有利于自己夺取政权的国内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
(19)关于美国对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亦即法国在印度支那所从事的殖民战争)的政策及其演变，参见Andrew J.Rotter,"Chronicle of a War Foretold: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45-1954",in Mark At wood Lawrence and Fredrik Logevall,eds.,The First Vietnam War:Colonial Conflict and Cold War Crisi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0)关于从195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到1960年代美国逐步卷入越南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对于“越南危机”的认识以及美国政策相关变化的分析，参见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 George McT.Kahin,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New York:Doubleday,1986; William J.Duiker,U.S .Containment Policy and the Conflict in Indo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chapters 6—8。
(21)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罗格维尔在对约翰逊政府如何在1964-1965年间，选择作出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决定的研究中，做了极有见地的分析。参见Fredrik Logevall,Choosing War: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2)尼克松关于全球政治多元化发展的认识，从1971年7月6日他在堪萨斯城发表、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The Nixon Doctrine)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在这篇讲话中，尼克松提出，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三个力量中心，而再过若干年，世界上将会出现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尼克松强调：“我认为美国政府必须主动采取步骤，以便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绝的状态。”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Speeches,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806.在对“尼克松主义”的进一步阐述中，基辛格强调：尼克松政府之所以提出多个“实力中心”的看法，“其目的并非是要将其他中心排斥在外，而是希望改变人们近年来所产生的世界上只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观念”。Henry 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ree Essays,New York:W.W.Norton,1977,pp.128—129.
(23)尼克松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对于亚洲采取的任何对策，都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呆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不能让就其潜力而言最为能干的十亿人民生活在孤愤状态之中。”Richard Nixon,"Asia after Viet Nam",Foreign Affairs,Vol.46,No.1,October 1967,p.121.
(24)参见Jussi Hanhimaki,The Flawed Architect：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57—61; Jeremi Suri,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83—184，234—235。
(25)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Washington,February 1,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69-1976,Vol.XVII,China,1969-1972，p.7.由张曙光和周建民负责编译的文件集《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收录了一批近年来解密的美方文件的中译文本，具有很高的历史参考价值，为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直接接触文件的英文原件的研究者和其他读者，提供了一个通过美方原始资料全面了解中美解冻过程的宝贵机会。张曙光、周建民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American 'Wedge' Strategy,1949-1955",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eds.,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Wilmington,DE:Scholarly Resources,1989,pp.157—183；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1—80页。
(27)参见Noam Kochavi,A Conflict Perpetuated: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2002; Evelyn Goh,Constructing the U.S.Rapprochement with China,1961-1974: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张屹峰：《肯尼迪政府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历史系博士论文；双惊华：《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历史系博士论文(尤其是第5章“演变中的美国对华政策”)。
(28)关于这一中美两国在对抗的过程中产生不同于“相互信任”(mutual trust)的“相互信心”(mutual confidence)的个案研究，参见James Hershberg and Chen Jian,"Reading and Warning the Likely Enemy:China's Signals to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Vietnam in 1965",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XXVII，No.1,March 2005,pp.47—84。
(29)Jussi Hanhimaki,The Flawed Architect: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57—61; Jeremi Suri,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pp.183—184，234—235.
(30)Report by Four Chinese Marshals,"Our Views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September 17,1969,CWIHP Bulletin,No.11,Winter 1998，p.170；亦参见陈兼的有关看法，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245—249.
(31)Memorandum,Nixon-Mao Zedong Conversation,February 21,1972,in William Burr,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pp.59—65；FRUS，1969-1976，Vol.XVII，China，1969-1972，pp.677—684.
(32)"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ebruary 28,1972.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_Index/joint_communiqne_1972.html.
(33)同上。
(34)关于这一问题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Chen Jian,"Bridging Revolution and Decolonization:The 'Bandung Discourse' in China's Early Cold War Experience",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forthcoming)中的相关论述。
(35)关于“革命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向“常规国家”的蜕变，被称为革命国家的“社会化”过程。在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戴维·阿姆斯特朗(David Amstrong)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化涉及的是这样一种过程：(曾经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行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为了使自己在这一社会中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活动，行为者越来越深入地卷入现存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因而导致自己越来越能够适应并接受这一结构通常的行为规范。”参见David A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The Revolutionary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8。
(36)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Chapter 27.
(37)参见Haig to Eliot,28 January 1972,enclosing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My Talks with Chou Enlai [Zhou Enlai]",17 July1971,RG 59,Top Secret Subject-Numeric Files,1970-1972，POL 7 Kissinger，NA；又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1页。
(38)关于这一问题的展开性论述，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ter 8。
(39)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第41—42页。
(40)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6—90页。"Telegram,Cabot to State Department,23 June 1962",in FRUS,Northeast Asia,1961-1963,Vol.22,pp.273—275; Noam Kochavi,A Conflict Perpetuated: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pp.95—97.
(41)参见Haig to Eliot,28 January 1972,enclosing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My Talks with Chou Enlai [Zhou Enlai]",17 July 1971,RG 59,Top Secret Subject-Numeric Files,1970-1972,POL 7 Kissinger,NA；又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第41页。
(42)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第41—42页。
(43)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New York:Little Brown,1979,p.749.
(44)Haig to Eliot,28 January 1972,RG 59,Top Secret Subject-Numeric Files,1970-1972,POL 7 Kissinger,NA;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 Year,p.787; Wei Shiyan,"Kissinger's Second Visit to Beijing",pp.69—70.周恩来和基辛格关于台湾问题应在公报文本中如何表述的谈判，是在基辛格就美方相关立场在声明中的措辞提出下述提议后，而得以突破的：“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然而，基辛格在这里所使用的语言其实并不是出于他的原创。早在1968年3月29日，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便在一次演讲中，在谈到美国对台湾问题所应执行的政策时，便使用了极为类似的表述。参见Chen Jian's Commentary in Asian Perspective,Vol.5,No.2,Spring 2003,p.15。
(45)Kissinger and Qiao Guanhua,China's vice foreign minister and one of Zhou's main associates,were respon sible for composing the text of the communiqué.
(46)公报的原文是：“它[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47)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参见Chen Jian,"China,the Vietnam War,and the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1968-1973",in Odd Arne Westad and Sophie Quinn-Judge,eds.,The Third Indochina War:Conflict between China,Vietnam and Cambodia,1972-1979,London:Routledge,2006,pp.53—59。对北京和河内领导人来说，在处理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由两国历史上的种种恩怨而产生的阴影。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北京和河内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也存在着潜在冲突。
(48)Letter,President Carter to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30 January 1979,Brzezinski File,Box 9:China,Folder:China-President's Meeting with Deng Xiaoping,Jimmy Carter Library。
(49)一位当年曾随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对笔者讲述过他携带美国向中方提供的情报资料，专程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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